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史蒂夫·科恩教授于2011年11月在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舉行的“多元化經濟學學會國際聯合會”第三次年會上的演講文稿。科恩教授是美國諾克斯學院經濟學系教授，先后畢業于阿默斯特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和麻省大學，他曾經是美國進步經濟學會指導委員會成員，著有《重構宏觀經濟學》，近年來在美國教授《當代中國經濟》等課程。

　　從科恩教授所寫的這份報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經濟學教育發展到今天這樣的格局，決不是一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樣，是經濟學理論自由競爭的結果。

　　Ⅰ 引言

　　概覽 本文討論了1978年開始的市場化導向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學思想的演變過程，并著重研究了中國大學中經濟學教育的變化。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經濟學教育的主流已經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向了西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指新古典經濟學)。本文記錄了這種轉變并探究了它產生的原因。

　　本文應用托馬斯·庫恩的范式理論的話語，分析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團體如何產生并最終取代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團體，并進而在中國被視作經濟問題專家與權威的過程。本文強調，這種轉變涉及在某種框架意義上的新的“可見”與“不可見”的方式。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通常所暗示的不同，中國學生學會的不止是如何使用一套分析工具，他們還戴上了一副新的偏光眼鏡，未經思考辨別就透過它認識世界。

　　本文依據 盡管1978年后經濟政策的轉變已經被廣泛地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經濟理論的轉變，尤其是在大學的經濟學教學方面。這是一種不幸的局面，因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政策要基于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對于經濟事務的理解。本文旨在填補這種空白。本文研究了“經濟學”這一名詞如何在中國演變為僅被用某些特定方式理解的過程。因此，本文是一篇“知識社會學”的論文，探究了當代中國關于經濟學的學術性思考及其在社會中的反響的發展脈絡。

　　提綱 本文有五部分和兩個附錄。第一部分是全文概述。第二部分詳述了新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主要區別。第三部分闡釋了國內外因素的影響是如何塑造了中國的經濟學的教育。第四部分分析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的歷史。這種分析也指出了一條分析經濟事件、經濟理論和經濟學教育共同演化的途徑。第五部分介紹了中國經濟學教學的現狀。附錄一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非主流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不同現狀，把對目前中國大學經濟學教育的分析加以分解并單獨討論。附錄二是為了進行訪談而制定的問卷。本文的研究范圍很大，因此有些歷史階段可能會有所疏漏。

　　對消息來源和研究方法的說明 本文基于兩個主要的消息來源。第一是已有文獻和會議發言記錄，它們將會以通常的方式用腳注標明。第二是2011年春夏季節，我在美國、北京、上海和杭州與中美學者進行的一系列正式訪談和非正式討論，這些談話的部分內容將不會在記錄中予以公開。

　　我從這次“實地調研”中學到的經驗之一就是：至少在最初階段，比起可以定量地進行辯護的結論，訪談的方法能為未來的研究更好地提供直觀印象和問題。因此，我在本文當中提供的許多發現都是初步的，需要將來進一步的確證和大家的批評指正。

　　Ⅱ 經濟學流派的拓撲結構

　　在中國，指代新古典經濟學的術語的變遷史，就揭示著其作為一個范式的地位變化。在1978年以前，新古典經濟學通常被稱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之初，它被改稱為“西方經濟學”。在1983年左右，“現代經濟學”一詞取代了“西方經濟學”。(鄒至莊2000，P52)現在，新古典經濟學通常就被視作整個經濟學。

　　進一步確切地定義“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等術語在中國的含義，是很有好處的。但是很不幸，這項工作沒有看上去那么簡單。當我們說起“西方經濟學”的時候，我們是指弗里德曼和哈耶克，還是指凱恩斯和斯蒂格利茨?他們在中國都很流行。當我們說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時，我們是指《資本論》和蘇聯的五年計劃，還是毛澤東的全民動員和蔣一葦的企業民主思想?或者說，究竟存不存在這樣一些根本特征，讓我們可以把所有西方經濟學、經濟學家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濟學家區分開呢?

　　我認為在探究這些問題的時候，有必要引入一個修改版的區分方法。這一方法由林(1981)引入并由羅伯特·徐(1991)詳細闡釋。他們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為兩大分支：診斷型經濟學和功能型經濟學。他們將診斷型經濟學定義為一種意識形態活動，注重的是解釋某一具體問題與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和社會主義建設目標之間的聯系;功能型經濟學則被定義為一種強調解決公共政策問題的實踐活動，通常與經濟計劃相關。診斷型經濟學以其高度抽象、哲學化的論證為特征，而功能型經濟學會運用更多的定量分析技術，比如計量經濟學和投入-產出分析，去分析經驗數據并提供現實建議。

　　通過運用一個與徐、林的分類有幾分相似的分類方法(基于“話語”與“潛話語”的區別)，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都希望能把二者狹義的技術層面與它們更廣義的哲學層面區分開來。[①]我還想介紹經濟學分析的另一個流派，即“非主流經濟學”。每個經濟學流派或者范式的“話語”是關于一個經濟體怎樣運行的正規理論。就西方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而言，其“話語”包括一般均衡理論等抽象理論，以及住房的需求價格彈性研究一類的經驗分析。相似地，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言，“話語”通常包括勞動價值論等抽象理論，以及投入產出表一類的定量規劃模型。

　　解釋我提到的“潛話語”的意味可能需要略費筆墨。[②]在一定程度上，潛話語包括了林和徐所說的“診斷型經濟學”的哲學取向，但在范圍上要更廣一些。潛話語支撐著正式的、表面的話語。潛話語規定了起點(不可證明的基本假設)和預期終點(這套理論將被運用于何處)。話語中無處不滲透著潛話語。正是潛話語賦予了經濟學書籍和經濟理論以活力，將索然無味的因果邏輯變成了關于人類行為的實踐和道德計算。潛話語建立在不可證明并通常心照不宣的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假定的基礎上，比如對于人性的假定。潛話語反映了經濟學家關于什么是重要而值得研究的問題、課題的信念。潛話語影響著從經濟學入門教科書到研究生課程中探討的話題。它決定了怎樣把復雜的觀點加以簡化，以使其能夠被初學者理解。很多簡化的(但是不實事求是的)假定在入門教科書(或是學術文章，等等)中被接受了，只要其分析使“基礎性”的敘述“正確”。至于什么算得上“基礎性”與“正確”，那當然是一個范式性的判斷并且通常反映出這個范式的潛話語。

　　潛話語時而明顯時而含蓄，經常需要進行一場學術討論才能被梳理清楚。它在大眾導向的著作中更為明顯，但是即使在這樣的著作中，大量的潛話語依然不甚顯著。下面我們列出了一些西方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的潛話語，它們與我們對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討論相關。我們從西方-新古典經濟學開始，其主要的潛話語傾向是把資本家組織的經濟活動合法化。

　　新古典經濟學

　　認識論(經濟知識的性質) 西方經濟學是一套科學理論，宣稱自己基于類似現代物理學一般的信念。數學是科學的基礎語言，因此數學也應該成為經濟學的共同語言。

　　本體論(存在的性質) 不存在一個叫做“社會”的獨立實體，有的只是個人。經濟學應該研究個人如何做出選擇，以及不同的制度(比如市場)，如何把他們加總。這叫做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MI)。這套理論會使新古典經濟學家要求所有經濟理論都要具有微觀基礎，也要求將口味與偏好視作獨立的外生性變量。

　　人性 西方經濟學提出“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理性的自利人的假定。大多數人被假定為具有無厭足的消費欲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經濟學并不關注人的口味與偏好的由來(盡管它傾向于默認欲望的無厭足性能夠反映人的本性)。競爭性市場可以使個人的自利行為為公共利益服務。資本主義至少部分地是成功的，因為它在順應人性的情況下有效組織了經濟活動。

　　經濟學對提升人類福祉的貢獻 經濟理論的使命在于理解并推進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因為兩者都為人類的幸福奠定了基石，也為許多社會問題提供了解決辦法。由于對經濟增長有所貢獻，市場的許多負面后果，諸如不平等或經濟權力的集中，都是可以容忍的。

　　市場 市場的結果反映了自由選擇與自由生產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使各方的福利在交易中都增進了。市場總體上是能夠自發調節的，通常能自動找到使供需平衡的價格，并且當經濟擴張需要社會變革時，市場能刺激制度創新。

　　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基本角色是保證競爭性市場的合理秩序(比如界定私有產權)并在競爭性市場不能有效運轉的領域適當介入。第三個可能的角色涉及到解決公平問題，但是這一使命要受限于為提高效率和促進增長提供激勵。

　　社會經濟的選擇 別無選擇。前蘇聯的崩潰和鄧小平改革前的中國的困境表明，社會主義以及其他平等主義和計劃的經濟模式無法正常運轉。整個20世紀的教訓就是“讓資本主義市場發揮作用”。證明自己市場干預的合理性總是政府的責任。

　　無論任何問題，其答案一定是經濟增長，而其推動器就是“自由市場”。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潛話語與新古典經濟學在某些地方極為相似，但是在更多地方則分歧明顯。

　　認識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一套科學理論，宣稱自己基于類似現代物理學一般的信念。數學并不具備特殊地位。歷史分析的方法被頻繁使用。

　　本體論經濟學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研究個人行為，因為現實邏輯是，個人的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經濟分析應當成為一個更宏觀的社會制度再生產邏輯的一部分。[③]這就是整體論(Holism)。在研究現代社會系統時，歷史唯物主義通常是最受偏愛的整體論方法。[④]這種方法刻畫了微觀行為的宏觀基礎。

　　人性與西方經濟學通常認為的相比，經濟活動更少涉及“天性的”的個人行動，而更多涉及社會化地形成的行動。

　　經濟學對提升人類福祉的貢獻 與新古典經濟學類似，理解和促進經濟發展享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這僅僅是過程而非目的。對于經濟的理解的終極目的是使向社會主義過渡成為可能，并提升人類福祉。

　　市場 必須把對市場的研究置于對包孕它的社會制度的分析之中。盡管市場是一種非常有用的社會體制，但是它并不能滿足人類的全部需要。市場既提供自由的選擇機會，也使你被迫做出選擇;市場既有實現自我調節的時候，也有失靈的情況。市場同樣對文化以及社會的其它部分的結構有很強的反作用。一個好的社會必須認真思考市場應當扮演的恰當角色。

　　社會經濟的選擇 未來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野蠻。資本主義就像一輛自行車：它只有在運動中才能實現穩定。資本主義的巨大成功在于它使永不間斷的資本積累和經濟擴張成為可能，并將其強制推行下去。這個過程本身中不具有任何內在的限制性規則，并最終會引爆與經濟緊密相關的環境極限。在短期里，資本主義經濟應當被置于一個社會管理的制度之下，以滿足人類需要并確保可持續發展;在長期中，為了人類生存的持續，資本主義應當被取代。

　　本文將著重研究浸透在中國經濟理論和中國經濟學教學中的潛話語是如何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轉向新古典經濟學的。我們將看到這種轉變的證據以及它怎樣發生。我們將把變遷著的經濟分析方法與變遷著的公共政策的聯系起來，并對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加以闡釋。

　　非主流經濟學

　　我在這里要介紹第三個流派，它在某種程度上介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這兩大流派之間，它在西方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它包括(舊)制度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激進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社會經濟學等范式。它們都共同地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和一般均衡理論，但是反對的方式卻又各自不同。非主流經濟學的潛話語如下：

　　認識論 經濟分析是在一定范式下進行的。它總是透過鏡片來看待問題。因此，不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的分析，都包含著比它們承認的要多的“主觀的”或是形式化的內容。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需要有智力上的謙虛和面對不同觀點的開放心態。從數學模型到人類學者的田野調查，再到行為實驗，各種方法都應當為經濟學所運用。但是現狀的天平已經過多地偏向對數學的形式化使用以及以簡潔的名義而被過度簡化的前提假設。

　　本體論 經濟學應當在一個社會再生產的制度框架下，既研究社會再生產的邏輯，又研究個體行為的邏輯。經濟學既應該研究制度，又應該研究個人。

　　人性 對經濟研究來說，“經濟人”假設是一個過于狹窄的心理學基礎。對于文化、風俗、習慣、互惠的傾向、恐懼和模仿等因素的影響，我們需要投諸更多的關注。

　　經濟學對提升人類福祉的貢獻 經濟增長與人類福祉之間的關系，要比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通常暗示的復雜得多，而且這種聯系在發達經濟體中已經被大大削弱。公平、環境以及非市場經濟(如家庭經濟)在經濟分析中應當被給予更多的關注，而在新古典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中，相較于市場效率和經濟增長，這些東西的價值經常被錯誤地低估。

　　市場 必須把對市場的研究置于對包孕它的社會制度的分析之中。所有的市場都是不同的，對它們的研究必須建立在各自具體的特點之上。盡管在做很多決策時市場都是一個極為有效的機制，但在組織某些社會互動時市場機制并不合宜。

　　社會經濟的選擇 非主流經濟學并不對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宣誓效忠，而是抱著博采眾長、兼容并蓄和不斷實驗的精神。它推崇在物質進步的同時，也把“生活質量”(其定義與人均GDP模糊地相關又有著獨立性)、可持續性與公平等因素放在重要位置。

　　說明性的非主流話語 非主流經濟學傾向于成為一個比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更為多樣化的思想流派。新古典經濟學(從弗里德曼這樣的自由主義者到保羅·克魯格曼這樣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歐內斯特·曼德爾這樣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到理查德·沃爾夫這樣的后現代馬克思主義者)內部都有相當顯著的派別，而非主流經濟學的分布甚至還要更為寬廣。因此，下面提到的非主流經濟學理論的例子只是對個別方法的說明，而非闡述它們的共同理念。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從大型企業的特征進行的對于現代經濟的分析，說明了制度主義的分析對于非主流經濟學的重要性;海曼·明斯基對于金融市場上的羊群效應的分析說明了非主流經濟學中人對于不確定性的情緒反應的重要性;E.F.舒馬赫對于大規模經濟的后果的關注和托斯丹·邦德·凡勃倫在衡量市場產出的最優點時對于社會地位競爭因素的影響的考慮，都說明了非主流經濟學對于福祉的意義的關注。

　　鹿死誰手：幾種互相競爭的范式與它們的潛話語的影響

　　經濟學范式之間的爭論，實質就是要在怎樣的框架下進行經濟論述。這是對構建經濟模型的最基本假設的爭論：經濟體的最重要的目標是什么?經濟學要回答什么問題?應該用怎樣的隱喻來代表經濟活動過程?怎樣的簡化和反常現象是能夠容忍的?這些辯論是先于分析的。

　　新古典主義思想的影響 新古典主義范式的模型反映著古典自由主義的遺產。他們把“經濟人”(理性的自利人)假設作為起點，并以把GDP作為衡量人類福祉的指標最大化作為終點。雖然摻雜著一些對市場失靈和公平問題的深入關注，但是其模型還是傾向于得出簡單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結論。對作為社會制度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討論，在新古典主義的著作中被控制在最低限度。[⑤]

　　當然，最大的例外就是米爾頓·弗里德曼。他的正式理論是建立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I)的基礎上的，但是他的經濟學著作卻充滿了關于經濟政策對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響的整體論的看法。就像撒切爾夫人一樣，弗里德曼宣稱“不存在叫做社會的東西”(即只有個人的存在)。盡管如此，他又同時宣稱，一個建立在財產權、公司法人團體和促進市場發展的制度上的經濟體，能夠創造一個有著民主、自由和支持這些文化的和諧社會。因此，弗里德曼與其他方法論個人主義理論家們一直在呼喚屬于他們自己的含蓄的整體理論。他們聲稱資本主義能夠創造出一種更有吸引力的社會和生活方式。其實這樣做也無可厚非，但是他們應該承認這些是整體論的觀點，進而直面挑戰和辯論。

