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從2007年開始的危機不只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不只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而是21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這場危機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以及已經持續多年的生態和環境危機。正是在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西方許多界別人士“重新發現”馬克思，并且在各個領域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現;同時，危機的爆發和持續使得西方學者在檢視他們自己的相關理論，不少人把目光轉向馬克思的相關理論;他們“重新發現”馬克思的許多重要理論對于他們認識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分析資本主義的現狀和前途、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義。深入研究和認真思考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現象及其背后的社會和歷史路徑，對于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方面都有重要啟示。

　　關 鍵 詞：金融和經濟危機;西方社會;西方學者;“重新發現”馬克思

　　作者簡介：吳易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近幾年，國外許多媒體報道：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西方重現“馬克思熱”，馬克思在西方重新“走紅”，馬克思“幽靈”再次在西方“游蕩”，“馬克思又回來了”。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這是當前令世人十分矚目的重要現象。西方為什么會在當前“重新發現”馬克思?西方社會各界人士“重新發現”馬克思有哪些表現?西方學者“重新發現”了馬克思的哪些重要理論?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對我們有何啟示?嘗試研究并回答這些問題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背景——21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

　　從2007年夏季開始，西方許多國家先后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到2013年夏季，這場危機已經持續了6年。在資本主義經濟史和危機史上，如此漫長的嚴重危機是不多見的。這場危機不只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不只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而是21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這場危機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以及已經持續多年的生態和環境危機。正是在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西方“重新發現”了馬克思。

　　(一)經濟危機

　　本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起源于美國。美國媒體、政要、商界和學界起初只認為發生了金融危機。當危機從虛擬經濟進入實體經濟后，一些西方學者認識到金融危機已經發展為經濟危機。美國研究經濟周期的權威機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正式承認，美國發生了“經濟衰退”。該研究局所說的“經濟衰退”一語就是指經濟危機。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僅用了“經濟衰退”一語，而且在有的場合也用了“經濟危機”一語。

　　考慮到這場危機的嚴重性，西方學者有的說這場經濟危機是“歷史上最類似大蕭條的”經濟衰退;有的稱這場危機為“大衰退”，以區別于普通的經濟衰退;有的甚至認為這不只是“大衰退”，而是“大蕭條”——西方所說的“蕭條”是經濟危機中的大危機，“大蕭條”是特大的經濟危機。

　　2007年夏季，美國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金融公司陷入危機，標志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次貸危機的全稱是次級信用住房抵押貸款危機。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國次級信用抵押貸款證券市場兩家規模最大的金融公司，二者的業務量占美國抵押貸款總量的一半以上。這兩家“大得不能倒”的金融公司陷入困境，引爆了全美次貸危機。次貸危機迅速向各種信貸領域蔓延，發展為包括房貸危機、車貸危機、信用卡危機、學生貸款危機、銀行與企業間貸款危機、銀行間拆借危機等全面的信貸危機。

　　美國信貸危機又迅速發展為包括投資銀行危機和商業銀行危機在內的銀行危機。在美國五大投資銀行中排名第四的雷曼兄弟公司因持有大量次貸證券和其他證券化資產，在次貸危機中蒙受巨額虧損，于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產。這標志著美國投資銀行危機爆發，也標志著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在銀行危機中，美國被依法關閉的銀行總數迅速上升，從2007年的3家上升為2010年的100多家。美國的次貸危機、信貸危機和銀行危機等構成了系統性金融危機。

　　美國從虛擬經濟開始的危機很快進入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是以各種有價證券(股票、證券、金融衍生品等)形式存在的虛擬資本在交易和流通等運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實體經濟是以商品和勞務形式存在的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運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美國實體經濟的三大支柱產業是建筑業、汽車制造業、鋼鐵工業。在金融危機的猛烈沖擊下，實體經濟中的這些產業很快陷入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這三大支柱產業的生產過剩危機又導致各自的上游企業和下游企業的危機。經濟鏈各環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結果，使整個實體經濟陷入危機。實體經濟的危機反過來又加劇了虛擬經濟領域的危機。

　　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很快蔓延到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發達國家，又很快蔓延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在歐盟國家和歐元區國家，經濟領域的系統性危機除了表現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還突出地表現為主權債務危機。主權債務危機是以國家主權為擔保的公共債務危機。在歐洲，首先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是希臘。在美國危機蔓延到歐洲之前，希臘曾經有過連續十多年的較快經濟增長。美國危機蔓延到歐洲時，希臘在2009年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緊接著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希臘主權債務危機迅速蔓延到許多歐洲國家，在兩年多時間內，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相繼爆發主權債務危機。在主權債務危機問題上，國際輿論注意力較多地集中在歐洲。實際上，美國和日本的主權債務風險十分嚴重。美國主權債務風險和“財政懸崖”風險是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是全世界發達國家中政府債務負擔最重的國家。

　　陷入系統性危機的西方國家經濟形勢惡化，失業率急劇上升，包括薪金、養老金和社會福利在內的居民收入大幅度減少，人民生活水平顯著下降，到期債務數額和債務累積規模巨大，財政赤字率超高，主權信用評級遭到降低，社會矛盾激化。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給西方國家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倒退。按照英國《經濟學家》周刊設立的衡量標準，在這次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中，英國倒退了8年，美國倒退了10年，希臘倒退了12年以上，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①

　　(二)社會危機

　　現在西方學界、政界以及國際組織中，有人看出這場危機不僅是經濟領域的危機，而且還有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挪威《晚郵報》2012年5月16日報道，挪威首相斯德爾滕貝格接受采訪時說，目前歐洲債務危機已轉變為社會和政治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主任尚達曼說，這場危機不僅僅是銀行和公共部門的財務危機，也是社會和政治危機。②

　　陷入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重災區的一些西方國家政府，為了爭取救助以緩解危機，被迫實行經濟緊縮政策。緊縮政策導致失業增加，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走投無路的受害者被迫奮起反抗，連續不斷地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和大規模罷工，多次出現暴力沖突。西方社會處于動蕩之中。

　　西方政界許多人都知道，社會動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失業率，特別是青年一代的高失業率。很能說明這一點的是2012年1月29日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歐盟領導人非正式峰會。這次峰會的主題不是歐元問題或救助主權債務危機重災區問題，而是增長和就業問題，特別是青年就業問題。據歐盟委員會2012年1月《歐盟就業和社會狀況報告》的數據，歐盟27個成員國2011年第四季度平均失業率高達9.8%，同年11月歐盟青年平均失業率高達22.3%，西班牙和希臘等國青年平均失業率更高，已接近或超過50%。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會前發表聲明，要求歐盟國家采取特別措施增加青年就業。他說：“決不能接受歐盟近1/4的年輕人失業。”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說，目前歐洲失業人數已達到2 300萬人。

　　陷入重災區的西方國家社會危機重重。這里重點考察希臘大騷亂、英國倫敦騷動和全國大罷工、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來了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中的社會危機。

　　希臘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深重的國家之一。為了獲得“三駕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貸款，希臘政府被迫多次采取緊縮政策：裁員、減薪、降低養老金、推遲退休年齡、削減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增稅、國有企業私有化、縮簡政府機構和裁減公務員等。緊縮措施迫使大批工人、教師、學生、醫生、護士、退休人員以至公務員等多次走上街頭抗議。游行群眾與警察多次發生沖突，暴力示威持續蔓延，出現社會騷亂。較為典型的一次大騷亂發生在2012年2月13日，當天希臘議會承諾實施“二戰”以來最嚴厲的緊縮政策。這時議會大廈外“整個國家都在燃燒”，1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議會承諾實施緊縮政策。蒙面人縱火和搶劫案發生多起，抗議者與防暴警察發生嚴重沖突。雅典多座歷史性建筑被付之一炬，暴力示威從雅典街頭向全國擴散。西方媒體稱，歐洲就是一個火藥桶，而希臘則是一個點燃的導火索。

　　英國倫敦騷動和全國大罷工是英國社會危機中兩大事件。倫敦騷動的直接原因是英國下層階級抗議大量失業和政府削減社會福利。2011年8月6日，倫敦發生群體騷亂。示威者與警察發生沖突，多人被捕。倫敦騷亂迅速蔓延到伯明翰、利物浦、利茲、布里斯托等城市，再蔓延到曼徹斯特、索爾福德、諾丁漢等城市。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并分析說：“倫敦騷亂：下層階級爆發了。導致倫敦騷亂者產生的原因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以及完全忽視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階層。”③

　　不同政治觀點的評論家對倫敦騷動持不同的論斷。對此，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理查德·佛羅里達說：“倫敦騷亂促使右翼評論家指責流氓行為，而左翼評論家則指出這是對英國經濟不穩定及財政削減計劃的失望。”他嘗試用階級觀點分析倫敦騷亂，說：“倫敦的騷亂不只是關于年輕人、種族甚至民族，而是關于階級以及階級之間對立的加劇。這股力量不是倫敦獨有，也在全球許多大城市都發揮作用。”④

　　倫敦騷亂之后不久，英國政府關于延長退休年齡、提高員工每月繳納養老金數額、降低最終養老金收入水平的“改革計劃”又激怒了英國廣大工人和民眾，引發了一場30多年來最大規模的工會罷工。參加大罷工的不只是工人和民眾，就連公務員、警察、移民邊檢人員、監獄管理人員、大學教師等也加入了大罷工。英國全國24小時大罷工于2011年11月31日爆發，“200萬民眾上街保福利1 000場示威遍布全英倫‘世紀大罷工，掃蕩英國”——這是《環球時報》2011年12月1日報道此次大罷工所用的醒目標題。大罷工時，城市交通癱瘓，學校關門，醫院停轉，垃圾無人清理，街區被示威者占領。

　　除了希臘和英國，歐洲發生大規模群眾游行示威、大罷工、社會騷動的國家很多。其中規模較大的有2009年1月29日在法國約200個地區爆發的250萬工人大罷工。美國《華爾街日報》2012年7月25日引述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拉米的話說，歐洲局勢“艱難、非常艱難、非常艱難、非常艱難”。

　　“群體騷亂：今天是英國，明天會是美國嗎?”這是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11年8月9日發表的雷蒙德·邦納的文章就敦騷動時提出的預警性問題。文章說：“盡管眼下的經濟危機中心在歐元區，但連續幾屆的英國政府卻合力孵化了貧窮、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社會狀況，而金融動蕩又讓這種狀況雪上加霜。……伴隨著人禍的還有市場失敗(又譯市場失靈)。……經濟危機和人禍是惡性循環。”邦納看到美國與英國患有相同病癥：“這里描述的(英國)不也正是今天的美國嗎——貧富差距加大，失業，以及失望的下層階級?”邦納以提問形式所暗示的預言一個多月后便成為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現實。

　　美國空前規模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于2011年9月17日在紐約爆發。這一運動是美國社會各種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媒體所稱的“思想靈感”和“行動靈感”對運動參加者有啟示作用。

　　關于“思想靈感”，人們注意到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1%”和美國著名社會活動家戴維·德格勞的“99%”。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5月《名利場》雜志撰文抨擊美國金字塔社會塔尖上的“1%”，指出美國現狀是“1%的人擁有，1%的人統治，1%的人享受”。德格勞在2010年撰文討論美國危機根源時說，99%的美國人形成共同陣線要求改革，現在是時候了。

