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在其發展的進程中一再面臨著被曲解的命運。我們發現，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史中，涌動著一股暗流，試圖把它曲解為“科學技術決定論”的暗流。回顧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這股暗流不但經常會涌現出來，而且已在人們的無意識層面上贏獲了普遍的認同，因而思想批判的光芒常常無力穿透它。

　　一、何謂“科學技術決定論”

　　所謂“科學技術決定論”，在我們看來，主要包含以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把科學技術理解為一種積極的、革命性的力量;二是認定科學技術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起著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它可以解釋并解決一切問題。這種理論濫觴于19世紀的歐洲，在20世紀和21世紀初形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并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闡釋中不知不覺地上升為主導性的理論話語。

　　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經濟生活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而在這一基本矛盾中，生產力始終是伴隨著人們的需要的變化而向前發展的，決定性的活躍的力量。顯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闡釋者那里，如果上述基本見解沒有得到全面的、合理的理解的話，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極有可能被曲解為“經濟決定論”或“生產力決定論”。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還告訴我們，生產力是由以下三個要素，即勞動者、勞動對象和以生產工具為主的勞動資料構成的。在這三個要素中，以生產工具為主的勞動資料是判斷不同社會歷史階段生產力水平的客觀標尺，而生產工具的發展與否，又取決于其中蘊含著的科學技術含量。顯而易見，在馬克思哲學的闡釋者那里，如果上述見解也沒有得到完整的、合理的理解的話，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極有可能從“經濟決定論”或“生產力決定論”進一步變形為“生產工具決定論”或“科學技術決定論”。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科學技術決定論的形成和發展，并使它在對歷史唯物主義學說的闡釋中上升為主導性的理論話語呢?我們認為，主要是由以下兩個原因引起的。

　　其一，由于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敘述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時，常常因為維護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而忽略了對不同要素之間的能動的、辯證關系的闡述。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此外，只有一點還沒有談到，這一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大家首先是把重點放在從基本經濟事實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以及以這些觀念為中介的行動，而且必須這樣做。但是我們在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么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或歪曲”。[1]恩格斯這里所說的“為了內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是為了強調唯物主義這一根本性的思想內容而忽略了不同要素之間在形式上的互動關系。

　　比如，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認定：“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毋庸諱言，馬克思的這一見解主要肯定了生產工具在人類歷史發展上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表達上過于言簡意賅，因而給后來的闡釋者留下了廣闊的闡釋空間。事實上，有些闡釋者就把馬克思的這一見解曲解為“生產工具決定論”。進而言之，由于手推磨和蒸汽磨之間的差異是由它們在科學技術含量上的差異引起的，所以上述見解也很容易被曲解為“科學技術決定論”。

　　又如，《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恩格斯告訴我們：“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而當他看到那種對工業、對一般歷史發展立即產生革命性影響的發現的時候，他的喜悅就非同尋常了。”[3]顯然，恩格斯在這里提到的馬克思的見解，主要限于對科學技術的正面價值的肯定，馬克思甚至把科學視為“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對于后來的闡釋者來說，很容易引申出把歷史唯物主義與“科學技術決定論”等同起來的闡釋結果。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也批判過科學技術的負面價值，論述過工人如何在雇傭勞動中淪為大機器的附庸，但他們并不愿意對馬克思的科學技術觀做出全面的探索和解釋。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全面地、準確地、完整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在當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實際上，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已經意識到：“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謬無稽的空話。”[4]這段話表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只是在“歸根到底”的層面上，把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視為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而超越這種“歸根到底”層面的任何其他的決定論，當然也包括科學技術決定論在內，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不愿意加以認同的。

