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當初的目的是要快速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豐富社會物質基礎，造就絕大多數人較高水平的生活質量的話，那么多年來實踐的結果卻不能很好地印證當初的目的。最讓人憂心的無過于造成了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7，超越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紅線，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兩極分化和令人痛心的某些社會亂象。一個利用改革中某些指導理論的錯誤和政策的偏頗而從中漁利的官僚奸商豪富集團迅速形成并日益膨脹，成了中國經濟機體中的一顆吸血毒瘤。由此，社會主義中國向官僚資本主義社會蛻變的危險空前嚴重;中國淪為美國的經濟附庸的危險空前嚴重。一個聲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的執政黨對此不能不深刻反思。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成敗相參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氣與淫邪的根本差別就在于敢不敢正視現實，敢不敢反思失誤，并據以矯正。反思尤其需要注重理論反思，并且要切中要害，否則病根不除，貽害無窮。鄧小平同志還是敢于正視現實的，晚年的反思是真誠的;他由心地驚呼：“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收入差距問題“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他反思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2009年《學習時報》宋福范《鄧小平晚年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反思》)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據《鄧小平年譜》)

　　然而，這種反思還遠遠不夠，只涉及了一半，而且只是輔助性的那一半：怎樣分配的問題。而“忘記”了更加根本的問題：生產資料或資本的控制權。勞動者只靠自己的勞動只夠維持他的消費和簡單的再生產。而組織現代分工下的大量勞動者的集體勞動則需要資本。私人控制了資本就能支配別人的勞動并占有集體勞動所產生的剩余價值，也就控制著分配的主要趨向。他們可以把所控制的剩余價值大量用于奢侈浪費，甚至極其無聊地進行炫富，無端浪費集體勞動的成果，制造社會分配的極大不公。過度的資本私人占有自然會造成嚴重的分配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占有結構如果不逐步加以改善，分配不公也就難以根本改變。單純從分配上做文章只能起緩解作用，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勞動者集體控制了最主要的生產資料或資本——全民資本，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才會是擴大社會再生產和豐富和提高勞動者的生活的一種合理的手段。而不只是為富豪造福，給勞動者添災的一種工具。

　　一、關于資本。資本是現代大生產的必備要素。而現代大生產以分工為基礎。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就認為：資本累積是大量進行分工必備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擴張與生產效率的提高跟資本的總額成正比。資本的累積必須在分工之前進行，因為分工需要使用許多特殊的設備與機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資本來購取。分工愈細，工具的需要愈多，資本愈顯得重要。透過分工過程，可增加勞動生產量，提高國民所得，增強國民儲蓄意愿與能力。(來源于《富國論》)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說：“我們以前考察了剩余價值怎樣從資本產生，現在我們考察資本怎樣從剩余價值產生。把剩余價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在新形成的資本旁邊，原有資本仍在繼續再生產自己，并生產剩余價值，而且每一個積累起來的資本就它同自己所創造的追加資本的關系來說，也是這樣。”

　　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第六章說：“資本一經在個別人手中積聚起來，當然就有一些人，為了以勞動生產物的售賣或勞動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上得到一種利潤，便把資本沒在勞動人民身上，以原材料與生活資料供給他們，叫他們勞作。在這種狀態下，勞動的全部生產物，未必都屬于勞動者，大都須與雇用他的資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產任何一種商品的勞動量，也不能單獨決定這種商品一般所應交換、支配或購買的勞動量。很明顯，還須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個因素決定，那就是對那勞動墊付工資并提供材料的資本的利潤。(注：有論者指出，利潤和剩余價值本來是一個東西，所不同的只是剩余價值是對可變資本而言，利潤是對全部預付資本而言。剩余價值是利潤的本質，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二者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資本家把從雇傭勞動那里剝削來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用于個人消費，另一部分轉化為資本，用于購買擴大生產規模所需追加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剩余價值是資本積累的源泉，資本積累則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付榮偉《亞當斯密國富論》一文認為：“剩余價值論似乎是馬克思提出的，而這也是亞當•斯密最先提出的，不過他們所處的角度不同，亞當•斯密站在資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潤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中來，只有這樣才能不斷的積累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資本家們就會越來越富有，而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因此而積累大量的財富而稱霸世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最終的目的就是讓工人們站起來，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

