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會議結束已經幾天了,但相關的話題仍在延續。見諸媒體的,多是發言者的發言,而之后的相關討論卻不見蹤影,有些媒體干脆只發知名人士的言論。而從參加會議的現場來看,真正討論熱烈的,往往是一些分論壇上的自由討論。
例外也許是關于土地制度的分論壇上的討論。由于香港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許成鋼與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凌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柏峰的爭論,使這場分論壇上的討論成為少有的受到媒體關注的爭論現場。
凌斌生于1977年,雖然網上的一些資料仍然顯示為副教授,實際上已經晉升為教授,據說是北大法學院近十年來最年輕的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柏峰生于1980年,目前也已是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
兩人雖然年輕,但在各自的專業領域,都已有所建樹。
凌斌本專業是法學,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社會學與法律經濟學,近年來開始進入土地制度領域。他的法律經濟學專著《法治的代價》,就是對作為產權派理論基礎的科斯定理的系統批判。剛剛過去的這個暑假,他天天都在閱讀和思考各地土地流轉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試點經驗。
陳柏峰雖然年輕,但在三農問題與法律社會學領域,也算得上聲名卓著,尤其是在三農問題上,多年來堅持每年都下農村進行駐村調研,可謂腳踏實地地做學問。
因此,在當天關于土地制度的討論中,他們敢于當面反駁著名經學家的話,并不僅僅是莫干山會議的精神使然,也因為他們對自身專業水準的自信。所以在那天的討論中,他們經常會說,“你們到下面去看看,去問問農民……”
不過,媒體將當天會場的討論解讀為年輕學者挑戰學術權威,也不完全準確。因為當天的會場上,并不止凌斌與陳柏峰兩位年輕人,也有其他年輕學者參與討論,其中不乏許成鋼的觀點的支持者。
有意思的是,在現場明確表示支持許成鋼教授觀點的兩位年輕人,都有經濟學專業背景。
而有媒體在報道中提到當天的爭論時,針對凌斌與陳柏峰的發言說,“任何有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很容易看出上述青年學者經濟學基礎薄弱。不過,鑒于他是法學而非經濟學出身,而且由于對他缺乏了解,這里并不想對他的學術水平和學術態度做出評價。”
作者的論據是之前的一段討論,總結起來的意思就是,“有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知道,經濟學里評價經濟發展的唯一標準是per capita GDP 。而凌斌則認為,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于中國,因此他們的經驗并不能說明什么。陳柏峰在隨后補充說,韓國與臺灣、日本的崛起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是特定的地緣戰略環境下的產物,并不具有代表性。
這個報道中還提到,許教授當天在早到反駁后起身離場,并非出于憤怒,而是因為“連基本事實與常識都要爭論的情況下,討論無法進行”。
按這個報道作者所說,許教授“一向給人以謙遜、彬彬有禮印象”,但在這里似乎暗含了一個無須挑明的前提,即討論必須要在有許教授所說的“基本事實與常識”。
筆者愚鈍,雖然不敢自詡“有過基本經濟學訓練”,但看到這里仍然不免疑心,許教授說的“事實和常識”似乎跟我們不大一樣。
先說常識。從前面提到的這篇報道里看,作者和許教授似乎都有一個前提,即參與討論的人必須“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同意他說的常識。或者說,只有同意許教授的“常識”,才算是“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然而在經濟學界,GDP和per capita GDP都是經濟發展的衡量指標。在發展經濟學中,經濟體之間的發展水平,常常是通過GDP來進行比較。因為發展中國家的per capita GDP要在一段時間才能發生顯著變化,尤其是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和許教授所在的香港完全不是一個數量級。不知道怎么在許教授這里,就成了評價經濟體發展水平的唯一標準,甚至成了是否“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的常識。何況per capita GDP只是發展的結果,而隨著條件和其他要素的變動,這個結果自然會相應的變動,所以才有歷史上的興盛與衰落、崛起與敗亡。而我們討論問題,在看結果的同時,當然也要討論條件,也就是不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樣才能對自己有所啟發。不妨說,有些常識其實并沒有那么艱澀難懂,稍加解釋,受過基本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以明白,并不需要“有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過于強調學術訓練背景,反而讓人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感覺。
如果說經濟學的常識就是評價經濟發展水平就是只看per capita GDP ,未免讓人擔心這經濟學也太缺乏歷史感、太狹隘了些。如果只是這么比,只看同一時間點上的per capita GDP,按照經濟史家的估算,中國在工業革命之前的per capita GDP都高于歐美,這算不算是事實呢?如果算,又說明什么呢?是否說明那時的中國的土地制度就是普適通用的,他們不采取中國的制度,就發展不了呢?但后來的歷史事實眾所周知,人家并沒有采用中國的制度,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
再來說事實。陳柏峰教授在反駁許教授時提到,韓國、臺灣和日本在崛起時都有特殊的地緣政治背景。陳柏峰的意思當然是說,在當時的冷戰歷史背景下,韓國、臺灣和日本都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之下,又是戰略前沿地帶,這算不算歷史事實呢?
