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完一本書，《義和團的社會表演》，看得有點郁悶。作者是路云亭，50多萬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6月第1版。作者在《后記》中說，2007年初稿，經二稿、三稿，到2014年定稿，應該花了很大的功夫。因為比較新，我以為會對義和團運動有點新研究、新觀點，便買了一本。看了前面部分便發現沒什么新東西，便以較快的速度瀏覽了一遍。即便這樣走馬觀花，也發現這本書有不少毛病。

　　第16頁，全書第一章第一段寫到，“廣義地說，義和團起事應從光緒十三年(1887年)，直隸冠縣梨園屯……”;第145頁，作者寫到：“義和拳運動始發點是山東冠縣的梨園屯……”。讀者是否有點迷惑，到底是直隸還是山東?第322頁，作者又寫到：“河北冠縣梨園屯”;第339頁，作者引用民國23年的《冠縣志》提到“河北梨園屯”;第448頁，又引用美國學者周錫瑞的文字：“冠縣位于魯西南地區，大約在濟南正西……”。直隸在歷史上有不同的指向，但在清朝，直隸特指今天的河北省。問題來了：冠縣、梨園屯到底是在河北還是在山東?

　　查現在的中國行政地圖，梨園屯的確在河北威縣，現在叫做“梨元屯鎮”，因此，直隸、河北似乎是對的。但是，很多史書都說“山東冠縣梨園屯”，這是怎么回事?因為在清朝時，現在的梨元屯當時屬于山東冠縣的行政管轄范圍，但它與山東冠縣并不交界，距離山東冠縣縣城100多里，是一塊“飛地”。在這塊飛地中，還有屬于臨清、邱縣、曲周縣、雞澤縣的小塊飛地，因為屬于山東冠縣的飛地面積最大，因此，一般稱為山東冠縣梨園屯。這種犬牙交錯的“飛地”，除了梨園屯，在清朝時還有其他地方，例如山東壽張、梁山地區也有這么一塊飛地，只是因為它“飛來飛去”都屬于山東各縣，因此不太容易搞錯。而冠縣梨園屯“飛”到了直隸(河北)，便造成很多人不明究竟的困惑和混亂。現在，經過行政區域調整，這種“飛地”現象已取消，梨元屯明確屬于河北威縣管轄。然而，對于學者來說，忽而河北、忽而山東，顯然很不嚴謹，會讓普通讀者摸不著頭腦，至少應該有一個注明吧?抑或是作者根本不知道這個曾經存在的“飛地”，憑想象行筆，寫到哪算哪?這也太不認真了吧。

　　路云亭先生的這本書大量、多次引用美國學者周錫瑞的著作，還有山東大學歷史系路遙教授關于義和團的著作。我認為，作者如果簡單通讀過周錫瑞、路遙的著作，就不會留下這種糊里糊涂的硬傷。因為，在周錫瑞和路遙的著作中，關于梨園屯飛地有明確的介紹，說它當時是“山東冠縣梨園屯”才是正確的。然而，路云亭引用二位學者的著作，居然搞不清這個“飛地”的史實，實在令人不解。

　　前文提到路云亭先生在《義和團的社會表演》一書第448頁引用了周錫瑞的文字，該引用注解指出是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第155頁。我手欠，查了一下周錫瑞的這本書，在第155頁根本沒有路云亭引用的那段文字。路云亭引用的這段文字出現在周錫瑞《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的第132頁。而且，周錫瑞這段文字描寫冠縣是在“魯西邊界地區”，路云亭的引用卻說在“魯西南地區”，周錫瑞對冠縣的方位描述是正確的，路云亭引用的方位描述顯然不對。這是一個疏忽或錯誤嗎?我不知道。因為我手邊周錫瑞著作的版本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也許路云亭引用的是另一個版本，但他沒有注明是哪個版本，所以，這種引用顯然很不嚴謹。然而，不管路云亭引用的是周錫瑞該書的哪個版本，在他引用的那段話的后面，也就在后面一頁，周錫瑞就介紹了“梨園屯飛地”的史實，路云亭如果讀過周錫瑞的書，不應該不知道，不應該把冠縣梨園屯在河北、山東之間送來送去吧?

　　路云亭《義和團的社會表演》一書的第162頁寫到：“安海是軍人，殺德國公使瓦德西本為違反國際公約的舉動……”，這個錯誤太離譜了。被殺的德國公使名叫克林德，瓦德西是克林德被殺后，派到中國來“復仇”的八國聯軍總司令。路云亭先生數易其稿，在該書《后記》中還寫到自己為寫此書“傾注了極大的心力”，對這個簡單的史實，是真搞不清楚，還是疏忽?雖然我相信是疏忽，但出版社的編輯、校對呢?這樣一個硬傷堂而皇之地印在書上，太丟人了吧?

