【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即“莫干山會議”，是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在這場會議中，來自全國的青年學者為即將全面展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建議，“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就是會議的突出成果之一。但遺憾的是，關于“雙軌制”的發明權一直受到爭議。今年恰逢莫干山會議召開三十周年，不妨讀一讀這篇會議親歷者還原歷史事實的文章。】

　　1984年9月初，由《經濟日報》等媒體組織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即莫干山會議)上，來自全國的青年學者為即將全面展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建議，“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就是會議的突出成果之一。鑒于北大張維迎教授多次公開聲稱他是在莫干山會上提出雙軌制思路的惟一發明者，我們作為會議的參加者(高梁也是會議籌備組的成員)，認為有必要出面，說清楚歷史事實。

　　雙軌制發明權之爭的由來

　　本來，雙軌乃至多軌多重價格，是發端于改革開放之初漸進式推進，價格放調結合的自然產物。莫干山會議不過是提出了要因勢利導，把這個有意無意的做法，變成自覺的戰略，來實現中國經濟的轉軌。

　　當時的記載和報道是，莫干山會上在價格改革問題上分為三派：調派以田源為代表;放派以張維迎為代表;華生、何家成、蔣躍、高粱、張少杰等人則提出了第三種主張——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思路，得到了會議的贊同，向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匯報，并最終為中央所采納。

　　不過，放調結合、雙軌推進的戰略從一開始推行，就遭到了相當多的責疑和批評，以致隨著改革深入和矛盾累積，在1980年代末甚至聲名狼藉，我們幾個提出雙軌制的人也自然成為大家集中批評的靶子。因此，打開1980年代的全部文獻乃至傳媒資料，只有圍繞雙軌制的論戰，沒有任何人出來爭什么發明權。

　　1990年代始雙軌制得到更全面的積極評價之后，華生倒是在回憶文章中多次指出，雙軌制其實是莫干山會議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他和相關當事人只是因為歷史的偶然和機遇，才成為符號化的代表。至于今天雙軌制發明權的所謂爭論，正如莫干山會議主報告執筆人徐景安所指出的，是張維迎在1990年代后挑起來的。

　　在1990年代張維迎出版的自己著作的作者簡介中，首次自稱“是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但由于他并沒有提供進一步的細節，人們也無從知曉他在哪里提出和論述的。因此盡管1980年代過來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們誰都沒有出來去責疑和駁斥。直到2006年張維迎在其出版的《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一書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寫成了“以價格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國務院技術研究中心出的“專家建議”上。在該文中他第一次系統提出了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他說在莫干山會議上“從一開始就形成‘調’、‘放’兩派”，田源是調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終，我的觀點說服了大多數人，會議組織者以政府領導人‘容易聽進去’的方式將我的觀點作了一些修正，向國務院提交了這次會議上提出的價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雙軌制’由此成為中國價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由于張維迎的說法與1980年代留下的文獻、記載及莫干山會議與會者的回憶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謂關于雙軌制發明權的爭論。

　　作為這個歷史的親歷者和當事人，我們一直覺得，這種事后對歷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遺憾,但雙軌制已經載入歷史，爭奪個人的發明權沒有什么意思，所以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回避對張維迎的說法作出正面的評論。

　　但是，最近在《經濟觀察報》紀念改革30年的訪談中，張維迎進一步明確說，在莫干山會上“我還講了如何通過雙軌制逐步放開價格的思路，我的發言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之前沒有人從放開市場的角度考慮價格改革問題”，說他“基本上是單槍匹馬輪番應戰”，“我現在確實想不出還有誰是放派了”。“隨著討論的進行，有越來越多的人被我說服”，“掌聲也越來越多”，稱自己是莫干山會上把市場價格作為改革目標并提出雙軌制的惟一貢獻者。這樣，當然就有人包括媒體向我們尖銳地提問，張維迎的說法與你們的回憶完全對立，不可能同時為真。如果張維迎所言屬實，那么過去所說我們幾個在莫干山會議上提出雙軌制的人，就是在撒謊和偽造歷史。因此，盡管在這種非黑即白的情況下，說清楚真相總會令有人難堪，但作為歷史的當事人已經再沒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們也只好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澄清事實真相，這既是對歷史和大眾知情權的尊重，也有助于學術研究風氣的凈化和人們對改革真實歷程的認識。

