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馬克思通過揭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將財產權從一般權利向窮人的權利擴展，從而賦予“道德政治”全新的問題內涵。

　　從思想史看，霍布斯、洛克為現代性的最初奠基是：以自我保存為前提建立起的現代社會將允許每個人自由平等地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這就是主導現代的“特殊性”原則。盧梭奮起抗爭，指出這樣的奠基使現代政治非道德化，使政治與道德處在緊張的對立當中，在這樣的基礎上不可能建立好社會——好社會需要建立在“普遍性”的基礎上，這個普遍性就是道德。盧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康德、黑格爾和馬克思緊緊追隨這一方向，從而使“道德政治”成為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問題。

　　從一般的權利到窮人的權利

　　那么，在“道德政治”這一現代政治哲學的批判性思想趨向中，馬克思處在怎樣一個位置?一般來看，馬克思強烈反對將政治問題道德化。對馬克思來說，愛自己或愛他人，關注私利或者追求美德，“那是完全次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核心則是財產權。馬克思最大的理論創見是：所謂“道德政治”必須從一般的權利擴展到財產的權利，而財產權的本質是窮人的權利問題，即馬克思所謂“社會問題”。

　　這里，馬克思顯然接受了由洛克奠定的現代的前提性觀點，即現代人自由的核心是權利，權利的核心是財產權。但馬克思刷新了對財產本身的理解，把財產進一步分析為勞動和資本，將以“道德政治”名義展開的現代性批判提升到一個更高的理論層面。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勞動、資本和土地的劃分出發，將私有財產劃分為“作為勞動的私有財產”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財產”(土地在現代趨勢中將轉化為資本)，關節點在于勞動的異化。馬克思發現，被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作財富本質的“一般勞動”與本意上的具體勞動和勞動者是對立的，因為財富作為資本乃是勞動被“物化”的結果，異化勞動所導致的勞動與資本的對立才是財產的政治本質。

　　斯密將“一般勞動”視為財富的唯一本質的革命性見解，直接啟迪了黑格爾對勞動和財產問題的重視，并在更深遠的意義上啟迪了馬克思對勞動與資本關系的探索。馬克思極精辟地將斯密的發現解析為“私有財產的主體性質是勞動”，正是這個發現，幫助馬克思超越了一般私法把財產權當作個人意志對物的支配權利這一成見，而達至財產是一種人際關系的認知。要言之，財產不是一般法律意義上的人際關系，而是勞動與資本的關系：財產作為“積累起來的勞動”是資本，財產作為資本又是“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現代財產權的后果是“把人類的大多數人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變成無產階級，由此導致社會革命。這意味著，公民社會最重要的財產權合法性與其一般權利原則所要求的公民自由的兼容性、權利與義務的相互性不能兼容。而其中的秘密則是剝削，即資本以財產權名義索取增殖價值;其政治本質是財產權的壓迫性。這樣，馬克思通過揭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將財產權從一般權利向窮人的權利擴展，從而賦予“道德政治”全新的問題內涵。

　　對普遍性的批判與堅持

　　馬克思對財產權的去合法化，實現了自盧梭之后現代政治哲學的又一次重大創新。挾這一創新帶來的思想力量，馬克思批判了現代政治哲學的普遍性概念。盧梭和康德都堅持普遍性理想;斯密和黑格爾相信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結果自然會促進全社會的普遍利益，普遍性就是以這種方式實現的;黑格爾還把現代國家當作普遍性的實現形式。馬克思則挑明了，在現代條件下，私人利益不會發展為公共利益和普遍性，只會發展為階級利益;現代國家只是一個“冒充的共同體”，其本質則是資本權力的政治形式，以保護財產權為最高職責。

　　但馬克思并未放棄普遍性理想，而是把普遍性賦予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從而將其推向更高的理論高度，并以此保持著與現代政治哲學傳統的連續性。問題焦點仍是財產權。馬克思提出，應該用一種“真正人的社會的財產”概念來取代現有的資產階級財產權概念，并用共產主義去命名它。共產主義的本意就是一個財產權概念：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是從財產的普遍性去看待私有財產，即“普遍的私有財產”。馬克思的普遍財產概念首先是一個人性概念，真正人的財產應該是“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與之對比，舊的私有財產僅僅被理解為占有和擁有，這種理解在人的本質上恰恰代表著“絕對的貧困”。在更深刻的意義上，馬克思指出“擁有感”標志著人的感覺的全面異化，這種異化的感覺正是資產階級權利的自然性基礎。所以馬克思提出，私有財產的揚棄首先是人的感覺的解放：使感覺成為人的感覺，使需要成為人的需要。

　　馬克思對財產權的人性根基的這些要求，繼承了自盧梭以來激進思想界對“道德政治”的基本訴求。但馬克思的新財產概念不僅僅是一個人性概念，而首先是一個制度概念。對比黑格爾把普遍性賦予國家，馬克思把普遍性賦予了無產階級，正是無產階級的普遍性使馬克思的新財產概念成為可能：“真正人的社會的財產”只有在“自由個人的聯合體”中才能實現，這只能是“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這里包含著被馬克思揭示的現代政治深層的辯證法：只有無財產的人才能理解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財產概念，占有的普遍性只有遭受普遍苦難的階級才能實現。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為什么作為自由前提的財產權會因為其不義性而成為現代人自由(至今無法解決)的最大難題。同時也印證了，馬克思反對剝削，主張“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這才是對“道德政治”最高、最徹底的要求：它繼承了盧梭，而把政治上的“普遍意志”變成經濟上的普遍意志;也繼承了康德，而把“絕對善良意志”變成一種絕對的善良制度。

　　今天，隨著時代條件發生巨變，對“窮人的權利”的激進吁求趨于沉寂，但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和貧富差距急劇擴大仍然是困擾人類的最大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馬克思哲學研究的聚焦點從先驗哲學轉向政治哲學，并將其置于現代政治哲學的整個學術譜系中去理解，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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