　　斯蒂格利茨的“1%”，德格勞的“99%”，成了占領華爾街運動參加者的“思想靈感”。占領者們在運動中團結最大多數，把反對的矛頭指向極少數。“我們是99%”，“反對1%”成了運動最耀眼的、最能動員群眾的示威標語和口號。媒體還注意到占領華爾街運動與加拿大《反消費主義》雜志(Adbustersde，又譯《消費克星》雜志)的思想聯系。有報道說，“該雜志主編卡利·拉森強調，美國1%的富人享受著巨額分紅、稅收減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業、喪失房產等巨大壓力，灰暗的未來令他們出來抗議。”⑤不過，媒體總是說，占領華爾街運動“實際并無具體領導者。來自匿名者的積極行動分子鼓勵該組織的成員參與這個活動，從而使得該運動得以壯大。”

　　關于“行動靈感”，媒體注意到，“行動靈感來自2011年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發生在2011年埃及革命期間的開羅塔利爾廣場周圍的集會與示威運動。”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模仿“阿拉伯之春”的提法，稱自己的行動是“美國之秋”。

　　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是美國社會危機的突出表現。占領華爾街運動最具震撼力、凝聚力和影響力的口號是：“我們是99%，反對1%。”占領華爾街活動開始于2011年9月17日，背景是源于美國并迅速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導火索是美國的高失業率。運動爆發地是紐約曼哈頓，祖科蒂公園成為示威者的“大本營”。示威者試圖占領華爾街。在現場的記者當天報道說，就像“9·11”當天的情形，金融區處處路口都有警車，持槍的警察警惕地盯著示威者及來往路人。運動參加者主要是失業者、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和社會青年。運動期間，一些導演、明星和其他社會名人也來現場助陣。

　　占領者訴求很多，從解決青年失業、降低大學學費，到支持工會組織、加強對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保護、增加富人和公司稅收，再到禁毒、反對轉基因食品等，應有盡有。但是，在對華爾街無止境的貪婪、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暴露的弊端和造成的災難、政府和監管機構的放縱和失職表示強烈不滿方面，占領者的訴求相當一致。他們通過自辦網和報紙(《被占領的華爾街日報》)、標語、口號等多種方式反對金融巨頭和大公司的貪婪，反對社會不平等，抗議金融資本與政治權利相勾結。

　　美國新聞評論網站Pajamas Media寫道，這是示威者的“憤怒日”，可能意味著在美國點燃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美國自由企業保衛中心執行副總裁阿諾德憂心忡忡地警告說，“美國的極端分子正計劃數百個同時的暴力起義，試圖推翻我們的資本主義制度，制造馬克思主義式的革命”。⑥

　　占領華爾街運動迅速向美國各地蔓延，“占領舊金山”、“占領芝加哥”、“占領洛杉磯”、“占領西雅圖”、“占領波士頓”等運動一個接一個地爆發。到2011年10月上旬，“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蔓延到美國1 083個城市。運動的網站是“一起占領(occupy-together)”。⑦

　　大多數示威活動是和平進行的，但仍不時發生示威者與警察沖突，先后多人被捕。最大規模的逮捕發生在2011年10月3日，占領布魯克林大橋的700多名抗議者被紐約警方逮捕。

　　2011年11月15日，美國紐約警方在凌晨展開突擊行動，對“占領華爾街”活動的大本營曼哈頓祖科蒂公園進行徹底清場，占領華爾街運動抗議者首次被強制驅逐。在清場過程中，約200名抗議者被警方逮捕。

　　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據法新社報道，共有82個國家的951個城市爆發示威，這是全球占領運動最大的力量展示。⑧

　　美國政要對占領華爾街運動所持態度存在很大差異。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羅姆尼譴責占領者挑起“階級沖突”，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埃里克·坎托指責占領者“挑動美國人反對美國人”，說他們是“暴徒”。⑨然而奧巴馬承認，占領華爾街運動顯示民眾對美國金融體系存在的普遍不滿。美國副總統喬·拜登承認，不斷蔓延的“抗議華爾街”運動表明，美國民眾對日益惡化的經濟不平等狀況感到憤怒。拜登在華盛頓創意論壇中說：“這場抗議運動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與美國民眾的協議已經破裂。美國民眾認為這個系統不公平。”⑩

　　(三)政治危機

　　西方學界、商界、政界都有人認識到，在這場系統性危機中政治危機占有重要地位。

　　法國《回聲報》2011年10月7日發表該報子刊《焦點》月刊總編埃里克·勒布歇《世界危機首先是西方政治危機》一文說：“金融危機演變成了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又引發了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又導致了政治危機。”該文既說明西方政治危機的源頭，又強調西方政治危機的突出地位。

　　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總裁喬治·弗里德曼對危機的實質提出自己的見解：“當前，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其實質是一場政治經濟危機。”他分別論述了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危機。關于美國的政治危機，弗里德曼認為，在美國，“操控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因為私利幾乎違反了信托行業的所有準則，將社會和道義上的責任統統拋之腦后，這背后隱匿著巨大的政治危機”。關于歐洲的政治危機，弗里德曼認為，“歐洲正面臨兩場因經濟原因而起的政治危機——人們普遍認為歐洲的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根本是一丘之貉;另一場危機則完全是典型的歐洲危機——歐洲的部分國家已經開始互不信任，很可能演化為一場歐盟的生存危機”。弗里德曼強調：“政治危機的后果是最可怕的”。(11)

　　如前所說，像挪威首相斯德爾滕貝格這樣的西方政要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主任尚達曼這樣的國際組織高官都認識到西方已經發生了政治危機。

　　連續數年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愈演愈烈的社會動蕩，嚴重困擾西方國家政府，導致這些國家發生政治危機。此次西方政治危機的主要表現形式是政府危機。不少西方國家政府被西方媒體所說的“倒臺病毒”傳染，一個接一個地倒下。

　　在西方政治危機中，第一個倒下的是比利時首相伊夫·萊特姆。他被西方媒體稱為西方政治危機的“第一個受害者”。2008年，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蔓延到希臘時，萊特姆向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二世提交辭呈，辭去首相職務。2009年，由于新首相范龍佩出任歐盟主席，萊特姆才意外地重任比利時首相。比利時政壇混亂，黨派紛爭激化。萊特姆于2010年4月22日又向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二世提交辭呈，到2011年4月22日，比利時整整一年處于“無政府狀態”。在此期間，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二世前后6次任命負責組閣事務的7位協調人，均以失敗而告終。這是歷時最長的政治危機，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比利時人說，“人們都不希望創造這個恥辱的記錄”。對黨派紛爭感到厭倦的兩萬多人走上布魯塞爾街頭，舉行“恥辱”大游行，呼吁各政黨領袖盡快進行坦誠對話，組成聯合政府，早日結束政治危機。

　　在西方政治危機中第二個倒下的是冰島保守派吉爾·哈爾德政府。美國雷曼兄弟公司2008年9月15日破產，幾天之后冰島爆發金融危機。同年10月，冰島全國三家最大的銀行宣告破產，冰島接著陷入經濟危機。民眾對政府十分不滿，哈爾德政府于2009年1月26日被迫宣布辭職。哈爾德本人受到指控，他是因金融和經濟危機遭到起訴的唯一西方政要。

　　繼歐元區成員國比利時和歐盟成員國冰島之后，受到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強烈沖擊的歐洲政壇局勢不穩，歐元區成員國和歐盟成員國政府倒臺事件頻繁發生。

　　在歐元區成員國中，繼比利時政治危機之后，愛爾蘭、葡萄牙、希臘、意大利、西班牙也都陷入政治危機。2011年3月，愛爾蘭總理布萊恩·考恩下臺;2011年3月，葡萄牙總理若澤·蘇格拉底政府下臺;2011年11月9日，希臘總理喬治·帕潘德里政府倒臺;2011年11月12日，意大利民眾涌上羅馬街頭，高呼口號，要求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下臺，同日貝盧斯科尼被迫辭去意大利總理職務。貝盧斯科尼政府倒臺的次日，意大利經濟學家馬里奧·蒙蒂被任命為總理。2012年12月21日，被稱為“滅火隊員”的、上臺才一年多的蒙蒂政府辭職。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議會選舉，結果是執政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遭到慘敗，西班牙首相薩帕特羅下臺。荷蘭是繼上述歐洲五國之后陷入政治危機第六個歐元區國家。2012年4月23日，荷蘭首相馬克·呂特內閣辭職，政府下臺。2012年5月15日，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奇下臺，黯然搬出愛麗舍宮。

　　在歐盟成員國中，繼冰島政治危機之后，英國發生政治危機。工黨在議會選舉中敗北，英國首相戈登·布朗下臺。其他一些歐盟成員國，特別是東歐的歐盟成員國，也先后爆發了政治危機。

　　在歐洲政治危機中，右翼勢力在歐洲政壇抬頭，這是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歐元區成員國的政治危機導致歐元區能否繼續存在的信心危機，“歐元區解體”的預測不時出現。同樣，歐元區危機和歐盟成員國政治危機也導致歐盟能否繼續存在的信心危機，“歐盟解體”的預測也不時出現。

　　美國政治危機與歐洲國家政治危機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強烈沖擊下，美國政治精英和金融精英相互依存關系被充分暴露，占領華爾街運動對金融資本與政治權力相互勾結表示強烈抗議和極度不滿，惡性競爭的兩黨政治導致國會分裂，分裂的國會險些導致美國從“財政懸崖”邊緣墜崖，險些導致主權債務違約，受到各方強烈譴責的美國金融危機罪魁禍首完全不受任何法律制裁，政治精英想方設法給金融精英控制的金融體系大量注資，并默許金融精英繼續掌控金融體系。這一切使美國政治民主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

　　(四)意識形態危機

　　這里討論的意識形態危機不是指全面的意識形態危機，而是特指新自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危機。新自由主義危機既包括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危機，也包括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構建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危機。現在重點討論前者，后者在本文討論經濟危機時已有過論述。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發表了兩篇涉及意識形態危機的文章：一篇是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利奧·帕尼奇的文章，另一篇是美國進步行動基金中心研究員馬特·伊格雷斯亞的文章。帕尼奇說：西方再現馬克思熱和《資本論》銷售熱“標志著此次危機范圍之廣、破壞力之大，已使全球資本主義及其衛道士陷入意識形態的恐慌。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學說的信仰已經發生了內爆”。很明顯，帕尼奇所說的“意識形態的恐慌”和“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學說的信仰已經發生了內爆”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說，帕尼奇所說的意識形態恐慌就是新自由主義危機。伊格雷斯亞說，“這是一個向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學習的時代”。這一提法表明他實際上感覺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陷入危機。

　　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這場危機中提出了“意識形態危機”。他說，意識形態危機是指“由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導致的危機”。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發表《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危機》一文，指出：“幾年前，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經濟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認為，從里根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任美國總統到2007年危機爆發，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全盛時期，“目前由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導致的危機還在繼續，遠未結束”。可見，斯蒂格利茨所說的意識形態是指自由市場意識形態，是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他所說的意識形態危機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危機，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危機或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斯蒂格利茨劃分了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全盛時期和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危機時期。在美國，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全盛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出任總統到2007年危機爆發，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危機時期從2007年開始，現在還在繼續。

　　斯蒂格利茨論意識形態危機的文章發表后，意識形態危機即新自由主義危機成為西方許多人的共識。西方報刊和網站出現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報道、訪談和文章，異口同聲地譴責新自由主義及其嚴重后果。

　　在西方學界，意識形態危機、意識形態恐慌、新自由主義正統派學說信仰危機、新自由資本主義危機、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自由市場極端主義危機、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危機、自由放任主義危機、美國倡導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危機等多種用語同時并存，實際上都是指新自由主義危機。