　　會議親歷者眼中的歷史

　　其實，關于莫干山會議上的情況，會議一結束代表們就已經帶到了全國各地。1980年代的媒體很少，但他們對年輕的改革者能夠影響國家決策的大事當然也不會忽略。發起組織莫干山會議的媒體之一《中國青年》雜志，于會后曾就雙軌制被中央采納發表過一篇對華生的專訪，并在1985年第4期刊發。文章詳細描述了會上華生等人如何提出和向領導匯報放調結合的雙軌制的情況，其中有這樣的表述：“圍繞價格改革，會上旗分三色，勢成鼎立”。國內權威理論期刊《經濟研究》也在會后立即約我們5人寫作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道路”一文，刊登于1985年第2期。

　　1990年代后，大家關于莫干山會議價格改革的回憶基本大同小異，如徐景安的回憶文章，談到會上有三派觀點，張維迎是放派，與雙軌制并無關系(見《領導者》雜志2008年2月刊)。具有代表性的還有會議參加者，著名的價格研究專家、現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院長李曉西教授的文章。他當時是莫干山會議上價格組討論的活躍人物，并于1987年發表過《從雙軌制到市場化》的論文，對雙軌制的利弊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議，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很有影響的意見。1999年，當時他還在國務院研究室擔任宏觀經濟研究司司長，在點評自己這篇1980年代的論文時，對當年雙軌制的產生作了一個完整的描述：“‘價格雙軌制’是1984年全國第一次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理論研討會即‘莫干山會議’提出來的。在此之前，價格管理中也有過類似規定，但形成很大影響并被推崇為經濟改革的主要思路，則是自這次會議始。在‘莫干山會議’上，有三種價格改革方式的爭論：一種主張價格以調為主，這是以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為代表;一種主張價格以放為主，這是以張維迎同志為代表;還有一種主張搞價格雙軌制，這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華生、何家成同志為代表。回過頭來看，以調為主思路趨于保守，……價格以放為主，……可能欲速不達，反導致改革失敗。多數人認同價格雙軌制的觀點。……這種思路，后來也得到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首肯。因此，價格雙軌制成為價格改革的一項重大政策出臺了。”(見《二十年觀察與思考：李曉西論文集》，1999年)。

　　莫干山會議上的三派觀點確實在主報告中被去掉一條，歸納為兩種思路，但是，被歸納和去掉的恰恰不是別人而是張維迎的觀點。這是因為會議的大多數人和組織領導者認為，放出一個自由市場價格的觀點過于激進，并不可行，而調的觀點領導已經知道，因此，在會議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匯報時，決定只派華生去匯報雙軌制思路，同時會議提交的兩個價格改革建議分別指派田源、華生起草，作為附件，并由徐景安歸納這兩個建議寫成“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作為主報告內容之一。而張勁夫同志和國務院領導很快批示肯定了放調結合的思路。對此，莫干山會議的一個重要參加和組織者，也是張維迎在莫干山會議后的工作單位即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陳一諮有很清楚的說明。

　　他回憶當年曾向國務院領導當面匯報會議情況，介紹“莫干山會議上關于價格改革的爭論最激烈。第一種意見比較激進，認為價格必須全面放開，不放開不能形成市場機制，原則上對，但具體操作性不大，提出這種意見的青年學者了解西方經濟學，但對中國實際情況了解不夠;第二種意見過于穩健，認為當前只能做價格調整，調的比價比較合理后才能進行價格改革，問題在于主觀的價格調整永遠不可能調的“合理”，調出一個價格機制來;第三種意見被會上多數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華生、張少杰、高梁為代表，認為能放開的價格必須逐步放開，以形成市場機制，放不開的價格則進行行政指令性調整，叫作放調結合，先放后調。這種辦法可以逐步擴大市場份額，使指令性計劃的原材料和產品比重逐步縮小，最后達到大部分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問題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會利用兩種價差搞投機，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見《前哨月刊》2006年5月)。所以，對莫干山會上的情況，對于這個會議所有的參加者來說，都是清清楚楚的。

