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對一段所謂的毛澤東語錄的懷疑

　　前幾天，我在紅歌會的網刊上讀昆侖巖寫的一篇批駁反腐就會亂軍的文章，文章的觀點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文章里有一幅插圖卻引起了我的懷疑：插圖是一幅毛澤東正在演講的畫像，畫像本身畫得很好，問題出在畫上有一句“毛澤東的語錄”——“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引起了我很大的懷疑。

　　我之所以懷疑這段話是毛澤東說的，因為幾年前我曾粗粗地翻閱過臺灣出版的蔣介石的全集——《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讀過一些蔣的文章，包括他1934年2月19日在江西南昌行營擴大的總理紀念周以《新生活之要義》為題的演講，知道他曾經在這個演講里引用過古人所謂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話。他還引申說，“四維既張，國乃復興”。這個引申和他在兩年前(即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中華民族復興社”(簡稱“復興社”，又稱“藍衣社”)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除了主張這個“四維”以外，蔣在演講中還引用了孫中山曾經引用過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八個字被稱為“八德”。這“四維”和“八德”實際上就是他提倡的所謂“新生活運動”的核心思想。

　　我當然并不認為，只要是蔣介石引用過的話，毛澤東就絕對不會再引用;問題在于，毛澤東對于蔣介石運用封建倫理搞所謂“新生活運動”是持批判態度的。這一點，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講得很清楚，他說：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的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中國的東西。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辦理的文化機關之外，還有一批無恥的中國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于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密的兩兄弟，它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為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695頁)

　　毛澤東把新舊兩種文化之間的斗爭看成是“生死斗爭”，事實也正是這樣。我們知道，蔣在上世紀30年代曾對中央蘇區發動過五次軍事圍剿，妄圖消滅蘇區、消滅紅軍，消滅共產黨，特別是要消滅毛澤東，他為了緝拿毛澤東本人乃至取他的首級而出的賞格竟然高達25萬大洋。蔣除了搞軍事圍剿，還以同樣的勁頭大搞文化圍剿，就是通過所謂“新生活運動”，提倡封建倫理——舊禮教、舊思想、舊文化，到處宣傳“四維”、“八德”，舉凡機關、學校、兵營、街道、鄉村、祠堂、廟宇，只要墻上有空白的地方，都要被寫上“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在他看來，這樣就可以規范(實際上是禁錮)人們的思想，就不會“犯上作亂”了。他還主張什么“生活藝術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軍事化”，要人們學日本人用冷水洗臉，用冷水洗浴，甚至提倡赤腳、剃光頭，還荒唐可笑地提出“靠左邊走”。實際上，蔣的這一套也根本行不通，他從1934年起宣傳提倡了15年，到1949年也就不了了之了;到臺灣后也沒有再提這個所謂“新生活運動”。當然，他對“四維”“八德”的封建倫理還是始終抓住不放的。毛澤東是什么人?他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早就看透了封建禮教的反動性和虛偽性，以后又通過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弄通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毛澤東的識見顯然比蔣介石要高得多，怎么可以把兩人的觀點等量齊觀呢?

　　再說，這個所謂語錄說什么“治國就是治吏”，把治國和治吏完全等同起來，顯然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在毛澤東看來，干部問題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它畢竟不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面，人們都知道有一句很著名的話：“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很多人都把它當作是毛澤東的話，包括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毛主席語錄》也是這么認為的，其實，嚴格地講，這樣說是不準確的。如果稍微仔細一點讀《毛選》的話就會發現，在上面那句話的后面附有一個注釋，指出：“1934年1月斯大林《在黨的17次代表大會上關于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說，‘在正確的政治路線提出以后，組織工作就決定一切，其中也決定政治路線本身的命運，即決定它的實現和失敗，’在這里，斯大林說到了正確挑選人才的口號，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員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和說明了‘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371頁)”(《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頁)應該說，毛澤東是間接引用了斯大林的話，不能看作是“毛澤東語錄”。撇開這個出處問題不說，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很重視干部問題，但是他們更重視政治路線問題，認為正確的政治路線才是第一位的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雖然組織工作問題、干部問題也會對政治路線的實現產生很重要的影響。