　　西班牙《起義報》2012年1月15日報道，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迪梅尼爾接受采訪時說：“當前的危機不是簡單的金融危機，而是新自由主義這一不可持續的社會秩序的危機。這場危機遲早會以某種形式爆發，但它在2007～2008年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在美國爆發了。”迪梅尼爾在這里把這場危機看做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秩序危機。

　　西班牙《先鋒報》記者拉斐爾·波奇2013年12月27日在西班牙《起義報》發文說：“今天伴隨著全球變暖危機以及前所未有的新自由資本主義危機，整個世界都處于危機之中。”在這里，波奇認為，除了生態危機，導致全球危機的是“新自由資本主義危機”，英國歷史學家埃·霍布斯鮑姆指出“所謂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市場萬能論”是一種宗教信仰，而沒有現實性。他說：“過去數十年里，人們以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在我看來更像是一種宗教信仰而缺乏現實性。馬克思早就曾警告過，以剝削為本的資本主義終將自我摧毀。”(12)霍布斯鮑姆說：“‘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失敗。”“自本次危機爆發以來，人們談論更多的還是《資本論》的作者馬克思，因為馬克思理論的中心就是批判和解析資本主義。”霍布斯鮑姆不僅認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失敗，而且認為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失敗導致馬克思的回歸。

　　英國學者邁克·約翰遜認為，美國倡導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肯定會被拋棄。他說：“西方出現對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說明資本主義確實出了很多問題。……面對經濟危機下的種種不確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倡導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勢必會被人們拋棄。”(13)

　　美國作者安迪·斯特恩認為，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正在被丟棄進歷史的垃圾箱。他說：“曾在20世紀輝煌一時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被丟進21世紀的灰燼中。在各個國家都應當成為經濟團隊時，‘美國隊’的成績單慘不能睹。這將激勵美國領導人反思，而非總是沉溺于已千瘡百孔的自由市場極端主義。”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來是“歷史終結論”的主要鼓吹者，斷言歷史終結于資本主義。然而在本次危機中，福山的觀點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他認為，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跌下神壇，自由主義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將受到審判。美國《外交》雙月刊2011年3/4月號刊載南希·伯索爾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后“華盛頓共識”——危機之后的發展》，該文認為，自由主義市場模式即新自由主義模式將受到審判：“如果說這場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主義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作者對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前途做了估計：“這場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面對失業威脅的民眾期望政府能夠提供一定社會保障。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即使沒有完全喪失信譽，最起碼也不再占據主導地位。”作者批評美國一些機構仍在對美國式資本主義抱有幻想，指出國家干預經濟的理念將得到提升。關于市場失靈和國家干預的關系，伯索爾和福山提出了新的預言：“很多美國機構認為，經濟增長面臨的威脅更多來自政府的無能和腐敗，而不是市場失靈。鑒于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跌下神壇，這種看法有可能開始轉變。這場危機和一些國家對其做出的有效反應很可能提升一種理念，即發展中國家稱職的官員能夠高效率地處理國家對生產部門的干預。”(14)這一預言的核心內容是，美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威脅是市場失靈，隨著美國式資本主義跌下神壇，發展中國家高效率地干預經濟的理念很可能提升。

　　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譴責英國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大投資家喬治·紹羅什在接見彭博社采訪時說，“目前正在經歷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要歸咎于20世紀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義。撒切爾夫人和里根都以為市場具備自行調節機制。”(15)

　　(五)生態和環境危機

　　這里討論的生態和環境危機是指生態平衡嚴重破壞和人類生存環境嚴重惡化所形成的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態和環境危機的根源。對利潤的無止境的追求，是盲目和過度生產活動的第一推動力。而盲目和過度的生產活動，使自然史上長期形成的生態系統和相對穩定的生態結構遭到嚴重破壞，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嚴重惡化。

　　生態和環境惡化有種種表現：空氣污染、水資源污染和短缺、土壤侵蝕和土地沙漠化、氣候異常、森林面積大量減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天然濕地干涸、生物多樣性銳減和環境質量惡化，等等。

　　自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和環境日漸惡化，公害不斷。美國1934年5月席卷大部分國土、刮走3億多噸肥沃土壤的黑色風暴事件，英國1952年倫敦霧霾造成1.2萬人死亡事件，日本1956年水俁病事件等，都是聞名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態和環境危機的重大公害事件。

　　在西方發達國家起主導作用的全球化過程中，經濟危機、生態和環境危機也被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以鄰為壑，不僅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經濟危機，而且推行生態殖民主義，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生態和環境危機。掠奪發展中國家的物質資源，向發展中國家傾倒廢棄物，將制造污染源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等，是發達國家常用的手段。其目的是改善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和環境，把污染帶給發展中國家，讓巨額利潤流回西方發達國家。就發展中國家自身而言，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也是加劇本國生態和環境危機的重要因素。

　　在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1866年首次提出生態學概念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研究生態學的不同學派，各派對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擺脫生態危機的出路持有不同觀點。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不僅研究自然存在的生態體系內的關系，而且根據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和自然關系的理論從新的視角對生態問題進行創新性研究。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認為西方國家的生態危機的根源主要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擺脫生態危機的出路在于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實現生態社會主義。

　　美國學者詹姆斯·奧康納在推進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時，研究了生態危機與經濟危機的關系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積累導致一定程度的生態危機，由生態危機可能會引發經濟危機，同時生態危機所導致的環境運動有可能會加重經濟危機的程度。

　　生態和環境危機是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一些學者注意研究的系統性危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有的從“目前生態環境的理解認識方面”重新認識馬克思，有的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危機”方面重新認識馬克思，有的從馬克思“對環境問題的預測”方面重新認識馬克思。本文第三部分“西方學者‘重新發現’馬克思的重要理論”將對此進行具體論述。

　　以上分別考察了西方國家在本世紀初爆發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以及生態和環境危機，這些危機相互交織、互相影響，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系統性危機。在這場系統性危機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引起了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形態危機，而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等又反過來加深經濟危機。

　　由上述可見，西方學者除了普遍注意到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債務危機之外，一些學者對危機的認識還有自己的獨到視角，他們有的注意到社會危機，有的注意到政治危機，有的注意到意識形態危機，有的注意到生態和環境危機。在多種危機關系問題上，有少數西方學者甚至意識到這場危機是“系統性風險”或“系統性危機”;但是他們存在共同的局限，就像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等一批教授于2009年7月25日聯名向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上書所陳述的那樣，“都沒有將系統性風險視作一個整體。”(16)

　　這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性危機，是包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內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面危機，也就是資本主義總危機。

　　二、西方多界別人士“重新發現”馬克思

　　在本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中，“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情況在西方許多界別人士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表現。

　　(一)西方讀者“重新發現”馬克思：《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再度暢銷

　　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許多讀者都在深思危機的根源。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原凱恩斯主義或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都找不到答案，更找不到符合現實的正確答案。這樣，他們很自然地把目光轉向馬克思，并且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實找到了正確答案。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在西方再度熱銷，國內外媒體連篇累牘的相關報道和評議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

　　自從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以來，英國各界對“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的興趣倍增，《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名篇大作頗為盛行。

　　英國《泰晤士報》2008年10月20日報道說，金融危機使西方人突然重視馬克思的《資本論》，《資本論》開始熱銷。德國一家出版社經理對記者說：“馬克思再一次成為了時髦。我們又有了對這場金融危機感到惱火的新一代讀者，他們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最終證明是一個虛假的夢。”

　　英國《衛報》專欄作家斯圖爾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發表《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再次興起?》一文說：“人們重新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感興趣。馬克思最杰出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銷量自2008年以來一直激增，《共產黨宣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也是如此。它們的銷量增加正值英國工人救助銀行，以使這個衰敗的體系保持運轉，讓富人安享優裕的生活，卻使我們大家債臺高筑，工作朝不保夕，或者境況更為糟糕。”

　　英國《每日郵報》2008年10月16日報道：“當前，共產主義理論奠基人卡爾·馬克思的著作在民主德國地區重新成為暢銷書，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眼下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該報記者采訪德國民眾時得到回答：“我們當年在學校里都讀過《資本論》中關于資本主義恐怖景象的描述，現在看來事實的確如此，馬克思的說法可謂一針見血。”

　　德國柏林卡爾·迪茨出版社經理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馬克思又回來了。”他們出版的《資本論》最近再度成為暢銷書，銷量是1990年的100倍。(17)《光明日報》記者也報道了這家出版社經理的談話：馬克思的《資本論》重新熱起來，反映了社會當前所面臨的狀況，“社會遇到的問題越多，就會有更多的人試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答案。”(18)

　　德國《新德意志報》發表專欄文章解讀西方當前出現閱讀《資本論》熱的緣由：“有那么多的思想家，為什么要對馬克思感興趣?是因為他的著作。2008年的金融危機帶來了閱讀馬克思《資本論》的熱潮。其原因也許在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是符合現實的。”(19)

　　法國《非洲亞洲》期刊2010年9月號《馬克思在進攻》一文論及馬克思著作熱銷情況時說：“馬克思回來了，馬克思著作研討會越來越多，書店里擺滿了再版的馬克思著作，尤其是最重要的《資本論》。”該文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幾乎完美地描述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只懂得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金融資本的統治者、獲利者依賴全球幾億被剝削者的剩余勞動而生活的體制的矛盾激化。在發達國家，人們再次小聲地稱呼這些被剝削者為‘無產階級’”。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發表的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利奧·帕尼奇題為《十足現代的馬克思》一文說：“經濟危機再度掀起了人們對卡爾·馬克思的興趣。《資本論》在全球的銷量一路飆升(僅德國一個出版商在2008年就售出了上萬冊，而前一年僅售出百余本)，這標志著此次危機范圍之廣、破壞力之大，已使全球資本主義及其衛道士陷入意識形態的恐慌。”

　　丹麥學者李彤在《〈共產黨宣言〉預見到了今天》一文中說：“從任何角度而言，《共產黨宣言》對今天資本主義發展和全球性擴張分析的正確性甚至比在1848年它問世時更為顯著。”(20)

　　(二)西方青年“重新發現”馬克思：大學生自覺組織學習和研討《資本論》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大學中，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取代。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興起后，美國名校哈佛大學發生了學生退課事件，許多學生集體退掉一位名教授原本叫座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課程。學生發表公開信說明了退課理由：這位名師教學傾向保守，教出的弟子很多成了金融界決策者或銀行家，這些人是造成社會不平等和誘發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21)

　　與不愿聽西方主流經濟學課程特別是不愿意聽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課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西方國家一些大學的學生積極開展“重新發現馬克思”活動，自覺組織學習和研討馬克思《資本論》。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客座教授馬爾切洛·穆斯托在《馬克思——偉人回歸》一文中論述了英語國家的有關情況。該文說：“在英語國家，關于馬克思思想的研討會和大學課程重新流行起來。”(22)

　　“一個幽靈正在德國的大學里徘徊”——這是德國《明鏡》在線一篇文章模仿《共產黨宣言》的話語對洪堡大學、弗賴堡大學開展“重新發現馬克思”活動情況的描述。由學生組織發起，這些大學舉行“重新發現馬克思活動”開幕式，階梯教室和大課教室座無虛席。在該項活動中，德國至少有31所大學以學習小組、討論會等形式組織學習馬克思《資本論》。(23)