　　任何關于經濟模型所依賴的基礎假設的嚴肅討論，總是為弗里德曼和大多數新古典經濟學家頑固地拒絕。[⑥]他們認為只有模型的預測才是有意義的，而非其前提假定——對一個聲稱在做出選擇時總應當充分利用一切信息的流派來說，這樣的姿態無疑相當奇怪。而考慮到他們在重大問題上鮮有成功的預測，還曾因為把預測失敗歸咎于無法進行控制變量實驗而有過一段臭名昭著的艱難時期，這種姿態就更為奇怪了。

　　綜上所述，中國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邏輯結構、社會網絡和實際存在的(de facto)社會理論已經堅決而持續地(甚至有點草率地)傾向于將中國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改革推向自由放任。

　　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致力于提出一套既能促進經濟增長又同時能為通向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鋪平道路的理論。天平兩端的兩個目標(社會主義與增長)的重量搖擺不定。在正統馬克思主義時期(比如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五年計劃)，促進經濟增長越來越受到關注。在毛主義時期，更多的注意力則投向了培養社會主義覺悟。

　　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理論不同的最終目標(社會主義與經濟增長)和對于現實的不同假設，使兩個陣營的理論家將注意力放在了不同的問題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研究國有企業被感知到的低效率，將社會主義描述為商品市場上的“短缺經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則研究“產業后備軍”的艱辛，將資本主義描述為“勞動剩余經濟”。

　　盡管由于尚未閱讀足夠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我在作此論斷時并無十足信心，但是我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確實有這樣的印象：它傾向于強調哲學的、定性的分析多于經驗的、定量的分析。這種特征描述(和潛在的批評)可能有點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沒有做過新古典經濟學家做過的那種市場研究，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做經驗分析的工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也曾為制定經濟計劃而構建過投入-產出模型，也曾對經濟體的不同部門做過詳細的制度分析。盡管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的多重目標(研究經濟結果及其在社會發展方面更巨大的反作用)可能會導致他們對于企業管理者面臨的成本最小化問題，沒有像新古典經濟學家那樣給以太多的關注。

　　從根本上講，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始終明確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并且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而言其將經濟討論置于了一個更為寬廣的社會語境中。

　　Ⅲ 塑造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因素

　　這一部分被分成兩小部分。3.1節討論促使中國大學采用新古典經濟學教育的國內因素。3.2節討論促進新古典主義擴張的國外影響因素。本文的第四部分則給出了關于在中國新古典經濟學如何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的歷史描述。

　　3.1 1978年后新古典經濟學流行的國內原因

　　有9個主要的國內因素與1978年后新古典經濟學愈發受到歡迎的趨勢相關：(1)中國經濟中一些遺留的長期問題要求引入新的分析方法;(2)西方經濟學家被認為在處理市場經濟方面具有更好的專業知識，中國知識分子也渴望與西方經濟學家一樣參與國際性的經濟學探討;(3)一些在1949年革命前曾在西方接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中國老經濟學家渴望能與西方同仁們重建學術聯系;(4)中國民眾對于如同價格與利潤等市場術語的越發熟稔使剩余價值和矛盾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術語顯得過于矯揉造作;(5)新古典主義理論借用數學形式而使自己的外表顯得極為科學;(6)中國的經濟學學者和學生們渴望去美國學習/或者在外企中工作;(7)在中國，新古典主義的訓練被外資企業視作價值觀上不再抑制商業的標志;(8)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馬克思主義聲望下降;(9)新古典經濟學的可信賴的親市場的思想迎合了中國共產黨內的市場化的擁護者。下面的討論將對上述現象更詳細地逐一說明。

　　1) 尋找新策略來解決遺留問題

　　中國經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臨的經濟問題使中國人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趣逐漸增加。對此，本文的第四部分給出了歷史的敘述。

　　2) 治理市場經濟上西方專家的可信賴性

　　1978年12月在共產黨決定采用更多的市場機制的決策之后，似乎對很多中國政府領導人、地方經濟決策者和學生來說，聆聽西方經濟學專家的教誨、學習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成為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從更廣的跨度上看，這種觀點一直持續到現在。正如一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者告訴我：“盡管西方經濟學家竭力捍衛剝削，但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經濟增長，因此我們也可以向西方的經濟體學習”，所以也要向西方經濟學家學習。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邀請美國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CSCPRC)贊助一次由許多聲名顯赫的美國經濟學家組成的代表團來中國旅行，來規劃未來的經濟學交流。此代表團的報告指出，中國人對于獲取當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興趣濃厚。中國人尤其對計量經濟學技術、公共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就與提升企業效率有關的部分而言)感興趣，或許還包括關于貿易與經濟計劃的西方理論。[⑦]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幾乎所有中國大學的經濟學家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絕大部分而言，僅有在1949年之前受過學術訓練的人仔仔細細地學習過西方經濟學。當他們退休之后，就鮮有人能夠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提出有足夠見地的評價了。這個真空最終被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贊美之詞填滿了。

　　世界銀行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的變化史，說明了1978年12月以后中國最高領導人從西方專家那里獲取經濟建議的毫不衰減的興趣。北京在1980年再度加入世界銀行。在改革的頭十年里，世行的建議被中國的領導人十分熱心地采納，世行1981年對于中國經濟的千頁評估書和接下來的1985年的進一步研究被廣泛地傳達，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一些高級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參與了幾次世行組織的會議，比如1982年的討論東歐經濟改革的“莫干山會議”和1985年討論宏觀經濟學以及計劃與市場之間關系的“巴山輪會議”。世行在關于中國經濟學教育的討論中下了大力氣，尤其是1986和1987年的課程改革。如趙紫陽和朱镕基這樣的中國關鍵領導人似乎對于世行的研究和建議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⑧]

　　許多關于80年代中國政府內部對經濟政策的探討的歷史文獻都表明，通貨膨脹差不多始終是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擔憂的頭等大事。這種優先考慮可能反映了對于40年代末國民黨政府瀕臨倒臺時的惡性通貨膨脹的致命效應的記憶，也反映了當代中國對于通貨膨脹的政治敏感性。無論是毛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的脈搏總是被定義成這樣一種循環：經濟擴張，通脹壓力，收縮性的抑通脹政策，新一輪擴張，更大的通脹壓力，更進一步的收縮，如此循環往復。中國領導人，尤其是趙紫陽和朱镕基，似乎相信新古典主義的方法論和計量經濟學技術在理解和應對通脹時會特別有用。(鄒至莊 1988,9-11，Bottelier 2006,21)世行通過參與對1993年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和在中國的會議的贊助來回應了中國領導人的這些憂慮。兩個會議中的后者使中國制定了當面臨全國性的通脹壓力時，應當控制地方上信貸創造能力的政策。(Bottelier 2006, 17-25)[⑨]

　　對面臨著某些實際規劃問題的中國的計劃制訂者們而言，新古典經濟學的某些方面可能也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對于幾乎沒受過什么社會理論訓練的線性規劃人員來說，從馬克思主義轉向新古典主義或許是一件頗為容易的事。高級計量經濟學可能也被認為對很多領域的經濟學家都可能非常有用。

　　中國的學術研究和大學基礎設施在文革中受到破壞和削弱，余波之一可能便是導致了某些領導層人員對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的開放態度。對于大學的破壞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尤其具有毀滅性。[⑩]我們將在后文中看到，西方經濟分析技術總是帶進來更廣的意識形態的弦外之音。

　　3) 經過西方經濟學訓練的老教授們的復興運動：將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相聯系

　　在西方，1980年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代表團從中國返回后稱：“有一大批四五十年代在美國的大學里學習的中國經濟學家，他們有著獨特的緊迫感，去更新與西方知識的聯系，去重拾學術理論，去幫助培養年輕一代的經濟學人才…”雅各布森和奧克森伯格指出，“這個年齡段的中國經濟學家們積極促進中國成為世界銀行的活躍會員。”[11]幾年以后，鄒至莊評論道：“從1984年開始…發生了一場復興，即那些五十年代中期曾在西方接受過經濟學訓練的老一輩經濟學家們研究興趣的復興。”(鄒至莊 1994,114)

　　4) 用市場理論去解釋市場經驗的現象在增加

　　和我交流過的人當中，有幾個人指出，日常生活中用的詞語越來越多涉及到市場經驗，而運用價值、剩余價值、矛盾等概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似乎越來越像一門偽科學。像供給和需求這樣的與西方經濟學相關的概念在解釋短期市場運行時的實用性，更加強了這個趨勢。這幾點為人們進一步接受新古典經濟學構建的更加復雜而難以立刻接受的思想掃清了障礙。[12]

　　現在這個趨勢仍在繼續發展。我對當代中國大學文化的印象是，新古典經濟學被認為是有經驗基礎的，以實踐為導向的，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基于哲學，以意識形態為導向。[13]

　　5) 數學語言的吸引力

　　當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學習經濟學時，他們的比較優勢在于數學，而在英語技能上他們相對不足，因此他們集中于數理經濟學的研究。在專攻計量經濟學和數學建模后，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在這方面教學和出版著作，并在回國時為這部分經濟學內容制定了規范。

　　更重要的是，數學語言給了新古典經濟學一個非政治化的、科學的外表，這讓人易于相信它。數學語言吸引人的原因部分在于它與文化大革命中高度政治化的、反智主義的詭辯辭藻截然相反。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數學工具的主流地位得到了維持。這得到了中國主要學術刊物的審稿人和學術機構的肯定。舉個例子，要想在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刊物(《經濟研究》)上發表不大量依靠計量經濟學的文章，是十分困難的。[14]在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和商學院的院長本科都是數學專業畢業的。在更高層次的政府機構，很多中國現任政治領導人都是工程學出身的技術官僚。新古典經濟學與工程學模型之間表面的相似性，在他們看來或許相當具有吸引力。

　　關于中國經濟學界的“數學拜物教”，1995年宋龍祥的博士學位論文體現的再清楚不過了。[15]他寫道：

　　“詹姆斯·布坎南，諾貝爾獎獲得者，寫道：經濟學家能從數學那兒學到的就是‘語言’。保羅·薩繆爾森，另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更加深刻地提出：數學本身就是語言。”(2)

　　“…從二戰開始的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不斷增長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量嚴密的數學和統計學工具的應用。”(24)

　　“相比中國經濟學家對數學的抵觸，[16]主流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使用很多高級數學工具，如現代邏輯學、拓撲學、線性動態規劃以及博弈論。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從二戰開始的對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不斷增長的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量嚴密的數學和統計學工具的應用。”(156-157)

　　6) 在西方學習的興趣(特別是美國)

　　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經濟學學生對赴美留學有了濃厚興趣。美國經濟學研究生學位對在中國的名牌大學獲得教職是非常有用的(也幾乎是硬性要求)。美國文憑在進入外資公司工作時也很管用。在美國經濟學教育領域，幾乎所有的入學考試以及課程都要求參與者接受過新古典主義的訓練。

　　7) 對就業市場的考慮

　　與我交流過的幾個人描述了普通的中國大學生們，特別是經濟學專業的大學生：他們一心追求財富。很多中國學生似乎相信，學習新古典經濟學能幫助他們在中國公司中謀求一個好的工作。傳統上，中國高中生在進入大學時要選擇一門主修課程(或者至少一個學院，如經濟學院或商學院)。這種安排趨向于加強實用主義的、職業導向的教學方式。

　　學習新古典經濟學或許的確可以幫助學生獲得薪水相對較高的工作，但是這種聯系可能不像大多數學生相信的那樣必然。與我交流過的一位教授認為，學生們在他們的商務工作中很少應用課堂上學到的經濟學知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西方經濟學)。他認為，雇主把掌握新古典經濟學作為一種篩選機制，用來測試申請者們一般學習能力和對商業價值觀的認同，而不是把經濟學學位當作對技能掌握程度的證明。

　　為了平衡這個印象，我試圖在中國大學生身上尋找與物質自利相反的理想主義色彩。邁克爾·桑德爾有關倫理學的校園演講在中國的流行表明，他們也許還保留著對這一主題的興趣。(弗里德曼，2011)不幸的是，我的中文水平不足以理解這一現象。我認為，學生們對社會正義問題的興趣，將趨向于增加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的興趣。在中國已經出現了“新左派”，但是與我交流過的經濟學家中，幾乎沒有人認為新左派對經濟學院系和經濟學學生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位受訪者認為，對非新古典經濟學的探索在博客上將比在經濟學課堂上更加活躍。他希望互聯網引領更多元化的經濟討論。

　　8) 對文化大革命的強烈抵制

　　對于一些中國學者和社會團體來說，西方經濟學代表著與過去的決裂，與文化大革命這一實踐的決裂。正如在一些傳統社會成為基督徒一樣，西方經濟學代表著身份的改變，意味著“與時俱進”。市場的“新音樂”，在學術界中就變了“現代性”的回聲。

　　9) 對親市場派的有用性

　　也許，在中國推動新古典經濟學擴張的最強大力量，就是察覺到它在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的政治斗爭中是一件有力武器的中國領導人。正如接下來3.2節所寫的，中國領導人經常通過高調宣傳與保守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會面，來傳遞他們對“市場化”的支持的信號。最值得注意的兩次著名會議就是中國最高領導人分別于1988年和1993年接見米爾頓·弗里德曼。這種四兩撥千斤的做法被后來的私有化的支持者們故伎重施，他們利用WTO的“成員條款”來削弱國有企業的地位。

　　3.2 在中國推進新古典經濟學的國外影響

　　影響來源至少有四個外部因素積極地推動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的擴張：(1)如同早期的西方傳教士一樣，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EA)和(2)幾個西方基金會希望與中國的同仁分享他們對真理的認識;(3)世界銀行和其它國際機構也相似地希望與中國決策者共用同一種表達話語，并且(4)西方政府和國外投資者希望在中國發展一種經濟學理論，該理論能與他們對互惠互利的觀念相適應。盡管這些國外影響都是被國外利益所驅動，它們中的大部分還是受到了中國的歡迎。諾頓·惠勒將這一現象稱為“被邀請的影響”。[17]

　　1) 美國經濟學會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會在使中國轉向新古典經濟學的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調動了西方學術機構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威望，取得了為中國政府扮演專家顧問的角色。它還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中國的經濟學專業。

　　有很多經濟學家與美國經濟學會的行動有關，而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鄒至莊在中國出生并長大。[18]他在1955年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在那兒他曾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生。他在1981年到1994年間主持美國經濟學會的中國經濟學交流事務委員會。他在1985年到1994年也曾是中國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美國委員會的聯執主席，該委員會由福特基金會創建，為美國經濟學會在中國的活動提供關鍵性資金支持。[19]

　　1979年，中國社科院作為東道主接待了來訪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代表團，中美經濟學界的重要對話由此重新開啟。美國方面的訪問安排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協調。在訪問期間討論的主題有：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挑戰，大學經濟學課程，經濟學教科書，以及中國經濟研究組織。未來中美之間經濟學家互訪的計劃也被制定了出來。計劃小組的成員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和美國經濟學會指定。(CSCPRC 1980, p. 3)。美國代表團特意要求美國經濟學會參與。(p, 8)

　　在八十年代初，美國經濟學會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在中國幫助開展了一系列的研討班和巡回講座。[20]其中特別重要的就是在1984到1986年由鄒至莊教授組織，教育部協辦的夏季系列研討會。(鄒至莊 1994, 40)這個研討會的設計旨在向中國經濟學家介紹新古典經濟學的各個領域，而重點是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研討會由中國經濟學家和最優秀的中國經濟學學生參加，共50到100人。這些學生為了獲得研討會的參加權，經歷了兩輪復雜的篩選過程。在1984年的研討會結束時，鄒至莊與國家主席趙紫陽進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會面，他認為這“表明中國官方認同現代經濟學。”[21]

