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分析了路易·波拿巴實現政變的階級基礎和經濟條件，還分析了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個黨派和政治集團賴以存在的經濟條件及在此經濟條件基礎上所形成的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馬克思指出，在波旁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大地主連同它的僧侶和仆從;在奧爾良王朝時期進行統治的是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和它的隨從者——律師、教授和健談家。正統王朝不過是地主世襲權力的政治表現，而七月王朝則不過是資產階級暴發戶篡奪權力的政治表現。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這兩個集團的彼此分離絕不是由于什么所謂的思想原則，而是由于各自所依賴的物質經濟條件，是由于兩種不同的占有形式;他們彼此分離還由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于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同時馬克思也不否認，把正統派和奧爾良派同某個王朝聯系起來的還有舊日的回憶、個人的仇怨、憂慮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條和原則。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說：“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1] 馬克思在文中再次規定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內容，論述了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而且繼《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后，又一次使用了上層建筑概念。

　　馬克思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最終形成和臻于完善的標志。馬克思在這篇序言中第一次用精確的語言完整地表述了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2] 這段話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兩個概念作出了明確的界定，說明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原理與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的內在聯系，闡述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指明了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決定作用，闡明了上層建筑將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而改變，并且說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與社會革命和社會形態變更之間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表述，也大多為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繼承與發展。

　　20世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歐美新左派也大都宣稱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歷史唯物論，而他們自己則是這一科學的真正繼承和發展者。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歐美新左派的著作，在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內部，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完全嶄新的學術結構。

　　黑格爾曾說過：“哲學的任務在于理解存在的東西，因為存在的東西就是理性。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3]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把握他所處的時代的產物，馬克思之后的眾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歐美新左派也是在他們各自的思想中把握著他們所處的時代。他們的理論旨向是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原則，讓理論更加貼近現實，為解決當下的社會現實問題找到一個更加有力的思想武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則成了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目標。

　　在20世紀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產生了許許多多的現實問題。這些問題直接或間接地指向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生死存亡的問題。于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論”和“過時論”。在論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危機的問題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是像反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相反是要力圖找到克服理論危機的有效辦法，重新樹立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地位。盡管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早期代表人物，如盧卡奇、葛蘭西、科爾施、布洛赫等人并沒有明確提出“修正”和“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主張，但是在他們設想的未來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選擇上，已經包含了一些他們提出的新觀點和新理論。盧卡奇將“階級意識”提高到人類自我認識的理論層面，最后把歷史發展問題變成了一個人類的自我意識問題。這樣的理論觀點確實是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修正”和“完善”。葛蘭西根據當時歐洲國家的現實情況，提出了不同于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西方革命戰略。在他看來，歐洲國家有著自己特殊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因此奪取文化領導權比奪取政治領導權更為重要。歐洲國家的基礎是市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是由文化領導權左右的。政治領導權的實質是暴力，文化領導權的本質是教育。在奪取文化領導權的過程中，知識分子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根據葛蘭西的設想，歐洲國家應該走一條以奪取文化領導權為核心的文化革命道路。