　　其二，科學技術在當代的迅猛發展也助長了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蔓延。1968年，哈貝馬斯在其《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一書中指出：“自19世紀的后25年以來，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出現了兩種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勢：第一，國家干預活動增加了;國家的這種干預活動必須保障[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性;第二，[科學]研究和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日益密切;這種相互依賴關系使得科學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5]無疑哈貝馬斯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見解為科學技術決定論日益普遍地被人們所接受提供了新的、重要的思想助力。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科學技術決定論的危害性。首先，科學技術決定論將使歷史唯物主義失去自己的活力，蛻化為一種機械的宿命論;其次，這種理論只是狹隘地把“科學”理解為“自然科學”，完全排斥了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人文精神在人類歷史發展上的重大意義與作用;最后，這種理論把蘊含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工具中的“物”的因素的重要性無限地加以拔高，從而完全忽略了“人”的要素的重要性，仿佛人只是經濟關系或科學技術之“手”牽動的一個木偶，人完全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和處境，而只能像羅馬詩人賀拉斯筆下的鄉下佬那樣傻乎乎地等候在河邊:

　　鄉下佬等候在河邊，

　　企望著河水流干;

　　而河水流啊、流啊，

　　永遠流個不完。[6]

　　二、科學技術決定論在中國

　　我們發現，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科學技術決定論的幽靈一再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嚴重地干擾了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下面，我們考察科學技術決定論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四種不同的“現身”方式。必須加以說明的是，“科學技術決定論”并不是由哪個人直截了當地提出來的，而是我們在理論研究中發現出來的一種廣有影響的思想傾向。它總是以隱蔽的形式蘊含在人們關于科學技術的種種見解、言談和口號之中，甚至牢牢地盤踞在人們的無意識的心理層面上，只有自覺的、深入的反思才能使之上升到意識的層面上，并受到應有的批判。

　　在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科學技術決定論的第一次現身是在19世紀下半葉。事實上，誰都不會否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起始點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當時處于晚清時期的中國社會，仍然堅守著東方專制主義的政治思想傳統，并以天下獨尊的傲慢和閉關自守的無奈茍延殘喘。然而，兩次鴉片戰爭的失利終于在中國朝野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從而逐步形成了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和洋務運動。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魏源的《海國圖志》(成書于19世紀40、50年代)先行地道出了洋務派和洋務運動的秘密。當時，朝廷里的頑固派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斥之為“奇技淫巧”，魏源并不同意這種膚淺的觀點。在他看來，西方的科學技術，無論是對民生的發展，還是對軍事上的防御來說，都是有用的，而“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因而他主張“以夷為師”、“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就是說，要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它來制服西方入侵者。在當時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氛圍中，魏源的上述思想無疑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然而，在他的思想中，也蘊含著一個錯誤的理論前提，即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科學技術的先進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毋庸諱言，只要中國人把西方人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學到手，就一定能制伏西方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錯誤的理論前提蘊含著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萌芽。盡管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也論及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對其贊賞有加，但他這方面的見解在其整個思想中并不具有基礎性的、核心的地位和作用。

　　我們之所以說《海國圖志》先行地道出了洋務派和洋務運動的秘密，因為它大致上承襲的正是魏源的思路，即試圖在不觸動清政府專制統治的前提下，通過學習西方并逐步擁有自己的先進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方式，大力發展自己的實業、商業和金融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增強自己的國力，以遏制西方國家和東方其他國家的入侵。然而，1894-1895年甲午海戰的失敗徹底終結了洋務派和洋務運動的迷夢，表明了魏源所倡導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想法是多么天真!痛定思痛，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迅速地從對洋務運動的認同轉向對政治維新運動的擁戴。可是，當他們匆匆忙忙地“轉身”時，卻忽略了對作為洋務運動的理論前提的科學技術決定論的清理和批判。事實上，當時的中國社會在科學技術方面極端落后，這種批判意識也很難萌發出來。