　　鄒至莊教授和美國經濟學會最重要的創舉，可能就是建立了把中國優秀本科畢業生輸送到美國完成博士學位的項目。這個項目于1985年至1998年間運行，而該項目的畢業生最終重新定義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鄒至莊 2002 358-359)鄒至莊設計的選拔流程明顯偏向于那些擁有自然科學、數學或工學背景的學生。(鄒至莊 2000, p. 53)兩個資格考試考查數學技能和對一本經濟學教材的掌握，這本關于中國經濟的教材是鄒至莊教授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編寫的。[22]

　　1985年，由福特基金出巨資建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美國委員會。 (鄒至莊 1988, p. 7)。委員會由鄒至莊和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珀金斯任主席。除了資助中國學生參加留美博士項目以外，這個委員會還舉辦夏季研討會，資助集中學習新古典經濟學的為期一年的研究生訓練中心，為中國教授提供訪問學者項目，以及一些研究項目。

　　在1984年5月，鄒至莊與一些想要建立一個中國青年經濟學家團體的學生們見了面。這次會面在梁衡家舉行。梁衡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這本書是關于文化大革命中恐怖事件的第一手資料。隨后的1985年的會議有50多名學習經濟、管理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的中國學生參加，建立了中國青年經濟學家學會(后更名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鄒至莊 1988, p. 11 )到1990年這個組織已有擁有300名成員、每年一次的會議以及一份刊物(《中國經濟評論》)。它成為了美國社會科學聯合會的一部分，而美國社會科學聯合會是由美國經濟學會在1992年創立的一個組織，并在每年的美國經濟學會會議上組織學術研討會。我參加過幾次美國經濟學會的會議，一次是在2011年1月在丹佛舉行，另一次在2011年6月在北京舉行。盡管很難描述一大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似乎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尤深。

　　2) 西方的基金會和智庫

　　對于基金會在中國的活動，我尚未做詳細的研究，所以我樂于接受它們在中國經濟學教育領域的活動的信息。目前為止，我發現的在中國推動新古典經濟學的基金會有以下幾個：福特基金會和美國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IPE)。我懷疑洛克菲勒基金會和朝圣山學社可能也對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的擴張有所貢獻。與這些基金會一起發揮作用的還有其他許多基金會，這些基金會支持國際留學生在美國進行研究生學習，以及全球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一些團體如加圖研究所(CATO)[23]和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贊助了與中國經濟學家的聯席會議和討論，這些討論推動了對新古典主義問題的分析。亞洲基金會資助了中國學者訪問美國，并建立了圖書和專業期刊圖書館。[24]斯隆基金會，盧斯基金會，一些基督教組織以及美國政府也支持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經濟學。也許最大的資金資源來自于美國大學提供的獎學金。美國政府也出資在大連建立了一個管理培訓學校。

　　以下關于我所強調的兩個基金會的討論，是為了描繪這些基金會在傳播“植入式知識”時所扮演的角色。我使用這個詞來代指依附、根植在更大的概念框架上的功能性信息。一個關于植入式知識的經典例子就是通過閱讀宗教典籍獲得的寫作技巧。在經濟學界，一個例子便是使用新古典主義的話語和潛話語解釋的計量方法。

　　福特基金會 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指出：“福特基金會…有意識地推動對中國的經濟成功至關重要的領域的發展，對其“開放”政策做出了貢獻。”(蘭普頓等 1986, 79)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該基金會與鄒至莊和其他美國經濟學會的經濟學家緊密合作。該基金會也是以下項目的主要資助人：鄒至莊夏季新古典主義經濟研討會(1984—1986)，80年代在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年期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生課程，赴美學習經濟學的博士生獎學金，以及中美經濟學家間的合作研究。[25]福特基金會也在農業經濟學方面資助了一些研究和培訓。(美國國家科學院研究)[26]

　　和鄒至莊一樣，德懷特·珀金斯是由福特基金會提供資金支持的中國經濟教育與研究美國委員會的聯執主席(CEERC)， (鄒至莊 2000, 53)他描述了博士生獎學金項目的目標。我全部引用了這部分內容，因為他的評論表明了援助項目背后的“理性建筑術”(architectonic)式的動機。

　　對于這些現代經濟學訓練方面的努力，最初的理念是：

　　“它們將使中國畢業生準備好到國外，主要是在美國的大學，接受嚴格的研究生課程的訓練。這方面的主要項目是每年訓練經濟學研究生，規模從最初的50人擴大到后來的100人，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后來確實都到美國繼續深造了。我們相信，這些學生一般要在美國花5到6年的時間，然后回國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到了90年代初期，我們期望每年能有50到100名經濟學博士回到中國。如果當中能有三分之一回到名牌大學從事教學工作，這些名牌大學的經濟學項目將會迅速發生轉變。這種轉變一旦發生，它們將進一步影響那些一般院校。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進程中，中國的經濟學教學將會被這些受過西方經濟學訓練年輕人軍團統治。他們進入決策層的時間則需要更多的時間，主要是因為進入決策層的人大都有一頭灰白的頭發，至少在80年代的中國是如此的。”(珀金斯 1999)

　　盡管中國博士生一開始對回國缺乏積極性使這一進程有所延后，最終這個項目還是如設計的那樣發揮作用了。美國國家科學院有關美中教育交流的研究表明了類似的成功：

　　“部分是因為不斷增長的學術交流，部分是因為中國比過去更易獲取西方的出版物，從7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了解不斷增加……中國的學術期刊現在登載的文章經常使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計量或線性規劃方法。西方經濟學家們發現，中國的同行們在研究技術和前沿方向上與西方日益兼容。從長遠角度看，這個發展趨勢將使中西學術交流更有成效。”(蘭普頓等. 1986, 147)

　　美國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IPE) CIPE與美國經濟學會的經濟學家和福特基金會在幾個“植入式”經濟學教育項目里有合作。此中心的內部通訊(Economic Reform Today: Number Four 1999)寫道：

　　“中國政府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構成了市場化改革的特殊障礙。關于私有企業和私有化的公開討論在傳統上是被禁止的，便是其表現。盡管有政治氣候的挑戰，私人組織和智庫基金已經成功在過去幾年中組織了一些活動，并在國際私人企業中心的支持和合作下，借此推動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CIPE在中國推動市場經濟的第一個合作伙伴就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CES在中國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它向數以千計的學生傳授關于市場的經濟學，并且影響了許多高級政策制定者。CES的活動對在中國建立新的私人團體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最近幾年中，CIPE開始資助一些新的機構，如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有了全國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of Democracy)的資金支持，CIPE與CES在中國的8個項目上展開合作，這些項目在塑造政府官員和政策制定者對私企的認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并重新促進在國外接受教育的中國經濟學家回國。”

　　這份報告列舉了CIPE支持CES的其它活動，包括贊助關于市場經濟和商業管理書籍以及經濟學會議。對于CES的一些旨在讓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經濟學者回國的項目，CIPE予以了支持，這可能是CIPE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擴張最重要的貢獻。正如以上提及的，盡管鄒至莊-美國經濟學會-福特基金會項目已取得了成功——這個基金會旨在吸引最優秀最聰明的、有數學頭腦的學生赴美留學——但幾乎沒幾個人選擇回國。在一份對CES的回顧中——CIPE要據此決定是否繼續對CES提供資金支持——德懷特·珀金斯總結道：

　　“……來美國攻讀經濟學博士的中國學生并沒有回國。一度……有約300名中國學生在美國，他們要么已經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要么即將獲得。這300人中，當時只有一個人回到了中國任教或進入政府機關、學術機構工作。正因為如此，CES曾經只是一個嘗試著適應美國生活的年輕中國經濟學者的小俱樂部，而現在，它離這個角色開始有點遠了。CES逐漸變成了一個主要目的是讓中國經濟學者對中國現狀保持了解的組織……CIPE支持CES舉行的會議雖不是造成這一趨勢的唯一媒介，但確實是最關鍵的媒介。CES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創造的聯系網絡，則促進了這一過程……在我看來，如果CIPE迄今對CES的資助沒有用來干別的，只創造了一種讓二三十個經濟學家回國的氛圍，那錢花得才算是值得的。”(珀金斯 1999a, 2-4)

　　珀金斯接下來討論了由CIPE資助、CES主辦的有關市場經濟改革的會議對中國市場取向改革的正面但難以估量的影響。然后，他推薦通過CES的渠道，支持那些像加圖研究所或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那樣具有保守的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機構。他寫道：

　　“我所設想的研究院和智庫，是像CCER[下面馬上會加以介紹]和天則研究所這樣的……CES將繼續成為這方面努力的協作者。出于政治敏感性的考慮， CES也可能發揮這樣一種作用：讓大部分資金，包括為一些中國機構的活動準備的資金，通過它的渠道來流動。”(珀金斯 1999a, 10)

　　田國強的職業生涯展示了這些由CIPE和其它西方基金會資助的項目和專業軌跡。田國強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獲得了數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因為他在經濟學領域的研究，他在1986到87年獲得了艾爾弗雷德·P·斯隆博士生獎學金。在1992年，他接受了國際私人企業中心的78000美元贊助，項目的名稱為“中國現代經濟學教育項目”。他在至少十年間也得到了每年5000美元的資助，這筆資助來源于德州農工大學私人企業研究中心(Texas A&M Private Enterprise Research Center)。

　　田國強著述頗豐。他已經是美國華人人文社科教授協會主席，也是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主席，最近又成為了上海財經大學的經濟學院院長。(http://econweb.tamu.edu/common/ files/cv/gtiancv.pdf, accessed Oct 29, 2011)他已經利用他作為院長的便利在學院內強力推廣新古典經濟學。

　　由于CCER和天則研究所的活動很好地體現了西方基金會在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思想演變方面的間接影響，這里將它們的歷史概述如下：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CCER如CES一樣，在為中國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創造學術共同體方面十分活躍。正如下面將詳述的那樣，CCER已經培養了研究生，組織了重要的會議，編寫了一系列的教科書，出版了一種重要期刊，維護著一個數字網絡，還網羅了一批研究人員。1994年，CCER于北京大學創立，它得到了福特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啟動資金和后續捐贈。(林 2005, 5)至少到2000年為止，它仍繼續從這些組織處接受可觀的資金支持。(諾頓 2002, p. 629)CCER由1994年的6名成員發展為2005年的27個成員，并在2002年被諾頓認為是中國最重要的獨立智庫(629)。這個中心是林毅夫智慧的產物。CCER折射出林毅夫 “有中國特色”的芝加哥大學風格。[27]林毅夫在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28]這個中心也留下了另一位共同創始人張維迎的痕跡。張維迎深受奧地利學派的影響，并且以批評凱恩斯主義而聞名。2010年前，他是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院長。[29]

　　CCER被設計為中國經濟學界內部自覺的散發著美國光芒的指明燈。2005年，中心26名成員中的24位擁有美國經濟學博士學位，其他兩人的博士學位來源于英國和日本。中心也被設計為促進中國市場化改革，而且“在建立之初就參與了中國幾乎每一個政策討論……” (林 2005, 8-9)

　　在教學領域，CCER提供經濟學輔修、主修、碩士和博士學位，2005年時有2500名學生修讀這些專業。教員們已編寫了14種經濟學、管理學教材(林 2005, 8)。教員們也被授權 “按照美國模式，尤其是芝加哥模式”重新設計北大的經濟學課程。[30]

　　CCER為來自其它大學的教員們提供經濟學和管理學的高級培訓項目。2005年，它成為了中國國際MBA項目第一名(根據《財富》雜志的排名)(林 2005, 7) ，還與香港大學共同進行一個排名靠前的金融碩士項目(同上，7))它也發起了針對女性經濟學教員和中國內陸地區教員的特別培訓項目。

　　CCER試圖通過對記者和政府官員進行特殊的經濟學培訓，來影響公眾對于經濟政策的討論(同上，9)。正如林毅夫解釋的那樣：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公眾輿論在塑造中國改革和未來發展方向上起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記者們是塑造公眾輿論的關鍵。從1999年起，CCER與《財經》雜志——中國一本頂尖的半月刊雜志——聯合設立了10項助學金，專門資助杰出的經濟和財經的記者、編輯來CCER學習。助學金提供三個月精心裁剪過的經濟、管理和深層次財經新聞課程。”(同上,2005, 11)[31]

　　在這塊研究領域中，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已經創作出版了超過70本書。從1994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包括AER在內的頂尖的新古典經濟學期刊中發表過49篇文章(8)。此研究中心還創辦了一個同類的期刊(《中國經濟學季刊》)，還有《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濟論文集》(研究生項目)和一份針對公共政策的新聞通訊。據說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網站2005年每天的訪問量高達22,000次。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其他機構中的經濟學家一直維持著積極的互動關系。譬如，世界銀行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贊助了一個訪問學者的項目，解決了到CCER訪學人員的住房問題。在匯豐銀行的資助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贊助北大開辦起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演說。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資助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又主辦有關美國-中國-全球經濟課題的年度會議(13)。自2001年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贊助了中國經濟學年會，并且宣稱這項年會“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學家們最大規模的盛會”(13)。

　　從聲譽與作用來看，有著“最好最聰明”的光環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成功，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已成為中國的新儒教，至少在經濟思想方面的確如此。就像林毅夫所說，“起初，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只有兩間很小的辦公室……現在，它坐落于一個美麗、寬敞的皇家園林……這種改善……反映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持續發展。”(5)

　　天則研究所 天則研究所在茅于軾的指導下于1993年創辦。用諾頓的話說，它“一貫是對自由化的積極鼓吹者”(諾頓 2002,630)。它“不僅與許多國際私人機構有著合作的關系，例如國際私營企業中心(CIPE)、福特基金會、奧爾頓瓊斯基金會、中美總商會、國際經濟研究所(IIE)等等;而且還與不少國際公共機構有著合作關系，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天則網站)。

　　國外對中國新自由主義智庫的支持看起來相當廣泛。2009年胡佛研究所的《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報道：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已經從諸如福特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等國外基金會和國際組織中獲得了可觀的財政支持，而且這并非個例。中國其他的許多研究所和智庫也已接受了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基金會的支持……為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與國際規范接軌所付出的長達二十年努力，現在終于開花結果……以‘中國經濟學家50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CCIE為代表的‘海龜’新興智庫，構成了一次重要的發展……定期(來自海外深造的)歸國人員推動了經濟學、管理學領域的研究議程和研究手段的形成……也是中國知識界和政策討論的領袖(李 2009,16-18)。[32]

　　3)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3]

　　之前已經提到過，世界銀行對中國經濟思想的直接影響始于1980年，即中國表示它對重新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感興趣之后。這項決定是中國領導層更宏觀的決定——更多參與世界貿易——的一小部分。[34]

　　對中國加入世界銀行的討論是在最高層次進行的，以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鄧小平的會晤為標志。作為更多貸款的前提，世界銀行要求對中國經濟進行大規模調查研究以便評定中國的發展需求。這項研究似乎受到了北京的歡迎，也得到了中國研究人員廣泛、積極的參與，其中就包括后來的總理朱镕基。[35]最后世界銀行上百億美元的貸款也使得中國成為了世行資助的最大接受者。[36]