　　這段所謂“毛澤東語錄”的后面一部分說的“如果臣下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等語也完全不像是毛澤東說的話。我們知道，毛澤東從不把自己比做君主，也從不把干部看作上是他的“臣下”;在他看來，“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頁)他號召人們大唱《國際歌》，肯定它的歌詞，也認為“從來就沒有救世主”，怎么會把自己與干部群眾的關系看成是君王和臣下那樣的關系呢?問題還在于，毛澤東一向認為，絕大多數人都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建國以后的歷次運動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派乃至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他都堅持要“擴大團結面，縮小打擊面”，要求團結95%以上的人，而把打擊面控制在5%以內，他又怎么會說出“如果臣下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那樣的話來呢?須知這“一個個”正好是說這樣的壞人之多而普遍，這種看問題的方法正是毛澤東所一貫反對的。

　　至于說“老百姓一定會成為李自成”，也完全不象毛澤東的話。毛澤東歷來對于農民起義持肯定態度，對于李自成造反當然并不認為是一件壞事。他所反對的是李自成在取得政權以后的驕傲和腐敗，對這個問題他曾經講過多次。實際上，害怕農民造反的只能是封建統治階級，而決不會是毛澤東。

　　總之，我認為這段所謂的“毛澤東語錄”十分可疑。為此，我在5月11日給紅歌會網刊編輯發了一個電子郵件，略謂：“讀今日網刊有昆侖巖一文，內有插圖和毛澤東語錄。我懷疑此語錄或恐有偽，因為“四維”“八德”之類屬于封建倫理，蔣介石在上世紀30年代提出 “新生活運動 ”時曾經大力宣傳提倡，相信毛澤東是不會步其后塵的，請查實。”此信發出后未見他們回復，不知他們是不是進行了查實，不過從這幾天該網刊繼續刊載這幅寫有所謂毛澤東語錄的畫像來看，他們是認為沒有問題也無須進行查實的。

　　二、事實真相：把雍正皇帝的話篡改為所謂毛澤東語錄

　　為了弄清事實真相，我上“百度”進行檢索，發現這段所謂的毛澤東語錄多年以來為不少博客論壇所使用，同時發現也有網友對此抱有懷疑，如有網友提出了這個話是出自毛澤東的哪篇文章的問題。但是，至今還未件有人作出回答，提供這句話的出處。應該說，這個結果對于肯定這句話是毛澤東語錄的人來說是極其不利的，而對于懷疑和否定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人而言卻是相當有利的。因此，它進一步堅定了我的懷疑。

　　就在這時，我讀到5月14日《環球視野》網刊刊登的一篇摘自《香港城市報》的文章，題目叫《毛澤東反腐處死的七個官員》。文章在講處死劉青山和張子善時，講到在開公審大會前有人想跟毛澤東為他們兩人說情，認為此二人過去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干部中影響大，希望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毛澤東對這種說法進行了批駁，并且說，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前幾年網上也有過類似的文章。應該說，這里所說的前面部分還是比較符合事實的，但后面部分的那些話卻是沒有根據的。之所以說前面的話符合事實，因為它比較符合親歷者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里的有關記述。為了更加準確地了解當時的情況，這里且將薄著的有關部分摘引如下：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在冀中擔任過區黨委書記，看著劉、張成長，當時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黃敬同志來找我。他對我說，劉、張錯誤嚴重，罪有應得，當判重刑。但是考慮到他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有過功勞，在干部中影響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說說，不要槍斃，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我說，中央已經決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黃敬同志堅持要我反映。我說，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向毛主席去說。他堅持不去，要我把他的意見轉報毛主席。我只好如實地向毛主席轉達了黃敬同志的意見。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下決心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黃敬同志應該懂得這個道理。”