　　既然資本的積累來源于眾人勞動的剩余價值，那么資本天生就具有社會屬性，社會積累的絕大部分的資本顯然也就應當屬于眾人，而不可能正當地只屬于私人所有。至少私人只能是控制資本的使用，而不能正當地把資本據為私人財富，甚至用于個人的奢侈消費，以至于用于坑害眾人。受這種理論的影響，美國社會在發展的初期還有“取之于社會，還之于社會”的理念，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進入暮年后把一輩子積攢起來的財富捐贈給社會，并將“死而富有是一種恥辱”這種類似禪語的句子，寫在了自己的遺囑里。然而到了美國社會的沒落期，這種倫理觀念早就被唯利是圖的所謂的價值觀所扭曲了。雖然比爾•蓋茨曾說過：“我要把我所賺到的每一筆錢都花得很有價值，決不浪費一分。”最后也把巨額財富捐獻出來，然而他卻是把這捐贈的財富用來搞高科技消滅“垃圾人口”，以維護1%對99%的絕對統治，盡顯其財富觀的殘忍與瘋狂——不再認為資本的積累來源于眾人勞動的剩余價值，屬于大眾，而自認為只屬于富豪群體，必須為富豪群體——精英階層發揮其價值。此時只講價值，只講這樣做值不值錢;不講倫理道德，不講這樣做是否具有正當性。隨著資本的私人占有走向壟斷地位，其積極有益的一面逐漸淡化，消極有害的一面逐漸濃重。

　　二、關于私人資本。那么私人控制原本屬于社會的資本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被社會有限度地容忍呢?斯密給出了他的理由。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關于人的論述說明，在斯密那里，人具有私己和利他兩個方面，人具有在利己實現中利他或在利他中實現利己和有意識的不圖回報的利他兩種傾向。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與孔子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義而富且貴，于我為浮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的思想有點相似。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論述說“各人的利害關系必然會促使他尋求有利的用途，避開不利的用途。”“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使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用不著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系和情欲，自然會引導人們把社會的資本，盡可能按照最適合于全社會利害關系的比例，分配到國內一切不同用途。”“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生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因此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就過度樂觀地認為：“一種事業若對社會有益，就應當任其自由，廣其競爭。競爭愈自由、愈普遍，那事業就愈有利于社會。……自由放任，聽之任之，不要干涉，利己的潤滑油使經濟齒輪幾乎以奇跡般的方式來運轉。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國家元首的統治。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但壟斷、倫理的崩潰和市場的失效卻證實了亞當•斯密理論的不切實際。私人占有資本有益于社會的一面是有限的，有害的一面不可能一筆勾銷。隨著壟斷、倫理崩潰和市場失效的日益嚴重化，私人占有資本有害于社會的一面日益展現，美日等帝國也就反復地陷入了經濟危機而難以解脫。斯密一方面強調了道德生活在整個社會中發揮的道德自律作用，另一方認為“看不見的手”這一市場機制重塑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關系，使利己與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內在的一致性。在美國新教徒的信仰和價值觀和基督教徒有所不同，在他們看來：“人只是財富的受托者，這些財富是經由上帝的榮耀才被給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樂而不是服務于上帝的榮耀花掉了任何一點錢，那將至少是危險的。……人對于自己占有的財富，有著向上帝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種很大的負擔，在這方面，他服務于上帝就像一個溫順的服務員甚至是上帝的賺錢機器。他占有財富越多，他的責任就越大。這種責任一是為了上帝的榮耀而不能使財富減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來增加財富。”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904年到美國考察，隨后寫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他在這本書中提出：美國之所以產生了充滿活力、發展迅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從歐洲逃到美國來的新教徒帶來的倫理道德、職業精神有直接的關系。馬克斯•韋伯認為，美國現代商業的高度發達，得益于一種商人的氣質，也就是一種獨特的商業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資本為職業責任，而且注重依靠勤儉和誠信的職業倫理。也就是說商業被看成是“把獲利僅僅作為一種職業，而每個個人都感到自己對這種職業有一倫理義務的這一類活動”。理性經商成為一種公認的商業精神促使了美國現代商業的高度發達。但是，這種注重倫理道德的精神逐漸被利益熏心所毀滅，取代它的是唯利是圖的所謂價值觀，把一切都用金錢利益的價值來衡量。于是失去了道德約束的美國也就逐漸走向衰落。美國著名社會學家、未來學家赫爾曼•卡恩明確地以儒家倫理來解釋“東亞經濟奇跡”。他認為新儒家社會“較之其他文化富有更高的經濟效率”，又主要是源于“儒家倫理”的奉獻精神、道德精神、誠信精神、敬業精神、秩序精神、紀律精神等，在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公平性及組織與效率問題上，儒家文化要比“新教倫理”強得多。此后，美國價值觀橫掃亞洲，于是金融危機也隨之橫掃亞洲。然而，不僅僅是失去了道德約束使美國逐漸走向衰落。更致命的是，“看不見的手”的失效又使利己與利他產生了嚴重的對立，使市場陷入深重的危機。現實表明了“看不見的手”能夠使利己的動機產生利他效果的理論有嚴重的偏頗，那只是亞當•斯密的一廂情愿，而不是現實。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有效的前提就是負反饋能夠起作用。在負反饋不能起作用的場合，所謂的市場機制也就失效，商品價格不但不能向自然價格回歸，反而越來越背離自然價格，一路高歌猛進，直至崩潰。“與負反饋相反的過程是正反饋，它會放大最初的波動。正反饋在引發核爆炸、快速的人口增長以及股票市場泡沫等方面發揮作用。”(《市場是怎么失敗的》)最典型的不過于房地產與金融市場，經濟危機反復在這個領域開始爆發。雖然亞當•斯密并沒有把自己的理論推向極端而認為“看不見的手”可以在任何領域起作用。但可怕的是私人資本具有自身的利益所造成的偏執性，也就故意把部份場合能夠起作用的市場機制夸張成在一切場合都能夠起作用。因此人為地制造了經濟災難。《市場是怎么失敗的》一書指出：“歷史事實是，在2003～2006年，當住房價格加速上漲時，很多關于房價的擔憂不斷見諸媒體。這些預警信號被忽視的一個原因是，人們拒絕相信房價下跌。隨著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諾薩福特關于全國范圍內住房價格單向上漲的觀點，獲得了美國政府的官方認可。2003年4月，艾倫•格林斯潘堅持認為美國沒有出現房地產泡沫。……對于青年經濟學家拉詹關于政府有必要對華爾街的薪酬機制進行某種程度干預的建議，美聯儲副主席唐•科恩堅持認為：‘以長期的風險為代價獲取短期的利潤、對客戶隱瞞他們所承擔的風險或使其聲譽處于危險之中，這并不符合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高管層的利益。因此，關于需要政府干預薪酬機制的市場失敗，我并沒有看到確切的證據。’”

