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問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按照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大約經過了三個階段，雖然每一階段思考的重心有所不同，但內核是一致的，即國家與社會生活，尤其是與公眾生活世界的關系。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第一階段，主要是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失敗而產生的對國家問題的反思。

　　一、近代社會分析的第一框架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是在近代國家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近代社會分析的第一個框架是“家庭-市民社會-國家”框架。在近代以前，現代意義的市民社會并沒有形成和獨立，因而社會的總體框架是政治國家和家庭(經濟是家庭的一部分)，隨著個人從家庭、政治和宗教束縛中走出來，以經濟交往為核心的市民社會才逐漸形成。黑格爾的功績就是承認了這種進步，正像馬克思所說：“黑格爾把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分離看作一對矛盾，這是他較深刻的地方，但錯誤的是：他滿足于只從表面上解決這種矛盾。”[1]即不是從根基上改造市民社會，而是希望通過國家緩和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現實生活是，不是國家決定家庭和市民社會，而是家庭和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它們才是真正的活動者，而思辨的思維卻把這一切頭足倒置。”[2]因而家庭和市民社會構成社會分析的基礎層面，而“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們是國家的必要條件。”[3]

　　在黑格爾和馬克思那里，市民社會的本質含義是指社會的經濟領域，如黑格爾所說：“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場，同樣，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并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4]所不同的是，馬克思把18世紀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論拓展為理解整個人類歷史的基礎：“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5]而黑格爾則在市民社會的經濟含義之外還包含著某種意識形態的因素，即“市民社會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務沖突的舞臺，并且是它們二者共同跟國家的最高觀點和制度沖突的舞臺。”黑格爾雖然認為市民社會“使每個人在為自己取得、生產和享受的同時，也正為了其他一切人的享受而生產和取得。”“使人們之間在滿足其他需要上的依賴性和相互關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為一種完全的必然性。”[6]但市民社會是建立在財產私有和能力私有基礎上的，因而無法克服內在的不平等，“一方面受到自己的直接基礎(資本)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到技能的制約，而技能本身又轉而受到資本，而且也受到偶然情況的制約;后者的多樣性產生了原來不等的稟賦和體質在發展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在特殊性的領域中表現在一切方面和一切階段，并且連同其他偶然性和任性，產生了各個人的財富和技能的不平等為其必然后果。”[7]因此，市民社會不僅需要警察和法律保護財產私有和秩序，而且需要國家這一更高的倫理實體引導和管理市民社會。“國家是倫理理念的現實--是作為顯示出來的、自知的實體性意志的倫理精神，”“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理性的東西。”[8]國家承擔著調整家庭和市民社會的任務，“調整家庭和市民社會的規律，是映現在它們中的理性東西的制度。”[9]國家使普遍性與特殊性更好地結合，“賦予特殊性以全面發展和伸張的權利，而賦予普遍性以證明自己既是特殊性的基礎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權利。”[10]一句話，在黑格爾那里，國家是作為解決家庭和市民社會矛盾和沖突的力量而出現的，他的目標不是改變這種生產方式，而是希望通過國家來完善這種生產方式，使整個社會上升到一個新的倫理實體。黑格爾的思路潛在地成為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方向：不是批判資本，而是在資本的基礎上從文化、道德上完善國家。

　　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在國家層面，首先注重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是葛蘭西。20世紀20年代，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相繼失敗(德國、巴伐利亞、奧地利、匈牙利)，對于這一事實的反思，首先導致葛蘭西社會分析框架的變化。葛蘭西發現，西方無產階級之所以失敗的原因是因為西方國家具有比東方國家更強的意識形態領導權。他發現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從市民社會中發展出一種維護資本統治的意識形態，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統治著人們的思想并導致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因此，作為市民社會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再是經濟的一部分，而是國家的一部分，市民社會國家化了，因而無產階級如果單純進行政治領域的暴力革命而不奪取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無產階級就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只有奪取雙重領導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才能最后取得勝利。

　　由此，葛蘭西提出了市民社會國家化的分析框架，葛蘭西認為：“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個上層建筑‘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11]“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原始狀態，尚未開化;在西方，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市民社會結構立即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后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12]因此必須進行全面的革命，單有武裝斗爭是不行的。也就是說，在經濟的市民社會之上衍化出文化的市民社會或意識形態的市民社會，它們共同保衛著資本主義社會。

　　因此，現代社會統治階級即“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13]單純從政治統治的角度不能理解現代國家，在“國家的一般概念中有應該屬于市民社會概念的某些成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14]“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成為葛蘭西市民社會國家化理論的最明確公式，在這里市民社會承擔著精神和道德領導權的作用，因此，“市民社會也是‘國家’。并且不僅如此，市民社會恰好構成國家。”[15]顯然，葛蘭西的社會分析框架與馬克思、黑格爾相比發生了變化，他不再強調市民社會的經濟功能，而是在經濟功能基礎之上強調市民社會的文化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這一功能黑格爾曾經提到，但沒有作為重點，而葛蘭西則重點發揮了后一功能。這一路向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影響很大，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從總體上傾向于文化而非資本，與這一分析框架的改變有很大關系。

　　由此提出了意識形態領導權理論和有機知識分子理論。葛蘭西認為：“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16]因此，無論是在贏得政權之前，還是之后，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對所有民眾進行思想領導，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必由之路。因為國家在性質上不僅是暴力的，同時是倫理的，即服務于公眾的性質。葛蘭西說：“每個國家都是倫理的，因為它的最重要職能之一是把廣大居民群眾提高到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從而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形式)。”[17]也就是說，服務于公眾并獲得公眾的支持是國家合法性的根源。而一旦失去了公眾的支持，國家就會發生“‘權威的危機’。而這也就是領導權的危機或整個國家的危機。”[18]

　　要行使國家的意識形態領導權，有機的知識分子就十分重要。葛蘭西說：“我的知識分子概念非常寬泛，不局限于流行的大知識分子的概念。這種研究還將導致對國家概念的某些規定，通常國家被理解為政治社會(為使人民群眾同某種生產類型及特定時期經濟相一致的專政或強制機關)，而不是視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某個社會集團，通過教會、工會、學校等所謂非政治組織對整個民族社會行使的領導權)的平衡。”[19]這里葛蘭西實際上對國家的功能或性質作了全新的理解，即國家不能僅僅被理解為政治社會，它的最重要功能或性質是要確保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平衡，只有從這一視角才能真正理解有機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領導權，理解國家的教育功能。葛蘭西說：“實際上，應該把國家看成一位‘教育者’，因為它的目標完全在于創造一種新型的或者新水平的文明。國家從根本上說是對經濟力量起作用的，它重組并發展經濟生產機器，它改變經濟基礎，但我們不能因為這樣的事實而得出結論說，上層建筑的事情就可以放任自流，可以讓它們自發地發展，隨意、偶然地發生。在這個領域里，國家同樣是‘合理化’、加速發展和泰勒化的工具。”[20]有機知識分子就是每一社會集團內部自覺行使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在建立自己統治地位上發展著的每一集團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為同化和‘意識形態’上戰勝傳統知識界而斗爭，--這個集團同時形成自己有機的知識界越有力，則同化與戰勝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21]因而有機“知識分子也就是上層建筑的‘活動家’。……知識分子是統治集團的‘管家’，用他們來實現服從于社會領導和政治管理任務的職能。”[22]

