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熱詞之一就是混合所有制，按照有關專家的說法，在微觀層面上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質的投資主體共同出資組建的企業，這個混合所有制一提出，各路央企國企就展開了引入民資的活動，這里誰表現的最積極，誰就得到輿論的高度贊揚，但筆者認為混合所有制不是央企國企引入民資這一個層面，如果我們走混合所有制一路向右，最后就要回到原點，這不是改革而是復辟，是有一股復辟私有制的力量在推波助瀾。混合所有制我們的重點是發揮國企和民企各自的優勢，盤活資產存量，讓經濟煥發出更大的活力，這才是我們的中心問題，而不是買國企讓一些人得利。

　　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首先不是要取締公有制經濟，不能把我們的公有制企業全部都改為混合所有制，一些關鍵企業和行業，國家獨資是完全必要的，對西方發達國家，很多企業也是國家的，西方國家也有把企業國有化的過程，甚至很多在市場運作的東西根本不以企業出現也不上市而搞的計劃經濟，就如美國對互聯網的控制，他控制的互聯網核心節點和域名解釋服務器，就有國有的，而且不是市場說了算，是美國國家利益說了算的。因此對混合所有制，不是消滅公有制!關鍵行業國家獨有是必要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也是存在國有制的經濟的。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同時也不是再一輪的出售央企資產，我們看到流行的輿論說什么央企引入民資的管理機制煥發活力等云云，這些輿論與當年我們的銀行改革引入戰略投資者何其相似，為了戰略投資者進來我們給銀行業很多政策，帶給銀行業的變化就是銀行變成強勢全社會利潤流入銀行實業受損，這些戰略投資者是在中國賺取了萬億計的財富的。我們要在國企引入民資，則這些民資就是要賺錢的，而中國當前資金如此緊張社會利率如此高，民資要能夠入股，必然是要利潤回報高于社會利率的!而且即便如此民資也在國內資本市場沒有足夠的資金，必然是以外資為主導，外資也是叫民資啊!這外資進來且不說國家經濟安全層面的問題，還是境外利率與境內利率的一個套利過程，外資進入帶來的外匯占款流動性還要國內的通脹買單，外資的資本更來源于QE印鈔，對印鈔的貨幣，再貴也是賤賣。因此進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再一次賤賣國家資產是必須避免的。

　　中國讓民資進入國企當中，給民資帶來的是更大的空間，而不是給民資更多的回報，混合所有制的提出是要更高的提高民營企業家的地位，這地位更多的是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是給民營企業家一個服務于國家和民族的通道，而不是給投機分子賺錢的機會!在中國崛起的過程當中，大量愛國的民意企業家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他們在有了足夠多的財富之后，個人的追求不是財富的增加，而是更多的貢獻自己的才智給國家和民族，盡更多的社會責任。我們的混合所有制就是要把他們吸收進來，給民營企業家一個更大的平臺。因此我們的混合不是單方面的向資本的右傾，而是應當更重視參與企業家的道德指標和民族性，更重視創造企業家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環境，選擇混合所有制的戰略合作伙伴的指標不應當只是單一的利益指標而是應當多元化的。

　　在我們的這些趨向當中，一切都是向右的，混合所有制為何就一定是國企要混入民資，而不是民資里面混入國資呢?!對中國的戰略行業，國資有相當的比例是必須的。西方國家對國家重要的核心資產都進行過國有化，英國對東印度公司、對淡水河谷鐵礦、對鐵路等都進行過國有化，而英國的鐵路和后來的巴西淡水河谷鐵礦也都走過私有化的過程，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中國搞混合所有制，這樣的雙向過程就應當是普遍存在，而不是國企單向的混合民資。現在中國很多關鍵性行業都沒有國有資本的存在，比如決定未來方向的互聯網企業都被外國勢力控制，我們熟知的新浪、百度以及阿里巴巴、騰訊等都是外資占有主導地位，這樣的關鍵行業中國國家不能控制，國家的經濟安全是難以保障的，中國要改變這個現狀，就必須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有力手段。對核心行業我們國家不光要參股，而且應當立法保障國資參股以后的股東權利。西方對此也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看一下德國的“大眾法”，德國地方政府就是持有大眾汽車公司20%的股票并且立法規定政府有否決權，雖然此法詬病很多也涉嫌違反歐盟的條約，但德國地方政府對此權力是從不放棄的。