　　面對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種種現實變化，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出現的新情況，法蘭克福學派一再調整自己的理論路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了質疑和修改。馬爾庫塞明確提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經失效，例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科學技術推動論和無產階級革命主體論。他認為工業自動化的生產過程已經大大改變了活勞動和死勞動的關系，勞動生產率不再取決于單個人的勞動產量，而是取決于自動化生產機器的技術水平。機器從不創造價值的觀點需要改變，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余價值學說也需要做出修改。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變化不是給人帶來自由和幸福，而是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危害和災難。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杠桿的觀點，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挑戰。我們應該重新審視科學技術這把雙刃劍的社會政治功能。隨著西方工人階級實際狀況的改變，將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觀點已經變成了“天方夜譚似的神話”，無產階級的歷史主體作用不再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全面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學說，用一種“新革命理論”取而代之。馬爾庫塞的“新革命理論”，就是要去發現新的革命動因(過去是因為貧困而造反，現在是因為異化而革命)，尋求新的革命主體(用新左派的力量取代無產階級)，找到新的革命途徑(反對暴力革命，提倡“大拒絕式的造反”)。馬爾庫塞的這套革命理論，顯然是對20世紀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運動的歸納和總結。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后起之秀和第二代理論家，哈貝馬斯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方面卓有建樹。他提出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凸顯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個重要變化，一個是國家干預的增強(即國家管理職能的擴大)，另一個是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已經變成了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獨立變數”)。他認為，在這樣的社會現實背景下，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馬克思的許多理論觀點，需要修正和改造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范疇需要進一步的修正，因為上層建筑已經變成了決定性的社會力量而不是依附于經濟基礎的東西。由于科學技術變成了第一生產力，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面臨著被社會現實所超越的危機。由于現階段階級沖突的逐漸平息，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已經不能再四處照搬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也很難解釋清社會現實的矛盾運動。為此我們必須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進行修正和完善。按照哈貝馬斯的主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范疇應該由勞動和相互作用這一對范疇來取代。他把“勞動”理解為工具行為或理性選擇，他把“相互作用”理解為社會交往行為。對于哈貝馬斯來說，“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要把馬克思原有的理論觀點拆開，再用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把它們組合起來。作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理論成果，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以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化為依據，強調了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病癥，從而得出了他的以“交往合理化”為內容的社會變革方案。

　　正如英國學者喬治·萊爾因指出的，“任何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企圖都包含下面雙重含義：第一，認為這種理論依然是有價值的，這種理論仍然能夠為社會科學和政治實踐提供重要的指導作用。第二，認為這種理論的主要原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需要進行全面修改。”[4]4 他甚至找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在他看來，“造成他們思想困境的來源主要有四個方面：辯證法思想、對意識的分析、關于社會變革的機制、歷史觀念。” [4]17喬治·萊爾因的觀點和思想方法在當代歐美左翼學者中很有代表性，在他們看來，歷史唯物主義如果跟不上時代變革的步伐，如果脫離了活生生的社會實踐，就不可能去指導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活動，就會被人們束之高閣而變成僵化的教條。歷史唯物主義的本意就是要去解答現實生活的問題，就是要去改變現實的異化狀況。時代的變革引發了太多的理論問題，諸如人的主體性、主體和客體的相互作用、人的異化、人的非理性、社會意識形態、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以及未來社會的變革之路等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歷史唯物主義去面對和解答。為了解答這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我們當然不能固守在原有的結論之上，而是要靈活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從現實問題的分析和批判中找到最新的答案。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大體上遵循了這樣的研究思路，分別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理論主張。無論是重新解釋還是補充修正，他們所作出的種種理論嘗試都值得我們去認真地分析和研究。

　　格雷厄姆·默多克是英國當代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傳媒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他1946年3月出生在倫敦郊區的新埃爾特姆一個印刷工人的家庭，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半年多，泰晤士河沿岸碼頭到處都是炸彈彈坑，滿目瘡痍。食品、衣物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必須限額定量配給。生長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的默多克自然對經濟在歷史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有著獨特的感受和認識。1957年，默多克考入文法學校;1962年，通過GCSE考試;1964年又同樣以優異成績通過A-level考試，同年他進入倫敦大學的倫敦經濟學院攻讀社會學，這一選擇為他日后開展帝國主義和全球化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在大學期間參加了英國大學生的第一次學生罷課，抗議大學和羅得西亞(后來的津巴布韋)的白人政體之間的聯系。1967年，為了想要實現他對文化進行研究的夙愿，默多克拒絕了倫敦經濟學院的講師職位而前往蘇塞克斯大學讀碩士進一步進行藝術社會學研究。1968年9月，年輕的默多克婉拒了蘇塞克斯大學留他在校繼續研究的計劃，前往萊徹斯特大學的大眾傳媒中心——當時英國專攻大眾傳媒社會調查的唯一的一所研究機構，這時的他已經決定先從專注研究當代文化的中心形構——大眾傳媒開始他的嶄新的學術生涯。之后他又到拉夫堡大學擔任教職至今，并在世界各地多所大學擔任教職。

　　默多克不是一個單純的傳播學學者，他更是一位有批判意識的左翼學者，他在自己的研究中自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方法更是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論著中。獨特的成長經歷與家庭背景，使他比一般學者更多了一份深刻的社會關懷，這在他的新作《跟著錢的去向——“維基解密”與披露的政治經濟學》中反映得尤其突出。