　　既然國家的功能在于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間的平衡，那么政治民主就是達到這種平衡的有力手段，葛蘭西說：“政治民主力圖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關系的協化(指被統治者同意基礎上的統治)。”[23]這一點在民主的議會制國家里表現得更加充分。“在實行典范的議會制度的國家里，‘正常’實現領導的特點是采取各種平衡形式的強力與同意的配合，而且避免強力過于顯然地壓倒同意;相反地，甚至企圖達到表面上好像強力依靠大多數的同意……”[24]在這里，葛蘭西實際上已經提出了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即合法性的基礎是大多數人民的同意。而官僚主義集中制的本質是反民主，“如果在國家中占優勢的是官僚主義的集中制，那么這就表明領導集團達到飽和以后成了狹隘的小集團，他們努力的是永久保持自己的利己主義的特權。”[25]在官僚主義統治下，貪污和舞弊就成為社會的必然現象：“舞弊和欺騙處于同意與強力之間的中間地位，它們是一定情況下的特有現象。”[26]

　　循著葛蘭西的思路，阿爾都塞明確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阿爾都塞認為“葛蘭西是在我走的這條路上走過一段距離的唯一的人。他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國家不能歸結為(鎮壓性)國家機器，而是像他說的包含若干‘市民社會’的機構：教會、學校、工會等。”[27]“國家不能歸結為鎮壓性國家機器”是對傳統國家理論的修正，只有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角度才能理解西方革命的艱巨性。阿爾都塞認為“鎮壓性國家機器‘以暴力方式’執行職能，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意識形態方式’執行職能。”[28]前者表現為強制，后者表現為說服，二者運作方法、組織原則、側重點都是不同的，“鎮壓性國家機器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則是多樣的、不同的、‘相對獨立’的。”[29]尤其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阿爾都塞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和分類，并對教育在當代的特殊地位作了有深度的肯定：“我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指一些以專門機構的形式呈現在直接觀察者面前的實在。……我們暫時可以認為下述機構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宗教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各種教會體系);--教育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各種公私立學校的體系);--家庭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法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不同政黨在內的政治體系);--工會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信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出版物、廣播電視等);--文化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文學、藝術、體育)。”[30]阿爾都塞實際上已經發現社會在進行兩種不同卻又緊密相關的生產，一種是物質財富生產，另一種是人的生產，尤其是人的意識的生產，“我完全有理由認為，在站前臺的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幕后，資產階級所建立的首要的，即主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教育機器，教育機器的職能實際上已取代了先前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會。”學校在人的教育中又擔當了主要的角色，“在這一演奏中，有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肯定起主導作用，……這就是學校。”[31]阿爾都塞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強化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在社會分析框架中實際上增加了一種新的層次，一種有爭議的層次：公共意識形成領域，葛蘭西命名它為市民社會，阿爾都塞命名它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本質上都是指政黨、工會、教育、家庭、文化、傳媒等一切作用于人的意識的非強制的活動領域，這里有政府的有意識行為，也有民間的有意識行為，有的學者把它歸為民間交往領域(如哈貝馬斯)，其實質都是作用于人的意識，改變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對這一領域的關注才真正產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阿爾都塞實際上提出了社會分析框架的四個層次：“家庭-市民社會(經濟)-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鎮壓性國家機器”。

　　三、獨裁主義國家批判

　　西方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第二階段是對獨裁主義國家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法西斯主義猖獗，獨裁主義國家的興起，西方馬克思主義再一次圍繞著國家這一核心問題，展開了對現代社會的批判。

　　在法西斯統治下，人的生命遭到史無前例的摧殘，其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與經濟的聯盟或一體化，在于政治成為經濟(資本)的極大幫兇，國家成為資本的代言人和執行者。馬爾庫塞曾明確指出：“法蘭克福學派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認識并指出了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內在聯系。”[32]因而從政治上批判法西斯獨裁國家成為二戰前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重心。

　　霍克海默首先指出：“國家資本主義乃是當代的獨裁主義國家。”[33]國家政權與資本連成一體，國家成為最大的資本家。一方面國家擺脫了對私人資本的直接依賴，成為經濟領域的主導性力量。另一方面，在國家的幫助下，財富又源源不斷地流向資本家。如霍克海默所說：“整體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或國家社會主義乃是獨裁主義國家最一般的表現形式，獨裁主義國家已使自身擺脫對私人資本的依賴。”[34]取得了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國家又與資本結成聯盟，“在這些國家中，剩余價值也是在國家的控制下獲得并進行分配的，然而，這些剩余價值卻以利潤的舊名義大量地流入工業巨頭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35]在國家與資本的雙重壓迫下，人民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因而霍克海默斷言，“一切形式的獨裁主義國家都是壓抑性的。”[36]弗羅姆認為集權主義的本質是“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殘酷地壓迫人民。”“不管它如何喬裝打扮，它的既定目的就是使個人屈從于外在的目標，并且削弱真正的個性發展。”[37]在這里，霍克海默、弗羅姆實際上已經把人民的利益作為評判政治與經濟合法性的標準，無論這種聯盟稱作國家社會主義或者國家資本主義。馬爾庫塞認為“‘極權主義’不僅是社會的一種恐怖的政治協作，而且也是一種非恐怖的經濟技術協作。”[38]“法西斯國家就是法西斯社會，極權主義的暴力和極權主義的理性都來源于現存社會的結構。”[39]國家依靠政治權力成為最大的資本家，而人民依然一無所有。

　　霍克海默還思考了獨裁主義的歷史根源，認為“人們早就從資產階級時代的激進的黨派中看到向獨裁主義國家發展的運動。法國革命便是后來歷史的縮影。羅伯斯庇爾將權力集中在公共安全委員會的手里，并使議會降低為立法的橡皮圖章，從而在雅各賓黨的領導下統一行政管理和控制的職能，國家調節經濟。”[40]因而“法國革命傾向于極權主義。”[41]而當時的德國也傾向于集權主義，“德國社會主義民主黨的創始人和德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創始人俾斯麥之間的模糊聯系具有象征性的意義。二者的目的都在于實行國家控制。”[42]

　　因此從根源上講，霍克海默認為：“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組織之間的聯盟產生于對無產階級的恐懼。”[43]正是對無產階級的恐懼，對社會主義的反對，以及對自由主義的修正導致了國家極權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馬爾庫塞則從壟斷資本的政治擴張角度揭示法西斯的根源：“法西斯主義的根源可歸因于增長的工業壟斷同民主制度之間的對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最強大的工業集團趨向于采取直接執政，以組織壟斷生產，擊潰社會主義反對派和重新開始帝國主義的擴張主義。”[44]應該說這些見解都是非常深刻的，當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并以對外拓展作為資本發展的最主要途經時，經濟上的壟斷必然走向政治上的壟斷，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因。