　　這份1000頁的研究成果被翻譯成漢語，并被指定為經濟學教員必讀文獻(鮑泰利,2006,7)。它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在書店內可以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購買到。世行在中國的首席代表彼得·鮑泰利(1993-1997)把對西方經濟分析著作的限制放松看作是一次出版業的“突破”(鮑泰利 2006,7)。[37]這份報告為中國的經濟討論創造了一個新的話語體系。以此為開端，中國經濟學家開始參與全球性的新古典經濟學討論。[38]1985年的另一項重要研究產生了相似的效果。(鮑泰利 2006,9-10)。[39]1993年，一份由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撰寫、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長達8頁的對中國宏觀經濟狀況進行分析的文章被送到時任副總理后來成為總理的朱镕基手上。(B-22-23)。1995年3月，世行派出一個研究小組到中國研究中國的國有企業(SOEs)。這個小組建議允許外企進入，令其在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領域與國有企業展開競爭，以引入對國有企業的市場約束。(王 2011,457)。這項研究似乎獲得了政府要員的支持，為決策圈中私有化的支持者提供了更多的彈藥。[40]1997年在世行贊助舉行的研討會上，即將就任總理的朱镕基曾保證，“加大能源、通信等基礎工業和銀行等服務業的開放力度”。(王 2011,459)

　　從1981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開始，在中國成為其最大貸款者過程中，世行資助了一大批中國的發展項目。(鮑泰利 2006,3,15)[41]世行還通過以下贊助來設定關于中國發展的討論的基調：(1)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所;(2)為高級經濟學家在牛津大學設置的很有影響力的一年期培訓項目;(3)一個與中國經濟學家積極協作的研究方案(包括對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支持)[42];(4)一項積極的中文經濟學著作出版項目;(5)諸多經濟學會議。(Lim 2005,103-105)[43]這些活動的中國參與者中的許多人都成為了日后在中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贊助了一些類似的活動，企圖把西方經濟思想注入中國經濟學界，但力度略遜一籌。雅各布森和奧克森伯格寫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中國自1985年的活動包括……開始了一個出版IMF資料的計劃(當時在中國境內傳播)……數量眾多IMF專家前往中國授課，許多中國青年參加在華盛頓舉辦的研討會和課程學習……1982年的一次展望世界經濟的會議……(122)一項技術援助計劃……評估由中國人民銀行已用和可用的貨幣工具……1986年在中國開展的探討宏觀經濟學、管理學、增長和國際貨幣基金角色的重要學術報告會(124)，還有1989年幫助中國抑制通脹的重大行動”。(125-126)

　　世行還在中國的大學中協助建立經濟學機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世行已經同意為中國的教育界安排總計超過10億美元的貸款和現金支持，但是這些資金大部分是用于科學技術項目。(蘭普頓 1986,243)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項由世行委托的研究指出了中國教育界的經濟學教科書和大學經濟學課程中存在的不足。[44]結果，國家教育委員會批準在大學開設的課程中增設更多的新古典經濟學課程，同時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編寫與美國所使用的教科書類似的經濟學教材。(鄒至莊 2000,53;鄒至莊 1994,50-51)

　　許多觀察者聲稱中國在與世界銀行合作時維護了自身的智力獨立性。我所接觸到的世行對這段關系的歷史描述，還是尊重了中國尋找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的愿望和能力的。世行在公開批評中國的問題上一直比較謹慎，沒有像IMF直接呼吁結構性調整(即在拉丁美洲實施的一套新自由主義政策，譯者注)。改革基本上踏著的是中國韻律，而非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激烈鼓點。另一方面，支撐著世界銀行的想象力的理論話語體系，或者更廣義地說，新古典經濟學，顯然已經滲透到了中國的經濟思想當中。2008年CCER主任林毅夫被世界銀行任命為首席經濟學家時，故事便圓滿了。另一個在美國學習過的中國經濟學家朱民則在2011年成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副總裁。

　　4) 外國政府和商業的影響

　　美國政府的政策同樣支持了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的擴張。比較明顯的手法有為教育交流提供財政支持，鼓勵世界銀行努力推進新古典的分析，[45]為中國的學術會議提供資金，支持西方式商業教育，比如說支持大連的一所管理培訓學校(珀金斯，Sept.1999)。研究美國國務院的文件以查看他們是否存在明顯的努力在中國提高新自由主義理念的影響是饒有趣味的，方法之一便是分析美國之音當中涉及學術的報道——該電臺從20世界40年代起就活躍于中國了。

　　我不會驚奇于發現美聯儲對中國貨幣理論和央行政策產生的重大影響，后者明顯帶有貨幣主義傾向。美聯儲的影響是通過間接的途徑起作用，例如研究生助學金，邀請中國銀行系統的代表團赴美考察，以及聯儲前雇員回訪中國，等等。研究聯儲是否有更正式的針對中國受眾的項目，是十分有趣的。在美國，美聯儲擁有一個龐大的研究和公關項目。免費的聯儲出版物充塞著全美各個經濟學教研機構的書架。舉例來說，我們的大學經濟系共用室里，至少陳列著8份聯儲的期刊。根據我的了解，這些分析一邊倒地是新古典主義的，并向貨幣主義傾斜。[46]

　　我并沒有做過太多有關商業活動對中國經濟學教育影響的研究。潛在的影響渠道可能包括向經濟學和商業會議、智庫、大學院系等提供資金支持。許多學術經濟學家熱衷于商業咨詢工作或者直接參與創辦企業。作為改革和外資流入的直接后果，會說英語的傾向于商業的合伙人極其短缺。鄒至莊表示“……好的經濟學家在咨詢方面也做得很好……”(2000,59)。我的訪談表明，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成為了富有的新公司合伙人。這可能構成支持私有化的誘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經常聲討中國的管理層私有化和權貴資本主義，但在關鍵問題上，他們又好像十分愿意犧牲民主來追求更高程度的私有化(王 2003,63)。

　　Ⅳ 教育變革的歷史背景：

　　經濟實踐、經濟理論和經濟學教育的共同演變

　　4.1 1978年到1989年的歷史條件 [47]

　　孕育著中國經濟學教育重組的政治經濟背景，打上了兩個重大問題的烙印。一是要從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經濟、教育方面的破壞中恢復;二是解決困擾中國經濟數十年的長期問題。經濟問題中最主要的有農業產出增長緩慢、大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低效以及隱性失業。

　　文化大革命中受影響最大的部門之一便是高等教育。[48]知識分子備受打擊，大學長時間關閉，社會科學的研究基本停滯。(邁斯納 1999,p.368)[49]經濟學教育僅限于對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死記硬背(同上 p.268)。文化大革命還破壞了用于經濟計劃的經濟信息和行政管理系統。[50]最終填補這片空白的是新古典經濟學。

　　文化大革命中最緊張的階段隨著60年代末軍隊的干預和重建秩序而告一段落。毛在1976年的逝世和“四人幫”的粉碎不久就為新的經濟和學術事業提供了舞臺。毛的直接繼承人，華國鋒，計劃通過積極引進外國技術重新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當原本以為石油收入可以支付進口貨物的預期沒能實現時，這些計劃也失敗了。鄧小平將著手進行修復工作。

　　經濟改革前的中國經濟的表現，實際上遠好于用來描述市場化改革影響的“黑夜與白晝”的隱喻。1949年到1978年，成功與失誤并存。毛時代主要的成就有：工業產出年均11.3%的增長率，(1952-1977)[51]現代軍事科技的進步(噴氣式飛機，原子彈，彈道導彈，軌道衛星)，成功的土地改革，基礎設施的大幅度改善，高度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識字率的巨大提升，預期壽命延長了一倍，[52]一個初步的醫療衛生、教育和養老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個階段同樣存在一些重大的經濟失誤。在這30年的進程里，社會剩余沒能有效地(這種無效有時甚至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用于推進中國的工業化。結果，農民和工人的人均收入增長極少。[53]農業產出嚴重滯后于工業產出，勉強跟上人口的增長(自1952年至1978年2.3%對2.0%)。[54]農業的瓶頸常常制約著國民經濟增長。不充分就業(隱性失業)突出，小規模的腐敗，一些部門科技停滯，還有周期性的經濟混亂時刻。大多數觀察者認為經濟管理不善是大躍進時期的“大量死亡”的原因之一。中國經濟數據資料和宏觀經濟統計相當薄弱，這也使得決策者有時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考慮到這些背景，早期的改革目標定為：(1)終結文化大革命，重塑政府形象，挽回人民支持;(2)重建并提高經濟計劃的能力;(3)增加農業產出;(4)提高大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5)促進就業。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學家中流傳著許多針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有趣的是，實際上這些討論的所有參與者都仍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致力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認為挑戰在于如何進一步改善社會主義，而非怎樣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

　　在1977年和1978年，中國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重建中央計劃系統，包括信息采集和行政權威兩方面。這意味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內部的轉變。這項運動遠離了毛主義的放權和全民動員的政策，回到正統的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因為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五年計劃中對經濟的協調就貫徹了這種思想。除此之外，毛的直接繼承人，華國鋒，打算大量引進西方科技以促進農業機械化，打破農業瓶頸。[55]就像先前提到過的，這些計劃在石油預期收入不能滿足購買這些必需的外國資本品時徹底失敗。中國亦缺乏必要的能夠用于啟動加速工業化策略的基礎設施。

　　最后選擇的道路實際上是由鄧小平和陳云共同制定的退一步的計劃，而他們恰恰是非毛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在1949年到1979年期間，中國經濟決策者往往在經濟困難時臨時加大市場和物質激勵的作用。在革命(1949年到1952年)之后和大躍進的經濟失敗后的20世紀60年代早期，如果這樣做是有合理性的。類似但更為大膽的嘗試自1978年12月開始。

　　與之前一樣，農戶自留地的最大規模從可耕地的5%增長到15%，在非管制的集市上出售農副產品的行為也被給予了更大的自由。文化大革命依賴道德激勵增進產出，此時已被依賴更多的物質激勵取代。中央計劃的制定者大幅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同時降低了出售給農民的生產資料的價格。他們還同意給農民超出征購任務的農業產量支付更高的價格。[56]

　　除了在農業投入和產出價格上的轉變之外，鄧還鼓勵在農業政策上進行基于當地實際的實踐。在1979年和1980年，一些公社試驗了新的組織農業生產的方式。這個方法就是允許個體戶在公社中承包一部分土地。如果滿足了公社的征糧任務，作為獎勵，個體戶可以耕種他們認為合適的土地。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這項制度就叫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HRS)。它再次將家庭農耕引入中國并得到迅速傳播。中國領導層很快決定不僅允許農業的重新組織，而且要求在全國推廣。到1983年，事實上所有的公社都解散了，公社資產重新分給了農戶。

　　盡管在絕大多數地區，這種重組受到了農民的熱烈歡迎，但一些經營良好的、經濟上成功的公社仍然傾向于保留生產的整體結構。這個決定的一個原因是想要充分利用大規模機器生產所帶來的大規模經濟，而一些公社已經購得這樣的機器。可是國家并不允許。

　　人們對于接下來發生了什么沒多少爭議，而對為什么會發生則各執一詞。農業產出大幅增長，自1978年到1984年增長了33%有余。(諾頓 2007,89)對此的主流的解釋——也是許多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認可的解釋——是市場激勵在發揮著它的魔力。這的確是事實的一部分，但后來證明中國經濟計劃者在很長一段時間建立起了一套新的農業生產體系。后者是基于：(1)新的“綠色革命”——對大量施肥反應更明顯的種子;(2)化肥產能增加;(3)灌溉面積增加。完整的系統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投入使用。例如，中國的化肥產量從1976年到1980年翻了一倍。(諾頓 1995,61)

　　撇開原因不談，農業產出的猛增帶來了一系列積極的影響。它消除了農業瓶頸，增加了為工業供給食品和農業原料的能力，如說紡織業所需的棉花。它使農村地區的收入得到增長，可能超過150%，(1978-1984)這也在一夜之間創造出了一個生活消費品和輕工業品的市場。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同時造成了產出的增長和農業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這使得一些人可以從農業轉向輕工業和生活消費品生產。而后者在當地政府指導下發展為鄉鎮企業(TVEs)。在1978年到1996年之間，鄉鎮企業雇傭的勞動力從兩千八百萬增長到一億三千五百萬，同時鄉鎮企業的增加值從1978年占GDP的份額不足6%增長到了1996年的26%。(諾頓 2007,p.274)鄉鎮企業在吸納就業方面的成功促使中國領導人擴大市場化。

　　這個時期內開始的其他一些市場導向性政策也使新的投資從內地轉到沿海(貿易增長呈現出地區間的不平等，沿海地區經濟迅速發展)，拓寬國際貿易，還建立了經濟特區。最初的四個經濟特區(SEZs)(1979-1980)是為了吸引外資，尤其是海外華人的投資。[57]在許多方面經濟特區類似于出口加工地區。他們為向外企購買的投入提供再出口免稅、優惠的稅率，對于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補貼。諾頓把經濟特區定位為進行市場機制試驗的實驗室，包括深圳的工資激勵制度。(諾頓 2007,408)其他人(例如邁斯納 1999, 哈特蘭茨貝格和伯克特 2004)則強調經濟特區的自由放任主義以及在勞動力市場反工會的傾向。(邁斯納 1999,457)這兩種觀點都暗示了經濟特區被當作一種渠道，使西方科技、管理技術以及經濟思想流入中國。

　　經濟特區的發展開始時并不快，外資流入得很慢，基礎設施的建設相當昂貴，特區似乎加重了腐敗和走私問題。(諾頓 2007,406-410)。盡管有這些不足，鄧在1984年重申了對經濟特區的支持，還劃定了14處新的口岸。(諾頓 2007,409)

　　大型國有企業(SOEs)構成的重工業部門中，也開始了更深入的市場試驗。目標是使這些企業朝著利潤最大化生產演進。公司也被允許保留一部分利潤額作為獎金，企業自主決定投資項目。他們還被允許在規定的配額產出水平之上以高于計劃價格的市場價格出售商品。

　　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在從過去的計劃經濟繼承下來的總的價格系統下，鼓勵企業最小化成本的激勵結構顯得十分困難。用來激勵工人的獎金和其他措施的作用日益衰減。(諾頓 1995,Ch.3)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中工人自我管理的策略也并沒有表現出多大效果。(同上 1995,108)

　　一系列的簡短而不成功的試驗之后，國有企業在改革的第一階段的大多數時期，尤其是在艱難的1978年到1989年之間，繼續運行于受保護的泡沫中。從1984年到1989年，他們維持了但并未增加計劃內的購銷任務，因為價格較低。1985年以后，新雇傭的國有企業工人不再有永久就業的保證。(哈特蘭茨貝格和伯克特, 2004,47)。在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著低成本生產商的競爭，不得不減少工人福利。

　　為了抓住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市場機遇，許多企業試圖增加產出水平，許多地方政府試圖保證這些企業有足夠的貸款來增加產出。結果便是貸款的擴大，過剩需求涌現，從而帶來通貨膨脹壓力，以及勞動力市場的緊張。通貨膨脹率在1949年到1976年穩定在年均0.5%的水平后，(邁斯納 1999,470)，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了上升，1986年達到6.5%，1987年7.3%，1988年和1989年18%。許多群體的工資增長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包括國有企業的工人，他們感到絕對的社會契約關系遭到侵犯。事情在1989年的6月份走向了頂點，學生們為爭取更多的民主而抗議，而對通貨膨脹、腐敗、持續擴大的社會不公心懷憤怒的工人則支援了他們的行動。這種結合就是一包炸藥，最終導致了天安門廣場的武力鎮壓。經濟改革陷入短暫停滯，經濟轉型的第一回合就此告一段落。

　　4.2 1976年到1989年中國經濟學家的討論

　　關于如何應對20世紀70年代后期的中國經濟局勢，有四個主要派別。第一派是陳云的方案，重建50年代的中央計劃體系，適度放寬小企業組成的市場部門作為補充。陳還傾向于把一些用于重工業投資的資源轉為對農業和輕工業生活消費品的投資。陳用籠中之鳥的比喻來說明需要維持對市場的控制的觀點。這一派通常被西方媒體指為“保守派”。[58]