　　市場機制失效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斯密“將實現那種普及到最下層人民的普遍富裕”和“確保資源的利用最符合整個社會的利益”的許諾并沒有實現。天涯經濟論壇《自由市場主義是如何失敗的?》的文章指出：“根據相關資料統計，事實上全球最富的300人擁有的財富比全球最窮30億人的財富總和還要多。不過實際情況其實更加糟糕：全球最富有的200人擁有大約2.7萬億美元的財富，遠遠多于35億最窮人口2.2萬億美元的財富總和。還有一個數據更加殘酷地說明了世界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將會進一步加劇。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最近20年，1%最富者的收入增加了60%，金融危機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加速了他們財富的增加，其中0.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長最快’。”

　　在這些經濟和社會災難中，私人控制的資本并沒有也不可能理性地利己并且利人，而是如美國“兩房”那樣，急功近利，使用績效考核管理逼迫員工毫無節制地謀取利潤(剩余價值)，于是推高了泡沫，直接催生了美國金融危機，嚴重危害社會。私人資本的所謂高效率，實際上成了一種赤裸裸的暴利，或者直接是不顧一切后果的瘋狂掠奪。如同現今的蘋果血汗工廠和麥當勞垃圾食品那樣，損人利己，損害社會利己。私人壟斷了資本已經制造了人間浩劫。因而，徹底的私有化，而不是適量的私人控制資本也就必將把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深淵。顯然，資本天生具有社會屬性，絕大部屬于眾人，那就必須主要由眾人來直接控制，以防止私人控制下的資本嚴重危害社會。私人資本唯有在明確資本除了個人勞動積累的那一小部分之外，原本都屬于社會，屬于眾人，個人只不過擁有使用它來為社會(包含自己)造福才具有正當性。私人資本也唯有在“看不見的手”起作用的領域里——充分競爭，沒有權力直接干預(譬如官商勾結)，遵守道德規范和法律的情境下，才對社會有益，而能夠合理存在。在這樣的前提下，現階段的“混合經濟”和“混合所有制”也才是合理的、現實的。