　　賴希、馬爾庫塞、列斐伏爾、哈貝馬斯在批判法西斯主義的同時也對斯大林的集權主義展開了批判。

　　賴希在《法西斯群眾心理學》中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自治，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不是自治而是集權，因而這種社會主義“代表了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歪曲。不管它是多么無意識地產生出來的，這種歪曲應歸因于人民群眾結構上的束手無策。”[45]也就是說，人民的民主和主權應該成為衡量社會主義的標準。賴希認為列寧所開創的道路被斯大林所歪曲了，“社會學文獻很少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列寧在他關于革命的主要著作中，并沒有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推翻資產階級’上，而是集中在此后的任務上：用無產階級的機器取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并用社會的自治取代無產階級專政(社會民主=無產階級民主)，社會的自治被認為是共產主義的突出特點。”[46]但是列寧有一個缺點，“列寧未能看出新的國家官吏機構的危險。顯然，他相信無產階級官吏不會濫用他們的權力，會堅持真理，會教育勞動人民獨立。他沒有論述人類結構的深不可測的生物病態。”[47]因而到斯大林時代，列寧的思路被篡改了，“如果人們特別留意一下自1937年以來的蘇聯文獻，人們就會看到，所做的最大努力是加強(而不是放松)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權力。不再提最終用自治來取代這種權利的必要性。然而，為了理解蘇聯，這一點恰恰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48]他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民主的說法，他認為這是“政黨官僚的一種發明。”[49]“無產階級專政(它應立即讓位于人民群眾的自治)和‘最民主的’民主同時存在。這是個社會學上的胡說，是所有社會學概念的混淆。”[50]“無產階級專政并不等同于社會民主。”[51]“列寧的社會民主應該是一種在性質上完全不同的社會管理，不單是形式上的議會主義的一種量的改進。應該用工人的現實的和實際的自治來代替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和勞動群眾的自治是不可能并行存在的。作為一種政治要求，它是混亂的和胡說八道的。在實際現實中，它是政黨官僚的專政，以形式的民主議會主義為偽裝來統治群眾。”[52]

　　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不應被當作一種永恒狀態，而應被當作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開始于打碎權威主義國家機器和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結束于社會的完全自我管理、自由。”[53]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一旦建立，它的發展方向不應該是政黨官僚的專政，而應該是社會的自治，是人民參與國家管理。

　　因此，國家的消亡本質上就是向社會自治的進化。“一個力圖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決不應忽視這樣一個原則，國家的任務是使自己成為越來越多余的，猶如一個教育者在對兒童盡了他的義務之后也就成了多余的一樣。如果沒有忘記這一原則，那么流血不僅可以而且必將得以避免。只有在國家明確而毫不含糊地廢除自身的情況下，勞動民主才可能有機地發展;相反，如果國家權力使自身永恒化并忘記了自己的教育任務，那么它就會使人類社會記住，它的產生是出于必然性，它的消失也一定出于必然性。”[54]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是社會自治，如果國家權力不是還權于民，而是使自身權力永恒化，那么由于脫離并背叛了人民，那么這種權力的消失也就是必然的。“因此，國家的消亡、向社會自治的進化，是靠那些曾作為自主的并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組織逐漸被廢除的程度，靠群眾，絕大多數人參與管理，即‘社會自治’的程度來衡量的。”[55]由于斯大林背叛了列寧的社會自治理論，因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排斥人民于權力之外的“社會主義”。

　　列斐伏爾認為“國家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最高點，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最核心的內容”，[56]但是我們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卻看不到現成的國家理論，而只是散存于各處的具體觀點。“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有的是好幾種稍有不同的理論草圖。”[57]嚴格講“是三種草圖，是三種有相互混雜的輪廓：第一種是‘集體資本家的’，即‘總資本家的’國家，這種國家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利益或部分階級利益強加在其他階級，特別是勞動階級的身上;第二種是處于各個階級之上的國家，這種國家具有寄生和掠奪性;第三種是關心整個社會、管理市民社會的國家，這種國家甚至給市民社會帶來好處。”[58]這就為后人的不同理解提供了可能。

　　“對于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專政同民主的深化、同國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而對于斯大林來說，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一種經常能夠行使暴力和國家專制的手段。”[59]“他充分地懂得國家的權威，他通過操縱的和生產的方面抓住國家的權力，在行使權力的同時，又往往以利益為理由和以國家的邏輯為借口。……政權只按照他的意愿進行運轉，在社會主義的招牌下建立一個專制的政權。”[60]“在這個問題上，他同在其他問題上一樣，損害了馬克思的思想，使之變得虛弱。斯大林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忘記了專政與民主之間的關系與聯系，其結果是迫使人們產生這樣一種想法，即必須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以便維護民主的合法地位。斯大林的這些做法，特別是濫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給國家的衰亡罩上了一層陰影。”[61]在斯大林的統治下，人民的日常生活一直處于低水平，這種低水平表現在兩個方面：政治的無權和生活的清貧。列斐伏爾斷言：“低水平的日常生活必有低水平的政治，必須為達到正常性政治生活與被肯定的日常性而斗爭。”[62]

　　馬爾庫塞也認為斯大林背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路線，從民主走向集權，這是一種路線斷裂，他說：“必須提出一個問題，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否存在一個‘斷裂’。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早期和十分發達的斯大林主義國家時期之間的這種差別是顯著的：這種差別急速表現為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的中央集權不斷發展成長，表現為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的日益加劇。”[63]“斯大林主義的高度恐怖和希特勒統治鞏固相符合。”[64]薩特也對斯大林的集權提出了批評：“斯大林就是黨和國家，確實如此。或者更確切地說，黨和國家是斯大林。”[65]哈貝馬斯則認為，十月革命一開始“并沒有直接的社會主義目標。但是，它卻建立了一種干部統治;斯大林依靠的就是這種干部統治。”[66]因此，雖然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作為世界強國出現，但是，“社會主義的蘇維埃道路，為發展中國家介紹的似乎只不過是一種縮短了的工業化方法;這種方法同實現真正的社會解放相去甚遠，甚至在時間上使自己落后于資本主義的法治國家的成就，成了一黨專制的合法的暴政。”[67]不難發現在國家反思的第二階段，西方馬克思主義由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獨裁，進而轉向對集權主義國家的批判，這種集權主義的根本特征就是國家掌控主要的經濟命脈，成為社會生活的絕對主導，因而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它們的結果都是人民的無權和邊緣化，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自治，是權力的下放，是人民地位的上升，而不是政黨或官僚集權。

　　四、國家的自主性

　　在第二、第三階段之間，有一位思想家必須提起，他就是阿爾都塞的學生普蘭查斯。普蘭查斯在上世紀70年代，被認為是西方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他與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故意閉口不談那些歷史唯物主義經典傳統最核心的問題：如詳盡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動規律，認真分析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機器以及推翻這種國家機器所必需的階級斗爭戰略。”[68]普蘭查斯一生專注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因此，是“一個非典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普蘭查斯繼承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認為個人的存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存在，因而是從屬于社會結構的，只有通過結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個人，理解社會。在這一點上，他與阿爾都塞不同，阿爾都塞否認自己是一個結構主義者，而普蘭查斯則認為“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者，因為我并不把充分的重要性賦予具體的個人和創造性人物的作用;賦予人的自由和活動;賦予自由意志和人的選擇能力，賦予和必然性相對立的‘計劃’。”[69]普蘭查斯是從社會整體結構角度理解社會、理解歷史的。

　　普蘭查斯認為任何社會形態都是一種結構，它由若干不同的生產方式疊合構成，單純一種生產方式的“純粹”存在，“嚴格講來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封建和奴隸制生產方式嚴格講來也都是并不存在的，”“社會形態，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言，也就是在一定時期的歷史存在的一個社會整體，……它代表一種特殊結合，也就是若干‘純粹’生產方式的特殊迭合，……只有這種結合才是嚴格名副其實的存在，在這種意義上一切存在的都是作為一種特殊事物的社會形態。”[70]“社會階級就是各種結構的整體及其相互間關系的產物。”[71]因而結構的、階級的分析方法遠比個體的分析方法重要得多。社會由多種生產方式迭合而成，其中每一種生產方式又是一個整體，它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經濟，“(即嚴格意義的生產關系)，而是指各種結構和實踐的特殊結合，……也就是屬于這種生產方式的許多部門結構。正如恩格斯曾用圖解方式說明的那樣，一種生產方式包括各個不同環節或方面即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方面。……其中占統治地位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環節。……構成每個層次方面的那些關系并不是簡單的，而是受到其他層次方面關系多重影響即多元決定作用的。”[72]