　　問題在于，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的談話里根本就沒有說什么關于重讀 《資治通鑒》以及“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這些內容。薄一波作為當事人寫的《回顧》里沒有的東西，別人又有什么根據說它是毛澤東說的呢?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毛澤東傳》時曾引述薄著《回顧》一書的記述，而沒有引用中央檔案館的談話記錄，說明當時毛澤東與薄一波的談話檔案里就沒有書面記錄，否則，引用檔案里的談話記錄顯然是更加權威的。薄的記錄很可能是談話結束以后自己追記的，也是這次談話的唯一記錄，除他而外不可能有別人曾聽到毛的此次談話。

　　本來，事情已經清楚，不能提供出處和證據的所謂的毛澤東的話只能看作是一種虛構或偽造，顯然是不能作為毛澤東語錄進行宣傳的。不過，為了徹底弄清事實真相，人們當然還想了解，這個所謂的毛澤東語錄究竟是怎么被炮制出來的?

　　當然，要知道此事的細節會有一定困難，但是，要找出它的線索還是可能的。在搜尋的過程中，我發現，毛澤東在與他身邊工作人員孟錦云談論《資治通鑒》一書時曾經涉及到我們所討論的那句話。這在李樹柯寫的《毛澤東談〈資治通鑒〉》一文里曾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毛澤東自己非常喜歡讀《資治通鑒》，說他讀了17遍，他也曾要在他身邊工作的孟錦云去讀《資治通鑒》，并且給了她一本入門書。十多天后，孟錦云向毛澤東請教：“這部書叫《資治通鑒》，是說統治者把歷史作一面鏡子，照照自己，可為什么不從有史以來就寫，而是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呢?”毛澤東回答說：“這問題提得好!看來，你嫌這鏡子不夠大，怕照得不夠全面。其實，這鏡子已經不小了，統治者如果真認真照一下，不會一點益處沒有。比如，書里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雍正皇帝看了很贊賞，據此得出了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而國家又無法治他們，非天下大亂不可。”(李樹柯：《毛澤東談〈資治通鑒〉》《福建黨史月刊》2003年第3期)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段話根本不是毛澤東對如何治國發表看法，而是向孟錦云講解《資治通鑒》作為一面鏡子，如果統治者認真對照不會一點益處沒有。他舉了雍正皇帝的例子。雍正皇帝看了書上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后所得出的結論;“治國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一個個寡廉鮮恥，貪得無厭，而國家又無法治他們，非天下大亂不可。”。顯然，這話并不是毛澤東的話，而是雍正皇帝的話!

　　從這里，人們不難看出，有人在這里做了手腳：首先是顛倒了古書的話(引文)和雍正的話的先后次序;接著是故意把“雍正皇帝看了很贊賞，據此得出了結論”這句很關鍵的話攔腰砍去，結果就把雍正的話歪曲篡改成了毛澤東的話!真不知這些人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么?這是一個很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在我看來，這當然不是為了抬高毛澤東，而恰恰是為了歪曲和貶損毛澤東所采用的一種手法，使人覺得，毛澤東并沒有什么了不起，認為他的思想和歷史上的封建帝王的思想也差不多，這不是歪曲和貶低是什么?!

　　說到這里，還需要交代一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原始出處，并訂正一下人們在引用時常常出現的以訛傳訛之處。經查，最早提出這一思想的是《管子》里的《牧民第一》，當然那里提出的不是十六個字，字數要多不少，但就內容而言，十六字的全部元素都已經毫無遺漏地包括在當中了。書里說，“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把《管子》里的上述思想歸納為四句話十六個字，即“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能始于《左傳》，后來的史家如歐陽修、司馬光都曾經加以引述，而一些封建帝王也會引以為鑒。這里要指出的是，四句話中最后一句，《管子》里和史書上都是“國乃滅亡”，但是今人寫的文章常將其說成是“國將不國”或“國之不國”，這顯然是以訛傳訛的結果，應該加以訂正才是。