　　“維基解密”是一個大型文檔泄露及分析網站，成立于2006年12月，目的是為了揭露政府及企業的腐敗行為。該網站聲稱其數據源不可追查亦不被審查。“維基解密”沒有總部或傳統的基礎設施，該網站服務器依靠數十個國家的支持者，相對而言較少地受到來自于法律或地方政府的壓力。2010年7月26日，“維基解密”在《紐約時報》《衛報》和《鏡報》的配合下，在網上公開了多達9.2萬份的駐阿美軍秘密文件，引起軒然大波。基于此，人們普遍認為“維基解密”是互聯網公共性的表現形式，并對它的前景充滿期待。但默多克卻從社會學家和文化學者的獨特視角審視出“維基解密”及其盛衰背后不被人們關注的一些實質性的社會問題。

　　默多克的基本思想路徑是“跟著錢的去向”，從“維基解密”背后的利益方并從“維基解密”的經濟基礎——資助方的變化，審視美國政府這個看不見的上層建筑在其中的作用。他以奧斯卡獲獎電影《水門事件》中的“深喉會面”為切入點，提出了在互聯網時代，是誰擁有經濟力量來控制支撐公共披露的資源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重大問題。他認為“這種控制力在三個關鍵層面上發揮作用：對必要的基礎設施的控制，尤其是對被用于儲存大量數據的服務器容量的控制;對支持激進的網上披露的收益流的控制;以及對將秘密的原始信息進行闡釋和解釋，使之更易被理解的分析人員的控制”[5]35。與此相關聯，他認為必須同時關注三方面的問題：市場化、對國家安全的鞏固，以及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全球超級力量的地位的衰退。“市場化是驅動新自由主義計劃的最主要動力。新自由主義計劃分解公共部門，將市場驅動和市場思維作為組織和評估經濟活動的無可爭辯的標準。通過對私有化(變賣公共資產)和自由化(開放被壟斷和保護的市場)的協商政策，加上對法規控制的放松，這些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堅持不懈的倡導得以完成。因此，大公司得以將其業務延展到新的領域，并能在比之前更少的公共監督下進行活動。2008年的金融危機及其持續的后果已經以最戲劇化的方式展示出這種新的靈活性不斷增加的公共成本。這也確定，對公共生活的控制權已從選舉出來的政治議會轉移到大公司的董事會議室中。” [5]36-37這種新的商業環境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互聯網的發展。伴隨著新興的競爭條款，法規的相對缺乏遠沒有制造出大量的參與者，而是導致越來越少的集團公司逐步鞏固了它們對大眾網絡使用的控制。“互聯網公共政策的相對薄弱已產生了兩個更為深遠的后果。第一，它鼓勵了在行業中領先的公司——由谷歌率領——用一系列先發制人的罷市(strikes)，進入新的領域或者單方面改變服務條款。它們僅僅在遭受強烈抵制時才對公眾關注作出回應。其次，在已就緒的監管安排方面，例如對互聯網域名的決策權，它們傾向歸屬于擔負最少公共責任的團體。” [5]38 主要的西方大國通過新的國家安全的出現，在政治領域復制了對公共監管的掏空。“國際事務中持續易變的語境、對在國內及國外打擊‘恐怖主義’的需要的連續強調、對平民監視的升級、對官方保密的加固，加上廣泛的罔顧公眾利益的大公司，無疑已使揭露政府和商業中的不當行為這一要求比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但此時作為傳統新聞界的報紙和廣播組織卻已變得越來越無能和無意愿去對權力濫用進行監察。”[5]44 可以說，市場化涉及經濟基礎，而對國家安全的鞏固，以及美國作為最主要的全球超級力量的地位的衰退則完全是美國上層建筑領域發生的深刻變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中，“維基解密”被激進分子和評論家們視為一種能恢復平衡的主要干預力量。但默多克提醒人們關注兩個問題。

　　1.“維基解密”的經濟活動，特別是它的支出。他用一個圖表告訴人們，通過監控“維基解密”的收益流及其承擔的成本，我們能夠開始識別出“維基解密”乃至更廣泛的激進互聯網平臺項目的缺陷。