　　因此，在普蘭查斯那里，社會結構是立體的，不僅多種生產方式并存，而且每種生產方式都有與之相對應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它們共同影響著社會存在。由此，普蘭查斯作了二方面的延伸，首先批評了單純經濟標準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中，經濟的地位確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實上，不論在什么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在分析社會階級時，都擺脫了單純的經濟標準的界限，他們都十分明確地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標準。”[73]也就是說，“一個社會階級是根據它在社會實踐總體中的地位，即根據它在社會總體勞動分工中的地位來加以定義的。這一總體包含著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關系。”[74]因此，單從經濟角度理解階級是不全面的。“經濟主義把社會階級說成只是經濟一個方面的問題”，[75]其實質就是忽視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問題。“馬克思對社會階級的分析從來都不單單指經濟結構(生產關系)，而總是指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結構的整體，指由不同方面所維持的各種關系。我們不妨說，一切問題的發生首先在于經濟方面，其次在政治方面，再次在意識形態方面，似乎社會階級就是各種結構的整體及其相互間關系的產物。”[76]而割裂階級與意識形態的內在關系是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文的主要缺點，普蘭查斯在《法西斯主義與專政》一書中對此提出了批評：“我認為此文在某種程度上既有抽象性又有形式主義，它沒有給予階級斗爭以它應得的地位，我認為在此文中有某些應予責備的錯誤。”[77]同樣，普蘭查斯也對盧卡奇為代表的經濟主義傾向提出了批評：“對馬克思主義社會階級理論的另一種歪曲，是‘經濟主義’的解釋，它是和以青年盧卡奇為代表的‘唯意志論’學派始終相對應的。根據這種解釋，社會階級僅僅存在于按照經濟主義的方式設想出來的生產關系方面，也就是說，社會階級被說成是承擔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地位及其他們與生產資料的關系。”[78]

　　另一方面，普蘭查斯拓展了對國家的認識，即國家不是單純的上層建筑，而是與經濟具有不可分割的相關性。在一個地方，他甚至把國家看成是生產方式的構成部分，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資本主義國家”[79]這樣的提法。這樣，國家就不是生產方式以外的獨立部分，而是生產方式中的構成部分，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變成了總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他一方面贊成阿爾都塞關于國家機器的分析，另一方面又批評他對經濟的忽視。指出國家機器與經濟機器的不可分割性，“這些機器一方面包括嚴格意義上的壓迫性的國家機器和它的部門--軍隊、警察、監獄、法院系統、內務部;另一方面也包括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教育機器、宗教機器(各種教會)、信息機器(無線電、電視和新聞系統)、文化機器(電影院、劇院和出版系統)、階級合作的工會機器以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等，在某種意義上，至少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中，也包含著家庭。但是，正如存在著國家機器一樣，就下面這一術語的最嚴格的意義而言，也存在著經濟機器，‘商業’或‘工廠’作為人們占有自然的一種中心的事業，物質化和具體化了它們在與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關系相結合中的經濟關系。”[80]阿爾都塞僅僅把國家看成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普蘭查斯認為是很不夠的，“用這種‘國家=意識形態+鎮壓’的概念是永遠也不能理解列寧關于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分析的。”[81]根源就在于阿爾都塞忽視了經濟機器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關系。家庭也是機器，這是普蘭查斯對阿爾都塞的繼承，因為家庭對新的個體的塑造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普蘭查斯認為一個社會形態內部雖然有多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但它們間的關系并不是平等的，“社會形態本身構成一個復雜的統一體，其中各種生產方式里面有一種占居統治地位。這就是說，一種社會形態是某一特定生產方式在歷史條件下決定的。……在一個社會形態里一種生產方式支配其余各種方式，其結果是這種生產方式的模式(即以經濟因素歸根到底起決定作用為特征的這種特殊反映)反映到整個社會形態中。”這樣“由歷史條件決定的社會形態的特征就是其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方面或環節的特殊迭合(通過政治和多元決定作用的線索)。作為一般規律，……這種結合就是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的結合。”[82]

　　因此，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必然會反映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但是“決不能把國家貶低成為只不過是統治階級手里的強力機器或工具。”[83]因為實際的情形要復雜得多，“國家總的說來只是統治階級的一種簡單工具這一甚至整個錯誤的概念，對于理解資本主義國家作用，是毫無用處的。”[84]

　　如前所述，任何一種現代社會，都不只是一種生產方式，“國家的特殊職能就是要成為一種社會形態各個方面調和的因素。這正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概念的原意，即國家是一種社會形態的‘秩序’或‘組織原則’：但這并不是指現代意義的政治秩序，而是就它能夠起著一個復雜的統一體所有各個方面調和的意義而言，并且是作為調節這個體系綜合平衡的因素而言。”[85]

　　正是國家承擔著調和統一體各方面力量的特殊職能，決定了現代國家不能被簡單地看作是一種工具。相反，“在資本主義形態中的政治統治方面，我們可以確定有幾個階級的共存，最重要的是這些階級中一些派別的共存，從而組成一種權力集團。”因而政治權力集團的構成不可能只是一個階級代表，“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這些結構使得某些階級、某些階級中的某些派別等等之出現于政治舞臺成為可能。”[86]

　　由于國家中的權力集團是由不同方面的代表組成，并承擔著協調社會各方關系的特殊職能，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統一，由此形成了現代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即國家職能的相對自主性，這種相對自主性表明國家并不表現為統治階級的簡單工具，相反有時甚至會作出不利于統治階級的決定。“這種自主可以采取幾種具體的形式。比如說，國家可以作為這個權力集團的各個階級和派別利益的政治保證人，來反對霸主階級或派別的利益，并且，有時候國家也可以挑撥這些階級和派別來反對霸主階級或派別的利益。”[87]這樣，普蘭查斯引證葛蘭西的話說，“國家的生命可以被認作是……在基本集團的利益與從屬集團的利益之間持續不斷謀求并取代不穩定的平衡的過程。”[88]

　　由此造成了一種“國民大眾國家”的假象，資產階級國家的合法性“表現于個體公民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表現于大眾的主權和國家對人民的世俗責任。‘人民’本身被認為決定國家命運的本原，它并不是由社會階級中充任生產承擔者所組成，而是個體公民的集合，公民參與國家政治團體的表現在于普選，通過普選表現為‘普遍意愿’。”[89]由于普選制的推行和國家的自主性，公開的階級斗爭退隱了，“資本主義國家具有這樣一種特性，即在其實際機構中無論哪里都不會有這種嚴格的政治統治形式，也就是以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政治關系的形式出現。在這種國家機構中，一切行事看來都好象并沒有階級‘斗爭’存在。”[90]由此實現了國家的兩個最隱匿的職能：“一方面向被統治階級隱瞞其本身的階級特性，另方面又特別把他們排斥于國家機構之外。”[91]也就是說，被統治階級正是通過普選制而被排除于國家機構之外的。