　　另外一批經濟學家則重點強調應給予企業更多的“自主權”，而非強調增加中央計劃的控制。孫冶方和胡喬木就一直是這種策略的倡導者。[59]自主權意味著可以更多地在不同變量上做決定，包括投入選擇與勞動報酬率，同時還可以更多地保留利潤，也要更多地對損失負責。這是為了鼓勵對微觀水平的經濟效率給予更多的關注。[60]這個目標推動了許多改革。農村地區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城市地區的經營責任制(即承包制，譯者注)是兩個重要的體現。這項策略的許多內容也包含在雙軌定價系統內，在雙軌定價系統中，超過計劃產出的部分能以高于計劃的價格(常常接近市場價格)出售，并且收入由生產者享有。

　　自治派又進一步分為兩個子群。第一個由諸如蔣一葦和董輔礽等經濟學家構成的群體，強調工人自治和工業民主的好處。第二個群體則強調產生于企業利潤最大化下的效率改進，而不管是誰獲得了這種改進的收益(工人，經理，或是股東)。在中國被譽為“厲股份”的厲以寧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者。當然還有新制度(科斯)經濟學的中國追隨者，例如張五常。我訪談過的人中有一些表示張五常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第三批中國經濟學家支持一攬子互相配合的市場改革，與前兩種觀點相比，他們更強調解除價格管制。吳敬璉便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個重要人物。[61]中國的許多西方經濟學教授贊成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如果經濟效率產生于經濟行為人對自身利益的獨立追求，那么市場定價則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合理的。此前提到的第二和第三批就都引用了東歐國家的文獻，尤其是布魯斯、希克、蘭格、科爾內等經濟學家的成果。

　　據推斷也有第四組認為應該沿用毛主義經濟政策，他們偏向于采取道德激勵而非物質激勵來動員群眾，并且他們注重培養社會主義覺悟和習慣而不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最大化。然而，在四人幫被逮捕后，對這種觀點的公開支持就自我噤聲了。

　　諾頓(1995)認為，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學家忙于調整意識形態而非實務。他說道，這些經濟學家把精力集中在了論證與毛主義相左的經濟政策的合理性，尤其是一些用以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政策。(諾頓1995，98-99)。尼娜·哈爾彭則強調，改革更多地是依靠實踐摸索，而非按照理論設計進行。(哈爾彭 1985，1003-5)然而最終還是囊括了諸多學派的鄧小平思想最終明確了要采取的戰略和方針。他提出了兩個主要目標：(1)堅持共產黨執政(2)經濟增長。在鄧小平的思想中有一種緊迫感，他擔心中國會在技術上進一步落后于西方。

　　在經濟方面。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不是一個理論家。我的意思是，他的本能就是實施能夠解決眼前的問題的政策，然而他沒能把這些政策放到一個綜合的理論框架中。他當然有一些能讓他對經濟進行思考的總體想法。他首先假設經濟發展應該是制定經濟政策時的最優先事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諾頓2007，p. 99)他又進一步假設中國經濟加速增長需要增加對市場機制的利用。雖然他聲稱這一觀點是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并且需要遵循以往的經驗，但在他執政后這似乎變成了一種信仰。例如，盡管開始的試驗結果令人沮喪，他在1984年仍堅持經濟特區的政策不動搖。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在1983年時曾迅速拋棄集體農業，轉而支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鑒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小資產階級思想在農民階級中的發展中向來十分擔心，鄧小平堅持建設經濟特區尤其讓人驚奇。[62]

　　鄧小平對經濟和市場的看法并沒有受到一個處于霸權地位的經濟學范式的約束，他的思想既不是古典自由主義或促成了被前蘇聯采用的休克療法的華盛頓共識，也不是傳統的敵視小商品生產的馬克思主義。他用俗語評價市場——“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或更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修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都表明了他的這種靈活性。鄧小平的一個相對理論化的經濟決策是把逐步的漸進實驗引入到經濟政策中，這被中國人稱為“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沒有那些需要以長遠的眼光來審視未來的令人不安的道路選擇問題，這個策略的效果會是最好的。

　　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社會主義批評家們對鄧小平的治理策略提出的很有說服力的一個批駁是自1978-89年以來實施的目接不暇的市場化，必然導致進一步的自由化。根據這些批評，這樣做的后果是產生了“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而與之相對，對鄧小平政策持支持態度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則把這些措施描繪為一個未來的社會主義的實現途徑，他們把中國的目前的階段定義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平的實驗性政策已經凝結成了一種可識別的模式或經濟戰略。一些理論被創造出來，以調和鄧小平的政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矛盾。大致上來說，這些論點是應該對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政策加以容忍，因為這是發展生產力的需要。而中國現在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經濟快速增長來為更高形式的社會主義創造條件。

　　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完全形成的觀點也被用來解釋中國過去在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鄧小平和其他人雖然不贊同毛澤東的許多經濟政策，但他們贊同毛澤東創建社會主義發展的基礎。而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些概念仍然含糊不清，讓鄧小平只能考慮到目前，利用看起來能夠保持短期內經濟快速增長的政策。

　　4.3經濟學教育的演變

　　我們現在準備看一下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演變的歷史脈絡。教育改革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1977年重新恢復國家高考制度。它標志著鄧小平愿意犧牲一些社會目標以提高經濟產出。

　　自上而下的影響中國經濟學教育最初的重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自上而下的事情。鄧小平、趙紫陽、朱镕基和江澤民(尤其是趙紫陽)都歡迎西方經濟學重返中國。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這些領導人傾向于把西方經濟學理論視為與西方的工程或自然科學理論類似，而不是和西方政治或歷史理論類似。并且，中國領導人對其他的思想也不完全忽視，他們間或地也會把目光投向美國經濟學會提供的領域之外更廣闊的天地。

　　我采訪的一些教授強調，在中國，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支持來自于政府的最高層，而這也很可能是它在中國迅速擴張的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早有這種先例。至少在1952，中國高校就在用一個俄國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取代西方經濟學。[63]西里爾·林寫道，“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引進中國……帶來了一場艱苦的智力資本轉換……斯大林計劃模型需要一種獨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范式的同時輸入……可以說是軟件需要根據硬件改變。”(林1981，p. 7)在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硬件包括了市場機制改革，而相應的軟件是新古典經濟學。

　　中國教育體制從傳統上講就比美國更集中，這讓國家指令有更重的分量。[64]有時決策傳達非常明確，例如，教育部對課程變化的公告。有時決定傳達得則隱晦一些，如通過一系列高度曝光的有政府高級領導人和有突出成就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參加的會議表明對講授新古典經濟學的認可。教育部對中國的綜合性大學有很強的影響力，尤其是一流大學。除了有權任命校長之外，教育部還掌握著大學的資金來源。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有幾所大學得到了超過100,000,000美元，這些資金用來做的事情之一是吸引來自西方世界一流的教授，尤其是中國人。能否獲得這些資金取決于教育部對大學質量的評估。根據我采訪的幾個人的意見，在經濟學界，質量評估的指標包括取得了西方國家的博士學位的教師的人數和在西方經濟學期刊上發表文章的數量。

　　1979年由著名美國經濟學家組成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代表團，標志著中國經濟學家與西方經濟學家直接聯系紐帶的重塑。標志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合法化大概開始于1980年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對米爾頓·弗里德曼來中國演講的邀請。聽眾主要是黨和政府的官員以及大學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1998，520-522)這次邀請是給了西方經濟學學術研究的綠燈信號，但這不意味著對西方經濟學的全面接受。與之相似，20世紀80年代初世界銀行對當時中國經濟現狀的詳細的新古典主義的分析被允許在中國廣泛流傳。1982年在一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含蓄的批判中，趙紫陽表示如果經濟研究部門提交的只是定性分析而沒有定量信息的文件，國務院將不會對其進行討論。(宋，1995，155)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鄒至莊的新古典經濟學暑期學校得到了中國總理趙紫陽的高度認可。1984年7月，鄒至莊與趙紫陽會見，討論經濟學教育和經濟改革。此次會議的照片出現在了中國電視新聞和《人民日報》的頭版，鄒至莊由此推斷這次的高調宣傳暗示了中國官方對現代經濟學的認可。(鄒至莊2000，4)鄒至莊也作為總理的客人走訪了中國各地，與各地領導人會晤并討論經濟問題。(鄒至莊2000，5)二十年后的2004年6月，《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溫家寶與保守派新古典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和其他參與者共同參加一個經濟論壇的照片。

　　1985年12月，《北京評論》發表了一篇宋龍祥(化名馬丁)的文章，文章中呼吁在經濟學分析中引入更多的實證內容，并對過去拒絕接受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做法進行重新評估。這篇文章在當時社會激起了激烈的論戰。最終，還是趙紫陽和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出面干預平息了這場論戰。(宋, 1985, 布魯格和凱利1990, 117)而1988年對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趙紫陽之間的第二次會面的慶祝和高調宣傳則標志著20世紀8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的合法性到達了頂點。

　　弗里德曼的訪問是由張五常協調的，張五常在中國的名聲也隨著對有關弗里德曼與趙紫陽會見的宣傳而提升。[65]張五常進一步完善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并鞏固了中國的保守型版本的新古典經濟學。張五常在美國先后從師于阿爾欽、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納德·科斯，而后又度過了13年的教學生涯。上世紀80年代初時張五常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修訂香港經濟學A-level考試方面很有影響，[66]他還在1982寫了一本預測中國將發展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有先見之明的書。

　　我猜想弗雷德里希·哈耶克在香港應該廣受歡迎，而張五常則利用了香港人的支持來向中國大陸推銷哈耶克的學說。我的一位受訪者表示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時張五常受邀到許多內地大學甚至是黨校做經濟學講座。[67]鄒至莊強調了香港的大學里的西方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課程的西化發揮的作用。(鄒2000，57)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國的擴散和造成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弗里德曼在1993年對中國的第三次訪問也通過一場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會面得到了高度關注。這次會議被視為政府將繼續致力于市場化的公開聲明，盡管有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的鎮壓活動。中國本來就有向圣賢學習的傳統，因此對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和羅伯特·盧卡斯等保守經濟學理論家的標志性的支持，有可能會改變馬克思主義傳統與古典自由主義間的力量對比。我的一個受訪者強調，中國領導人在這期間沒有會見杰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知識擴散的階段理論 在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下，20世紀80年代早期許多中國的大學課程額外增加了西方經濟學課程。我們可以用階段理論來描述這一過程，托馬斯·羅斯基在他1986年12月向世界銀行提供的關于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研究報告中首次使用了理論。他寫道：

　　將新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到經濟學和金融學課程的過程必然是漸進的和長期的。我們把這個過程劃分為幾個階段。按時間順序列舉如下：

　　1. 完全忽視西方經濟學。這是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對中國經濟研究(大概是教育)的典型狀態……但這種戰略在八十年代中期沒有被當作嚴肅的可選策略……

　　2. 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這種類型的指示似乎是從60年代中期開始的……

　　3. 具體的技術工具的采用…包括投入產出分析、活動分析和線性規劃等……看來，這樣的方法……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使用…

　　接下來，我們辨別出那些著重關注其歷史發展的西方經濟分析的研究……就像醫生需要在病人身上投入大量精力、工程師要慢慢地適應不熟悉的機器一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深思慎取。最基本的問題是：‘它是如何運作的?’……這可能被視為將西方經濟學中適合于中國國情的部分加以應用的一個前奏。(羅斯基12 / 86，32-33)

　　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基本是被當作“思想史”來對待的。(羅斯基12 / 86，35)在羅斯基訪問中國時，他預測了幾個中國在接受新古典經濟學時會經歷的額外的步驟，這些步驟中就包括把新古典經濟學“正常化”，讓它成為中國經濟學家觀察事物的“眼鏡”。用話語和潛話語的語言(不是羅斯基的語言)，“正常化”需要學生一看到經濟結果，就用微觀基礎和一般均衡理論來套用它。而且，更進一步，還需要讓經濟學思考在新古典主義的話語體系下進行(如完善的市場價格的合理性和最優性)。新古典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共存，而沒有完全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話語對經濟進行分析，預示著作為主導范式的新古典經濟學發展的不完全性。

　　課程變革 到1986，中國經濟學教育中的數學內容已經比1979由美中學術交流委員得出的調查結果中多得多了。(羅斯基, 2/87，4)前文剛剛提到的世界銀行還建議把中國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上升到“思想史”以上的層次，也就是說，變成發展更充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鄒至莊報告如下，

　　1987年一批經濟學家……在世界銀行的贊助下到中國訪問，研究了中國的經濟學課程，并且為改革提出建議。結果，國家教育委員會[教育部的前身]采用了一些核心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統計學，會計學，公共財政學，貨幣銀行學，發展經濟學和國際貿易.這些課程在其監督下和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經濟學一同在主要高校開設。在這些核心課程開設之前，國家教委組建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為課程編寫與美國類似的教材。(鄒至莊2000，53;鄒至莊1994 50-51)

　　到了2007，中國教育部除了要求中國的大學開設主流經濟學課程外，還推動了基于西方的教科書的標準化考試(趙2010，309)。趙海云報告如下：

　　目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教育，與西方差別不大…教學計劃和課程設計必須由教育部批準。教授沒有改變課程內容的自由裁量權。考試內容、方法、答案是標準化的……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指定的教材都是西方的……同時，比起為課程做出變革，學生對通過考試并獲得一個高分更感興趣。因此，中國經濟被卡在了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和中國的現實之間。(309)[68]

　　2007年，中國共有971,000本科生主修經濟學，3,614,000人主修管理學。(趙 2010,304)這兩門學科的本科人數大約占了中國本科生的四分之一，并且僅次于工程學的受歡迎程度(占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一)。2007年，中國的全部本科畢業生中大約有5%是學經濟學的(同上 304)。

　　在某些方面(這些部分在我的采訪筆記上面不是很明確)，北大(也可能也包括其他大學)的經濟學研究生招生考試內容轉向了新古典主義。[69]這一轉變對本科課程和研究生課程都產生了影響。通過對一些最流行的研究生入學考試指導書的研究，我希望能找到這種轉變的證據。在2007年中國有17239名經濟類研究生，其中13%是博士生。(趙2010，305)

　　建立科學共同體盡管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內經濟學課程的變化對于重塑中國的經濟學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影響，還是來自選拔出最聰明的畢業生到西方攻讀博士學位或進入國內的新自由主義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使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學生在智力上被聯合起來，并促使他們投入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中。知識社會化的中國學生開始建立他們的新古典主義的科學共同體，正是這些學生最終重新組織了中國的經濟學院系。盡管在中國也有自學成才的新古典經濟學家，(羅斯基 12/86，27)但因為海外留學回國的博士的存在，他們對于改變經濟學在中國的含義只發揮了有限的作用。

　　這是因為一個人不是單單“研究”新古典經濟學，他更會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家。在某些方面，和成為醫生或律師很相似，它不止是純粹的認知技能。我相信，羅斯基的論文已經含蓄地將這種意思表達出來了。在描述知識擴散的一個后期階段時，他寫道：“進一步的改革需要將西方經濟學引入到本科教育的核心課程(而不是提供高級的選修課程)……這里可以給出明確的預判，學生將把西方的觀念內化為自己的基本知識”。(12/86，p. 34)人們一般不會討論要內化代數或會計知識并把他們作為自己的基本知識儲備，但會內化世界觀和潛話語。羅斯基還補充說，“像他們在美國或日本的同行一樣，一旦評估各種各樣的技術時，學生們就會本能地使用成本收益分析一類的方法。”(12/86，34)試圖用貨幣價格來描述事物的一切方面(無論是實際市場價格或影子價格)，就是新古典主義的政策分析的典型特征之一。