　　嚴重的危機使西方年輕一代讀者產生了閱讀《資本論》的熱情。德文版《資本論》出版者說，現在《資本論》的主要讀者是青年學生，因為這次金融危機的大爆發告訴青年一代，新自由主義的諾言并沒有實現。(24)德國一位研究者說，金融危機持續使人們想到了馬克思經典著作中對資本主義進行的分析，課堂上講授的新自由主義已不再是什么“金科玉律”。(25)柏林自由大學教授埃爾瑪·阿爾特法特說：“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很多大學又趨于流行，大學生頭腦不再只被新自由主義所占據。”(26)

　　德國不萊梅大學教授赫伯特·奧秉格爾認為，馬克思的學說將來有可能回歸那些由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理論把持的大學階梯教室。他還說，應該讓學生了解一些對于資本主義批判性的觀點，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其中最重要的。(27)

　　現在我們把注意的目光從美歐轉到東亞。在日本，《青年們，讀馬克思吧》是內田樹和石川康宏兩位教授以通信形式撰寫的通俗讀物，深受日本青年讀者的歡迎，在很短時間內銷售量達到30萬本。其他幾種馬克思入門讀物也在日本書店上架，日本還推出了《資本論》的漫畫版。(28)在韓國，《資本論》譯者、東亞大學教授姜信俊2011年在釜山為普通聽眾多次開設資本專題講座。2012年，他在首爾舉辦《資本論》特別講座，150個座位的大教室濟濟一堂，前來聽講的主要是青年學生。姜信俊說：“2008年爆發美國大恐慌后，沒有一名社會學者和經濟學者對全球經濟衰退給出答案。在重新討論恐慌后整個體系時，人們發現馬克思的理論依然有效。”(29)在韓國，解釋馬克思《資本論》的通俗讀物深受年輕人的歡迎。(30)其中譯自日文的《青年們，讀馬克思吧》第一版一個月內就銷售一空。(31)

　　(三)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學術界恢復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2版)》

　　20世紀20年代初，俄共中央馬恩研究院開始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這一版本通常被稱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1版，MEGA1)》。但只出了14卷，便由于復雜原因而中斷。

　　20世紀60年代，莫斯科馬列研究院與柏林馬列研究院合作，重新編輯和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這一新版本通常被稱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2版，MEGA2)》。但是，蘇東巨變和蘇聯解體使這一歷史考證版第2版的編輯出版工作受到致命影響。

　　現在，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活動中，國際上各界人士的奔走和呼吁使歷史考證版第2版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得以延續。對此，加拿大約克大學客座教授馬爾切洛·穆斯托2012年7月19日在《日本時報》網站發表《馬克思——偉人回歸》一文說：“伴隨這種重新發現(馬克思)而來的是，學術界恢復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2版)》。這個新的德語版分成4部分：(1)作品和文章;(2)《資本論》及其所有的準備文稿;(3)信件;(4)摘要筆記。在計劃出版的114卷當中，目前已出版58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2版)》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各種版本中最具學術權威性，最為完整地收錄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述和這些著述的各種文本，并配備詳實的相關資料。這對在國際范圍內深入和全面研究馬克思主義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四)西方公眾“重新發現”馬克思：英國熱烈慶祝馬克思圖書館創立75周年

　　2008年12月10日是位于英國倫敦市中心克拉肯韋爾格林大街的馬克思紀念圖書館創立75周年紀念日，很多專家學者、青年學生和工會領袖匯集在馬克思紀念圖書館，舉行盛大慶祝活動。

　　倫敦大學教授戴維·麥克萊倫在會上致辭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做出了最為有力和深刻的分析。”馬克思紀念圖書館館長約翰·卡洛在紀念會上說：“馬克思主義是行動的指南，今天在此舉行‘馬克思紀念圖書館’成立75周年活動，就是為了紀念馬克思觀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即使是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幫助人們理解和解決金融危機上也有很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英國慶祝“馬克思紀念圖書館”成立75周年活動引起全球媒體關注。《光明日報》記者報道說，這是近兩個月來歐洲國家掀起重讀馬克思著作的熱潮之后，馬克思及其學說再次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和青睞。(32)

　　《環球時報》報道并評論說：“如此熱情對待馬克思的場面相當罕見，令媒體驚嘆。輿論認為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加深、實體經濟危機初露端倪的情況下，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激情耐人尋味，令人思緒萬千。”(33)

　　(五)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紀錄片《馬克思和階級斗爭》在電視臺播出，《資本論》將被拍成電影，馬克思走進音樂劇《歸來》

　　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活動中，西方國家的廣播、電視、電影、音樂劇等以多種形式向廣大聽眾和觀眾再現馬克思的思想和形象。

　　英國廣播2臺2008年5月初的早間專題節目向聽眾講解馬克思針對貪婪的銀行家所撰寫的文章，主持人特里·韋根說：“現在，我們可以從馬克思那里學到很多東西。”(34)

　　德國電視2臺2011年2月在黃金時段播出了一部名為《馬克思和階級斗爭》的10集紀錄片。這部紀錄片稱，“沒有一個德國人對世界的影響能超過馬克思”。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對社會不公正問題的深刻分析，現在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馬克思有關的一切被重新關注，“馬克思似乎回歸德國人的生活了”。(35)

　　馬克思的科學巨著《資本論》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活動中受到電影界的高度重視。據報道：“眼下，德國新電影之父阿歷山大·克魯格正準備將《資本論》拍成電影。”(36)

　　生活在倫敦的德國流行音樂歌手托比亞斯·金策爾在這場危機中被馬克思激發起創作靈感，創作了音樂劇《歸來》。金策爾對記者說：“人們重新對馬克思產生了興趣，是我創作這部音樂劇的第一推動力。音樂劇要首先抓住人們的興趣。”據報道，該劇已經制作完成并開始排練，準備在德國首演。(37)

　　(六)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馬克思塑像重新樹立，“馬克思城”、“馬克思大街”、“馬克思廣場”重新掛牌

　　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活動中，引起人們高度關注的一項重要事件是馬克思塑像重返萊比錫大學校園，馬克思許多塑像重新樹立在一些城市的中心區。

　　人們記憶中的矗立在德國萊比錫大學校園的高14米、重33噸的馬克思巨大塑像在流離失所多年后，于2008年10月下旬重返校園。人們贊嘆說，馬克思回來了，馬克思重新回到了歐洲人民大眾的記憶中。

　　德國東部的開姆尼茨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多次去過的一個工業城市。在開姆尼茨市中心，人們現在又看到那座高13米、重達40噸的馬克思巨型雕塑，雕塑的基座上仍然是清晰可見的用4種語言鐫刻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馬克思巨型雕像現在重新成為開姆尼茨的重要標志。

　　除了萊比錫大學校園和開姆尼茨市中心重新樹立起馬克思的巨型雕像，在德國的許多城市的中心地帶也重新樹立起馬克思雕像。

　　在“馬克思復興”時期，開姆尼茨曾于1953年被命名為“馬克思城”。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后，“馬克思城”的標牌被摘除，舊名“開姆尼茨”被恢復。現在，在危機深重的2010年，開姆尼茨又重新被命名為“馬克思城”，1953年的那一塊“馬克思城”標牌又重新掛起。

　　在20世紀50年代，德國除了開姆尼茨被命名為“馬克思城”，還有不少城市的大街和廣場被命名為“馬克思大街”、“馬克思廣場”。但是在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后，不僅“馬克思城”的標牌被摘下，而且“馬克思大街”、“馬克思廣場”等名稱也被禁用。

　　在當前這場危機中，開姆尼茨“馬克思城”的標牌重新掛起，許多城市的“馬克思大街”、“馬克思廣場”等名稱也都得到了恢復，“馬克思”被認為是這些大街和廣場的“金字招牌”。據德國媒體報道，德國目前有550條大街以馬克思命名，以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命名的大街和廣場也有243個。其中，柏林東邊的“卡爾·馬克思大街”長達2.3公里，被認為是“歐洲最長的紀念碑”。很多影片在這里拍攝和取景。

　　另據報道，在馬克思廣場舉行婚禮目前成為青年人的一種時尚。記者描述了在柏林馬克思—恩格斯廣場看到的情景：一對對青年身穿白色婚禮服，在老學者的主持下宣誓結為終身伴侶，然后朗誦馬克思著作中的名言。

　　(七)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馬克思成為西方報刊的封面人物，馬克思受到西方媒體的推崇

　　在以往一個時期內，馬克思肖像曾與西方報刊無緣。但是，在當前這場危機中，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不少報刊的青睞，成了這些報刊的封面人物。

　　據報道，德國《法蘭克福評論》最近在頭版整版刊出馬克思的巨幅肖像。該報配合馬克思肖像發表文章說，全球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夢想正在破滅，而馬克思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批判正在得到證實。(38)另據報道，馬克思肖像登上了《泰晤士報》的封面。2009年5/6月號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表了有馬克思畫像的封面文章。(39)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過去經常批評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西方媒體，在當前危機中一反常態地在顯著位置刊登馬克思肖像。法國刊物《非洲亞洲》2010年9月號介紹了英、美、法等國家的這類報刊刊登馬克思肖像的情況：“現在，報刊頭條上頻繁出現馬克思的濃密大胡子，其中包括英國《金融時報》、美國《時代》周刊、法國《問題》周刊等長期以來批評馬克思及其思想的媒體。”一向認為“馬克思已經過時了”的德國《圖片報》，2010年9月18日也發表標題為《馬克思真的說對了》的文章。

　　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2012年1月31日發表題為《下一個馬克思》一文，作者為美國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負責人約翰·費弗。該文說：“我們在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他可以拿出對現有經濟正統觀念的尖銳批評意見和變革計劃……新方案將把經濟學和環保主義融合在一起，從根本上改變這兩個學科的方向。……如果下一位馬克思正在某個地方奮筆疾書，未來可能會出現迥然不同的經濟體制。”

　　《日本時報》網站2012年7月19日發表加拿大約克大學客座教授馬爾切洛·穆斯托題為《馬克思——偉人回歸》一文說：“如果一名作家永恒的青春包括他不斷激發新想法的能力，那么可以說卡爾·馬克思無疑依然年輕。……他的理論再次成為時下備受關注的話題——在許多方面，它們的流行速度令人驚訝。……許多國家的民眾再度寫到和談到馬克思。……許許多多的報紙、雜志和廣播電視臺專門介紹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和他觀察1857年的危機即有史以來第一場國家金融危機時為《紐約論壇報》撰寫的文章。”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授特里爾·卡弗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并引發經濟衰退后，作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國越來越重視馬克思思想。很多著名的新聞欄目以及主流報刊開始向普通觀眾和讀者闡述馬克思的基本經濟理論。

　　(八)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馬克思名字和畫像出現在民眾游行隊伍的標語牌上

　　在這場危機中，西方國家發生了許多起大規模游行示威。十分引人注目的是，馬克思名字和畫像出現在民眾游行隊伍的標語牌上。

　　法國《非洲亞洲》月刊2010年9月號《馬克思在進攻》一文說，在美國，“在危機肆虐之時，人們在華爾街前舉起標語：‘馬克思說對了!’”