　　普蘭查斯的深刻性就在于指出國家的自主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國家之所以具有某種相對自主性，其本質是國家在根本上代表了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以霸主階級領導為特點的資本主義國家，并不直接代表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代表它們的政治利益：這種國家是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中心，是組織它們進行政治斗爭的媒介。”[92]也就是說，國家是統治階級形成階級并進行政治斗爭的媒介，為了達到它的政治利益，它有時會作出某種經濟上的犧牲。“國家的目的正是要從政治上瓦解被統治階級，在被統治階級能夠進行嚴格意義的政治斗爭的一種社會形態中，有時這正是維持統治階級霸主地位所不可缺少的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向被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提供保證不僅不會威脅到階級統治的政治關系，而且甚至還會為創立這種關系提供一種要素。”[93]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即取得被統治階級的支持。因此所謂“人民國家”的本質依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被統治階級的這些要求只有在當它們與統治階級的一定經濟政治利益不相違背，并且不威脅到國家權力的限度內，才能得到滿足。……其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它們的政治權力和國家機器依舊未受觸犯。”[94]這就是相對自主性的實質。

　　更重要的是，統治階級通過國家而在政治上被組織了起來，并形成階級統一。“這種國民大眾階級國家的‘秘密’：資本家階級的國家的那種制度化了的權力提供了它本身的階級統一，正是由于它能夠提出一種國民大眾的國家，也就是這樣一種國家，這種國家并不代表一個或若干個有決定作用階級的勢力，而是代表私人代理人在政治上統一的那種勢力，這些私人代表之間發生了經濟對抗，而這種國家聲稱它具有克服這種對抗的功能，方法是在一個‘大眾國民’集體的內部把這些代理人團結起來。”[95]馬克思曾經講過無產階級只有組成政黨才能使自己從自在走向自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分散的資產階級不僅需要組成政黨，而且只有組成國家，才能使自己真正達到階級統一。因而資產階級國家的真正功能是使分散的資產階級個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并真正達到政治上的統一，從而也就從政治上瓦解了工人階級。即“國家從政治上組織各統治階級，與此同時，它也保證從政治上瓦解工人階級。”[96]

　　因而國家始終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國家的自主性并不否認國家的階級性。相反，“恰恰是這種自主構成了這些階級的明確的、專有的政治權力。……這種自主，既沒有授權給這些被統治的階級來有效地參與政治權力，也沒有把制度化的權力分割‘一部分’給他們。”“國家的任務是維持被劃分為階級的社會形態的統一性和連續性。”[97]因而“國家權力是一種結構的整體。現有各種勢力的平衡產生了國家的自主性，……作為全國人民統一代表的國家政治統一，歸根到底只不過是它那各統治階級關于明確的政治權力的統一。它的相對自主是它那作為國民大眾的國家統一特征的一種作用，歸根到底，這種相對自主只不過是各統治階級霸主組織所需要的那種自主而已;也就是說，它只不過是這些階級的明確權力所不可缺少的那種相對自主而已。”[98]

　　在闡述了國家的階級性和自主性以后，普蘭查斯明確提出了國家建設的民主道路。普蘭查斯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道路：“這種極權主義國家完全壟斷了與社會相對抗的個體本質;國家權力完全控制了個體活動的一切領域，私有領域被吸收到國家巨獸的子宮中去;個人完全不參與政治，個人變成了僅僅是這種新的機械巨怪的一枚輪牙而已。”[99]個人的無權，導致了階級的無權，“在德國，納粹國家就總是沒有讓這些階級組織它們自己的政黨。”[100]也就是說，人民國家的外衣剝奪了政黨的合法地位，直接的結果就是階級意志“在政治權力的各種機構中無法直接表達。”[101]因此，法西斯主義的根子不在別處，而在自由主義國家本身，“極權主義現象的很多意識形態理論家都明確地承認，這一現象的特點存在于自由主義國家本身，而這一現象的根源則在于一般的現代國家。”[102]正是現代國家的自由主義使個人蛻變為孤立的自私的個體而喪失參與政治的能力。

　　因而在民主的道路上，普蘭查斯主張把議會民主與人民的直接民主結合起來，走一條民主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普蘭查斯認為：“有一點是確定的，社會主義應該是民主的，否則就根本不是社會主義。”[103]但這種社會主義不能僅僅只有直接民主，在這一點上，普蘭查斯提出與列寧不同的思路：“和馬克思不同，他(列寧)經常把代議制民主和政治自由簡單歸結為資產階級的東西;代議制民主=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專政，必須連根鏟除并代之以直接的基層民主和接受為委任并可以撤換的代表，換言之，代之以真正的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民主。”[104]

　　但無產階級不經過代議制就不能把自己從國家層面上組織起來，廣泛的直接民主有可能無法組織成為國家意志而演化為官僚政治。但也不能像社會民主黨那樣，只追求議會道路而放棄直接的人民民主。這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因此必須“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議制民主的機構(這些也是人民群眾爭取到的東西)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雨后春筍般出現的自治團體結合起來。”[105]只有兩者結合，才能確保社會主義的真正實現，這樣普蘭查斯就從國家層面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國家特征，這對于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就在于民主，政治上的直接民主、代議制民主、以及自治團體，這些就是無產階級國家與資產階級國家的根本區別。

　　五、國家的合法性危機

　　第三階段是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晚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反思。20世紀下半葉，哈貝馬斯對發達國家100年的歷程進行總結，發現了國家政治、經濟一體化的總趨勢。他說：“自從19世紀最后25年以來，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兩種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第一，國家的干預活動增強了，而這種干預活動必然保障制度的穩定性;第二，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密切，而這種密切關系使諸種科學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106]第一種趨勢的結果是國家權力經濟化，國家成為經濟穩定和發展的重要保障;第二種趨勢是經濟權力的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它加倍地鞏固著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哈貝馬斯認為社會由系統和生活世界兩部分構成，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的聯盟的直接結果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不僅推進著經濟的發展，而且起著意識形態的作用：“技術理性的概念也許本身就是意識形態。不僅技術理性的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就是方法的、科學的、策劃好了的和正在策劃著的統治。”[107]由于科學技術鞏固著金錢和權力對社會的統治，因而成為國家政權合理性的基礎。在這里，哈貝馬斯回避了對資本的批判，而把科學技術看作某種獨立的力量，雖然有一些道理，但總體上是不深刻的。由于國家的干預和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他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在兩方面表現出新的特征：一方面，作為系統的構成部分，政治與經濟在功能上融為一體，即“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家與經濟不可避免地日益混合在一起”。“國家對經濟發展過程所作的持續性調整”[108]作用增強了。另一方面，整個社會不僅政治經濟一體化了，而且由于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作用，而使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一體化了。也就是說，不僅金錢與權力聯成一體，而且在市民社會中形成了一個支持這種一體化的公共意識領域，即“從具有公共性質的市民社會私人領域中，形成了一個再政治化的社會領域。在這個領域中，國家機構和社會機構在功能上融為一體。”[109]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合并為一個系統，一個按工具理性行為的系統，并且把這種原則貫徹到公共領域，使公共領域也工具理性化。“國家干預社會領域，與此相應，公共權限也向私人組織轉移，公共權威覆蓋到私人領域之上，與此同時，國家權力為社會權力所取代。”[110]由于政治與經濟融為一體，并將金錢與權力原則貫徹于整個社會，其結果則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人民群眾邊緣化，國家發生極大的合法性危機。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增強了，它不單是維護秩序和財產的“守夜人”角色，國家“明顯地表現出從單純維持秩序的職能向塑造建設的職能過渡的趨勢。”越來越傾向于“通過積極地塑造社會生活來代替和補充對危險的防御。”[111]從消極的國家向積極的國家轉變。也就是說，隨著國家與經濟的日益混合，國家的社會功能也在突現。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同時面臨著兩個任務，一方面，它必須從利潤和個人收入中來征集必要的稅收，并合理地使用可供支配的稅收，以此來避免經濟成長過程中的危機。另一方面，有選擇的征稅，稅收使用的明顯次序以及行政動作本身，都應該滿足隨時會出現的合法性需求。如果國家不能完成前一項任務，那么，就會出現行政理性的欠缺，如果不能完成后一項任務，就會出現合法性的欠缺。”[112]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與這兩個任務緊密相關，第一種危機是經濟領域中的危機，即國家不能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而導致社會混亂和危機，第二種危機是政治、道德領域的合法性危機，即國家不能通過它的政治努力使社會生活更加平衡、和諧、幸福和自尊，不能得到人民群眾誠心誠意的支持而造成信任危機。