　　改變領軍的經濟學期刊的編輯政策 和美國一樣，控制中國的經濟學規范的核心，就是控制經濟學領軍期刊的審稿政策。我的訪談表明，在中國有四個公認的領軍經濟期刊。他們是《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與《中國社會科學》。[70]最后一本雜志的發表范圍不僅僅是經濟學，但也是經濟分析的重要期刊。現在，一篇發表在西方的像《美國經濟評論》那樣的領軍的新古典主義的雜志上的文章，似乎就可以與在中國的這四個一級期刊發表文章相當，甚至還要更優。看來，不管是沒有被SSCI收錄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雜志，還是被SSCI索引了的馬克思主義取向的雜志，如《科學與社會》，享有的“分值”都比較低。[71]

　　《經濟研究》看來是中國最頂尖的經濟學雜志。在這本雜志上發表文章是晉升為教授職稱的事實性要求。因為它在中國經濟學界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們仔細回顧一下它的歷史。在1978年之前，《經濟研究》著重于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并相應地幾乎不進行數學研究。宋估計，從1978年到1987年，《經濟研究》“發表了論文1000余篇，但其中只有15篇是建立在數理經濟學基礎上的。”(154)但大概從1992年開始，再加上90年代中期的加速階段，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比例顯著下降。到了本世紀頭幾年，期刊只接受很少量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文了。[72]一些曾經在《經濟研究》發表過文章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授告訴我他們不再向《經濟研究》投稿了。自1998以來，《經濟研究》的主編就換成了劉樹成，一個計量經濟學家。他的審稿政策似乎非常青睞基于新古典假設并使用計量方法的論文。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一些新古典主義的觀察者來說，期刊的審稿政策把高級的計量技術置于高于定性分析的地位。該期刊似乎將自己定位于經濟研究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引用頻率的研究方面，周等人表明，《經濟研究》被引用的范圍包括經濟學、管理、財務、會計、統計等。(周等，~ 2010，28~29)

　　《經濟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由經濟研究所所長擔任主編。我試圖弄清審稿政策如何改變，由誰負責。最終我得到的印象是：這是結構性的轉變，也就是它反映了廣泛的力量，而不是某個人的決定。盡管可以肯定的是來自中國的權力結構最頂層的壓力(如趙紫陽和朱镕基[73])，但是許多其他的力量推向同一個方向。其中包括：來自世界銀行、美國經濟學會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建議;來自學習外國經濟學課程歸來的中國畢業生的壓力;以及新古典主義的智囊團的游說。結果表明，甚至當《經濟研究》的編輯個人同情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最近的情況不同)，他仍然會執行限制馬克思主義論文的審稿流程。

　　中國的考評系統對西方期刊的排名基于SSCI排名;對中文期刊的排名(我不知道這是否適用于前4名)似乎依賴于由南京大學大概在2000年開發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順應并加強期刊的選擇偏向，已成為中國的研究基金和經濟學院系領導們傾向新古典主義的原因。[74]

　　最后的步驟 許多相互獨立的變化鞏固了新古典主義在中國經濟學教育中的地位。這些變化包括：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開設的課程、研究生入學考試、頂尖期刊的審稿政策、科研基金申請的優先級、官方的聲望和就業市場的壓力。在這些領域的所有變革都推進了新古典經濟學地位的提升。然而，新古典主義理論要整合成為一個霸權模式(一個會排擠其他思維方式而不是僅僅在眾多已為人知的競爭性思維方式中占主導地位)，則還有待足夠多的海歸博士回國。[75]到21世紀這個現象才出現。

　　像羅斯基在80年代中期觀察到的那樣，90年代中期時，宋龍祥也把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格局描述為是不穩定的。宋龍祥是西方經濟學熱情的鼓吹者，他很為新古典經濟學沒能“稱霸”感到悲痛。在他看來，新古典經濟學是一門科學，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是形而上學的，至于非主流經濟學就更是天方夜譚了。他寫道(大約1995年時)：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相比，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還尚未制度化，特別是在專業性方面。韋氏字典對制度化是這樣解釋的，“制度化是把信念、實踐、還有對結果的接納整合成一個有條理的并且通常是高度正式化的系統。羅伯特·默頓……也把制度化定義為參與者進行密切互動的一種智力活動。這種互動有一個結構：互動越密切，它就越能為需要綜合評估、推廣、分配等各方面的要素而做決斷的學術權威提供空間。對知識活動的高度制度化需要合理的教學管理組織……在西方，新古典經濟理論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教學研究范式，并在基本原則上已經取得重要共識。然而在中國，很令人驚訝的是由于在過去的十五年里經濟理論一直沒有相當大的研究共識。一些中國經濟學家仍然堅持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許多人還致力于研究東歐改革派，如奧斯卡·蘭格，W.布魯斯(波蘭)，奧塔·錫克(捷克)，雅諾斯·科爾內(匈牙利)。有些人已經在他們的實證調查中采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一些經濟學家試圖整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爾內經濟改革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事實上，專業領域內還沒有形成主導范式，就表明中國經濟仍處在從意識形態到科學的過渡階段。(150-151)

　　Ⅴ 21世紀早期的中國的經濟學

　　我對中國經濟學的觀點主要也是來自出席三個不同的經濟學會議上的中國經濟學家和我采訪過的十幾個中國經濟學家。附錄一把我的這些想法分為了對馬克思主義、新古典主義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歷史和現狀的評估。一些已經在附錄中提到的內容會在這里重復提及。

　　受過西方教育的博士的歸國 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發展是相當多的受過西方教育的博士返回中國，創建了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經濟學家的科學共同體。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的流入流出已經被廣泛研究。中國留學博士畢業后不回國的原因就包括更高的工資預期，更好的研究和教學設施，更大的政治和社會自由，更多的給孩子的教育機會，更加公平、透明的晉升程序，以及更容易融入全球范圍的精英文化。[76]但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這些原因有一部分已經被削弱了。1998年，中國明顯增加了海歸經濟學博士的福利，如在大學提供四倍的工資(鄒至莊2000，57)并允許兼職教職(教授能夠保留在西方大學的顯要職稱并繼續在那里教書)。這些舉動是中國更宏觀的吸引國外科技專家的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政治和文化的改變以及中美經濟力量對比的改變，也鼓勵了回國。另外，他們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的傳統認同和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排外情緒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促成他們回國的作用。

　　有趣的是，曹聰指出了一個受西方博士教育的經濟學家不愿回國的一個非同尋常的原因：在長期留在海外之后，他們的社會網絡(中國人稱之為“關系”)很薄弱。(曹聰 208，331，340)“關系”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都有著很重要的地位。但近年來，一大批新古典經濟學家在中國的大學、智囊團和政府機構中任職，他們也開始為海歸學生提供人脈資源了，就像中國留美經濟學會(CES)曾經發揮過的作用那樣。總體上，相比其他專業的學生來說，經濟學學位的留學生回國的更多。(曹 2008,341)對于“老練的具有的創業意識的人”來說尤其如此(曹 2008,331)。

　　目前的中國的經濟學思想的概況 當前中國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結構有如下的幾個特點：

　　1) 非常新古典主義化，相對很少關注非主流經濟學范式。

　　2) 它受到芝加哥學派的巨大影響。

　　3) 傾向于在經濟學研究及教育中運用數學論證，狹隘的“純技術流”經濟學分析受到鼓勵。[77]

　　4) 它給予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解決制度問題方面以特權，它通過想象自己是“有中國特色”的新古典主義理論，聲稱自己的理論在智力上獨立于西方。

　　5) 它的潛臺詞是強烈支持中國向資本主義轉型。

　　6) 它給予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非主流經濟學范式相對較少的關注。

　　7) 它的主要批判者可能來自外部而不是經濟學專業內部。

　　8) 它已經被世界經濟最近發生的事件輕微破壞了。這些事件加劇了中美在經濟政策上的沖突，使中國內部的不平等問題和環境問題更加尖銳。在某種程度上，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智慧的懷疑，正與對新自由主義的懷疑一道增加。

　　下面的討論對最后四點進行了詳盡的說明。

　　潛話語 在許多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和一般均衡理論中的數學原理已經成為了在中國推廣的自由市場潛話語的“特洛伊木馬”。新古典主義訓練的結果無論是從社會的角度還是從邏輯角度來說都是一樣的。隱型和顯型的新古典主義假設如人性(方法論個人主義和經濟人)、市場效率和經濟活動的目的(人均GDP最大化)已經被內化于當代中國經濟理論。1978年以前中國經濟的聚焦點——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由于社會制度和不同的公共政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摒棄了。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通過把經濟學描繪成一種技術理性，中國經濟學者已經趨向于去政治化的市場改革。宋龍祥的博士論文為這種立場的內化提供了一個顯著的例子。宋描述新古典主義理論作為一種科學，應該以和現代物理學同樣的方式贏得信仰。宋的這句話，實際上是讓滲透在模型中的潛話語也享受了科學的地位。他寫道，

　　“經濟學已經獲得科學地位，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大多數的從業者從未懷疑過經濟學的科學(認知)地位。第一，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已經被嚴格區分開了……主流經濟學家，從喬治·斯蒂格勒到米爾頓·弗里德曼，都持有同一觀點：實證經濟學中沒有價值判斷……第二，由于實證經濟學本質上是關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關系……現代數學工具已經被廣泛應用……第三，實驗室實驗已成為一個日益重要的工具……經濟學被公認為是一個像物理和生物科學一樣的實驗性的學科……第四，由于經濟研究已經高度專業化和技術導向化，分析性訓練對于培養經濟學家而言越來越重要……第五，經濟學教授和研究生已經廣泛承認，了解經濟思想史并不是理解當前的傳統經濟理論的一個必要條件……第六，主流經濟學家的學科基本原理中存在一個重要共識……第七，杰出的科學思想家……對主流經濟學幾乎和對物理學一樣非常尊重……毫無疑問，西方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宋1995, 1-4)

　　王慶新(2011)認為，20世紀九十年代后期中國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權威的強化，是中國關于國有企業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形成的一個主要力量。王的核心論點是：在新古典主義模型和潛話語的影響下，中國決策者把入世和中國市場對美國公司開放作為一種市場競爭機制，強加給國有企業。這種競爭的預期結果，按他的說法，是經濟繁榮：

　　1999年中國決定與美國簽訂WTO協議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思想逐漸成為指導經濟政策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中國政府官員對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逐漸熟悉在幾個方面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只有在1993年以后，新古典經濟學的語言才成為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同保守主義經濟學家在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性質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激烈辯論中的思想武器。直到那時以前，國企改革的主要言辭一直都是如何使承包制更加有效。第二，為了證明國企改革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政策的合理性，政府官員在其政策聲明中越來越多地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言辭。第三，最高領導人，如朱镕基，江澤民，也許甚至是李鵬也采用過新古典經濟學的言辭來證明和支持國企改革和入世。(464)

　　汪暉對此作了進一步的說明，借助于新自由主義議程、推進私有化、自由貿易、增加不平等(供給經濟學)的幫助下，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在中國展開，并且都是以經濟增長的名義進行的。正如在西方經常發生的，中國的人權啟蒙斗爭經常被偏轉到私有產權的斗爭，有時甚至反倒要以人權為代價。汪雄辯地描述了這種方式最近的發展：

　　“今天……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學科是新古典經濟學。這是九十年代的發展。在八十年代，大多數的主流經濟學家如吳敬璉仍在計劃經濟中接受訓練。他們已經從西方學到了一些東西，但他們完全處在共產主義的體系中，并且一旦開放政策宣告成立，完全能夠適應和改造它。有些更為激進的經濟學家，以厲以寧為例，致力于在中國引入純自由市場理論，但它們對國家來說并不十分有用，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在1990年以后，哈耶克的思想獲得了真正的優勢。今天經濟學——在中國，最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已經獲得了道德的力量。自由放任的原理形成了一種行為準則……沒有行為者能夠違反。所以目前的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技術性學科，和其前身一樣：它也是一個必要的世界觀。”(汪 2003, 77-78)[78]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非主流經濟學的弱點 盡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仍然得到官方認可和中國政府的財政支持，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受的公眾信任已經受損，并被中國的西方經濟學家完全排斥。盡管所有的大學生仍被要求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大多數本科生并沒有認真對待這門課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通常與大多數的大學經濟學院系分離，被行政部門安置在獨立的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或是獨立的“馬克思主義學院”。由于一些一流中國經濟學期刊的審稿政策，以及SSCI排名(傾向于新古典主義期刊)的使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受到了貶抑。

　　在中國的經濟學院系中，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甚至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出現的更少。舉個例子，回顧一下1977-1990中國的十一個經濟學期刊，張和徐(2010)發現每年發表的非主流經濟學文章不足3篇(表1)。在對非主流經濟學有限的關注中，制度主義經濟學和后凱恩斯主義似乎是最流行的范式。

　　背道而馳的潮流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有許多事件開啟了重新審視西方經濟政策模型的話語的討論空間，按照時間順序，包括：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2000年美國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2001年一架美國偵察機與中國戰斗機在海南附近碰撞，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一項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研究，2004-2005年公眾對腐敗的私有化的公憤，中國南海邊界領土醞釀已久的緊張局勢，繼續上演的中美匯率口水戰，以及2007年金融危機以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經濟的衰落。民眾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環境問題，以及消費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擠出效應的擔憂也構成了重新審視現行經濟理論的潛在理由。

　　關于內部人私有化的著名的郎顧之爭(2004-2005)反映了中國社會不同階層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廣泛爭議。流行的觀點，至少是在互聯網上，似乎是支持郎對當前管理層收購制度的批判。參加辯論的經濟學家中似乎是支持管理層收購的更具有數量上優勢。 (傅士卓 2008, 262-267)劉國光，中國科學院前副院長和領導中國20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經濟學家，把政府對管理層收購的支持和馬克思主義的衰落聯系起來，他警告說繼續擴張新古典經濟學將會導致新自由主義議程的貫徹實施。(傅士卓 264-265)劉的警告是具引人注目的，因為他曾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規劃(代替計劃)、社會主義競爭等等許多改革的基本話語的早期推動者之一。他呼吁回歸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占主導的經濟學教育。

　　在這場爭論的后期，新的物權法草案的公布，又引發了中國民眾關于私人和公共財產的關系的激烈爭論。北大的一名法學教授堅持要保護公共財產的地位，主流經濟學家堅持認為要保護私有財產的地位。(傅士卓 2008, 265-266)這部法律被延遲通過，但它最終對反對派做了一些讓步。(賀 2008, 10)

　　此外，中國的社會抗議和未經許可的勞工罷工水平在上升。如官方報告的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從1993年的8700起上升至2006年超過90000其，2010年也許會擴大到175000起。[79]尚不清楚這些抗議會產生什么意識形態上的溢出效應。一些被稱為中國新左派的人已經出現了。一個新左派的網站烏有之鄉，2003到2008年期間點擊率四千七百萬。然而，我采訪的所有人都認為，新左派對經濟學院系的學生或教授幾乎沒什么影響。

　　我不確定抗議活動會對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經濟理論家和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希望今后能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2004年，程恩富，一位主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聲反對共產黨逐漸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他抨擊中央黨校，一個部長們和未來領袖進修的地方，一些經濟學教員將經濟學教學核心變成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因為那是部長和“有前途的領導人”進修的地方。他的抨擊顯然被一些聽眾接受了(采訪筆記)。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內部在傳統中央計劃的擁護者，毛式社會動員的支持者，社會民主理論家和“走資派”之間的爭論繼續存在。后者似乎掌握了政治權力。鄧小平以前主張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可以使用資本主義手段來推動生產力發展。然而，最近卻變成了，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或者 “和諧社會”)，不得不解決分配不公問題，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

　　整個改革過程(“摸著石頭過河”)中，這個集團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來同右派(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或是左派(傳統馬克思主義和中央計劃經濟)競爭。這種真空在中國還在更大的范圍上存在。它是20世紀早期破壞儒家和其他中國傳統信仰體系的新文化運動的遺產，是剔除古典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時期的遺產，是使得馬克思主義名譽掃地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遺產。21世紀的挑戰將是如何克服這一知識真空和如何重建一些共同的思維方式。