　　三、關于國有資本。鑒于私人資本表現出來的嚴重缺陷，世界性地出現了國家干預，國有化的救世秘方。經濟危機的反復出現，印證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的偏頗和失效，經濟學家凱恩斯推出了解決辦法，出版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等著作，其最主要的觀點是“看得見的手”，即國家宏觀調控。凱恩斯經濟政策觀點的核心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及通過擴大政府職能來提高有效需求。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凱恩斯主義“提出政府干預機制在一定時期內可作為經濟政策指導的基礎，政府的介入可克服市場機制的盲目性。凱恩斯主要政策主張首先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市場缺陷的存在是客觀的必然的，而市場的缺陷不能用市場的辦法來解決，能調節市場機制，彌補市場缺陷，糾正市場失靈的只有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力量，只有政府對經濟積極有效的干預作用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于是資本由眾人來直接控制的問題，很長時間里也就被扭曲為國家控制。其理論前提自然是“國家代表眾人的利益”這一虛假的命題，其實“國家”只代表統治集團的利益。虛假的前提只能形成虛假的理論。所謂的國有化在不同的環境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災難，也嚴重危害了社會。馬克思曾經尖銳地指出，“國家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

　　恩格斯說：“國家總的說來還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著生產的階級的經濟需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6頁)。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指出：“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勝利以后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棄為止。”

　　“國家禍害”直接表現于官僚制。官僚們利用“國有化”掠奪財富，而并非把原本屬于民眾的資本交還給民眾。恩格斯在1891年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寫的《導言》中就已經指出：“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起初用簡單分工的辦法為自已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來，這些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種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襲的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4—335頁)沒有有效制約的官僚制政府機構必然會把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帶有舊國家機器基本屬性的社會組織形式無產者不可能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維護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對此，馬克思早就得出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須把它“打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72頁、第4卷第392頁)在打碎國家機器之后，絕大多數人就必須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建構自己的統治形式。而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因此，建構由絕大多數人控制的全民資本可操作性的組織形式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人們不應當忘記德國人民被希特勒的“國家所有制”耍弄的歷史教訓。《希特勒是如何發展納粹經濟的》一文披露了“國家所有制”的真相：希特勒“一方面加強和擴大國家所有制，另一方面將國有財產轉到私人壟斷資本手中。希特勒政府時期，德國國家所掌握的股份資本絕對和相對額都增長。1932-1939年，‘國有的’股份資本額，由29億馬克提高到36億馬克，它在全國股份資本總額中的比重，由13.2%上升到17%。1939年，德國國家壟斷資本共計248億馬克，占全國總資本的五分之一。在擴大國有化的同時，希特勒政府還執行了國有財產重新私有化的政策。在1929-1933年經濟危機期間，當時的德國政府為挽救一系列壟斷資本集團，以優惠價格收購了柏林各大銀行的大部分股票和一系列大工業公司的部分股票。隨著這些企業的扭虧為盈，希特勒政府把國家持有的巨額股票廉價賣給有關的私人壟斷資本集團。”

　　西方國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僅是讓資產階級購買效益好的國營企業。而且每次都是廉價出售，讓資產階級合法地掠奪國有財產。《為何西方國企私有化搞不下去?》的文章指出：“二戰中，美國為滿足軍需生產和運輸需要，興建了大量國有企業，添置了大量的國有資產。戰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間)，美國政府把大量的不動產，特別是大量的運輸工具，出售給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間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們的原價是32.5