　　三、補論：對治國之道的理論思考

　　在我看來，而且對于任何一個熱愛毛澤東、忠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來說，毛澤東和馬、恩、列、斯一樣，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他們的思想和事業是歷史上一切封建帝王所根本無法相比的。斯大林曾說，“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寧是整個大海。”(〈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頁)毛澤東則在他的那首膾炙人口的詞里說，“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當然，這不只是他個人，而是整個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代表著人類的未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所創立的科學理論是人類最寶貴的精神遺產，他們為之奮斗終身的共產主義事業是前人所從來沒有做過的最光榮、最偉大、最崇高和最壯麗的事業。這個事業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都無法與之相比的。今天的無產階級和進步人類正在繼承這份寶貴遺產，并且繼續把他們所開創的事業推向前進。在這個過程中，學習他們的理論、宣傳他們的思想，是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嚴肅的事情。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把他們的理論和思想作為指導思想，如果用極不嚴肅的態度對待他們的論述，把不是他們的論述說成是他們的論述，甚至蓄意歪曲篡改，進行偽造，或者在引用時不看出處、不辨真偽，都是對于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理論和事業的負責任的表現，其結果，必然會走到邪路上去。我們應該充分認識此事的嚴重性。特別是對那些居心叵測故意作偽的人，應該進行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使他們沒有市場，失去立足之地，否則，黨和國家就會有改變顏色的危險。因此，認真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澤東的著作，努力提高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揭穿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陰謀詭計，應該是我們的一個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聯系我們上面所說的治國之道來說，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那就應該說，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的存在是和階級與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的;而階級與階級斗爭又是與生產關系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的;在階級社會，社會制度不同，社會的統治階級不同，國家的性質也就不同，對國家的治理也就不可能一樣，希圖用同一種方式來治理不同性質的國家顯然是錯誤的。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如果治國者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不懂得歷史發展的規律，不知道社會發展的方向，不能正確認識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關系的性質，不能正確認識國內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的性質，搞不清楚敵我友，一句話，如果離開了階級斗爭這個綱，沒有一條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不善于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我們就不可能真正解決這個治國之道的問題。古書里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其實，這里說的只是倫理道德，把倫理道德作為治理國家的綱紀，以為靠倫理道德就能治理好國家，實際上并不了解事物的根本。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倫理道德屬于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而上層建筑則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我國現在的道德水平明顯下降，顯然與公有經濟的一再私有化，與個體經濟取代集體經濟、私營經濟一步步取代國營經濟，以至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快速發展、一個新的新資產階級已經形成有關;也和整個社會到處宣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宣揚金錢掛帥、金錢萬能，放松乃至放棄思想政治工作，只講下道理、不講大道理，放松乃至放棄用共產主義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觀有關;當然也和境外敵對勢力的金錢收買和用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進行分化瓦解活動有關。就此而論，提出所謂“以德治國” 的口號并沒有涉及問題的根本，當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同樣，提出所謂“以法治國”的口號也沒有涉及問題的根本，同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至于雍正皇帝講“治國就是治吏”，他看到的也只是貪官污吏的現象，而并不知道產生貪官污吏的根源。當然，他是一個封建帝王，受到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我們不能要求他具備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我們也大可不必去宣揚他的這些說法。在這方面，蔣介石曾經大力提倡“四維”“八德”，而且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達十五年之久，但是也沒有如他所說，“四維既張，國乃復興”，相反，他統治的所謂的中華民國卻一步一步走向滅亡，最后成了一個流亡政府，跑到一個孤島上去了。事實一再證明，無論是從封建地主階級那里學習倫理道德，還是從西方資資產階級那里學習“普世價值”，都是有害無益的;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是指導我國治國實踐的真正可行的治國之道，離開了這個指導思想，就會出現倒退和混亂。在這方面，新中國成立65年的歷史，既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教訓，是很值得加以總結和記取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