　　挑戰將從何而來?我采訪的一些老輩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第五代領導人會更同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人指出，最近政府的一項關于資助新的翻譯和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文本的決定就是一個預兆。還有人認為胡錦濤的繼承人——習近平，由于他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的訓練，比較同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80]盡管對任何經濟范式來說，來自中國政府官方的支持仍然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力量，但我認為，與以前的思想體系相比，多維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學信仰的堅持將更難消除。

　　張和徐(2010)試圖挑戰新古典經濟學主導地位，他們的策略需要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團結。他們的建議似乎與ICAPE(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多元化經濟學學會國際聯合會)的使命相一致，ICAPE可能也要考慮在中國做些組織起來的努力。我認為邀請著名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參加中國的重要會議尤其有用，因為這種個人權威在中國很有份量。

　　復旦大學的周翼教授認為經濟學界的任何變化可能都來自外界的壓力。他是一個有趣的觀察者，因為他是第一批參加鄒至莊教授的暑期研討會，并訪問了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之一。他認為，互聯網具有創造另一個科學共同體的不確定的潛力，盡管他可能不會使用那些詞匯。[81]

　　附錄一：中國的經濟學教育現狀的范例

　　對資料來源的說明 [82]這一部分我是基于2011年春夏期間我同中國的教授、學生以及管理人員的討論。大多數的討論是同中國一流大學的人員進行的。[83]我的大部分的閱讀也是關于相關頂尖機構的教育問題。因此，可能不適合把這些討論向中國的其他部分推廣。不過另一方面，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頂尖大學向來都為國家定下基調和標準。他們培養出了許多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領導人，這也使校園里發生的事件更為重要。

　　以下討論更加嚴重的局限是它的樣本較小，以及基于印象的某些結論。我的問題常常無法得到確切的回答，比如經濟學專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習要求具體有怎樣的變化，或者課程的改變最終究竟由誰拍板。我打算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探討這些問題，但是，與此同時，我也歡迎詳述或是糾正我的結論的反饋意見。附錄二是我采訪問題的大綱，我提前寄給了一些受訪者。大部分問題不是完全由我自己準備出來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非經濟學專業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所有中國大學的學生，無論哪個專業，都被要求學習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1978年起，必修的數量已經大幅減少(以必修課程或學分衡量)。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幾乎不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濃縮在馬克思主義原理必修課的一兩章中。課外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如每周六的政治學習小組活動似乎也已被取消了。

　　一個可能導致非經濟學專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學習弱化的因素，是通過設置一兩個課程來同時覆蓋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鄧小平的市場化理論的課程的困難。我的一位受訪者暗示，政府有時以犧牲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為代價來推進新理念，導致傳統理論的課程缺乏深度，前后矛盾。馬克思主義類課程的重新設計似乎是由教育部主導的。

　　學生的另一種批評是，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課程僅僅是他們重復著高中所學的東西，并沒有提高到大學的困難或精微程度。這種批評有時針對數學水平這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用的數學水平相對于新古典主義課程較低。

　　當前強制性的馬克思主義課程似乎被大多數學生和教師當作過時的要求，就好像西方大學在從神學院轉為世俗機構的最后階段，要求所有人必須參加教會服務一樣。[84]看來，有些——可能是許多——必修課的老師，自己對這些課程也不甚熱心。就像學生一樣，這些教授也把必修課當作強加給他們的人為要求來對待。[85]在中國評教授的時候顯然不怎么看教學，所以幾乎沒有什么物質激勵能讓老師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備課。教學方法的核心經常是記憶黨的關鍵文件、名稱、日期上。我的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沒什么人真把這些馬克思主義課程當回事兒。

　　盡管在我的印象里，在中國有很多有思想并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授(尤其是中老年教授)，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形成的教研機構卻總是要比個人的研究更加遲鈍而粗糙。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被當作一種面向挑戰、創造性發展和實踐檢驗的知識框架，相反已經被政府視為攸關信仰的大事。這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在壟斷政治權力合法化上持續(或殘余)的作用。舉個例子，在一些中國主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間關于勞動價值論的地位的理論探討，已經被政治合法性嚴重影響了。討論并沒有集中在勞動價值論的實踐或概念的有效性上，這表明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地位：政治上被認為是有用的。[86]

　　或許正如讀者所料，中國共產黨試圖保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免受批評的舉動，已經在學術界產生了適得其反的作用。在許多大學生心里，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死了，這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其他理論的競爭力。這并不奇怪。從歷史上看，無論什么時候，當特定的思維方式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時，都會有一種知識機會主義傾向。舉例來說，許多宗教組織也是這樣的，現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某些方面似乎也是這樣的。這是不幸的，因為在中國一直都有嚴肅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而這些馬克思主義思想本可以與其他的思想體系競爭，并更積極地參與到關于中國未來的大討論中去的。

　　經濟類院校學生學習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經濟類院系的學生(也包括會計學等)要求比其他院系的學生學習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然而在這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存在也大大地降低了。

　　行政上，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被安置在不同的“教研室”(經常被稱為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或者是單獨的馬克思主義學院，與經濟學教研室或經濟學院不同。后者被新古典經濟學訓練出來的教授主導。在馬克思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教研室之間沒有顯著的協同或相互作用。本科經濟學專業的學習主要是新古典經濟學課程，重點是數學。但與美國相比，中國的經濟學課程中還是遺留下了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別是選修課)和經濟思想史的內容。然而，教學計劃受到了某種壓力，要求把歷史的內容替換為更加技術導向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課程。

　　經濟學專業僅存的這些臺面上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到底會面對還是回避與新古典主義分析方法的潛在的爭論，目前尚不清楚。后一種可能性可以比作“打預防針”一類的行為。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印象將是稀釋的、詭辯的，這種形象無法與闡述詳細、頗具現代感、數學上有挑戰性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競爭。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留下的不愉快記憶，會使他們將來對其敬而遠之。不過另一方面，如果有幸能碰到有思想、有激情的老師，必修的馬克思主義課程似乎也能保持學生的興趣。似乎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和校園的文化傳統一直都更加支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87]

　　我的印象是，大部分中國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學習這門課程，是因為他們相信這會幫他們找到一個好工作。在金融行業的外企就業似乎特別受歡迎。這些學生不太可能覺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他們實現職業目標有幫助。

　　經濟學的研究生學習 研究生的經濟學教育受新古典主義控制程度之重，甚至超過本科教育。不要說在頂級大學取得教職了，甚至就連去比較好的大學任教，漸漸也開始需要海歸博士的身份，而且是新古典主義的。

　　經濟學院系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現狀 中國的經濟學院系看來對教授職稱的晉升有著相當正式的規定。期刊被分成幾個檔次。候選人必須在特定水平的期刊上發布一定數量的論文才能晉升為副教授或教授，而這些期刊一般局限于新古典經濟學。教授也會因為在一個指定的頂級期刊上發表而得到豐厚的貨幣獎金(最高可達80000元)。

　　與美國一樣，控制了頂級期刊的審稿政策，也就控制了整個學科的規范。(期刊政策的問題已經在4.3節中指出，以下的一些討論是重復的)。我的采訪表明在中國有四個公認的一流經濟學期刊，分別是《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和《中國社會科學》。[88]最后一本期刊囊括的范圍更廣，但也是經濟分析的重要平臺。而能在主流的西方新古典主義期刊如《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文章，似乎被視作相同甚至更為了不起的事情。西方的非主流經濟學期刊似乎得到的“評級”較低，如《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不在SSCI索引中)，或者是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科學與社會》(在SSCI索引中)。[89]

　　《經濟研究》看起來是中國最頂級的經濟學雜志。在這本期刊上發表是晉升為正教授的事實上的要求。因為它在中國經濟學界的重要作用，我們簡略回顧一下其歷史。1978年以前，《經濟研究》強調馬克思主義和相對非數學的研究。宋估計，從1978到1987年，《經濟研究》“發表了1000余篇論文，但是只有15篇是基于數理經濟學方法的”(154)。1992年開始，馬克思主義文章的比例顯著下降，這種趨勢在90年代中期加速。到21世紀初，這本期刊幾乎不再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文章。[90]一些以前在《經濟研究》上發表過文章的馬克思主義教授告訴我，他們不再向該期刊投稿了。劉樹成從1998年開始擔任《經濟研究》的主編，他是一位計量經濟學家。他的審稿政策似乎非常青睞基于新古典假設并使用計量方法的論文。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一些新古典主義的觀察者來說，期刊的審稿政策認為高級的計量技術要高于定性討論。該期刊似乎將自己定位于經濟研究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引用頻率的研究方面，周等人表明，《經濟研究》被引用的范圍包括經濟學、管理、財務、會計、統計等。(周等，~ 2010，28~29)

　　《經濟研究》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由經濟研究所所長擔任主編。我試圖弄清審稿政策如何改變，由誰負責。最終我得到的印象是：這是結構性的轉變，也就是它反映了廣泛的力量，而不是某個人的決定。盡管可以肯定的是來自中國的權力結構最頂層的壓力(如趙紫陽和朱镕基[91])，但是許多其他的力量推向同一個方向。其中：來自世界銀行，美國經濟學會和全球其他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建議;來自學習外國經濟學課程歸來的中國畢業生的壓力;以及新古典主義的智囊團的游說。結果表明，甚至當《經濟研究》的編輯個人同情馬克思主義理論時(近期沒有這種現象)，該期刊仍然嚴格審查受到限制的馬克思主義類論文。

　　中國對西方期刊的排名系統似乎是依賴于SSCI中的排名。中國的期刊(我不確定是否適用于前四個)部門似乎依賴于南京大學2000年左右開發出的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自我批評 我采訪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批評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同事們未能創新或更新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他們感嘆對數學技術缺乏重視以及繼續使用陳舊的教材。他們暗示，這給學生留下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并被更加現代的理論所取代的印象。佩里·安德森認為20世紀20年代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心從經濟轉移到政治，接著又轉移到哲學。[92]中國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行政性地從經濟學院系剝離出來，這可能造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重心類似的轉移。

　　而在一些虛偽的或是缺少訓練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似乎也有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質，轉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言辭來表達新古典主義思想的傾向。這種明顯的偽裝有時會使人聯想起喬治·奧威爾式的“謊言即真理”的自欺欺人。大衛·科茲，是一位擔任上海財經大學的政治經濟系聯合系主任的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2006年北京的一個關于產權的會議上收集了一些名言。[93]這里有兩個簡單的例子。

　　“當國有企業變成許多股東的股份公司，這就體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樣的所有權社會化。”

　　“企業所有權的性質和一個國家是否是資本主義沒有關系……企業永遠應該是私有的并以營利為目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程教授，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來為中國馬克思主義重新注入活力的學者之一。盡管程教授持有的觀點相當正統，他還是努力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討論變得更加開放，以與其它非主流范式進行互動。他還嘗試對更加數學的、定量的分析采取更為歡迎的姿態。他也是上海馬克思主義學院和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的創始人之一。后者是尋求建立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全球馬克思主義理論者和其他興趣取向的左派經濟學家的智力橋梁的組織。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無疑會有其它的興趣取向值得去探索，我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對其進行探究。

　　未回答的問題 政治敏感話題、拙劣的翻譯以及其他語言的障礙，使我不可能探究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學教育的真實看法。中國的大學仍然具有雙重的行政管理架構。在大學校長到院長到系主任的正式學術組織架構旁邊，并存著一個有相應的系、院和校級書記的平行的黨委架構。這套官僚組織機構很可能認可，或至少是容忍經濟學教育中的轉變。但在這一點上，我幾乎沒有直接的信息。

　　新古典經濟學現狀

　　在經濟學院系和經濟學“教研室”中，新古典經濟學是占支配地位的范式。它已經能夠吸引很有才華的個人。我已經對中國的新古典主義的教學和實踐方式形成了幾個想法，但是即使把它們作為初步評價來提供我也很是猶豫。所以作為替代，我把它們作為假設提出來，以待未來研究的進一步檢驗。

　　假設1：入學考試 至少有一位高級學者聲稱，北大經濟學研究生入學考試的試題，完全剔除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對新古典主義的批判。研究一下考研試題的內容(及其變化)來檢驗這個假說，會是很有價值的。對頂尖大學的入學考試尤其應給予特別的注意，因為它們為研究生教學定調，對本科的經濟學教育也有反饋作用。[94]所有專業都要考的政治科目的作用也應當被探究。[95]

　　假設2：課程設置 如前所述，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都是新古典主義課程優先，并占據主導地位。學科建設的模范看起來好像是美國的經濟學系。經濟學專業有時以教員中海歸博士的數量來評級。

　　頂級大學嚴重地傾向于定量研究。從20世紀80年代鄒至莊的暑期講習班的考試以來，經濟學院的西化就以招聘有數學和科學背景的學生為特點。對數學的要求似乎成了評判專業嚴謹程度的指標。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通常用來代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專業知識正在貶值。例如，在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具有最多的財經類專業高校之一，所有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博士研究生都需要通過3門考試：一門微觀經濟學(很大程度上是新古典的)，一門宏觀經濟學(很大程度上是新古典的)，還有一門計量經濟學。有人建議學生可以選擇政治經濟學來代替其中一門，而領導則擔心這樣會“沖淡嚴謹性”和上海財經大學的名譽。

　　如前所述，本科和研究生課程似乎包括過去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殘留，如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等課程。然而，有一種來自新古典主義的壓力，試圖用更多的數學和新古典主義課程將這點遺跡擠掉。我推測，這種趨勢現在是，將來也會繼續朝著減少經濟學中的歷史教育的方向發展。

　　假設3：研究議程 中國新古典主義的數學似乎偏重于計量工作。我懷疑，如果對中國經濟學博士的教研領域做一個調查，結果會比美國還要集中在計量和數學建模領域。復旦大學的周祎教授曾批評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期刊，認為它們有出版基于不切實際的假設和不可靠的數據的狹隘的計量經濟學研究的趨勢。浙江大學的姚先國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他擔憂中國經濟學家放棄鉆研精深的道理而支持淺薄的論述。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帕金斯擔心新古典經濟學教育會鼓勵炫耀定量技能而沒有實際意義的研究。(見腳注78)

　　因為中國經濟政策的變革需要制度變革，所以對于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來說，解決制度問題是必要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對文化、政治和權力分配的作用以及反作用的假設，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整體主義方法論的一個核心方面或潛話語。使用辯證法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都分析社會如何再生產包括經濟制度在內的制度和信仰。

　　相比之下，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導致新古典主義傳統上一直把制度結構視作外生給定。然而最近，“新制度經濟學派”試圖把個人的優化選擇解釋成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根源，借鑒標準的新古典主義潛話語——把一切交給市場。

　　到20世紀80年代末，新古典主義學派在中國經濟學界已變得非常受歡迎，而且一直保持這種局面至少持續到90年代末。[96]最近，廣受關注的私有化計劃引起了對鼓吹加強私有化的新制度主義的強烈反對。然而，像中國科斯學會(Chinese Coase Society)這樣的機構在中國仍保持相當的影響力。

　　我懷疑的是計量經濟學研究和新制度主義理論的結合只會產生溫和的結果。總體來說，中國的經濟學家缺乏社會理論方面的訓練。我認為他們對制度變遷的研究結果，至少從西方社會理論的角度來看會是聰明但過分簡單化的。然而，對于中國內部關于未來經濟的社會結構的爭論，這種研究還是會非常重要。我的這個假設需要檢驗。

　　假設4：潛話語 從政治角度來看，論證過去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合法，是中國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像之前提到過的，在中國的經濟思想和事件的共同進化中，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研究和政策建議，一直在為市場去管制化和所有權私有化游說。