　　從理論上說，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面臨兩種國家危機。“我們可以把國家理解成為擁有合法權力的一種制度。國家的輸出(output)產生于最高行政當局決定之中。因此，它需要的是群眾對它的那種盡可能不那么特殊的誠心誠意的輸入(input)。輸入和輸出都可能造成破壞性的危機。輸出危機具有理性危機的形式：行政系統無法完成它從經濟系統那里接受來的指導作用。于是，生活領域發生混亂。輸入危機具有合法危機的形式：合法系統維持它要求群眾表現的那種忠誠。”[113]也就是說，輸出危機要求國家能確保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輸入的危機要求國家能確保群眾的滿意和忠誠。由于國家與經濟混為一體，因而它往往會為了經濟的利益而損害公眾，因此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主要是合法性危機或信任危機。

　　如果說在法西斯國家，政治與經濟的一體化主要是通過政治統攝經濟實現的，那么在晚期資本主義，這種融合本質上是經濟統攝政治的結果，兩種融合雖然途經不同，但結果都是生活世界殖民化。“在現代國家中，……我們發現這樣一種見解，即通過價值和規范獲得、又由國家權威保護的社會一體化，在原則上可以被系統一體化所取代，即被規范性社會結構(或機制)的潛在功能所取代。”[114]其本質含義是金錢原則、經濟原則取代社會一體化的道德原則、社會原則。

　　在國家的支持下，經濟的合理性危機往往能渡過，然而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卻無法避免。哈貝馬斯說：“社會性國家的廣泛民主和國家干預主義構成了一種制度，它在某種程度上擁有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它從增長中拿出一部分作為與制度相適應的補償(錢、休假等等)，因而平息了階級沖突，而沒有能觸動私人的高額投資與私有財產的結構。然而，今天這部機器突然轉動不正常了--經濟上和心理上均已失常。”[115]為什么平息了階級沖突卻不能保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為所謂平息的目標僅僅在于確保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而不是整個社會的道德和團結。“只要政府的活動旨在保障經濟體制的穩定和發展，那政治就帶有一種獨特的反面性。因為它的宗旨是排除功能失調和避免威脅制度的危險，換句話說，它的宗旨不是實現實際的目標而是解決技術問題。”[116]因而“私人的高額投資與私有財產的結構”必然破壞社會的同一和團結。也就是說，國家的功能至少有兩條，即既要確保經濟的發展，又要確保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當國家忽略后一方面職能時，合法性危機就必然會發生。

　　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要求民眾的支持，而“國家干預主義這種新型的政治，要求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非政治化。由于排斥了實際問題，所以公共領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117]公眾的非政治化必然導致公共領域失去政治功能，其根源就在于國家公共職能的缺失，民生意見得不到反映，民生問題得不到解決，由于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國家政權就必然爆發合法性危機。哈貝馬斯由此也發現了現存社會主義的問題，即經濟與政治融為一體，忽視了民生，忽視了公共領域的建設，導致了生活世界的邊緣化和被政治化。“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想把市民社會融入政治社會，而實際上導致的結果是官僚化。它只是把經濟強制擴張成為滲透到所有生活領域的行政控制。”[118]尤其是蘇聯，民眾生活上的長期貧困和政治上的無權，成為伴隨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兩個最基本特征。也就是說，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最后失敗，從根源上講，也在于國家的合法性危機，即國家喪失了為公眾服務的社會功能，國家雖然握有全部經濟權力，但民眾依然被邊緣化了。

　　六、一點評論

　　國家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問題，無論個人或階級，離開了對國家權力的爭取和建設，要取得解放是不可能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理論的根本突破是探尋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探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然而每一歷史階段又各具特色，但一個基本的傾向是反對把國家問題簡單化，反對僅僅從經濟的角度理解國家，把國家看成實現統治階級經濟利益的工具，而主張從整個社會共存的角度理解國家，并提出不同的社會問題解決方案。

　　與傳統的國家理論，即主要把國家看作暴力機器，看作統治階級經濟利益代表的國家理論相比，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以下幾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

　　1.首先是葛蘭西的市民社會理論。在馬克思和黑格爾那里，市民社會主要是指“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經濟領域，葛蘭西在無產階級失敗的經驗教訓中，體會到了市民社會的文化功能，并提出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認為無產階級只有奪取雙重領導權，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才能最后取得勝利。為此，葛蘭西明確把市民社會確定為上層建筑，確定為國家的組成部分，并認為行使意識形態領導權既是贏得政權同時也是鞏固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由于對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深刻認識，葛蘭西一方面提出了有機知識分子理論，另一方面則加深了對國家功能和性質的重新認識，認為國家不能僅僅被理解為政治社會，而應該被視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平衡。”政治民主就是達到這種平衡的有力手段，其目的就是“力圖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關系的協化，”以取得“大多數人的同意，”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是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否則國家政權就可能演化為“官僚主義的集中制”。葛蘭西的探索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開辟了道路。

　　2.循著葛蘭西的道路，阿爾都塞明確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指出“國家不能歸結為鎮壓性國家機器”，并且創造性地把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信息、文化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從而為西方國家的雙重革命指明了道路。

　　3.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猖獗，西方馬克思主義轉向了對獨裁主義國家的批判。獨裁主義國家的最本質特征就是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聯盟：法西斯主義政治統領資本主義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為法西斯主義政治服務，實質是“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殘酷地壓迫人民。”“法西斯國家就是法西斯社會，極權主義的暴力和極權主義的理性都來源于現存社會的結構。”[119]“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組織之間的聯盟產生于對無產階級的恐懼”[120]和“帝國主義的擴張主義。”

　　賴希、馬爾庫塞、列斐伏爾、哈貝馬斯在批判法西斯主義的同時也對斯大林的集權主義展開了批判。賴希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自治，而斯大林模式的本質則是集權，是人民群眾在國家“結構上的束手無策”，其結果是導致“新的國家官吏機構的危險。”列斐伏爾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同民主的深化、同國家的衰亡是相吻合的。”“而對于斯大林來說，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一種經常能夠行使暴力和國家專制的手段。”[121]馬爾庫塞則認為斯大林背離了列寧的社會主義路線，他所堅持的“極權主義和獨裁主義”，“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薩特也對斯大林的集權提出了批評：“斯大林就是黨和國家，……黨和國家是斯大林。”[122]各位學者角度雖然不同，但指向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也就是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在國家反思的第二階段，人們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國家與經濟的利益完全重合，國家是否取得了合法性?國家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在哪兒?是在經濟，還是在人民、在社會?結論是人民無權的國家是獨裁主義國家。正是這一思考開啟了第三階段的大討論。