　　科學技術決定論的第二次“現身”是在20世紀20年代，它通過1923-1924年間爆發的“科玄論戰”而充分地顯現出來。當時，以胡適、丁文江為代表的“科學派”認定，科學對人生觀的確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以張君勱為代表的“玄學派”則認定，科學無法決定并支配人生觀。盡管這兩派之間的爭論并沒有達成什么共識，但比較起來，“科學派”的觀點是更深入人心的。[7]胡適在為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科學與人生觀》所寫的序中指出：“這30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達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究竟有無價值，那是另一問題。”[8]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科學”觀念在中國的影響之巨。然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這種對科學技術“無上尊嚴的地位”的盲目“崇信”中，在這種認定科學完全能夠決定人生觀問題的自信中，無疑地隱藏著科學技術決定論的思想酵素。一旦獲得合適的氣候條件，這種思想酵素就會像熱帶植物一樣，快速地成長起來并蔓延開來。

　　科學技術決定論的第三次“現身”是從20世紀60年代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并設想分兩步走來實現這一宏偉的目標：第一步，用15年左右的時間，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而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到20世紀末，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周恩來認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盡管周恩來的想法是合乎情理的，因為與先進國家比較，當時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還是相當落后的，確實需要做出異乎尋常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發達國家已經達到的發展水平。然而，把科學技術的發展理解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仍未超越科學技術決定論的思想窠臼。事實上，隨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設想也就被束之高閣了。時隔10年，直到1975年1月，重病纏身的周恩來才再次受毛澤東委托，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提四個現代化的口號。然而，實踐表明，在晚年毛澤東所堅持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思想路線的引導下，四個現代化的口號是不可能真正付諸實踐的。周恩來、毛澤東于1976年相繼逝世后，華國鋒試圖在晚年毛澤東的錯誤思想路線的框架內來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搞所謂“洋躍進”。結果表明，這種南轅北轍的做法也是不可能獲得任何積極的成效的。總而言之，在這個時期內，由于四個現代化僅僅停留在紙面上而沒有付諸實踐，所以，蘊含在“科學技術現代化是關鍵”這一得到普遍認同的見解中的科學技術決定論的酵素還處于潛伏的狀態中，它與工業、農業、國防現代化及其他方面(如人的素質)的現代化之間的緊張關系還未顯現出來。然而，在人們的無意識層面上，仍然有一種對科學技術決定論的普遍認同。

　　科學技術決定論的第四次“現身”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中。誰都不會否認，改革開放使當代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在這一變化中，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確實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許多場合下，這一作用都被不適當地夸大了。其實，在“科技興國”、“科教興國”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類具有片面性和簡單化傾向的時尚的口號中，科學技術決定論的幽靈再度出現在我們的面前。[9]這一次，它的活躍程度似乎遠遠地超過了前面三次，而當代中國人似乎也迷戀于科學技術帶來的各種益處和便利，而忽略了這把“雙刃劍”已經造成的災難和正在造成的更大的災難。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生活已經以自己獨有的方式在拒斥科學技術決定論了。一方面，人們逐步認識到，20世紀60、70年代關于“四個現代化”的提法是片面的，因為這個提法缺乏系統性，沒有把基礎設施現代化、通訊現代化、教育現代化等現代化的其他要素整合進去，更為嚴重的是，沒有把現代化的核心要素——人的素質的現代化考慮進去。要言之，“四個現代化”的主要著眼點是“物”，而不是“人”。面對著先進的科技設備(如公共場所的電話、電纜等)被不法分子盜賣和市場上出現的假冒偽劣商品，人們終于意識到，如果人的素質沒有現代化，那么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和其他方面的現代化都不過是一句空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精神文明”、“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這樣的口號之所以被提出來，正是基于上面的考量。顯而易見，這些口號既是對“科技興國”、“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類片面性的口號的補充，又是對它們的修正和超越。

　　另一方面，人們也逐步認識到，在科學技術及其相應的思維方式主宰一切的地方，人的尊嚴、社會的公正和人文精神必定會被邊緣化，并在現實生活中導致災難性的后果。[10]其實，誰都明白，全部科學技術都是由人來研究、發明并加以控制的，一旦人性中惡的傾向得不到遏制，科學技術就完全可能蛻變為作惡的工具，從而使人類走向毀滅。在這個意義上，奠定人的行為基礎的人文精神比起科學技術來，無疑起著更為根本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政府已經在實踐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遏制科學技術決定論觀念的蔓延，然而，在理論上，這一錯誤觀念卻從未遭到系統的批判和自覺的清算。