　　中國對一些民資進行混合所有制，以混合所有制奪取中國對關鍵行業的控制權，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外國控制中國產業的VIE模式，西方國家是不能接受以VIE模式規避國家強制性的法律的，而中國則VIE模式普遍存在是外資控制中國核心產業的有力手段。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直譯為“可變利益實體”)，即VIE結構，在國內被稱為“協議控制”，是指境外注冊的上市實體與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相分離，境外的上市實體通過協議的方式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業務實體就是上市實體的VIEs(可變利益實體)。采用這種結構上市的中國公司，最初大多數是互聯網企業，比如新浪、百度，其目的是為了符合工信部(MIIT)和新聞出版總署(GAPP)對提供“互聯網增值業務”的相關規定。中國互聯網公司大多因為接受境外融資而成為“外資公司”，但很多牌照只能由內資公司持有，MIIT就明確規定ICP是內資公司才能擁有的，所以這些公司往往成立由內地自然人控股的內資公司持有經營牌照，用另外的合約來規定持有牌照的內資公司與外資公司的關系。后來這一結構被推而廣之，應用許多非互聯網赴美上市的公司中。而持有國內內資公司股份的中國自然人，其后也移民美國，變成了實際的外資，而對這些自然人的協議控制在中國法律體系之下效力有瑕疵，但這些人一旦移民，就變成了外國法律管轄，效力瑕疵就沒有了。所以VIE結構就是規避中國立法目的之手段，中國對VIE結構當中持有的特殊目的公司就是應當通過混合所有制進行國有化，徹底保證政府的核心權力。我們注意到對VIE結構注冊在國內的特殊目的公司由于通過奴隸協議已經將利益輸送到國外，則這些公司按照現行利潤的估值都是很低的，非常適合進行國有化，對他們的國有化我們需要的不是利潤而是控制和經濟安全!

　　我們的混合所有制也是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手段，中國的行業有多家國企，如果都是國有則按照國際的規范企業的最終控制人是一個，要變成關聯企業和壟斷，引入了混合所有制，不同的企業雖然在一個同樣的行業，但控制權是有差別的，是由不同民意主體參與控制的，就可以更好的發揮市場功能，進行市場競爭，同時也符合了在國際環境當中被妖魔化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引入我們的合作伙伴入股，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優良環境。我們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比我們獨資的國企進入國際市場，尤其是國際資源市場，將更有競爭力。我們要把混合所有制的正面意義發揮得超出簡單的資產或資本的組合，而是要放眼到國際大環境當中去思考一些長期戰略問題。

　　我們對核心行業的混合所有制混入國家的股權，與歷史上的公私合營有本質的區別，因為我們的參股也可以是市場化的，也就是說這些企業混合所有制下必須有國家多少股份，但到底由哪個國企參與則是完全市場化的，充分按照十八大三中全會的要求讓市場配置資源，市場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可以給出公允的對價的。類似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到南非擺脫種族隔離以后，為了黑人權利，就通過立法強制搞了黑人和白人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當中要有25-30%的黑人權利，而企業具體給那個黑人股權則是通過市場來決定的，南非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尤其是騰訊這樣的企業還是南非企業持股很多的公司。我們現在的混合所有制與歷史上的公私合營和國家征收本質的不同還在于，國資與民企混合以后，我們要發揮民企更大的管理上的靈活，給民企的企業家們更多的管理權，更多的發揮他們的才智，而不是國家把管理權奪過來，是要讓企業的管理更靈活和多元化、市場化的，而不是至于國家的計劃之下。

　　國資進入民資企業和民資進入國資，給中國民企是要有資金的扶持，也有國家力量的后盾的，我們以前侵害私企老板的犯罪偵查和立法定罪就不足，私人企業做大了內部失控員工侵害企業主利益的事情經常發生，如果變成混合所有制，國家的反貪和反瀆職枉法的機關就可以介入了，就可以更好的保障企業家的合法利益，同時我們的民資揚帆出海，也需要國家的外交和軍事等國家力量的保護，混合所有制更夠讓國家的力量更好的給民資企業進行服務。同時國資的進入，給民資潛在的信用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企業能夠取得更多的市場信用，有利于民資的做大做強。