　　2.捐款流動趨向。“維基解密”的資金模型核心是德國的The Wau Holland 基金會，由它來處理對“維基解密”網站的個人捐款。2010年，69.5萬歐元通過一般的銀行轉賬進來，63.5萬歐元通過Wau Holland基金的貝寶(PayPal)賬戶收到。而貝寶從2002年開始由與亞馬遜比肩的另一個主要互聯網零售商易趣(eBay)公司所有。默多克用另一個圖表展示出2010年1月到2011年8月之間捐款流動的細節：

　　默多克在表中揭示的數據揭示了一個明顯的范式，即捐款在“維基解密”發布特定的政治敏感材料之后直接達到頂峰。如在2010年4月，《平行殺戮》的錄像被發布之后;又如在2010年12月對美國外交電報的發布之后。第二個頂峰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公眾可見度的增加。這種增加是“維基解密”通過與幾個主要西方國家中關鍵地點的全國性報刊合作發布新聞來確保的;而衰落恰恰是在美國政府出手干預以后。

　　經過對上述圖表的分析，默多克最終揭示出這樣一個悖論：西方社會的民主理論要求社會信息越公開越好，但民主國家(政府)卻認為信息要保密，不能讓民眾獲得太多信息。由此政府對民眾實施監控就是必然的。在這種監控中，政府與民眾始終處在不平等的狀態中，政府始終處在隱型狀態，就如同當年邊沁發明的圓形監獄，獄卒始終是隱身的，對犯人來說，肉體的虐待雖然減少了，但精神卻更不自由。如今的美國，表面上看人們享有充分的自由，實際上無處不受政府監管。更由于在默多克看來，信息社會是一個無知社會，我們需要的是建立一個知識社會;人們在互聯網上得到的只是信息而不是知識;在“維基解密”中，新聞工作者扮演的是“廚師烹調的角色”，他期待建立一個新的公共平臺，以增加知識而不是信息。由此他很不看好“維基解密”并得出結論：“在當前的商業環境中，調查性新聞是一個瀕危物種”[5]51。 新聞自由和自由市場之間始終存在矛盾，“維基解密”的經驗強調了在對互聯網的調控中，由主要的新數字媒體扮演越來越中心的角色。對儲存有該網站數據重要片段的服務器的接入是由亞馬遜這個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切斷的。其主要零售競爭對手之一——易趣, 作為輔助者，發起了對“維基解密”捐款的金融封鎖。而在開發逐漸取代手提電腦和桌面電腦的，成為互聯網接入點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中的領軍力量——蘋果公司——取消了本可能提供給“維基解密”另一個收入來源的應用程序。在以上事例中，“主要的大商業公司日益遞增的控制力指向對基于公共服務理想的對立機構的迫切需要。正如維基解密的經驗所展示，激進揭露的長期未來最終與一個公共所有的網絡以及負責任的支持機構(包括從服務器農場到銀行)的發展緊密相連。這是苛求，但并不比在當代條件下要復興民主的這一挑戰所要求的少。” [5]52 經過默多克的分析不難看出，在西方發達國家，新聞自由最終因為受到政府的干預而并沒有受到保護。

　　默多克從歷史唯物主義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出發，運用社會學和文化理論的基本方法，揭示了當代西方社會對傳媒的控制方式不再是赤裸裸地依賴國家暴力，而是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國家暴力與政治權力退隱幕后。從表面上看社會給予媒體以足夠的自由，但實質是所有的媒體都要跟著錢的去向，政府需要做的只是間接影響那些操控金錢的大公司。從“維基解密”這個案例不難看出，即便是在自由市場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大企業、大財團與政府間的“權錢交易”也同樣難免。這也再次證明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產生、性質和發展;上層建筑是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顛樸不破的。

　　原標題：論默多克的歷史唯物主義新視域，載于《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2期

　　作者簡介：馬馳(1955—)，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歐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從事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和文化理論研究。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1.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啟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12.

　　[4]萊爾因 喬.重構歷史唯物主義[M].姜興宏，劉明如，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5]MURDOCK G.Beyond Wikileaks: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s,Journalism and Society[M].London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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