　　如徐景安表示，他據實回憶了會上三派不同觀點的爭論，張維迎見文后給他這位體改所的老領導做工作，但無論張維迎如何“啟發”他，他實在回憶不出莫干山會上張維迎和放調結合、雙軌制有什么關系，無法為張維迎做證。張維迎又以知識產權為由，堅決反對徐景安公開發表他們兩個人就此進行的對話，因此他是不得已才去寫文章澄清張維迎的說法和《經濟觀察報》的相關報道。

　　奇怪的是，張維迎當時在會上和整個1980年代，從未對大家公認的說法表示異議，而到了20多年后要徹底翻當年莫干山會議的案，對我們所有這些參會者來說，聽到后不免瞠目結舌。莫干山價格討論的一個主要代表田源，在一次眾人聚會上聽說，張維迎自稱提出了雙軌制，并說服了莫干山會議上的大多數人，田源當眾發問“不可能吧?他真的這么說了?不會吧?”聽到別人肯定的答復后，田源不無諷刺地反問“他參加了莫干山會了嗎?”。

　　移花接木的原由

　　張維迎自稱提出了雙軌制，絕非空穴來風。據張維迎自己介紹，他在一直沒搬家的茅于軾老師家中，“慶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會前那份“專家建議”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價格體系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辦法用新辦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張維迎前不久剛把這篇文章掃描給了徐景安，說服徐承認他才是雙軌制的最早提出者。

　　既然現在張維迎說他早在莫干山會以前就寫文章，全面論述雙軌制，并帶著文章上山，他為什么在莫干山會上不提雙軌制?或者別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當眾宣示，讓與會者包括會后他加盟的體改所的眾多同事和領導們當場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著一個幾乎沒有人見過和聽說過的掃描文件去各處費力地說服別人呢?

　　首先，莫干山會議上進行的并不是雙軌制與單軌制的爭論，而是放和調的爭論，而張維迎是高調的市場化放派，堅決反對調。

　　本來張維迎的長文還提到一次調，說可以“或先調后放”，但這正是莫干山會上調派的思路。這樣，他到莫干山會上遇到了調派以后，就完全拋棄了自己或可以先調的含糊想法，變成了徹底的放派，與調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第三種思路，是綜合放調兩方面的意見，把放、調各作為一軌，綜合起來叫放調結合的雙軌制。

　　當時講雙軌制主要是從外放內調、兩條腿走路，雙軌推進這個動態意義上說的，并不是強調去搞計劃內外兩個價格，那樣與會者和領導根本都不會接受。實際上，很多與會者印象最深的是，當時華生比劃著手勢去說服聽眾和領導的一個有力論據，不是鼓吹去搞雙軌制價格，而是相反，說明放權讓利已經不可避免出現了多重價格，這時，因勢利導先放開計劃外價格，國家參與組織生產資料市場，可以刺激供給，從而使市價下落，同時再內調計劃價向上，使計劃內外價格靠攏和合并。正是這個因勢利導和使多價歸一的雙軌反向推進主張，最終打動了相關決策人。

　　雙軌制價格只是放調結合的戰略在實行后形成的一個過渡形態，在事后才成為一個大眾流行用語。當時在莫干山會議的主報告和領導批示中說的都是放調結合，并沒有提及雙軌制。當年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聽匯報首次聽華生提到這個詞時特別問：“雙軌制怎么講?”，華生回答:“就是價格先放后調”，張勁夫同志隨即表示了對一物多價和市場投機的疑問，華生解釋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即用“平價穩大局,市價改結構，造成短線市價平穩下浮，同時上調牌價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價歸一”(見《中國青年》雜志1985年第4期19頁)。