陳柏峰還提到了朝鮮的per capita GDP曾經在很長時期里高于韓國,但因為討論激烈,他的話沒有講完。歷史事實卻恰恰就是,朝鮮的per capita GDP曾長期高于韓國,而最后之所以一落千丈,除了蘇東體系的瓦解和冷戰格局的終結,使其失去了支撐,更重要的是,早已實現工業化的朝鮮因為受到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長期封鎖,從而無法獲得工業化生產所必須的原料。
當天晚上的討論中,許教授的其他支持者們也經常說說“經濟學認為”,以支持他們的觀點。但與陳柏峰和凌斌在發言中常常以實地調研結果得出的結論相比,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因為他們說的是應然,而對實然的情況了解太少,總不能因為經濟學認為什么樣,人類就必須怎么樣生活,生活實際不符合經濟學,就必須改變生活吧?
有三個人先后在發言中提到,“有恒產者有恒心”,但這似乎并不是經濟學的常識,甚至違反經濟學的常識:權利使用常常存在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而且,“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推理不出“無恒產者無恒心”。實際上,這句話的完整版本是“無恒產者無恒心,惟士為能”,意思是說,還是有人無恒產而有恒心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做不到,只不過在古代一般認為,只有士君子才做到而已。
有人舉例說,因為土地沒有私有化,所以農民的房子都不好好蓋。這就更加不成立了。農民的房子質量不好,這是事實,但這不等于他們主觀上不想蓋好,更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土地產權,只是他們受制于經濟條件罷了。因此,陳柏峰立刻反駁說,今年我父親在農村老家剛蓋了房子,用了二十萬元,怎么能說是沒有好好蓋呢?
前文的報道說,許教授之所以討論私有化的問題,是因為他認為土地必須私有化,這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而年輕學者之所以不討論,并不是因為不認同這個目標,而是因為現在決策層無意這么作,討論也沒有意義。但當天晚上的討論中,原浙江省發改委副主任劉亭在發言中說,他也認為土地權利實際上是一個權利束,雖然土地產權沒有完全私有化,但這并未影響農民的經營積極性。至于作者說,有年輕學者私下也承認,私有化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標,至少從持續兩天幾乎沒有間斷的討論看,這并不是這次討論的核心問題,核心始終是經營權流轉、土地收益分配、宅基地能否流轉等更為技術性、操作性也更強的問題。
還有人提到,只有私有化了才能進行交易,凌斌則用成都和重慶等試點土地流轉的情況予以反駁。他說,并不是因為沒有私有化,所以農民才不交易,在這些試驗區,如果沒有政府引導乃至強制性措施,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也并不強烈。很多地方的土地流轉反而是在政府和集體的組織協調下才會如此順暢。這是供求關系在起作用。只要供大于求,沒有私有化,一樣會發生土地流轉。三十年來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就是在集體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實現了土地流轉。
最后,還要補充一點。許教授是中途加入到討論中來。此前已經形成了慣例,每個人輪流發言。但許教授到來后,盡管主持人一再解釋,仍然堅持可以隨時插話。出于尊重,大家最終同意按照新的規則進行討論。這才有了后來所謂青年學者“插話”的一幕。而許教授似乎只能接受自己插話,接受不了別人插自己的話。他也從未正面回答青年學者的追問。當凌斌問他所講事實和結論之間的因果關系,他開始追問凌斌的學歷。當陳柏峰提出反例,他又顧左右而言他。對了,他還在發言中提到,亞當·斯密說工業革命源自英國的土地私有制。然而工業革命萌芽于十八世紀末,興盛于十九世紀中期,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完成于1773年,發表于1776年,也完全沒有論及工業革命和土地制度的關系。這應該也可以算是“經濟學的常識和事實”之一吧?
這些其實都不需要什么深刻的經濟學理論,只要回到簡單的常識即可,或者盡可能多地走訪農村進行調研,都可以得出更正確的結論。舍此不取,卻一定要指責反對自己的一方不懂經濟學,一方面可以看出自己不夠自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經濟學并非萬能,用經濟學解釋一切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經濟學帝國主義正在頹敗。
是的,三十年前的中國,改革才剛起步,剛被引介到中國來的西方經濟學一時成為顯學,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年輕人。在這三十年的改革中,經濟學研究的貢獻也無人否認。但同樣不能否認的是,就是在這三十年間,某些經濟學理論被一部分人反復宣揚,幾乎成了不可置疑的神圣教條。而且,某些教條也造成了嚴重的后果,比如醫療改革,曾以市場化為導向,但最終仍然選擇了放棄市場化導向。每當提到這些的時候,經濟學家不僅沒有反思,反而總會用“中國還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這樣蒼白無力的辯解來搪塞。
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三十年前的莫干山會議上的思想解放需要打破當時的教條,那么今天的莫干山會議如果重揚思想解放的旗幟,需要打破的教條中,也包括這三十年來新形成的理論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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