　　三、如何走出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誤區

　　如前所述，在相當大的程度和相當寬的范圍內，科學技術決定論已經得到了當代中國人的認同，這種認同甚至已經深入到無意識的層面上。我們認為，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走出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誤區，至少得在以下三點上做出努力。

　　第一，重新認識科學技術的本質與作用。我們知道，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1950年出版的《技術之追問》一書中區分出兩種不同的技術：一是手工技術，如農村里的風車、水車、手搖的紡紗機等，它們不可能對人與自然界、人與人的關系產生災難性的影響;另一種是現代技術，如化學、電業、核物理、航天、生命工程等，它們以實質性的方式改寫著人與自然界、人與人的關系，并已對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影響。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不同于手工技術，它不再是一個中性的概念，而是一個否定性的概念，而“現代技術之本質居于‘座架’(Gestell)之中。”[11]所謂“座架”，一方面體現出人類對整個自然界的征服和操縱，導致的結果是人類生存環境的嚴重毀壞;另一方面又體現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控制和操縱，導致的結果是貧富差異的擴大和種種異化現象的蔓延。而哈貝馬斯則繼承了韋伯和馬爾庫塞的批判思路，既肯定實踐形態上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又肯定理論形態上的科學技術已經蛻化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它不遺余力地維護著資本主義的統治。當代西方哲學家的這些研究成果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促使我們重新反思以往關于科學技術的種種見解的合法性。

　　第二，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來確立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一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在科學技術上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因此，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中國還要堅定不移地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不然，中華民族不但難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有可能被開除球籍。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定會導致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蔓延，因而我們必須努力弘揚人文精神，遏制科學技術決定論在思想文化上的泛濫，而人文精神的核心內涵則是尊重人格，維護人權，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第三，全面理解“科學”概念的含義，祛除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歧視。眾所周知，英文中的science、法文中的science通常是“自然科學”的同名詞，而德語中的Wissenschaft則含括了全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我們應該從Wissenschaft的含義上來重新界定并全面認識“科學”的含義，尤其是要糾正人們心理中普遍存在的歧視人文社會科學的現象。其實，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表明，經濟理論和金融決策上的錯誤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而經濟理論和金融決策都從屬于社會科學。歷史和實踐一再表明，忽視人文社會科學必定會導致精神文明的退化和思想傳統的墮落。必須從馬克思所倡導的個人全面發展的視角上重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生態平衡”。在某種意義上，人類文明的新生正有賴于這種精神上的平衡。

　　綜上所述，走出科學技術決定論的誤區，不僅要從實踐上采取相應的、有效的對策和措施，而且要從理論上自覺地、系統地批判科學技術決定論，從而維護歷史唯物主義的本真精神，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避免西方國家已經走過的彎路。

　　【注釋】

　　注：本文的寫作受到教育部重大課題“深入研究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課題批準號為：2008JYJW004)、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與國外思潮創新研究基地2005年度研究項目“后現代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項目批準號：05FCZD008)和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B103)的資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6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2頁。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77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5-696頁。

　　[5]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頁。

　　[6] 轉引自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頁。

　　[7] 事實上，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已經提出了“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的口號，從而把“科學”置于決定性的位置上。

　　[8] 轉引自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頁。

　　[9] 所謂“科技興國”和“科教興國”中的“科”字，指的都是自然科學。在大學里，“重理輕文”的傾向長期以來得不到糾正。此外，理工科設院士，而人文社會科學不設院士的現象也蘊含著“學科歧視”的錯誤傾向。總之，自然科學始終處于“唯我獨尊”的位置上。

　　[10] 參閱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11]《海德格爾選集》(下)，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第943頁。

　　【參考文獻】

　　[1]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下)，孫周興選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

　　[2]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

　　[3]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

　　[4] 威廉姆·肖：《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阮仁慧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年。

　　[5] 郭穎頤：《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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