　　張維迎當時全力推崇自由價格和放，既反對調派，也反對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主張。由于他高調堅持市場價格的“放”這一軌，而他現在所說文章提到的雙軌制價格與放調結合的兩軌無關，當然就不可能在會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混為一談。

　　其次，張維迎的文章說價差大的生產資料價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調后放，而當時價差大的就是生產資料，所以價格雙軌制當年本來又被稱為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這個領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調，以調為主的先調和放調結合的先放后調正是莫干山會議總結的價格改革兩條思路的區別所在。

　　因此，如果僅以張維迎的文章為據，他又是在這兩種思路之間搖擺的。張維迎現在說放就是雙軌制，說明他至今也沒明白雙軌制的真正含義，也沒有明白為什么他當年高調提出的市場價格目標模式和放派主張在莫干山上被多數人否定的原因。

　　張維迎放的思路在會上沒有被采納，會后他將自己關于價格改革的主要思想總結歸納在一篇題為“關于價格改革中以放為主的思路”的文章，發表于1985年第6期的《經濟研究參考資料》，并被作為“放”派代表作選登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論文集中(《中國：發展與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這是能查到的張維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開發表的關于價格改革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張維迎通篇沒有提到放調結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這時已經變得很熱的雙軌制這個詞，去掉了他現在出示的內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雙軌制三個字的一處，改為雙軌價格，顯示他有意區分自己與莫干山會議放調結合雙軌制的界限。此后他雖然與莫干山會議的眾多參加者同在體改所，但再也不與人談這個話題，淡出了人們的視野。1980年代后期圍繞雙軌制戰略的論戰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張維迎從來沒有參與論戰，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連自己所里組織寫雙軌制的調研討論文章也不參加，沒有為雙軌制說過一句肯定的話。

　　因此，所謂張維迎帶著雙軌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轟動，張維迎的觀點說服了會議上的大多數人，1980年代他因雙軌制而被人罵了所有罵人的話，都不能不是謊言。因為當時張維迎自己就沒說他主張雙軌制，會上大多數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觀點，所有罵人的話只會出現在今天的網絡世界，根本不會出現在只有少數官方媒體的1980年代。

　　事實已經很清楚。

　　張維迎“放”的觀點在莫干山會上因過激而被拒絕之后，他心意闌珊，從此不再關心并退出了這方面的討論參與。到了1990年代以后，當俄羅斯改革的休克療法受到普遍責疑，人們重新認識中國經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贊雙軌制轉型是中國人的天才創造之后，張維迎才突然對雙軌制的發明權產生極大興趣，“非常慶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當年內部文章的原件，用此雙軌來冒充彼雙軌，宣稱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走到這一步，張維迎的做法雖然牽強附會，但也不算無中生有。就如歷史上蘇格蘭人帕特里克?馬修遠在達爾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進化論，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為《海軍用木和森林栽培》書里提出來的，之后就沒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盡管如此，后來很多人包括達爾文本人，都承認他提的最早，同時也指出，他提的很簡單，并不為人所知，對推動社會的認識未起作用。而張維迎的內部文稿提到的還不是當年莫干山會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納的放調結合雙軌制思路，只是一個類似的雙軌制價格概念，就去引導輿論認為，中國的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就是他提出來的。

　　不過，到了新世紀，隨著張維迎地位和名氣的上升，他最早提出雙軌制的說法開始有了一定影響，但他又不再滿足于或不能止步于自己僅僅是“最早提出和系統論證了雙軌制”，進而還要自圓其說去證明，既然雙軌制價格最早由他提出，他又攜文參加了莫干山會議，那就必須是他本人合乎邏輯地在莫干山上提出了雙軌制，并說服了會議的大多數人，結果他的觀點被領導采納，推動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進展。但張維迎這樣做就最終觸及了所有莫干山會議價格討論參加者的道德底線。知情者見面提及時無不愕然。