　　對此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我們歷史上走過的彎路，中國市場經濟開始時有大量的紅帽子企業，后來這些企業的歸屬就成為了大問題，有的地方以企業登記為國家的，就把紅帽子企業變成國企，完全忽視了企業家的創造，比如著名的華晨集團。也有的地方把紅帽子企業直接與政府脫鉤變成了私企，這樣的改變也是有問題的，因為當企業紅帽子的時候，國家是為企業提供資信的，也就是說紅帽子企業賠光了以后，是國家有無限責任進行賠付的，這樣的企業等于無償使用了國家的擔保，難道不應當給國家支付對價嗎?對紅帽子企業是賺錢做大了私人主張權益了，如果企業虧光了怎么辦?有虧光了的紅帽子企業找私人賠付了嗎?就算找了賠不起還不是一樣需要國家賠?!因此有了混合所有制，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紅帽子企業實際上是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同時混合所有制對集體企業的確權和改造也有重大的意義，因為集體企業屬于公有制，有上級主管單位，上級主管單位作為政府對之有資信和社會公信力的支持，同時企業也屬于全體職工的創造，怎樣的明確產權，集體所有制的改制不是對集體企業的一分了之，集體企業當中公眾和國家暗含的支持是不可忽視的，對集體所有制的改制，混合所有制是最適合的體制，混合所有制的提出，對集體企業的改造和紅帽子企業的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都有非常的指導意義。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前對中央的混合所有制決策總是向右的解讀，不顧中國的政黨和政權的性質，如果向右沒有節制必然是走向復辟!而對混合所有制我們同時要看到它對于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帶來的力量，對中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帶來的作用，對混合所有制是要左右結合才能夠保障進行的道路不偏離方向，因此筆者認為在混合所有制下對關鍵行業引入國家的股權和發言權非常重要，尤其是對VIE結構下的外資控制更是如此，對集體企業和紅帽子企業的改造有現實意義，對民資的海外投資保護和進入國家政治生活有所幫助，混合所有制是保障中國走正確道路的制度，絕不能總是向右的歪嘴來念經。

　　附：任評說：對民資進行混合所有制 守住網絡上甘嶺

　　中國的網絡被外國資本控制，一直是中國網絡安全、信息安全、政府公信力乃至國家安全的大問題，如何能夠守住中國網絡的底線，如何能夠讓外資已經控制的門戶網、搜索引擎、視頻網、電子商務網、社交網等能夠不被外國控制，成為惡意攻擊國家和政府的工具，我們是需要大智慧的!而現在混合所有制也是一個熱點，這個熱點是在西方支持下炒熱的，西方想要的混合所有制不是我們想要的混合所有制，對混合所有制要發揮其政策效用，就要有中國的特色，在網絡方面，混合所有制是應當有所作為的，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不光是國家的一些企業要讓民進來的問題，關鍵行業的民資，也要允許國家入股，這樣的入股是一個雙贏的過程，同時也是國家資本與民族資本共同遏制外國資本尤其是敵對勢力資本的過程。

　　中國應當對一些關乎國家民族命脈的關鍵行業民資進行混合所有制，以混合所有制奪取中國對關鍵行業的控制權，中國的控制權流失，受到影響最大的就是外國控制中國產業的VIE模式，西方國家是不能接受以VIE模式規避國家強制性的法律的，而中國則VIE模式普遍存在是外資控制中國核心產業的有力手段。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直譯為“可變利益實體”)，即VIE結構，在國內被稱為“協議控制”，是指境外注冊的上市實體與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相分離，境外的上市實體通過協議的方式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業務實體就是上市實體的VIEs(可變利益實體)。采用這種結構上市的中國公司，最初大多數是互聯網企業，比如新浪、百度，其目的是為了符合工信部(MIIT)和新聞出版總署(GAPP)對提供“互聯網增值業務”的相關規定。這里運作網絡的新浪和海外上市的新浪不是一個公司，甚至還要在法律上不屬于關聯公司，對境外上市的網絡公司，國內持有各種拍照的公司是海外上市公司的一個影子公司，而我們混合所有制，恰恰可以圍繞這些影子公司來進行。

　　中國為了保護國家民族核心利益，對關鍵行業的外資進入是限制的，比如限制外資在網絡企業的持股比例，尤其是能夠影響國家公信力的網絡企業，所以很多網絡牌照只能由內資公司持有，工信部就明確規定ICP是內資公司才能擁有的。但外資以雄厚的資本為后盾，使得中國網絡公司大多因為接受境外融資而成為“外資公司”，同時中國的產業發展也需要資本的扶持。為了規避中國法律，這些公司往往成立由內地自然人控股的內資公司持有經營牌照，用另外的合約來規定持有牌照的內資公司與外資公司的關系，這就是中國特色的VIE結構。后來這一結構被推而廣之，應用許多非互聯網赴美上市的公司中，用來逃避中國政府對可能危及國家安全的外資公司的限制和監管。雖然這樣的惡意規避中國法律限制的合同在中國的司法框架下效力有不被中國承認的瑕疵，但持有國內影子內資公司股份的中國自然人，其后也移民美國，這個名義上的內資公司變成了實際的外資，而對這些自然人的協議控制在中國法律體系之下效力有瑕疵，但這些人一旦移民，就變成了外國法律管轄，效力瑕疵就沒有了。