　　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出現了推薦馬克思《資本論》通俗讀物的彩色標語牌，標語牌上書名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MARX’S DAS CAPITAL FOR BEGINNERS)，并配有馬克思巨幅畫像。在占領華爾街運動參加者高舉的標語牌上，有多條寫著“階級斗爭”。

　　美國《科學與社會》雜志主編、紐約城市大學名譽教授大衛·萊伯曼對《人民日報》記者說，今天的“華爾街占領者”對馬克思主義能夠提供的東西更感興趣。(40)

　　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影響了歐洲，德國民眾也打出“占領法蘭克福”等旗號紛紛走向街頭，舉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示威。游行隊伍舉著各種標語，其中十分顯眼的是“讀讀馬克思吧!”“我們是那99%的大眾”。(41)

　　(九)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馬克思故居博物館成為歐洲最熱旅游勝地

　　當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時，馬克思家鄉特里爾的游客急劇增多，馬克思故居博物館成為歐洲最熱旅游勝地。該館館長彼崔克斯·波維爾說，近來的危機使“世界重新燃起了對他(馬克思)的關注”。(42)

　　2008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馬克思博物館的游客在10月末就已經達到4萬人，其中中國游客大約有1.2萬人。為了滿足中國游客的需求，馬克思博物館增設了中文路標，并提供中文講解器。各國游客對馬克思的生平、著作和影響抱有濃厚的興趣，并在留言簿上留言。兩個月內在博物館留言簿上留言的有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游客。(43)

　　有報道說，參觀者千里迢迢地從許多國家來特里爾，都親耳“聆聽”這位資本主義“最偉大的批判家”是如何分析經濟危機的。(44)

　　英國《泰晤士報》報道，馬克思故居博物館館長說：“我記不清聽到人們這樣講了多少次：‘這個人(馬克思)是對的。’”(45)

　　英國倫敦馬克思墓的拜謁者人數也比往年增多，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馬克思墓紀念碑上方是馬克思塑像，墓碑鐫刻著偉人語錄，頂端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底端是“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墓園的工作人員對《人民日報》記者說：“這座墓園的參觀者主要是為拜謁馬克思而來，最多時每天有超過600人入園參觀。……馬克思墓前幾乎總是有鮮花，那代表著他對人類做出了值得尊敬的貢獻!”馬克思墓拜謁者說，馬克思是一位時代的偉人。(46)

　　(十)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商界、宗教界、政界人士閱讀或評論馬克思

　　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期間，西方商界、宗教界和政界也都有所表現。

　　關于西方商界人士“重新發現”馬克思有報道說，在西方商界，“連銀行家和經理們也開始讀《資本論》，試圖理解他們對我們干的那些事。”(47)他們“干的那些事”指什么?這項報道沒有具體說明，或許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經常受到廣泛譴責的金融家貪婪、高管的高額薪酬和獎金、制造金融泡沫和引發金融危機的責任等那些事。還有報道說，經濟界的億萬富翁對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頗為害怕。例如，《非洲亞洲》月刊2010年9月號《馬克思在進攻》一文提到法國拉加代爾總裁阿諾·拉加代爾的話：“人們幾乎要喊出來：‘馬克思，回來吧!’這些人瘋了!”肯定不是這些人瘋了，而很可能是這位億萬富翁被他自己的“人們幾乎要喊出來：馬克思，回來吧!”這一預感嚇瘋了。

　　關于西方宗教界人士“重新發現”馬克思，法新社2008年9月25日自倫敦報道說：“英國圣公會領袖今天譴責股市投機者是從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中獲利的‘銀行搶劫犯’，并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呼吁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并且表示共產主義之父卡爾·馬克思的部分觀點是正確的。”宗教領袖承認無神論者和共產主義之父馬克思的“部分觀點是正確的”，給馬克思以部分正面評價，這可謂難得，也許是廣大教徒在危機中的情緒和思想使然。

　　關于西方政治界人士“重新發現”馬克思有報道說，德國時任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在金融危機中評論馬克思說：“馬克思的一部分思想真的不錯。”(48)給馬克思部分正面評價，這在西方政要中尚屬少見。對此，德國《漢堡晚報》評介說，馬克思的魅力真是無窮無盡，就連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也開始閱讀《資本論》。還有報道說，在法國，馬克思的追捧者中不乏名聲顯赫的大人物，就連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在手捧《資本論》，并讓人照相。柏林自由大學教授埃爾瑪·阿爾特法特在《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躍點”》一文中也論及薩科奇和施泰因布呂克。關于薩科奇，他說：“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后，法國前總統薩科奇有意讓人拍下他在讀《資本論》的照片。”關于施泰因布呂克，他說：“德國當時的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也認為，‘部分馬克思思想十分有益’。”阿爾特法特的這篇文章還論及德國前聯邦憲法法官恩斯特—沃爾夫岡·博肯福德在危機中對馬克思的評價：鑒于現代資本主義的“非人性特征”，“馬克思預言的現實意義無從躲避”。(49)

　　有的媒體說薩科奇在刻苦鉆研《資本論》。這種說法未免言過其實。根據薩科奇一貫的政治表現，人們很難相信他真的會刻苦鉆研馬克思《資本論》。至于捧著《資本論》照相，那不過是作秀，為的是爭取“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民眾的選票，提高對自己的支持率。

　　與法國時任總統薩科奇捧著馬克思《資本論》有意讓人照相的報道相比，更令人忍俊不禁的也許莫過于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被人扣上“馬克思主義總統”政治帽子的報道。法新社2013年3月16日自馬里蘭州奧克森山報道，美國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年會在華盛頓附近舉行，吸引了共和黨極端保守派3 000人參加，會議開始為下次大選“造星”并積蓄能量。這次會議“圍剿”奧巴馬，說奧巴馬內心信仰“馬克思主義”。會議上散發的材料稱奧巴馬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總統，理由是“他(奧巴馬)大量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言論，為的是讓美國人民鬧分裂和對立。”在美國，奧巴馬被扣上“馬克思主義”總統和“搞階級斗爭”的政治帽子。這一奇怪現象的實質是美國右翼政治勢力對民眾“重新發現”馬克思深感惶恐不安的一種扭曲表現。

　　三、西方學者“重新發現”馬克思的重要理論

　　美國和歐洲相繼深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時，西方學者在檢視他們自己的相關理論的同時，不少人把目光轉向馬克思的相關理論。這時，他們“重新發現”馬克思的許多重要理論。西方學者的這些發現對于他們認識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分析資本主義的現狀和前途、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危害等具有重要意義。

　　(一)馬克思思想“照亮了當代社會”，“馬克思是我們的同時代人”，現時代“是一個向馬克思學習的時代”

　　在當前這場系統性危機之前，有的西方學者曾經預測：馬克思理論與當前時代的相關性將被重新發現。這一預測已被當今的現實所證實。

　　西方一些學者在危機中“重新發現”馬克思，認為現在應當學習馬克思。他們充分強調馬克思理論在現今的時代性、現實性和實踐性，并用相近的話語驚人地宣告：“馬克思還活著”，“馬克思是我們當中的一員”，“馬克思仍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埃爾瑪·阿爾特法特在《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躍點”》一文中說：這場危機爆發時，“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再度發現”，人們在危機中找到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指導理論，“可以增進對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理解，它能消除自我蒙昧，并助力政治實踐”。文章作者借用德國一名政要的話說：“馬克思預言的現實意義無從躲避。”(50)

　　美國進步行動基金中心研究員馬特·伊格雷斯亞在美國《外交政策》2009年5/6月號發表《這才是一個回到馬克思的時代》一文說：“這是一個向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學習的時代，沒有其他的時代能與之相比。”(51)

　　德國哲學家漢斯·海因茨·霍爾茨2008年5月7日在德國《青年世界報》發表文章說：“馬克思還活著，因為他的理論今天依舊適用，其思想對我們的鼓舞并未停頓。馬克思是我們當中的一員，為我們照亮了當代社會，指明了未來的道路。”

　　法國學者丹尼爾·本薩義德的訪談錄在英刊《國際觀點》2010年10月號發表。他高度評價馬克思的遺產的時代價值，宣布“馬克思仍是我們的同時代人”。(52)

　　加拿大約克大學客座教授馬爾切洛·穆斯托發表《馬克思——偉人回歸》一文，突出地強調馬克思理論在當今的現實意義，認為“重新發現”馬克思是“偉人回歸”，是“站在馬克思這樣的巨人肩上展望未來”。穆斯托說：“他(馬克思)的分析其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貼近現實。……馬克思的理念遠比他那個時代更具有現實意義。……如今，站在馬克思這樣的巨人肩上展望未來的新能力是個積極動向。”(53)

　　以上幾位學者關于馬克思理論的時代性、現實性和實踐性的評價在當今西方學界頗有代表性。在本次危機之前，在西方這類文章少見;現在，在一些西方國家報刊上類似的文章明顯增多。

　　(二)“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當今世界的真理”

　　前面說過，西方政界和宗教界人士有極少數在當前危機中對馬克思部分思想和觀點給予肯定。與此不同，西方學界中對馬克思部分思想和觀點給予肯定評價的則為數不少，而且有的西方學者在當前危機中對馬克思的全部學說都給予積極評價。這些學者有力地摒棄了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充分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和生命力。

　　這里我們首先看看英國幾位學者在馬克思逝世130周年前夕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評價。

　　英國倫敦大學教授約翰·哈特尼克強調馬克思的學說是當今世界的真理，他說：“在馬克思逝世130年后，他的學說依然是當今世界的真理。馬克思尖銳深刻的思辨仍然激勵著我們去探究。”哈特尼克還強調深入學習馬克思著作的重要性，他說：“馬克思的著作對于任何有志上下求索、辨析當前經濟亂局危機的學人都是必讀寶典。……他的著作常讀常新，仍將成為今后幾代人的指路明燈。”(54)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授特里爾·卡弗著重指出，今天英國越來越重視馬克思思想，他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并引發經濟衰退后，作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英國越來越重視馬克思思想。很多著名的新聞欄目以及主流報刊開始向普通觀眾和讀者闡述馬克思的基本經濟理論，英國的民眾也從中了解和吸收了很多重要觀點……。英國的學生此前一直受到這樣的教育，即資本主義是先進而且經世致用的制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學說……讓當代英國年輕人感到耳目一新。”(55)

　　英國倫敦大學客座教授戴維·麥克萊倫用現實檢驗馬克思理論之后，嘆服馬克思的遠見卓識。他說：“馬克思的學說對當今世界的重要性在于他對資本主義的剖析。目前西方發生的經濟危機更證明了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解析，尤其是關于信用及虛擬資本產生的闡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切合實際。他對西方政治經濟演變過程中的經濟基礎論述尤為重要。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理論的關注重新活躍，馬克思關于消費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對環境問題的預測，再次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56)

　　以上是英國幾位學者今天對馬克思的高度評價。美國作家克里斯托弗·希欽斯在《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號發表的《卡爾·馬克思的復仇》一文，強力推薦英國作家弗朗西斯·惠恩的《〈資本論〉解析》一書的結論：“馬克思有可能成為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應當提到的是，英國學者納森·沃爾夫和法國學者雅克·德里達等在這場危機之前就發現馬克思全部思想和理論遺產都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影響力。沃爾夫在《當今為什么還要研讀馬克思》一書中說：“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馬克思的每一主要思想都仍然非常值得研究。……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方面來看，馬克思的影響都是無法估量的，沒有至少是對馬克思思想的粗線條的評價，我們將根本無法把握當今世界，以及當今思想界的許多方面。光這一點就足以證明應當對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關注。”(57)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說：“不去閱讀而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無論如何得有某個馬克思，得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他的某種精神。”(58)

　　還值得留意的是，當西方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處于低潮時，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中竟然有人看出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理念仍然充滿活力。這在當時是比較罕見的。例如，斯蒂格利茨1994年在美國出版的《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說：“即使在今天，……馬克思主義思想和理念不僅在第三世界，在其他地區仍然充滿活力。”(59)

　　(三)馬克思“哲學、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體系”是現在和未來的“精神支架”，馬克思的方法“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方法”