　　4.普蘭查斯的貢獻是提出了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問題。他從馬克思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基本關系出發，充分肯定了經濟對政治、意識形態的決定性作用，但他認為一個具體的社會是由多種生產方式組成，雖然其中有一種生產方式是主要的并支配其他生產方式，但“國家的任務是維持被劃分為階級的社會形態的統一性和連續性。”因此國家權力集團的構成不可能由一個階級獨享，相反是“幾個階級的共存，最重要的是這些階級中一些派別的共存，從而組成一種權力集團。”“資本主義國家的結構，這些結構使得某些階級、某些階級中的某些派別等等之出現于政治舞臺成為可能。”由于國家中的權力集團是由不同方面的代表組成，并承擔著協調社會各方關系的特殊職能，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統一，由此形成了現代國家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即國家職能的相對自主性。在現象上，國家表現為“人民國家”的假象，甚至作出不利于統治階級的決定，但本質上，國家依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通過相對自主性，國家實現了兩個最隱匿的職能：“一方面向被統治階級隱瞞其本身的階級特性，另一方面又特別把他們排斥于國家機構之外。”因為普選的結果，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進入國家政權，而是被排擠出國家政權，從而實現了“從政治上瓦解被統治階級”的國家目的。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并不直接代表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而是代表它們的政治利益。”并且被統治階級的“要求只有在當它們與統治階級的一定經濟政治利益不相違背，并且不威脅到國家權力的限度內，才能得到滿足。”國家的相對自主性不僅瓦解了被統治階級，而且使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統一起來并形成階級。分散的私人資本家，由于國家而組織成為統治階級。顯然普蘭查斯的思考是深入的，他對表面上的人民國家作了有深度的探討，同時也表現出他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解釋力度。

　　普蘭查斯主張把議會民主與人民的直接民主結合起來，走一條民主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具有某種空想性質，但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卻不失為一條現實的道路。單純的議會制容易被資本利用并最后脫離人民，而單純的直接民主，由于無法集中而演變為官僚政治，只有把直接民主與代議制民主結合起來，才能產生真正的人民民主。

　　5.哈貝馬斯的最大貢獻是在政治、經濟之外確立了生活世界的基礎性地位，并從生活世界出發追問了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最主要特點是國家的干預作用增強了，它一方面干預經濟，確保了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科技的投入，使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這種科學技術作為無聲的意識形態，進一步鞏固了資本主義的統治。在此基礎之上，“社會性國家的廣泛民主和國家干預主義構成了一種制度，……它從增長中拿出一部分作為與制度相適應的補償(錢、休假等等)，因而平息了階級沖突，”這一制度曾使資本主義和平增長了幾十年，“然而，今天這部機器突然轉動不正常了--經濟上和心理上均已失常。”[123]原因就在于這一制度“沒有能觸動私人的高額投資與私有財產的結構。”“只要政府的活動旨在保障經濟體制的穩定和發展，那政治就帶有一種獨恃的反面性。因為它的宗旨是排除功能失調和避免威脅制度的危險，換句話說，它的宗旨不是實現實際的目標而是解決技術問題。”[124]由此形成了哈貝馬斯最主要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國家的輸出(國家的決策、勞作)必須要有群眾的輸入(群眾真心誠意的擁護)相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國家就有可能產生危機。危機有兩種，如果國家不能確保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哈貝馬斯把它稱為合理性危機，如果國家不能確保群眾的滿意和忠誠，哈貝馬斯把它稱為合法性危機;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主要是合法性危機。晚期資本主義的最主要問題，是金錢原則和權力原則統治一切、占領一切，其結果是生活世界殖民化，人民群眾邊緣化，也就是說，資本的霸權導致財富的兩極分化，使弱勢群體和生態環境受到極大的摧殘和破壞，尤其是人民群眾十分珍視的社會團結、協作、道德、一體化受到極大的摧殘，這是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的深層根源。由于資本原則侵入生活世界，資本“要求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非政治化”和碎片化，其結果是“公共領域失去了其政治功能。”[125]因而進一步激化了這種危機。

　　從葛蘭西到哈貝馬斯，我們可以發現，國家問題始終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關注的核心問題。自近代以來，圍繞國家的第一個問題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問題，按照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理解，市民社會就是經濟社會，黑格爾首先發現了市民社會產生的必然性以及內在的局限性，因此，國家在黑格爾那里是作為克服市民社會內在矛盾的倫理實體出現的，國家在黑格爾那里是作為理念，作為理想出現的，黑格爾相信唯有國家才能克服市民社會的內在矛盾。馬克思從現實的國家出發，指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物的委員會罷了。”[126]因而國家的性質從根本上講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它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國家是暴力機器，政治是經濟的繼續，都可以由此引申出來。在我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的思想幾乎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人們卻沒有完整地解讀馬克思的國家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卻反其道而行之，努力發掘馬克思完整的國家理論。首先是葛蘭西、阿爾都塞在政治暴力之外發現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阿爾都塞、弗羅姆、列斐伏爾、薩特、哈貝馬斯都批判了政治與經濟結盟的獨裁主義國家，批判了西方社會的全面異化;普蘭查斯提出了國家的自主性問題，并努力從完整性上全面理解國家的功能;哈貝馬斯明確提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論，并展開西方社會全面的危機理論。這里隱含著一條內在的批判主線，即國家與真正的人類社會是一種什么關系。從完整性角度看，國家不是簡單的暴力工具，國家也不是經濟之外的“守夜人”角色，國家必須干預經濟以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除此之外國家還應該是什么?這里牽涉到研究國家的兩種基本立場，早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條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市民社會就是經濟社會，當你站在經濟社會的立場并把人類社會理解為經濟社會，你就會把人看成經濟人，把社會看作經濟社會，把金錢原則或資本原則看成整個社會的基本原則，那么資本主義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符合經濟運行原則的，你必然把社會的兩極分化看成社會的常態，把生態的破壞看成必然，因為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必然不會顧及他人的利益和生態環境。馬克思批判的恰恰是這種立場，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不是經濟社會，經濟是基礎，離開了經濟就沒有人類社會的發展，但是人類發展經濟是為了人自身的幸福，為了人類社會更好的發展，只有站在人類社會的總體立場，才能發現經濟社會的問題，發現獨裁社會的問題，馬克思正是站在這一立場展開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因此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決不是經濟主義的國家理論和暴力理論，而是真正人類社會的國家理論，國家應該成為公眾利益的代表，當國家成為整個社會代表并且社會不再需要國家外在管理的時候，國家的歷史任務也就完成了。因而構成馬克思國家理論內核應該是兩個，一個是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另一個是國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離開了后一內核，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就是不完整的。馬克思正是站在這一立場批判國家的經濟主義。

　　早在1847年，馬克思就對國家的性質、它的歷史性作過如下的概括：“國家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分裂為階級時產生的。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又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127]。因而國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它是社會的產物，同時又是社會的代表，因而國家的性質一開始就具有兩重性：既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又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不能僅僅把國家看作階級斗爭的工具。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也對國家的性質和起源作了說明：“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毋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至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128]最后這句話正是對國家的社會性作了科學的說明。