　　所以VIE結構就是規避中國立法目的之手段，中國對VIE結構當中持有的特殊目的公司就是應當通過混合所有制進行國有化，徹底保證政府的核心權力。我們注意到對VIE結構注冊在國內的特殊目的公司由于通過奴隸協議已經將利益輸送到國外，則這些公司按照現行利潤的估值都是很低的，非常適合進行國有化，對他們的國有化我們需要的不是利潤而是控制和經濟安全!這個國有化的過程我們也可以市場化，讓國有企業進行招投標的市場競爭，給被國有化的私人合理的價格，這一點是與當年的公私合營有所區別的，西方國家對關鍵行業也是國有化的，而且強制加入一些權利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類似的做法我們可以看到南非擺脫種族隔離以后，為了黑人權利，就通過立法強制搞了黑人和白人的混合所有制，企業當中要有25-30%的黑人權利，而企業具體給那個黑人股權則是通過市場來決定的，南非的做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尤其是騰訊這樣的企業還是南非企業持股很多的公司。而我們首先混合所有制的對象，就是假內資形式的影子公司，由于持有內資影子公司的創業者已經取得境外移民身份，這個公司已經是實際外資了，不符合中國的法律規定，應當最先進行改造。

　　對VIE結構的國有化，在國際上他們是難以說話的，這里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VIE結構到海外上市等是有承諾在的，對其在中國影子企業的行為，法律上是依法定義為不關聯的!這個例子的理解我們可以看一下阿里巴巴馬云轉讓支付寶給他自己，上市公司轉讓自己的核心資產給董事長本人且不經過董事會和股東會，這在中國股市也是匪夷所思，國外也是犯罪，為什么馬云可以這樣干，這樣干香港聯交所也不查處，外國投資者為何起訴的不是馬云而是雅虎?國內只不過是一些狐鼠貍們跳出來說馬云的誠信問題不說違法犯罪問題?這里面的關鍵就是在阿里巴巴的VIE結構當中，早已經定義了馬云的國內公司與外國的資本公司是非關聯的，馬云依法是有權這樣干的。而VIE的協議控制，在赴外上市的時候也要隱瞞中國監管機構的，這個隱瞞就意味著他們永遠別在中國拿出來主張權利，只能對協議控制的公司股東在境外主張權利。類似馬云轉讓支付寶的行為一樣，同理就是我們國有化新浪、百度、騰訊、支付寶等外國上市公司VIE結構的中國影子公司，也是外國公司不能主張權益的，所以在這里中國要奪回網絡的話語權，國有化這些影子公司就可以了。

　　對這些VIE結構的網絡公司國有化，我們能夠控股當然是最好的，而實際上我們國家能夠參股就已經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只要你參股，你委派董事監事，就可以合法的進入到公司的日常事務的管理監督層面上來，這些公司要做出一些有礙于國家安全的事情，比如向外國提供中國收集的信息和數據等，我們就可以及時的知道，讓國家相關部門介入調查，這與我們沒有股份完全隔絕是不同的，我們沒有董事監事股東的知情權，全靠外部收集證據太難了，沒有證據就強行調查也不符合法制社會的要求。這里參股也可能比控股更加合適，因為參股引發的國際反彈是相對小的，參股不控股，中國政府就不是實際控制人，在很多時候可以不承擔實際控制人的責任，使得這些網絡公司進軍他國市場的時候限制會小很多，就如我們不愿意他國控股的網絡公司控制中國網絡市場一樣，他國也不愿意中國控股的網絡公司控制其本國市場，這是對等的。保持中國網絡企業進軍國際市場的活力也是很重要的。

　　這樣的國有化是可以讓我們的國有網絡公司參與的，中國國有網絡公司國家投入很大，但進入市場壁壘已經形成，像人民網、中經網、新華網、國搜等在網絡市場均不如意，但這些機構是有重大資源積累的，這些機構的牌照本身就是資源。還有中國的一些核心媒體比如央視等也是有重大資源的，這些資源均要在我們混合所有制改革當中體現出最大的價值。外面總叫著讓這些機構混合所有制，不如這些機構的混合所有制是與民資外資一起交換資源進行重組，中國的媒體的改革不是引入資金，而是與原來民資控制的網絡交換資源，是一個換股過程、交叉持股過程而不是簡單的國資單方面買賣過程，美元是不斷QE不斷有貶值的壓力，我們的外匯儲備早已經冗余，我們混合所有制再走出售國企產權的老路換取美元有什么意思?!我們要換取的是在網絡等方面外資等控制的足以影響中國穩定的核心資源，因此我們的混合所有制的價值所在不應當是在買賣上，

　　對于網絡公司而言，國家層面是控制話語權，在海外公司直接的資本層面是賺錢，間接的才是資本所在國控制話語權的政治目的，外國一些勢力借助網絡攻擊國家公信力，已經到了中國必須死守的底線。我們國有化其影子公司，是以市場行為守住網絡話語權的上甘嶺，這是中外政治博弈必爭之地，混合所有制的政策手段，能夠在經濟層面助力政府保障網絡安全，這也是混合所有制發揮重要作用的一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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