　　就象徐景安所說，走到這一步，張維迎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點失去理性。因為要證明這一點，那就必須宣布：1980年代以來原有關于莫干山會議雙軌制產生過程的有關報道、記載和回憶，都是編造和謊言;莫干山會議的參加者和組織領導者無端地把張維迎的觀點當眾移給別人;張維迎自己也眼見自己的成果當面被他人占有而在會上乃至整個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但莫干山會議的親歷者都還健在，會議的核心組織者甚至都已進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張維迎宣稱自己在莫干山會議上“單槍匹馬”作戰，以至最后成為獲得大多數人點頭鼓掌的唯一正確代表，這確實超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想像。不過和歷史上那些讓人無法理解去鋌而走險的學術造假者一樣，在令莫干山會議的親歷者陷入巨大尷尬的同時，也讓自己蒙羞。

　　應當指出，張維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會議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現在對調派的批評，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張維迎在訪談中說，他與田源等人的分歧是價格的目標模式不同，別人是計劃價格，因而用調，他主張市場價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與別人的爭論變成改革與保守的分歧。其實當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標模式上并沒有什么根本分歧，爭論的關鍵在過渡方式上。鄧小平當時提出的目標就是要理順物價，會上提出調和放都是尋找手段和途徑。田源是主張先調，但并沒有排斥以后條件成熟了放開。李劍閣在會上介紹周小川、樓繼偉的小步快調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導價過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點還是在如何過渡。

　　實際上，中國價格改革的實踐最終也證明，單純調或放的一軌，都不能完成中國價格改革復雜、漸進的過渡，正是放、調結合的雙軌并用，兩條腿走路，才走出了中國價格改革的成功之路。雙軌制概念后來有那么大的影響，就是因為人們發現，中國漸進改革中雙重體制并存和轉化期間，發展增量、調整和轉化存量是一個普遍的成功之路，是正確處理發展、改革、穩定關系的具體體現。雙軌制是概括這個增量漸進改革的很好概念。而這些早與莫干山會后就退出討論的張維迎無關，并和張維迎后來繼續主張的各種激進觀點相矛盾。張維迎現在說，沒有放就沒有雙軌制，因而放就等于雙軌制。那么沒有調能有雙軌制嗎?國家采納的就是放調結合，怎么能缺了“調”這一軌呢?張維迎現在拼命貶低和排斥調這一軌的作用，除了抬高自己以外，還因為他在莫干山后就完全脫離了中國價格改革的研討探索和實踐努力，并不真懂什么是雙軌制，以為中國價格改革就是靠一個“放”完成的。實際上，雙軌制價格只是放調結合在一個階段上難以避免的形態，雙軌制價格的過渡形態在1980年代后期曾經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和社會的強烈反彈，是靠放調結合、以放促調的雙向努力才使價格改革最終走過險灘，基本完成的。

　　應當指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經濟學家作為群體確實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任何人都不應該隨意修改歷史，夸大個人的作用。同時客觀地說，中國經濟學家自己原創性的東西有限，更多的是學習和借鑒別人的東西。在借鑒中如果結合自己的特點，有所發展，就是創新了。“從不重復別人的觀點”，實際上恐怕誰也做不到。張維迎這么多年來的各種觀點，從為錢正名，市場價格與放開，企業家的功能，資本雇用勞動的私有化邏輯等等，在西方在中國都不好說是首創吧。張維迎“稱總是直截了當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不管政府愛不愛聽。但他事隔20多年，從別人家的箱底翻出不為人知的文稿來，據此到處宣揚自己的首創和唯一貢獻，不就是因為政府采納了莫干山放調結合的建議因而影響了改革實踐了嗎?否則還有什么果實可摘呢?

　　實際上，經濟學家應當明白，真正推動社會轉型和歷史前進的是政府行為和民眾互動的實踐。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能真正科學地總結過去三十年的經驗教訓，為中國人今后三十年更偉大、更艱巨的征程，多少提供一些專業的預見性和透視力。經濟學家即使要留一些個人的痕跡，這才是可以真正無限施展的領域。

　　徐景安在文章最后對張維迎所說的話應該代表了莫干山會議親歷者的心聲，“做人和做學問，第一還是做人，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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