　　西方學者“重新發現”馬克思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馬克思留給后人的不是一種遺產，而是多種遺產。馬克思的巨大貢獻是在19世紀完成了哲學、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強力綜合。馬克思的這一綜合的理論體系不僅在當時，而且在現在和未來，都構成時代“精神框架”的一部分。

　　法國學者丹尼爾·本薩義德的訪談錄《馬克思主義，理論：昨天和今天》在英刊《國際觀點》2010年10月號發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遺產，而是多種遺產”。本薩義德強調馬克思的多種遺產現在仍然具有時代價值。(60)

　　戴維·麥克萊倫在《馬克思的遺產》中說：“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是19世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智識成果之一，它實現了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強力綜合。當薩特稱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時代的哲學’時，他知道，馬克思的許多觀點得以形成的方法……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61)麥克萊倫還說：“由于我們關于歷史和社會的很多觀點是和馬克思的幽靈進行對話的結果，這些理論已經成為20世紀以及未來精神支架的一部分。”(62)

　　(四)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重新得到確認，剝削概念成為當代關于分配公平辯論中的用語

　　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曾經長期流行“資本主義無剝削論”，一些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甚至公開攻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

　　美國經濟學家、耶魯大學教授約翰·羅默1982年的《剝削和階級的一般理論》一書被認為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之一，在西方國家發生過較大影響。但是，必須注意，羅默的剝削理論根本不同于馬克思的剝削理論。馬克思的剝削理論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為基礎，而羅默的剝削理論則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對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做了修正。英國倫敦大學客座教授戴維·麥克萊倫在《馬克思的遺產》中注意到，在羅默此書出版后，“剝削概念已成為當代關于分配公平辯論中的用語”。(63)

　　與羅默不同，在當前危機發生之前，有少數西方學者就已經認識到馬克思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剩余價值論是科學的理論。英國學者理查德·斯凱思比較通俗地解釋了馬克思建立在勞動價值論上的剩余價值論，批判了西方經濟學家否定剩余價值和剝削的錯誤觀點。斯凱思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認為，“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勞動者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一定受到了剝削”。斯凱思明確地認識到，“資本主義企業的特定目標就是市場和實現剩余價值，利潤動機和資本積累的需求體現了這一目標”。(64)斯凱思批評了西方為資本主義剝削辯護的學者關于“不可能存在對剩余價值的剝削”的斷言，堅持認為“社會階級和階級關系仍然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相關特征。……我們認為任何一種職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屬于一定的階級”。(65)斯凱思進一步論證說，階級“在理解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時它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沒有階級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能存在，反過來亦是如此。沒有階級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不能生產出剩余價值。相應地，資本主義也就不能擴大再生產。沒有存在于剝削結構中、作為生產資料的資本和勞動，資本積累就無法實現”。(66)

　　在當前危機中，西方一些學者重新肯定和確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

　　德國學者埃爾瑪·阿爾特法特對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二重性分析，包括商品二重性、勞動二重性、生產過程二重性的分析做了肯定的評價，這實際上就肯定了馬克思分析和論證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的科學方法。他說：“馬克思找到了批判分析的‘跳躍點’：商品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雙重屬性、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雙重屬性、原材料和能源轉移與價值轉移的同時性。”(67)

　　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亞歷山大·韋貝爾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剝削理論，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削的解釋應該受到極大的尊敬。他指出：“連馬克思的敵人卡爾·波普爾都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韋貝爾說，馬克思解釋剝削現象的努力理應受到極大的尊敬，馬克思十分準確地描述了他那個時代可怕的經濟狀況，他對資本主義無法無天的地獄表示不滿，這是完全正確的。”(68)

　　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來解釋階級斗爭，提出了一個頗有特色的論斷：“階級斗爭從本質上來說將是爭奪剩余價值的斗爭。”(69)

　　(五)馬克思的壟斷和競爭理論是解釋當今“壟斷金融資本體系——新帝國主義的基礎”的依據

　　英國學者理查德·斯凱思的《階級》一書用當今西方的社會現實狀況證明了馬克思的壟斷和競爭理論的正確性。他說：“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固有的競爭過程引起了高度的壟斷，公眾熟知的極少數公司在總產出和總就業量中占據很高的比率。”在西方國家，壟斷加強的過程受到政府的極大支持。(70)

　　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賈米爾·約恩納聯名發表《21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一文，闡述了馬克思的競爭和壟斷理論，并根據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研究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和壟斷的實際狀況。西方有一種流行觀點，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加強了競爭。與此相反，福斯特、麥克切斯尼、約恩納的文章證明，不是競爭而是壟斷得到空前的加強，壟斷資本主義已經發展為構成當今新帝國主義基礎的“壟斷金融資本體系”。文章寫道：“壟斷在近幾十年中一直在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強。……過去1/4世紀見證的是壟斷資本主義演化成為一個更加普遍化和全球化的壟斷金融資本體系，這是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制度的核心，是當今新帝國主義的基礎，并且是世界經濟日益加深的不穩定的關鍵原因。”(71)

　　(六)馬克思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理論“有助于抓住危機的根源”

　　在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被危機嚴重困擾的西方學界以至各界人士對過去和現在流行于西方的主流經濟學極度失望，因為這些經濟學沒有提供任何可以解釋當前危機的理論。西方學者以及西方多界別人士在當前危機中“重新發現”馬克思，首先是發現了馬克思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理論。

　　英國《獨立報》2009年5月發表文章，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危機有預見性。文章說：“馬克思150前就預言到了這輪危機，馬克思成了人們重新熱議的人物。”(72)

　　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的場昭弘在《經濟學人》周刊2012年3月6日一期發表《馬克思確實指出了當今自由主義經濟的弊端》一文，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對研究當前世界經濟危機是有用的。的場昭弘說：“如果理解了他(馬克思)留下的學說，就能夠明白其過人之處。在研究當今世界經濟不景氣的相關問題時，馬克思的理論是有用的。”

　　法國學者丹尼爾·本薩義德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有助于抓住危機的根源。他說：“馬克思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在于他的《資本論》及其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的批判有助于理解其背后的邏輯，即世界范圍的生產和資本的加速積累。它有助于我們抓住危機的根源。”(73)

　　德國學者埃爾瑪·阿爾特法特也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有助于分析當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他說：“人們在這種情形下重新學習和討論《資本論》，是因為它為當下的具體分析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持。……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有助于分析當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現實積累與金融市場的關系。”(74)

　　美國經濟學家魯比尼認為，騷亂與示威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所引發，現在的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后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危機，為金融失調和分配嚴重不均所致。這并非新問題，馬克思100多年前就已經預測到。(75)魯比尼甚至認為，現時全球金融危機證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正確的。馬克思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存在內部矛盾，對經濟構成壓力，甚至導致出現周期性危機。魯比尼承認，“馬克思是對的。”(76)

　　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韋貝爾認為，當前危機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他說：“2008年爆發的全球危機證實了馬克思的預言，即金融投機、金融信貸泡沫的膨脹、‘虛擬資本’都是相當危險的。”(77)

　　美國學者大衛·萊伯曼認為，當前的嚴重危機使人們重新發現馬克思。他嘗試根據馬克思解釋當前危機的根源。萊伯曼說：“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資本主義世界出現‘大蕭條’以來，對馬克思的濃厚興趣在世界重新出現。……危機使得人們近年來首次將對資本主義兩大問題——資本主義對經濟穩定性的影響及資本主義對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模式——的理解融為一體。占領華爾街運動提出，社會上1%的人掌握了經濟和政治權利導致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發生危機(失業及住房、醫療保險、教育、老人保健等方面的問題)，是危機的根源所在。”(78)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發表加拿大學者利奧·帕尼奇的《十足現代的馬克思》一文，為馬克思代擬了對當前危機的分析和說明。實際上，這是帕尼奇本人根據馬克思的危機原理對本輪危機提出的獨立見解。帕尼奇說：“如果看到現在的經濟衰退，馬克思一定愿意闡述資本主義固有缺陷引發當前危機的原理。他會明白債券化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領域的現代發展是如何使市場擴散全球經濟一體化風險的。……無疑，馬克思會認為這次危機是個完美的事例，說明資本主義是‘一個魔法師，但無力再控制自己喚出了的魔鬼’。”

　　英國學者克里斯·哈曼在其著作《僵尸資本主義：全球危機和馬克思的相關理論》中指出，雖然危機的表現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門的危機，但這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外表歸因。哈曼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指出，當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無法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私有制的對立。(79)

　　(七)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仍處于“絕對核心地位”

　　西方國家曾經流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無階級論”和“無階級斗爭論”。現在，這種理論連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也表示不能同意。他說：“美國社會不平等，既表現為財富分配不平等，又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平等。財富越來越集中于少數特權階層手中，收入也越來越集中于少數特權階層手中。社會底層占有的財富和收入在下降。”克魯格曼認為，美國不平等的增長體現為“寡頭政治的崛起”，現在的美國“更趨向階級化”。克魯格曼批判“無階級論”時指出：“美國社會無階級的說法是一種神話，是已經被現實揭穿了的神話。”(80)

　　英國學者理查德·斯凱思在這次危機發生之前就認為，“社會階級和階級關系仍然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相關特征。……我們認為任何一種職業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屬于一定的階級。”(81)

　　在這次危機中，不少西方學者都證明西方社會客觀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仍處于“絕對核心地位”。

　　英國青年學者歐文·瓊斯于2011年出版的論述當前階級斗爭的《工人階級的妖魔化》，成為政治暢銷書，作者也因此而出名。英國《衛報》專欄作家斯圖爾特·杰弗里斯2012年7月4日在該報發表題為《為什么馬克思主義再次興起》一文，贊賞瓊斯這本書的成功，前提是人們重新對階級斗爭產生了興趣，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工業社會分析的基石。文章援引瓊斯本人的話說：“這本書要是在4年前寫的，就會被人們斥之為20世紀60年代的階級概念。但是，階級斗爭又回到了我們的現實當中，因為這場經濟危機對人們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指出：“階級斗爭的觀點仍處于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核心地位。”(82)伊格爾頓提出了自己研究馬克思的重要心得：“馬克思思想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將階級斗爭和生產方式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從而創造了全新的歷史觀。”(83)

　　美國《時代》周刊網站2013年3月25日發表該刊記者的文章，題目是《馬克思的復仇：階級斗爭如何塑造世界》。該文說：“當前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所產生的后果卻正如馬克思所預言：階級斗爭又回來了。”

　　法國學者丹尼爾·本薩義德對當代勞資關系和階級斗爭國際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勞資關系仍然是當代社會的核心關系”，而“階級斗爭的國際化確實是國際主義作為被壓迫階級對市場驅動的全球化回應的物質基礎”。(84)

　　西班牙《國家報》2012年2月21日發表安德列斯·奧爾特加題為《階級斗爭的回歸》一文。該文說，在當前，“階級斗爭思想在西方回歸。這不僅是新馬克思主義分析家，甚至紹羅什等金融家和社會學家都對西方社會正在發生的問題發出了警告。關于階級斗爭、沖突或戰爭的說法再次成為分析熱點”。

　　如前所述，特里·伊格爾頓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來解釋階級斗爭，提出了一個頗有特色的新論點：“階級斗爭從本質上來說將是爭奪剩余價值的斗爭。”(85)伊格爾頓的這一提法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啟發西方社會的工人群眾和廣大勞動者認識、踐行和對待階級斗爭和剩余價值的關系。