　　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是77.5億美元)，還有運輸機、汽車等，這些財產大體按原價的15%賣出。另外，許多不需要重新裝備就能生產商品并獲得巨額利潤的冶金企業，也廉價出售給私有公司。例如，用1.7億美元興建的一個礬土廠、兩個制鋁廠、三個軋鋁廠，只以0.567億美元售給雷諾斯金屬公司。建于猶他州的價值2.2億美元的鋼鐵廠，以0.475億美元賣給美國鋼鐵公司。美國政府共將帳面價值170億美元的工廠和設備，以41億美元(即原價的24%)賣給私有企業(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100——103頁)。美國政府廉價出售的這些國營企業，實際投產只有3年到8年。這是國家拿人民的錢向資產階級送禮，是資產階級通過‘購買’形式來掠奪國有財產。”

　　先利用“國有化”聚集國民財富，然后再利用國企“私有化”把國民財富送入資本寡頭私人的腰包。直至現在，這也還是許多國家官僚玩弄的慣用把戲。現實的教訓表明，所謂的“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并不是把原本屬于全民的資本交還給全民來控制的真正的手段。它只不過是官僚玩弄的一種把戲。而具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官僚尤其擅長此道，借口國企私有化掠奪了驚天的“國有”資本，制造了觸目驚心的中國官僚豪富集團。如此事實盡人皆知，已經無需不厭其煩地加以列舉了。

　　國民需要重點關注的是：

　　1954年《憲法》規定：“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在主要有下列各種;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第六條國營經濟是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國家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稱為“國營經濟”，規定為“全民所有制”。雖然有“國有經濟”的提法，但還可以把“國營經濟”理解為國家受全民委托經營企業。

　　1978年《憲法》規定：“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現階段主要有兩種：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六條國營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沒有了“國有經濟”的提法，明確了“國營經濟”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內涵。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規定“：第五條憲法第七條：‘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營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修改為：‘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正式以“國有經濟”替代“國營經濟”，給“國有企業”、“國有資本”開啟了綠燈，“國家”成了這些財產的正式所有者，理論上也就不再需要人民的授權委托了。法理上沒有了人民合法監管的權力，也就有機可乘了。掌握國家大權的官僚隨時都可以用“私有化”、“民營化”的名義把國有財產送給私人資本，合伙鯨吞全民財產。也就實現了“與國際接軌”，給國際上流行的國有化-私有化的超經濟掠奪模式開通了綠燈。“國有經濟”也就被官僚趁虛而入，演變成各個官僚家族割據的地下官僚資本，并逐步向“合理合法”的官僚私有資本蛻變。當年草擬該條文的人刻意搞概念模糊：“全民所有”，則“全民”就是唯一的所有主體。“國家”與“全民”不是同一主體，不能兩個主體同時成為唯一的所有主體。除非是按份額共有。“全民”擁有一部分，“國家”擁有另一部分也說不通。“全民”所有而委托給“國家”代理，曰“國營”符合邏輯;“國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曰“國有”不符合邏輯，用“國家”偷換“全民”概念犯最簡單的邏輯錯誤。如此弊端，可以有兩種發展取向，一是回歸全民所有制經濟(全民資本取向);一種是徹底私有化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官僚私有經濟(官僚資本取向)。百姓選前者;官僚取后者。利益使然。

　　四、關于全民資本。回歸全民資本的取向道路是非常艱難的。美日和中國官僚會拼死阻撓。然而，回歸全民資本，催生全民資本的現實可行的模式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非此，中國人民就不可能真正地站起來。《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資本是集體的產物，它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運動起來。因此，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因此，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并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里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因此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就是回歸資本原本的社會屬性——資本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就是全民資本的本質。有人嗤之以鼻，冷笑道馬克思古董早已過時，說他干嘛!但是鄧小平同志卻堅定地認為：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鄧小平還尖銳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同上書，第311頁)

　　以此，人們很容易理解為何一批所謂的改革激進人士會如癡如醉地詆毀全民所有制而拼命鼓吹“民營化”、私有化——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民眾對此才應當嗤之以鼻，并擊破他們的陰謀，保衛人民自己的利益。如何才能催生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民資本呢?這不單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而且還是一個實踐問題，并非理論探討能夠全盤解決的。但理論原則的探討還是有益的，人們借此可以少走彎路。

