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有兩個“老祖宗”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著民族獨立和社會現代化的雙重歷史任務。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證明，指導完成這雙重歷史任務的思想武器，既不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強調馬列“老祖宗”不能丟，丟了就會亡黨亡國。這是我們觀察和討論一切中國重要問題(包括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基本原則，否則就會迷失方向，走上邪路。這是大道理，必須反復講，經常講，使之深入人心。

　　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除了馬列“老祖宗”外還有沒有中國自己的“老祖宗”?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而且是優秀的一分子，身體里流淌著中華民族的血液，思想文化上受惠于數千年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滋養。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倘若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有中國自己的“老祖宗”，那他就是中華民族的不肖子孫，也就不是真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

　　從更深一層的學理層面講，產生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要在中國發生作用，生根、開花、結果，就必須中國化，使之與中華民族融成一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要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際相結合，而且要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實際相結合。在這兩方面的結合中，雖然前者是基礎，但后者也十分重要，不可或缺。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闡述了研究理論、研究歷史和研究現狀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要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數千年的珍貴歷史遺產，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里批評研究歷史空氣不濃時更尖銳地指出：“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整風文獻》(修訂本)，解放社編，中原新華書店印行，1949年版，第55頁。]他本人博古通今，對中國歷史文化有精深的了解。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國歷史文化三者的有機結合，既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總結，也是數千年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

　　毛澤東思想中的有些內容并非來自馬克思主義，而是直接源于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產生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未能在西方取得實踐上的勝利，卻在東方相對落后的中國開花結果，大放異彩。究其原因，這固然主要是同20世紀中國和世界的現實形勢有關，但無可否認也與中國是一個具有豐厚歷史文化遺產的國家密切相連。最好的種子或樹苗在貧瘠的土壤中也是長不成參天大樹的。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開花和結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地進行革命和建設，抵制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上的錯誤，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侵略、封鎖和干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植根于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而非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們黨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曾一度遭到國外某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責難和攻擊。

　　長期以來，我們只講馬列一個“老祖宗”，不講在馬列之外還有中國自己的“老祖宗”。結果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固然很重要，但這是歷史學家們的事，哲學史家們的事，而不是我們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分內的事。許多理論家依然是如毛澤東在數十年前所批評的那樣，只知道馬列怎樣講，“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今天，我們應明確地認識到，除了馬列“老祖宗”外，還有自己民族的“老祖宗”，要下苦功夫研究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繼承和弘揚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倘若丟掉了中國自己的“老祖宗”，就等于中斷了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同樣要亡黨亡國。

　　中國馬克思主義應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總結和概括

　　現今，我國理論界、學術界絕大多數人都已承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的必要，但在如何理解結合和怎樣進行結合上則有不同的見解和做法。

　　較為流行的理解和做法是：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其中包含了中華民族的智慧，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的結合主要是用豐富的中國思想資料來證明馬克思主義原理具有普遍真理性。這是一種通俗化的、淺層次的初步結合，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這種理解和做法只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文化當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注釋和證明”，并未能正確把握兩者相結合的實質。筆者以為，馬克思主義雖是世界歷史的產物，反映了自然、社會和思維的最一般的規律，是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具有普遍的意義。但實事求是地說，它主要是西方工人運動經驗、近現代自然科學和西方歷史文化的總結和概括，未能涵蓋五千余年博大精深的中國歷史文化。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文化相結合的旨意應是：立足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現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進行科學總結和概括，用其珍貴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蘊藏著無數的珍寶，有待我們以新的方法和新的視野去發掘、梳理和提煉，對其中的概念、范疇、原理和思想加以批判吸取，賦予其新的內涵。文化是一個多層次、多方面的復合體。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最深層次，是民族的命脈和靈魂。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從根本上講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與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融為一體，使前者內化成為中華民族的靈魂，從而給原有的民族精神以新的內容和新的活力。這里有一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的問題。筆者認為，民族精神是活生生的、發展著的，其內涵既廣且深，絕非是用一兩個命題和論斷所能概括的。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計其大端則有：獨立自主、維護統一的愛國精神;自尊自信、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與時俱進、日新變革的創新精神;崇真求實、經世致用的實事求是精神;天下為公、公而忘私的獻身精神;協和萬邦、睦鄰友好的和平精神等等。這些精神互相滲透，融成一體，其中最核心的則是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主體精神。正是這種主體精神才使中華民族能戰勝千難萬險，綿延不絕，開拓創新，屹立于世界東方，為人類作出貢獻。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繼承和弘揚這些精神。

　　就具體內容的結合而言，絕大多數研究者較多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兩者相一致的方面，而忽視了兩者各自特有、互補相成的方面。其實，從人類文化的傳播交往史看，不同文化間互相一致方面的融合固然有意義，而它們之間不同方面的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則更為重要，更有價值。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顯著不同的特點之一是重視人生哲學，以“修身”為本，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中國共產黨人將中國特有的“修身論”改造為共產黨員的“修養論”，十分重視糾正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十分強調黨性修養，從而保證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中國共產黨的黨性修養理論和實踐為馬克思主義的黨建學說增添了全新的內容。今天，“修養論”對黨的思想建設，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建設仍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古代哲學講“修身”并不限于道德方面，而且還有認識論的意義。《管子·心術上》明確提出：“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這表明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哲人已明確提出，為了正確認識客觀對象(彼)，必須修養認識主體(此)。繼《管子》之后，中國哲學家們進一步提出“公生明”“誠則明”“靜則明”“虛一而靜”等觀點，從認識主體的立場、態度、思維方法和情感心理等方面闡釋修養要求。“不修之此，焉能知彼”，這八個字是中國古代哲人對人類認識論的重要貢獻，仍需當代哲學家重視和深思。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不講認識主體的修養，我們應用中國哲學特有的認識主體修養論來補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類似以上方面的結合應該甚多。這就要求我們解放思想，突破現有的哲學體系，從中國傳統哲學的豐富寶藏中發掘和提煉出更多特有的珍貴品，補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人類哲學思想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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