　　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占領者們手持的標語牌上有多條關于階級斗爭的標語，其中突出的是“只有階級斗爭”、“贏得階級斗爭”，等等。《紐約時報》2011年10月9日的社論對“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的“我們是99%”和“反對1%”的口號做了解讀：“當抗議者說他們代表99%的美國人時，他們是指當今美國社會財富集中的極度不平等。”

　　占領者們關于階級斗爭的標語口號使美國右翼政要深感恐怖，他們害怕階級斗爭理論與群眾運動實踐相結合。有的右翼政要攻擊政治競爭對手奧巴馬，說他在搞“階級斗爭”。根據報道，奧巴馬對美國社會財富集中的極度不平等狀況不無憂慮。但是，說他在搞“階級斗爭”則是無稽之談。對右翼政要的進攻奧巴馬回應說：“站在峰頂上的富人變得越來越富，而太多的家庭卻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債務。這不是階級斗爭，而是國家福利問題。”

　　美國右翼勢力對美國“重新發現”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恐懼感在《外交政策》2009年5/6月號發表的詹姆斯·格拉斯曼的文章中得到明顯反映。該文說：“美國已經完全接受了馬克思的術語，而這一點正是應該遭到批判的。例如，馬克思將歷史看做是階級(集中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歷史。……從美國生活中清除掉馬克思影響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使用‘階級’的術語來描述任何事情。”(86)

　　(八)馬克思關于生態和環境觀“讓當代年輕人感到耳目一新”

　　生態和環境危機是資本主義危機的一個組成部分。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西方學者在生態和環境危機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在這些成果中獨樹一幟。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和環境思想的核心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研究了以無限追逐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對自然和環境所產生的破壞性影響，指出人類在用理想社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后可以通過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合理地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在當前這場危機中，西方一些學者在研究生態和環境時“重新發現”馬克思，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關學說的認識在深化。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授特里爾·卡弗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學說無論在對人類歷史的闡述和對目前生態環境的理解認識方面，都讓當代英國年輕人感到耳目一新。”(87)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教授埃爾瑪·阿爾特法特說：“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也使得分析社會與自然的關系危機成為可能。這種危機表現為能源和氣候危機，表現為物種多樣性和耕地的消失。在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中，人在實現自我的同時有可能給環境造成巨大破壞。”(88)

　　英國倫敦大學客座教授戴維·麥克萊倫認為，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幾大預測其中之一是“重新發現”馬克思對環境問題的預測。麥克萊倫說：“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理論的關注重新活躍，馬克思關于消費不足、信用泡沫以及對環境問題的預測，再次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89)

　　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2012年1月31日發表題為《下一個馬克思》一文，作者為美國政策研究所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負責人約翰·費弗。該文說：“我們在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他可以拿出對現有經濟正統觀念的尖銳批評意見和變革計劃……新方案將把經濟學和環保主義融合在一起，從根本上改變這兩個學科的方向。……如果下一位馬克思正在某個地方奮筆疾書，未來可能會出現迥然不同的經濟體制。”

　　(九)“馬克思是對的”，“以剝削為本的資本主義終將自我摧毀”

　　英國學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指出，馬克思早就曾警告過，以剝削為本的資本主義終將自我摧毀。(90)

　　美國經濟學家魯比尼因預言了當前這場危機而聞名。他從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現實出發，承認馬克思是對的。據《香港明報》報道：魯比尼指出，現時全球金融危機證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是對的，資本主義到了某些時候會自我摧毀。”(91)

　　法國《論壇報》2011年3月21日發表對法國學者保羅·若里翁的專訪，原文提要是：“柏林墻倒塌20年后，保羅·若里翁發表了資本主義的悼詞。在其新著《垂死的資本主義》一書中，他分析了資本主義即將死亡的原因”。他說：“資本主義的衰落是確定無疑的，因為它已經走向崩潰。”若里翁贊同馬克思，他說：“世界隨危機而改變。這一點上我贊同馬克思，他是第一個預言了資本主義將終結的近代經濟學家。”

　　美國《時代》周刊網站2013年3月25日發表該刊記者題為《馬克思的復仇：階級斗爭如何塑造世界》一文說：“全球經濟陷入漫長危機，世界各地的工薪階層承受著失業、債務和收入遲滯的重負，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犀利批判——即這套制度天生不公，有自我毀滅的傾向——無法輕易摒棄。”

　　“以剝削為本的資本主義終將自我摧毀”，意味著資本主義為自己培養了掘墓人，而不是說資本主義會自行滅亡，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

　　(十)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制度必將為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的理論是正確的

　　柏林墻倒塌、蘇東劇變和蘇聯解體在西方國家曾被歡呼為“歷史的終結”。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美國期刊《國家利益》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1992年又將《歷史的終結》擴展為《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一書，系統宣傳“歷史終結論”。他的基本觀點是，柏林墻倒塌、蘇東巨變和蘇聯解體標志著“共產主義的終結”，人類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道路，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道路。也就是說，他斷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的最終形式，是人類歷史的終結。在當前這場危機爆發之前，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國家曾經廣為流傳。

　　但是，21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宣判了福山“歷史終結論”的終結。不少西方學者出來以事實為根據嚴肅批判“歷史終結論”。后來就連福山本人也不得不承認“歷史終結論”的錯誤。

　　原本宣揚“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在這場危機中竟然也在“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美國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計劃網站2012年1月31日發表題為《下一個馬克思》一文，引證福山的觀點：“我們在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他可以拿出對現有經濟正統觀念的尖銳批評意見和變革計劃。”(92)福山在等待的這位“現代馬克思”面臨兩大現實問題：一是要對現有資本主義經濟的“正統觀念”提出“尖銳批評意見”;二是要對現有資本主義經濟提出“變革計劃”。這表明福山看到他自己的“正統觀念”已經破滅，也看到西方主流派的“正統觀念”完全崩盤，因而唯一希望是“等待一位現代馬克思”。

　　在這場危機中，西方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都在尋求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出路。

　　在危機中，“資本主義”一詞在西方名譽掃地，就連站在資本主義社會金字塔塔尖上的“1%的人”也怕用“資本主義”一詞。西方學者戴維·布魯克斯在2011年12月14日發表于西班牙《起義報》的《“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文中說：“‘1%的人’建議避免用‘資本主義’這個字眼。”

　　嚴重的危機推動西方社會各界人士去尋找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新模式。這里先考察一下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和巴西利亞世界社會論壇對新模式的討論。

　　2012年1月25日在瑞士達沃斯開幕的第42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了“塑造新模式”的會議主題，尋找未來世界經濟發展新模式成為此次論壇討論的焦點。論壇主席施瓦布說，“經濟危機凸顯資本主義制度亟待改革”。(93)他警告說，“試圖使用過時的制度解決現實問題，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輪危機”。(94)但是，有100多個國家2 600名代表與會的達沃斯論壇眾說紛紜，訴求各異，不可能對“塑造新模式”的主題達成一致。

　　與達沃斯論壇同一天在巴西開幕的世界社會論壇，是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唱對臺戲的世界社會論壇。據法新社巴西利亞2012年1月25日報道，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有數萬名反資本主義斗士，他們試圖尋找另一種新的發展模式。論壇協調員坎迪多·格勒博夫斯基說：“本論壇的成立目的就是要挑戰在達沃斯開會的那些新自由主義者的傲慢。我們曾明確表示，我們想要另一個世界。現在，我們必須鋪設道路——其他可供選擇的道路。”世界社會論壇在反新自由主義方面達成共識，但在試圖尋找另一種發展模式方面，形成共識也難。

　　在危機中，有的西方學者試圖依據馬克思來理解危機并設計社會新模式。

　　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試圖從馬克思觀點區分當前目標和最終目標，他在《馬克思的遺產》一書中認為，從馬克思的觀點看，市場社會主義可能是目前能達到的最好狀態，但作為最終目標卻是不成熟的。

　　西方學者科琳娜·蒙塞爾2010年9月發表于法國《非洲亞洲》月刊的《馬克思在進攻》一文說：“所有證據顯示，人們需要馬克思來理解當前的危機，并設計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最終如一些人所愿實現烏托邦，或如另一些人所認為的，必須終結剝削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該文把西方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對資本主義社會新出路的尋求簡單歸結為兩種：“實現烏托邦”和“必須終結剝削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實現烏托邦”——蒙賽爾在這里沒有說明是何種烏托邦，須知不同社會群體心目中的理想國很不相同。“必須終結剝削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就意味著必須用消滅剝削的理想社會來取代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社會。

　　西方左翼學者有人明確提出要“奪取政權”，“要用社會主義來推翻資本主義”，“要重新提倡共產主義”。例如，法國丹尼爾·本薩義德主張：“今天的任務是為了改變世界而奪取政權。”(95)美國學者大衛·科茲明確表示：我希望下一次的抗議活動要用社會主義來推翻資本主義。法國學者阿蘭·巴迪烏明確主張“重新提倡共產主義”。他說：“現在，‘共產主義’一詞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當前危機大片中的演員們。我們要重新提倡共產主義，并使它更為明晰。這種明晰也是它一直以來的特征，就好像馬克思在創立共產主義理論時說過的，共產主義用最激進的方式打破了傳統觀念，提出了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96)

　　四、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啟示

　　深入研究和認真思考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會給人們很多重要啟示。

　　(一)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不是偶然的，而是認知過程中的規律性現象

　　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西方主流學派經濟自由主義深陷危機，失去信眾。凱恩斯在嚴厲批評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和主流派經濟學家時承認：“(西方)經濟學家今天是世界上一群最無能的科學工作者”。(97)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背景下，西方“發現”馬克思。美國經濟史學家福克納說：“人們又恢復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趣。……許多事業受到蕭條障礙的人，都轉向‘科學社會主義’之父去獲得鼓舞。”(98)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解釋30年代大蕭條，試圖找到正確答案的一些西方學者，尤其是大學生，很自然地去閱讀馬克思。美國經濟學家瑪喬里·謝潑德·特納回憶說：“馬克思主義在30年代劍橋大學的學生中是盡人皆知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可供選擇的經濟學之一，……有人開始思考馬克思主義者考慮到的問題。”(99)正是在那次大蕭條期間，一些西方學者，特別是青年學者，認真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其他經典著作。在大蕭條結束后，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成為西方新的主流經濟學。在大蕭條中對馬克思有所了解的一些西方學者盡管也有人給凱恩斯某種積極評價，但從不像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凱恩斯門徒那樣攻擊馬克思，而是繼續對馬克思做出比較客觀的評價，并以自己對馬克思的態度去影響青年學子。

　　“二戰”后的一個時期，西方曾經出現“馬克思復興”。但是在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后，西方雖然仍有人在繼續研究馬克思，可是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甚囂塵上，西方對馬克思的研究轉入低潮時期，馬克思的著作被束之高閣。

　　當前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是西方歷史上認知馬克思的規律性現象在21世紀第一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背景下的再現。危機深重的現實，宣告西方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的破產。西方政府在危機中采取的一系列救助政策效果不佳的現實，表明西方國家干預主義也不靈。這時，西方有識之士自然轉向馬克思，他們發現了馬克思的理論的科學性和在當代的適用性。

　　(二)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再次證明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如前所說，在西方國家，不少人現在面對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通過學習馬克思著作和獨立思考，不同程度地認識到“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依然是當今世界的真理”，馬克思的方法“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方法”。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居統治地位的西方國家，這些探索者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現在達到這樣的高度，難能可貴。