　　原則一：“全民所有”是一個群體性的概念，不是個體性的概念。全民資本屬全體人民整體所有，而不是每個單人都可以擁有。如同一塊鉆石是所含碳等原子形成的整體結晶結構物，而不是各個碳原子的簡單堆積，簡單堆積只能是一撮碳粉而不是一整塊鉆石;又如一個物體整體的溫度并非每個分子運動速度的簡單加和，單個分子無所謂溫度。整體屬性并非部分屬性的簡單加和。整體屬性決定于其結構，而不是數量的累加。蘇聯式的把全民所有簡單地分解成每人分得一股被證實是錯誤的。其結果是自己破壞了“全民所有”的整體，被官僚奸商趁虛而入各個擊破，三國盡歸司馬懿，那些國民資產全部變成了寡頭們的囊中之物。因此，唯有人民通過民主程序，把整體性的全民資本分別授權委托給許多依法精心建構的全民資本的大型集團公司來進行資本運營，全民資本的集團公司或者設立旗下的全資子公司進行市場經營，或者與優秀的私企互相參股而形成合資企業、混合企業進行市場經營。現有的大型“國資”集團(善待完善為全民資本集團)譬如廈門國際航空港集團公司擁有全資或控股下屬公司33家，其中1家上市公司，5家中外合資公司，另參股7家公司;又如資產總額超過760億元，年營業收入超過940億元，年利潤總額超過40億元的大型實業投資企業集團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其核心業務有：建發漿紙、建發鋼鐵、建發礦產品、建發化工、建發輕紡、建發農產品、建發機電、建發物流、建發汽車、建發酒業、建發房地產開發、建發旅游業、建發會展業等，主要投資的企業有：廈門航空有限公司，廈門國際銀行，廈門國際信托有限公司，廈門華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廈門法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君龍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等。

　　原則二：獨立于政府部門進行市場運營。全民資本的集團公司應該直接對全民負責，而不是直接對政府負責。政府不應插手全民資本的集團公司的運營和管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是官員代表大會)應當制定專門的全民資本集團法及其他法規，并設立專門的全民資本監管委員會辦理授權委托組建全民資本集團的具體事務并進行日常監督，并向“人大”報告和向社會公開監督信息。全民資本的集團公司依法組建，依法運行，獨立進行公平的市場競爭。全民資本集團的紅利不得繳交給政府用來建豪華辦公大樓、奢侈招待、公費旅行、建設政績工程或者用來還債等，甚至被貪官據為己有。政府開支應主要來源于稅收，而不能占用全民資本集團的紅利。全民資本集團的紅利屬于全民共有，或由盈利的集團公司直接用于該集團的擴大再生產，或直接用于社會服務、福利和資助基礎研究。任何機構和個人都不得任意占有。

　　原則三：企業的目的在于服務社會改善民生，適度盈利只是為了自身的良性發展的必要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全體人民省吃儉用積累資金來建立自己的集團公司絕不是為了從自己身上榨取超額利潤來供官僚享樂而給自己制造苦難。那樣的所謂企業目的只能是國際笑話。

　　全民資本的集團公司就是要為人民自己造福。因而它必須從三個方面造福人民：其一，模范地以其優質的產品或服務為顧客服務，并保持合理的利潤率(不暴利，也不虧本)，在擴大再生產和物美價廉兩個方面維持合理的均衡，直接造福全體國民;其二，主要依靠技術和模式創新，而不是依靠強迫超負荷勞動(過勞，甚至過勞死)來不斷提高自身的市場競爭力，與優秀私企(譬如華為、海爾、美的、張小泉等)合作，或者互相投資，以中國人自己的企業群體之實力努力控制中國的國民經濟的主要命脈，擊潰國際壟斷寡頭對各行各業的壟斷企圖，維護國民的經濟利益，以經濟手段保護國家資源不被國際壟斷寡頭任意掠奪和肆意破壞，以經濟競爭的武器擊敗那些無良媒體和演藝等公司，維護社會的良好風尚;其三，經營效益，即紅利應當留取合理的比例用于再投資，擴大再生產，壯大企業。余下的部分紅利分別用于舉辦社會福利事業，如自建福利性的醫院、職業教育等直接服務社會;或直接用于救災或支持見義勇為等;或贈款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學術性出版、養老基金、失業救助基金等。紅利的使用情況應當每年向社會公布。紅利不得用來舉辦所謂的“體育”盛事，所謂“體育”比賽原意是競技比賽，現今的體育具有強烈的商業味道，本質上是商業性競爭活動，甚至賭博，而并非為了民眾的健康。體育運動員的平均壽命反而低于國民的平均壽命的事實揭了它的老底。而用于資助市民太極拳、氣功、散步等健身活動和改善空氣、水質的環境建設等才是維護百姓健康的公益事業，體育比賽則不是。如果資助體育賽事是為了增加企業的知名度，則只能在廣告費中支付，列入成本。