　　為什么作為社會正式代表的國家會變成統治階級手里的工具，恩格斯是這樣解釋的：“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129]也就是說，“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130]統治階級“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凌駕于社會之上。”[131]因此，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公共權力，為了維持這種權力，統治階級才凌駕于社會之上的。作為政權機關，國家也是社會的產物，“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越來越成為統治階級手里的工具，它的公共社會功能越來越受到排擠，并且通過虛假的意識形態維持著階級的統治。這時，“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它剛一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愈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愈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愈加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斗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斗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斗爭;對這一政治斗爭同它的經濟基礎的聯系的認識，就日益模糊起來，并且會完全消失。”[132]“整個人類社會只是成為創造財富的機器。”[133]國家工具論觀念之所以興盛起來，與這一趨勢有很大關系。因此當我們看到國家的階級功能時，不能忘記國家的社會功能。

　　因此，國家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它必須負有雙重職能，首先是經濟職能，即政治要為經濟服務。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只不過是本國狀況所產生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134]其次是社會職能，即通過對內對外的政治職能，國家必須確保社會生活的安全、穩定和發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135]因此，不管政府是如何反動，它在客觀上都必須執行某種社會職能，只不過在階級社會，這一功能越來越受到統治階級的排擠而邊緣化。哈貝馬斯所揭示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本質上就是對國家功能異化的批判。普蘭查斯關于國家自主性理論，則希望加大對現代社會的解釋力度，以防止國家問題上的片面性。很多學者批判法西斯國家專制主義，本質上也是要恢復國家的社會功能，以防止社會生活世界的普遍異化。

　　最后，國家不是永恒的，隨著階級對立的消失和社會自治的發展，國家最終要退出歷史舞臺。“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當國家終于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余的了。”[136]“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137]“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38]

　　無產階級不能現成地繼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因為這個機器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而不是服務于民生和社會。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特別指出了這一點：“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應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139]

　　“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范他們。”[140]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新型國家的本質不是壓迫，而是民主，它的根本方向不是強化專制，而是還權于民，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141]因此，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社會至上，人民至上，而不是資本至上，也就是說，在國家的雙重功能中，它的真正目標和重心不是經濟，而是社會功能，盡管經濟是必要的前提，但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人和社會。“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采取的最后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預將先后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142]。“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143]隨著階級的消滅，國家政治職能的消失，政治國家也就退出歷史舞臺。

　　無產階級在謀取自身解放的過程中，一方面要通過武裝斗爭奪取國家政權，另一方面，在發達的國家也可以利用議會進行斗爭，正像馬克思談到英國憲章運動時所說：“英國的憲章運動是在資產階級激進派的贊同和協助下發起的;固然，假如這一運動獲得成功，那只會對工人階級有利。英國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工人階級的發展程度和組織程度，足能使這個階級利用普選權來真正地為本身謀利益。”[144]“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總有一天正是必須采取暴力。”[145]因而所有的手段都不能絕對化，而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普蘭查斯提出議會民主和直接民主相結合的思路，對于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家顯得尤為重要，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民主，是自治，但這種民主要成為真正的國家意志，就必須與代議制結合起來。但它的前提是人民的直接民主，否則代議制就有可能演化為專制主義的官僚政治。因此從總體上而言，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是沿著馬克思主義的思路發展的，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研究和深思的東西，不能一概否定。

　　參考文獻：

　　[1][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38，250-251，251-252.

　　[4][6][7][8][9[10]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309，237-238，211，253，264-265，198.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2.

　　[11]葛蘭西。獄中書信[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59：204.

　　[12][16]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94，38.

　　[13][14][15][17][18][23][24][26]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6，222，221，217，158，452，197-198，198.

　　[19]葛蘭西。獄中書簡[M].田時綱譯，人民出版社，2007：348-349.

　　[20]葛蘭西。現代君主論[M].陳越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5-96.

　　[21][22][25]葛蘭西。獄中札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23，424-425，190.

　　[27][28][29][30][31]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4)[M].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1988：251，257-258，254，251-252，260.

　　[32]馬吉。與赫伯特·馬爾庫塞的一次談話[J].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3，(11)。

　　[33][34][35][36][40][41][42]馬克斯·霍克海默。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M].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91，97，97，98，96，96，97.

　　[37]弗羅姆。逃避自由[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87：354.

　　[38]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5.

　　[39][119]馬爾庫塞。否定“序言”[M].波士頓，1968：2，12.

　　[43]霍克海默。蒙田與懷疑論的功能[J].社會研究雜志，1938，(7)。

　　[44]馬爾庫塞。理性與革命[M].紐約，1954：410.

　　[45][46][47][48][49][50][51][52][53][54][55][奧]威爾海姆·賴希。法西斯群眾心理學[M].張峰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205，225-226，225，225，205，234，234，234，222，257，221.

　　[56]Henri Lefebvre.The Sociology of Marx[M].New York: Random House,1969：26.

　　[57][58][59][60][61][62]列菲弗爾。論國家[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101，140，137-138，234，137-138，248.

　　[63][64]赫伯特·馬庫塞。蘇聯馬克思主義[A].法蘭克福學派論著選輯(上)[C].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外國哲學研究室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480，480.

　　[65]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下)[M].林驤華，徐和瑾，陳偉豐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846.

　　[66][67]袁貴仁，楊耕，吳曉明。當代學者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學者卷[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307，307.

　　[68]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0-61.

　　[69]普蘭查斯。資本主義國家：答米利班特和蘭克魯[M].徐崇溫譯。“西方馬克思主義”論叢[C].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447.

　　[70][71][72][75][76][78][79][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8][99][100][101][102][希臘]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權力與社會階級[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6，60，4，61，60，153，153，6，251，285，38，337-338，343，208，129，204，205，208，208，209，311-312，325，327，329，331，330，333.

　　[73][74][80][97]普蘭查斯。當代資本主義中的階級[M].倫敦，英文版，1975：14轉引自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492，493，494，496，329.

　　[77][81]Fascism and Dictator ship，Nicos Poulantzas, Published by NLB, London，1974：300-301，303.

　　[103][104][105]Nicos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ewLeftBooks,London,1978,P.265引自陳炳輝。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91，88，89.

　　[106]哈貝馬斯。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化的幾個條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71.

　　[107]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39.

　　[108]哈貝馬斯。文化與批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71.

　　[109]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76.

　　[110]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171.

　　[111]哈貝馬斯。公眾社會的結構變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34、332.

　　[112]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M].劉北成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5.

　　[113]哈貝馬斯。何謂今日之危機[J].哲學譯叢，1981，(5)。

　　[114]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186.

　　[115]哈貝馬斯。我與法蘭克福學派[J].哲學譯叢，1984，(1)。

　　[116][117][124][125]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428，429，428，429.

　　[118]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曹衛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39.

　　[120]霍克海默。蒙田與懷疑論的功能[J].[德]社會研究雜志，1938，(7)。

　　[121]列菲弗爾。論國家[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137、137-138.

　　[122]讓-保羅·薩特。辯證理性批判(下)[M].林驤華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846.

　　[123]哈貝馬斯。我與法蘭克福學派[J].哲學譯叢，1984，(1)。

　　[126][1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3，173.

　　[128][129][131][13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6-168、170，172，253.

　　[1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95.

　　[1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3.

　　[134][1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5，174.

　　[135][136][138][1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631，755，631.

　　[13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9.

　　[1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2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7.

　　[141][14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3，554.

　　[1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7)[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68.

　　[1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8)[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79.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