　　路云亭先生在該書《后記》的最后寫到：“我學的是中文，并非歷史學、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科班出身”，這種自我謙虛的表述似乎可以為上述錯誤或疏忽找到一點辯解理由。該書的作者介紹寫明：路云亭“……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博士、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后，主修戲曲史與戲曲學”。那么，對于戲曲，作者應該不太會出錯吧?在《義和團的社會表演》第486頁，作者寫到：“關公戲也被稱為關戲，是專演關羽事跡的戲。以專演一人事跡而稱為戲者，在中國戲曲史上絕無僅有，即使專演孫悟空的大圣戲，其規模、品類、影響力，均不可與關戲相埒。”我是否該停一下，讓讀者自己想一想上面這段話?孫悟空不是人，將大圣戲與“專演一人事跡而稱為戲者”的“關公戲”相比較，本來就有點不倫不類，但這還是其次。全中國任何一個有點戲曲常識的農民都會發現這段話哪里不對勁，套用網絡語言：“我讀書少，你不要騙我啊!”

　　196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關羽戲集》，共收入關公戲27個，應該說不少，沒收入的還有。但即便是這樣，將“關公戲”稱為“中國戲曲史上絕無僅有”，顯然是錯誤的。中國戲曲中“專演一人事跡而稱為戲者”，至少還有“包公戲”。從歷史說，元雜劇中的“關公戲”很少，元雜劇中的“包公戲”就有11種，是已知元雜劇中最多的個人故事劇類。明代新增“包公戲”可查的有8種，清代“包公戲”有9種，晚清民初“包公戲”更是爆發式增長。即便我們沒有“關公戲”、“包公戲”全部劇目的數量比較，“包公戲”的地位即便不超過“關公戲”至少也不相上下吧?平常人說點不靠譜的話沒什么，一個“主修戲曲史與戲曲學”的博士、博士后，說出“關公戲”是“絕無僅有”這樣決然的話，實在讓人懷疑究竟有沒有研究中國戲曲史。

　　上述幾點，我是想說一個問題。做學問是好事，中國現在需要認真做學問的人，但做學問真的應該認真一點。像路云亭這本書，洋洋灑灑50多萬字，我僅快速閱覽便發現這幾處明顯的嚴重問題，不知道該書中此類問題還有多少。這樣做學問顯得很不認真，枉費了學者的稱號，也對不起購書的讀者。這本500多頁的書，定價98元啊。說實話，不值。但該書多少還有點價值，引用了不少其他著作，引文占全書的篇幅估計有三分之一。這些引文多少還有點價值。

　　路云亭《義和團的社會表演》一書對于義和團運動的基本觀點，這里不做辨析。只順便說一點我對義和團的看法。義和團形成的表面原因是與洋教的沖突，根本原因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壓榨，通過洋教，深入到中國社會底層的每一個民眾那里，中國底層民眾通過切身感受，體驗到了洋教及其背后西方列強的蠻橫對中國民眾造成的損害，從而起來反抗。對比一下，洋教進入中國很早，為何所謂“教案”大都在晚清集中爆發?在此之前即便有也不多，也沒有那么大的規模。當然，這與以前來華傳教士不多，傳教不夠普遍也有關，但不可否認還有一個原因。洋教最初進入中國，的確大致可以列入“信仰自由”的范疇，把它看成是觀念上的差異，沒什么問題。康熙時因“中國禮儀”之爭而導致禁止天主教傳播，焦點集中在文化方面。即便如此，康熙禁天主教也沒有像日本德川幕府那樣大開殺戒。鴉片戰爭后，禁教令廢除，洋人傳教士回到當初傳教的直隸東部地區，發現當地還有數千名仍信天主的老教民，梨園屯大致就位于這一地區。而“教案”在各地大量產生，便在此之后。

　　如果說鴉片戰爭之前洋教進入中國還屬于“信仰自由”的范疇，那么，鴉片戰爭之后，洋教重返中國則是與西方帝國主義緊密配合，遠遠超出了“信仰自由”的概念，成為對中國侵略、剝削、壓榨的先鋒或幫兇。因此，在過去，信奉洋教的中國教民與平民之間最多只是信仰不同，可類比為佛教、道教、回教等，但在鴉片戰爭后，教民與平民之間的不同信仰幾乎等同于利益沖突，背后是西方列強與中國國家利益的抗衡。在這種抗衡中，中國底層民眾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官府因害怕洋人而偏袒洋人，底層民眾不得不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這是義和團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

　　時隔多年，我們可以說中國底層民眾的反抗未必有效，手段、方式、目的都有值得批評的地方，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底層民眾自發的反抗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我們應該肯定他們出于自我保護的反抗意識。15世紀法國有一個少女名叫貞德，她也是帶領民眾反抗外國侵略。人們說義和團搞“降神附體”，貞德也一樣;人們說與義和團一起的“紅燈照”大都是少女、處女，貞德也一樣;人們說義和團搞很多巫術，貞德也被稱為“女巫”。為何法國后來為貞德平反，稱其為“圣女”、民族英雄，我們就不能把義和團、紅燈照“巫術”的帽子去掉?底層民眾的自發反抗與社會上層是怎樣的關系，的確是一個問題。蔑視底層民眾與膜拜底層民眾都不可取。底層民眾的反抗如果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社會上層精英就應該認識到這種意義，甚至應該加入他們，并對他們的反抗加以正確的引導。一味指責或單純鼓動都不合適。義和團運動的確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出于中國野蠻落后、西方文明先進的觀念前提而一味指責、批判義和團，顯然不夠實事求是，或者就是屁股坐歪到別人那里去了，沒有站在中國廣大民眾利益的立場上來看問題。這是我對義和團問題的一點簡單看法。以后若有機會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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