　　原則四：服務于顧客，而不是服務于內部員工和政府官員。世界公認的原則是企業為社會為顧客創造價值。也就是為社會，為絕大對數人提供專業性的服務。而不僅僅是為了獲取利潤。全民資本不能只是追求利潤，而必須為社會為民生服務。這才是衡量企業優劣的合理標準。不專注于服務顧客，只注重服務于當權官僚的全民企業就是變成官僚私家企業，逐漸蛻化為地下官僚資本的標志。全民企業的主人是全民，而不僅僅是內部員工。借口“員工是上帝”、“員工持股”來搞超額福利和超高工資總額就是變全民所有為小團體所有，其實是企業高管利用企業的管理權力謀私，用為員工謀利益來掩蓋為高管自己謀取特殊利益。這明顯是一種腐敗行為。必須用專門的條例來加以約束。企業對員工不能用美國的那一套急功近利的所謂目標管理、績效考核手段來逼迫員工拼老命為老板牟取超額利潤。而應當實行人本管理，尊重并調動人的積極性來為顧客服務，在企業良好社會和經濟效益的基礎上去提高員工應有的報酬，激勵員工的服務積極性。在此基礎上，全民企業員工報酬高于私企不是恥辱，而是光榮。無端指責是別有用心。其目的是為鯨吞全民財產尋找借口。

　　某些人鼓吹所謂的私企(已經被偷換成“民企”;《說文》：“民，眾萌也。”是指與官對舉的眾多的人，是群體性的詞匯，不是指“私人”的個體性的詞匯，“私有”與“民有”內涵不一致。反而是全民所有才屬于真正的“民有”)效率高而優于“國企”，無非是指某些私企利潤率超高。但利潤率高并非企業優越性的合理標準。利潤就是剩余價值，適當的剩余價值有利于擴大再生產，有益于社會與民生;但過度的利潤，也就是過度的剩余價值直接傷害社會和民生。如同美國“兩房”的超高效率直接引發金融危機，美國的“蘋果”和中國的煤老板超高的利潤率來自極不人道的血汗工廠，直接危害社會，都是最壞的企業，并非優越性，反而是劣質企業的標志。相反“國企”廈門公交利潤率低，廈門“國企”超市廉價生鮮，利潤率當然不如超高價生鮮和賣過期熟食的沃爾瑪，但它直接造福市民，抑制過高物價，利潤率適度反而是優質企業的標志。

　　原則五：董事和經理必須從人才市場競爭性招聘選用有資歷和有成績的職業經理人，官員及其關系人不得進入。全民資本集團的董事會直接對人民負責，絕對不能由政府官員下海擔任或兼任，也不能指派或利用各種手段塞進官僚家族的成員或其關系人，包括與之勾結的商人。董事會要按照專門的條例由監管委員會主持向社會公開招聘。經理則由董事會組織公開招聘并任免。董事和經理任職之后不應該兼任官職。政府官員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或工作人員利用權力塞進“自己人”要入罪，嚴加懲處。就本質上來講，從現今的概念含混的“國有資本”向明晰的“全民資本”回歸的關鍵有二：其一，去官僚化;其二，建構全民資本集團的合理結構和人本管理。具體的管理學論述不是本文的任務。筆者將另文詳述。總之，全民資本集團是一個歷史性的新生事物，理念更新、制度設計、實踐探索和總結完善都需要人們的共同努力。執政黨必須加強領導，組織對譬如廈門等比較成功的大型國企集團和譬如聯想等失誤不斷的國企集團進行調研，總結有益經驗和教訓，推進大型全民資本集團的健康發展。沒有一批大型全民資本集團這樣的超級航空母艦群，中國強大國際競爭力就難以形成。奪回已經被國際壟斷資本控制的中國自己的經濟命脈的任務就難以完成。中國的發達與強大，民生的保障就都只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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