　　新古典經濟學的立足點逐漸穩固，與之相聯系的是把“效率優先”理解為成本最小化(即使是在微觀層面通過轉移成本實現)的社會意見。新古典主義地位的提高，也和“賺錢”被正名為一種對社會有用的抱負有關。

　　然而，從一個馬克思主義和非主流經濟學的視角看，新古典主義理論關于經濟效率的觀念過于狹隘。例如，一位被訪者指出，《經濟研究》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出版了30-40篇關于國有企業低效率的文章，而該雜志是否出版了同樣多的有關利用稀缺資源生產奢侈品、社會地位競爭和社會資本的侵蝕而造成的浪費的文章，則是值得懷疑的。

　　調查一下經濟學院系和非經濟學院系的教授對新古典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話語的相對接受程度，也將會非常有趣。我估計會有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

　　非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狀況

　　歷史背景：1900-1949 20世紀的前半期非主流經濟學在中國有著充分體現。[97]很多中國學生去西方學習經濟學，其中四分之三的學生去了美國。[98]他們帶回了美國的(老)制度主義經濟學和一個可以看作是后凱恩斯主義(Post Keynesianism, PK)的凱恩斯主義版本[99]。制度學派的影響被其他一些接觸到德國歷史學派的中國學生所加強。中國學生與后凱恩斯主義的聯系在英國劍橋大學尤為密切，凱恩斯等經濟學家在那里對一般均衡理論進行批判。這些挑戰，比那些壓縮進現代新古典凱恩斯主義希克斯-漢森公式的挑戰更為根本。

　　在中國的美國教會學校講授的社會福音運動，也深刻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思想。特雷斯科特計算這些教會學校錄取了20世紀20年代中國大學生的四分之一，[100]1900-1920的比例要更高。社會福音譴責自利，敦促基督徒優先滿足最弱勢群體的需求。[101]社會福音運動對大企業的不信任，或許與傳統的儒家價值觀產生共鳴。理查德·埃利的思想把主流經濟學的觀點和社會福音相結合，并且強烈支持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很多教會大學使用他的教科書《經濟學概論》(Outlines of Economics)，這本書受到了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的猛烈攻擊[102]。

　　20世紀前半期，在中國出現的其他非主流的影響包括：來自英國的新李嘉圖主義傳統;同樣來自英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元素(通過像瓊·羅賓孫、莫里斯·多布、邁克爾·卡萊茨基等經濟學家)，(特雷斯科特2007,238)還有亨利·喬治的思想(特別是單一土地稅制)。德國和日本的國家主導的經濟發，多少還有蘇聯，也影響了中國的經濟思想和教育。例如，孫中山看起來深受德國歷史學派、理查德·埃利的社會福音、亨利·喬治的土地經濟學和列寧的經濟政策的影響(特雷斯科特2007,87,20)。

　　當然，在西方學習的中國學生也給中國帶回了馬歇爾主義，而它后來發展出了主流新古典主義和奧地利學派(特別是那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跟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一起學習的學生)。

　　潛話語：1900-1949 特雷斯科特定義了于1900-1950年間在中國通過西方經濟學教育傳達兩種不同的“信息”，即我所說的潛話語。第一種潛話語雖然認識到了市場的潛在缺陷，但基調仍是呼應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它歌頌利潤動機和追求私人利益如何通過競爭性市場機制為整體利益服務，一般推薦自由放任政策。

　　第二種潛話語盡管承認市場在很多情況下的確有用，但仍強調市場失靈和以市場為基礎的不平等等問題。它懷疑自利動機作為社會道德的基礎是不夠充分的，拒絕自由放任的方法，而支持對市場的社會治理。

　　特雷斯科特本人支持古典自由主義，感嘆在革命前的中國，西方經濟學的教育貶低了自由放任政策。盡管他暗諷美國制度學派要為毛主義(見下頁腳注)的過火行為部分負責，他對中國經濟教育潛話語的關注還是很有用的。就像林和徐提出的診斷經濟學和功能經濟學之間的區別一樣，在經濟學教育中進行分類，吸引我們關

　　注經濟思想的框架，或者說范式本質。例如，評估亞當·斯密的著作在中國的影響時，特雷斯科特寫到“最重要的貢獻可能是商業活動道德上的合法化而不是對其進行的分析”。[103]

　　非主流經濟學的地位：1949-1979 西方經濟學所有流派的地位在中國革命后都下降了。所有非主流和主流西方經濟學都歸到馬克思所說的“庸俗經濟學”之下。(張和徐2010,13)像之前詳細闡述的，大學被按照蘇聯模式重新組織，俄國的教科書取代了美國的教科書。在朝鮮戰爭擴大之后，教會大學被關閉，其設施被劃歸至公立大學。(特雷斯科特2007,141)許多傾向西方的經濟學家移居美國和臺灣。[104]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在后來的市場化改革中給中國領導人提出建議。

　　張和徐關于中國經濟雜志的研究表明《經濟研究》和《經濟學動態》從1949年到70年代晚期沒有發表任何非主流經濟學的文章。建國前30年間，中國沒有原創的非主流經濟學書籍，而翻譯的非主流經濟學著作也僅有10本。(張和徐2010,6-7和表格1)還有，即使是得以出版的譯著，也經常會在前面加上一個導言，表明翻譯的目的是方便批判。這種方法并沒有帶來有創新性的修改和應用，特別是對青年經濟學家來說。

　　非主流經濟學的地位：1979-2009 大約1978年前后，西方經濟學家回到中國，且主要是以現代新古典主義形式回歸的。雖然許多由美國經濟學會的經濟學家和世界銀行組織的經濟團隊包含廣泛的新古典主義流派——從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追隨者到新凱恩斯主義的追隨者，但卻沒有包括很多著名的非主流經濟學家。

　　在1977-1990年間，張和徐回顧了11個中國重要的經濟學期刊。[105]他們發現在這23年間只有51篇非主流經濟學文章(23篇后凱恩斯主義，15篇制度主義，10篇激進主義，3篇其他)。在1991-2009年間，他們在同樣的期刊上確定了60篇異端文章。(20篇后凱恩斯主義，24篇制度主義，6篇激進主義，10篇其他)中國的教科書在這一時期也似乎在很大程度上無視了非主流經濟學。(張和徐p.10-11)[106]

　　在中國幸存的非主流經濟學主要是后凱恩斯主義和制度主義，還有瓊·羅賓孫的著作。對中國的興趣、新馬克思主義模型和后凱恩斯主義思想的結合，使羅賓孫夫人成為中國最有名的非主流經濟學家之一。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中國似乎也已經比較知名了。(張和徐22)

　　也許中國領導人正尋求建立一個比他們的新古典主義顧問提供的更大的網。很難知道有多少非主流經濟學家已被邀請向政府提供建議，或已經受邀到中國大學發表演講——不依靠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世界銀行或美國政府組織的官方訪問。

　　諾頓·惠勒報道，在1993年，中國在宏觀經濟改革方面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尋求建議，招聘一個“首席技術顧問”。詹姆斯·加爾布雷思(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的兒子)被推薦給中國，他自己也是一個著名的美國非主流經濟學家。他得到了這份工作，并在三年間負責將“最好的可獲得的在會議、論文和培訓任務方面的美國專家建議”呈報國家計委。加爾布雷斯的“最好”的定義不同于正統的視角。例如，在1995年，他帶著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羅伯特·艾斯納和一貫大聲批評IMF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到中國，來參加一個有關國際貨幣政策的會議。(惠勒報導，第四章)[107]

　　一些非常聰明的中國研究生在美攻讀時，也接觸到了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如在美國麻省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就我所知，尚沒有關于這些學生或者他們的組織的研究。

　　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個十年是通常被稱為“沒有輸家的改革”(這個評價過于樂觀但多少還算準確)，而接下來的改革中受益者更多，卻也創造了相當數量的“輸家”，尤其是當相對收入和經濟安全受到關注的時候。正當新古典主義的范式鞏固對中國經濟學專業的控制之時，對日益增長的不平等、腐敗的私有化、嚴重的經濟不安全和其它問題的不滿，重新點燃了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的興趣。同時，因為相同的原因，很多嚴肅的經濟學辯論也被轉移到經濟學范疇之外了。

　　非主流經濟學的地位：2009-今 通過采訪，我發現了一些在中國經濟學院系存在非主流觀點的證據，主要是制度主義和后凱恩斯學派。盡管不少經濟學家研究性別問題，似乎沒有多少自覺的“女權主義”理論。

　　張和徐報導說，在最近幾年中內，非主流經濟學比過去更加流行了。例如，商務印書館(中國領先的出版商之一)聲明計劃出版一個系列文庫，叫做“西方非主流經濟學譯叢”，以制度主義理論作為開頭。(張和徐2010,15)在198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家宣傳新制度主義經濟學，這反倒激起了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對舊制度主義的興趣。當對新制度經濟學家所建議的私有化計劃開始出現重大反對時，人們開始對思考制度問題的新替代途徑感興趣。

　　這可能源于一系列的原因：(1)“大蕭條”期間明顯的經濟問題和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失敗;(2)中國政府一直有意識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不愿照搬“華盛頓共識”;(3)有時與美國民族主義相矛盾的中國的民族主義(匯率爭端、在中國南海的領土爭端、關于溫室氣體減排的辯論);(4)超過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化積累的社會成本，像不平等、社會安全網的解體和環境污染等開始爆發。

　　在中國經濟學界公然反對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聲音不是很多。新左派，一個針對當前的經濟政策的非馬克思主義批判運動，在經濟學界外部要比在內部更為強烈。事實上，我沒有找到任何一個熟悉新左派話語的中國經濟學家。這可能部分是因為我不夠流利的中文，但不完全因為這個。

　　我在中國參加過的CES的會議，沒有一次包括任何明確的非主流經濟學論文。[108]周翼，一位受過新古典主義訓練但傾向非主流經濟學的復旦大學學者，相信中國經濟學界的變化很可能會為學界以外的討論所刺激，特別是網絡上的討論。

　　張和徐呼吁為異端的(非主流的)理論努力找到更多的、清晰定義的共同基礎。他們建議非主流經濟學家：(1)與馬克思主義者結成同盟，建立更廣泛的異端(非主流)理論社區;(2)在中國政治經濟學會舉行年度會議時召開組織會議;(3)更加活躍于演化經濟學中文論壇(4)在商務印書館的“非主流經濟學譯叢”項目下，繼續推進異端理論的翻譯工作;(5)把關于非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教科書整理到一起;(6)加強與國外非主流經濟學家的聯系。我強烈支持這些建議的精神，期待研究未來中國經濟思想、實踐和教育的演進。

　　附錄二：中國經濟思想的演變：研究訪談的焦點

　　我的研究是一個知識社會學的項目。我對從1978年的市場改革起，中國的經濟理論如何和為什么改變有很大興趣。我當前的工作重點是，當前中國大學如何教授經濟學，以及自從1970年代后經濟學教育是怎樣演變的。

　　許多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理論的性質，包括：(1)在國內外現存的內部智力要素;(2)使用者對經濟理論的反饋(他們可能是市場參與者、中央計劃者、地緣政治戰略家);(3)學科內部結構的變化(包括成員所受的教育、職業路徑和人脈關系);(4)相關領域的變化;(5)來自舊的國內知識傳統的反饋(例如儒學);(6)其他國家的事件的后續影響，例如前蘇聯的解體或美國經濟危機和大蕭條;(7)在國內流行文化的變化。

　　這個夏天我會留在中國，探究上述的某些因素如何影響從馬克思主義到新古典經濟學的轉變，以及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的發展。我會在幾所不同的大學針對經濟學教育問題采訪教授和學生。我已經列出了我要研究的幾個問題，如有潛在有用的書面資源和面談對象，歡迎你們提出評論和建議。

　　暑期研究話題

　　1) 中國的經濟學院系是如何組織的?

　　例如，在行政上，經濟學科是與歷史、哲學和政治學并列，還是與數學、工程學和計算機科學并列?經濟學科是否在商學院里面?它們與商業研究的一般關系是什么?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或“現代的”經濟學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是什么(例如，互相獨立的學院)?教育部、大學校長、院長和系主任對課程和專業的內容影響有多少?中國社科院一直發揮什么樣的作用，或者從更高層級來說，國務院及其經過技術培訓的工作人員在重新定位大學經濟學教育中起著什么作用?

　　大學的黨委和經濟學院系的關系是什么樣的?經濟學教授成為共產黨員究竟有多普遍?黨對教授的聘用、課程以及特定的教學內容的安排是否有任何影響?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學教育中是否有地位?這是如何隨時間變化的?

　　2) 經濟學教授和行政人員的教育

　　在外國(特別是美國)接受過經濟學訓練的教授(特別是系主任和院長)的比率是多少?有博士學位的教授中在國外接受培訓的比率是多少?中國的經濟學研究生入學考試是什么樣子的?誰決定考試的內容?

　　3) 作為學術規范的經濟學組織：科學社區與網絡的創建

　　在中國最值得參與的經濟會議是什么?大學經濟學院的成員平均多久參加一次正式的經濟學會議(國內或國外)?還有什么其它的學術會議，可以視作經濟學家內部共識的建設，或者托馬斯·庫恩所說的“科學社區的建立”?

　　中國經濟學家和研究生學生閱讀什么樣的國內(和外國)經濟學期刊?中國經濟學家最經常訪問的博客，新聞，或其他網站是什么?

　　為了在學界領先，在什么期刊(國內或國外)上發表文章最重要?這些期刊的審稿政策隨著時間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除了學歷和發表文章，還有什么其他的依據是在學術界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中國政府機構(像中央銀行)，或在國際經濟組織(如IMF)獲得高級職位有多重要?

　　對大多數經濟學教授來說，外部收入(如商業咨詢費)有多重要?

　　4) 對西方經濟學家影響的特別關注

　　中國經濟學家最熟悉的西方經濟學家是誰?大學圖書館擁有的西方經濟學書籍和期刊有多廣泛?

　　中國經濟學家對主流思想內部的論爭(例如，芝加哥學派宏觀經濟學家如羅伯特·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之間的爭論)有多熟悉?

　　中國經濟學家對主流經濟理論與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范式(如制度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和奧地利經濟學)之間的辯論有多熟悉?

　　5) 經濟學專業教育的本質

　　本科經濟學專業包括哪些課程?本科經濟學專業對數學的要求如何?對于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和經濟制度史有相關的必修課程嗎?這些特點在過去的30年間是如何變化的?

　　經濟學教學大綱或特定課程中的競爭范式，是否受到了注意?有沒有什么特定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課程”(像女性主義經濟學課程或制度主義經濟學)，自覺地嘗試與主流新古典主義相區別?

　　是不是所有的大學生仍然需要上馬克思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課程嗎?大多數學生如何對待這些課程(例如，認為是嚴肅的學術課程，還是過時的要求)?

　　最受歡迎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是什么?西方特別是美國教科書使用的頻率如何?經濟學課程使用英語教學的頻率是多少?

　　經濟學本科教學使用了哪些網絡材料?

　　6) 非專業的經濟學課程

　　非專業的學生有什么經濟學課程可以上?其他專業如商學或政治學的學生，是否需要修讀經濟學課程?

　　是否有面向非專業人士的特殊經濟學項目，比如為記者和其他媒體人士設定的經濟學課程?

　　7) 經濟學專業的學生畢業后會得到什么工作?

　　8) 有關經濟學辯論

　　中國經濟理論界中目前最主要的辯論是什么?

　　中國經濟學家參與的關于經濟政策的最主要的辯論是什么?這些辯論是不同思想流派的沖突，還是學派之內更加折中和個人化的分歧?

　　中國經濟學家是否認為，中國的經濟理論家作為一個整體，同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學家之間存在爭議?

　　“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這一說法可能具有什么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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