　　西方社會出現的這種思想進步發人猛省。可以促使我們國內某些受“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影響的人端正認識，重新思考問題。至于極少數“不信馬列信風水”、“不信馬列信鬼神”的人，已經完全失去科學信仰和政治信仰，則另當別論。

　　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居于指導地位，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和行動指南。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也再次證明，馬克思揭示的是客觀真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正確的，因而始終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

　　(三)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有力推動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在“重新發現”馬克思的活動中，對馬克思做出高度評價的西方學者除了少數是經過歷史考驗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多的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西方非主流學者，還有的甚至是主流派學者。他們在這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系統性危機中在承認馬克思的正確性方面形成了匯合點。

　　在這場危機中，有的西方學者明確提出現時代是一個向馬克思學習的時代，提倡學習馬克思。這一倡議將會有力推動西方有志者學習馬克思的著作。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學習馬克思著作一般是自發的、分散的，如果左翼組織、工會組織、學生會組織等擔當起領導和組織志愿參加者們學習馬克思著作的活動，成效就會更為顯著。德國的馬克思夜校、學生會學習小組和研討會，就是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很好的組織形式。

　　在我國，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重要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共產主義信仰，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必然要求學好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必然要求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說明和回答國內和國際各種重大問題。

　　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廣泛開展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活動。個人和集體可以自覺地、有計劃地進行學習，全黨和全國可以自覺地、有計劃地進行學習。在社會主義社會，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完全可以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做到經常化和制度化。

　　(四)西方大學生自覺閱讀《資本論》，我國有關專業青年學子更應學好《資本論》

　　在這場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中，西方國家追求真理的大學生在自覺學習和研討馬克思《資本論》方面表現積極。如前所說，在英語國家，關于馬克思思想的研討會和大學課程重新流行起來;在德國，至少有31所大學以學習小組、討論會等形式組織學習馬克思《資本論》;在日本，號召青年讀馬克思著作的讀物深受日本青年讀者歡迎，銷售量很大;在韓國，《資本論》特別講座很吸引青年聽眾，150個座位的大教室座無虛席。

　　西方大學生自覺閱讀《資本論》，我國有關專業青年學子更應學好《資本論》。但是，前一段時間的情況并不盡如人意。一些高校按照社會科學教學“國際化”的要求，一味地膨脹西方經濟學各相關學科課程門數和教學時數，強調純英語教學并相應地用英語原版教材，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西方經濟學教材被棄而不用，致使一些青年學子食洋不化。原本開設《資本論》的院校，在社會科學教學改革刮“國際化”風時，《資本論》課程被撤銷，《資本論》教研組或研究中心被解散，授課老師被改行去教西方經濟學。這樣的社會科學“國際化”顯然偏離了正確方向，應迅速加以糾正。青年是社會的未來，青年學子是未來的社會棟梁，必須高度重視對青年學生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高度重視對相關專業學生的《資本論》學習，提高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自覺性、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受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讀《資本論》，青年學子就無法識別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就無法對西方經濟學做出符合實際的評析，就無法正確借鑒西方經濟學。如此培養人才，后果堪憂。

　　(五)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我們應重新思考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化”的提法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重要不同之處，就在于前者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成分。在當前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時，有的西方學者清楚地認識到馬克思的“哲學、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體系”根本不同于西方這些學科的體系。

　　在經濟學領域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尤為突出。

　　現代西方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就毫不諱言地宣稱：“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于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斗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100)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羅也無所顧忌地承認：“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他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回避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101)

　　問題是，我們現在有一些人忘記了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上述特點。他們在要求自然科學研究國際化的同時，也要求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化”。一些院校在推行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化”時，要求社會科學論文“國際發表”，要求社會科學國際交流“請進來，走出去”。

　　在發表社會科學論文方面，一些院校片面強調“國際發表”。現在，我國自然科學研究方面的成果在國際知名刊物上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相當可觀，而社會科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的數量極少，原因就在于索羅說的社會科學的“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以經濟學論文為例，要想在美英等西方國家主流經濟學期刊發表，論文作者必須根本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必須全面接受西方經濟學的立場、觀點、方法，還必須對西方經濟學某一理論問題做出重要的“改進”、“推進”、“完善”或“發展”，這才具有“國際發表”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是一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很有創意的經濟學論文，要想在西方主流經濟學期刊上發表，可能性微乎其微。2013年3月22日發生在美國的“名言事件”很能說明問題。美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網站“名人名言”專欄出現了毛澤東“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的語錄，立刻遭到圍攻。美國教育部因此受到嚴厲譴責：“美國教育部已經被完全滲透了。”美國教育部有關方面不得不出來認錯，毛澤東的這一名言立即被撤下，代之以“今日無名言”幾個字。這就像舊中國某些報紙通不過官方新聞檢查而被迫“開天窗”一樣。“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本是孔子的名言，沒有多少意識形態成分。毛澤東在“學而不厭”前面加上“對自己”，在“誨人不倦”前面加上“對別人”，同樣沒有什么意識形態成分。可就是這樣的名言，在美國也要被禁止，否則就是“被完全滲透了”。被什么“滲透”了?這當然是要說“被馬克思主義滲透了”、“被毛澤東思想滲透了”、“被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了”。由此可見，在我們這里被一些人忽視的社會科學階級性和意識形態問題，在美國則被重視到不只是登峰造極，而是到了極端荒唐的地步。

　　相反，西方意識形態現在正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對我國進行滲透，其中有不少是被“請進來”的。教育界知道，被我國“請進來”講學的西方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教授數量很多，而我國社會科學領域的專家、教授“走出去”的雖不說沒有，但為數極少。逆差太大，極不平衡。出版界也知道，在社會科學著作方面，我國買了西方很多版權，相反，我國社會科學著作被西方買去的版權真可謂是鳳毛麟角，也是逆差太大，極不平衡。建議我國有關領導部門深入調研高校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國際化”中存在的問題，及時糾正推行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國際化”方面的誤導性措施。

　　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化”的要求已經影響到國內社會科學論文寫作和發表的導向。這里仍以經濟學論文為例。數學方法本是經濟學研究的一種有用方法，使用得當，經濟學理論內容和數學形式恰當結合，可以產生更好的效果。但是，西方這些年出現經濟學數學化趨勢，越來越追求經濟學論文的數學形式，而不注意論文的內容是否符合實際。這種傾向也影響到我們國內。一篇經濟學論文沒有數學模型，或者沒有方程式，沒有統計圖表，便被認為沒有“科技含量”，因而就被認為沒有學術價值，這就沒有可能為注重“科技含量”的期刊所采用。結果導致一些論文片面追求數學形式，不加分析地搬用西方的“定理”或“模型”，代人本國的數據。現在英國有成千的經濟學數學模型，美國有上萬的經濟學數學模型，照抄照搬者可以由此演繹出成千上萬篇“科技含量”高的論文。但是，應當知道，西方成千上萬的經濟模型沒有一個預測到這場嚴重的危機;相反，倒是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沒用數學模型而是采用歷史與現實比較的方法預測到危機即將發生。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席勒說，人們對專業經濟學家不信任，批評他們“脫離現實而依賴模型”，這些經濟學數學模型“可能大錯特錯”。席勒尖銳地指出：“金融危機給了那些信奉科學手法因而過度自信的經濟學家一個響亮的耳光，不僅僅是因為專家們未能預測危機，更是因為他們所做的模型中，有些甚至推算這場大災難不可能發生。”(102)

　　(六)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有助于深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為代表的英國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后來以“華盛頓共識”標榜的、推向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取代國家干預主義成為西方國家居主流地位的理論和政策。英國《金融時報》2009年4月30日發表吉迪恩·拉赫曼的文章，追溯了撒切爾政府在英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私有化、去監管化、減稅、取消匯率管制、打擊工會力量，以及頌揚財富創造而非財富再分配。”美國《外交》雙月刊2011年3/4月號刊載南希·伯索爾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把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概括為“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稅收”。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1989年在《華盛頓共識》一文中提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包括實行緊縮政策、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降低邊際稅率、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外資自由流動、國有企業私有化、保護私人產權、去監管化等。“華盛頓共識”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承認，“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103)

　　現在，西方學者宣告：撒切爾主義時代已經結束，里根經濟學已經失敗，“華盛頓共識”受到了挑戰。

　　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過程中，西方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向縱深發展，提出許多頗有深度的見解和判斷。如前所述，西方學界有人尖銳地指出，以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新自由主義更像是一種宗教信仰而缺乏現實性。有人宣告，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將受到審判，美國式資本主義已經跌下神壇。有人預言，美國倡導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勢必會被人們拋棄。有人十分肯定地宣示，在20世紀輝煌一時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被丟進21世紀的灰燼中。

　　(七)西方在“重新發現”馬克思活動中探索資本主義的“出路”，更堅定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和堅定我們的共產主義信仰

　　“改革”一詞現在經常出現在西方媒體刊上。在這場嚴重的危機中，西方各階層人士都認為資本主義需要而且必須改革。但是，資本主義改革的目標是什么?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利益訴求各異，因而對改革目標問題的回答迥然不同。這在西方各國國內如此，在世界論壇上也是如此。

　　美國學界和政界現在都有人認為“美國模式”逐漸走向衰落，“中國模式”正在興起。美國前副財長羅杰·奧爾特曼說，這場經濟危機使得“美國模式”陷入困境。美國外交學會研究員喬舒亞·柯蘭齊克發表了《為什么“中國模式”不會消失》一文，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適應能力”，正在“挑戰西方‘正統’模式”。(104)另一種說法是，“北京共識”看來正在“損害”“華盛頓共識”并迅速流行起來。持這一說法的是最初提出“華盛頓共識”的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而“北京共識”的最初提出者美國學者喬舒亞·庫珀·雷默則試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較為積極的解釋。

　　在世界經濟論壇和世界社會論壇上，發展模式問題都成為會議的主題。

　　第42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于2012年1月25～29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會議主題是“塑造新模式”。論壇主席施瓦布警告說：“試圖使用過時的制度解決現實問題，只能使世界陷入新一輪危機。”他提出：“經濟危機凸顯資本主義制度亟待改革。”(105)尋找未來世界經濟發展新模式成為與會人士爭論的焦點，由于各國各界與會人士立場和觀點分歧，爭論無果而終。

　　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唱對臺戲的世界社會論壇同期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出席這一論壇的有幾萬名反資本主義斗士。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這一主題上，與會人士意見一致。然而在用什么新模式取代資本主義模式這一問題上，也沒有達成共識。

　　西方國家目前的兩種“發展模式”或兩種“共識”之爭，實質是關于現存生產關系適應和不適應生產力狀況的問題。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適應和不適應的狀況，毛澤東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來說，現在還能使生產力得到一定發展。但是，同社會主義制度比較起來，就很不優越，而且日益走向沒落和完結。

　　在西方“重新發現”馬克思的人士中，有的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可能是目前能達到的最好狀態，但不是“最終目標”;有的主張“要用社會主義來推翻資本主義”;有的提出“要重新提倡共產主義”。

　　西方國家和國際論壇各界別人士和許多有識之士對資本主義“出路”的探索，從不同方面給我們以啟示，使我們更堅定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更堅定共產主義的信仰。

　　市場經濟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如果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也就是說，如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經濟危機，直至發生系統性危機。如果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也就是說，如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有可能避免經濟危機，避免系統性危機。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就可以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只要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可以實現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適當結合，避免無政府狀態的破壞性后果。毛澤東說的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是由于它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而不是價值規律決定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所以沒有危機及其‘毀滅性后果’，這也不是由于我們掌握了價值規律，而是由于社會主義的所有制、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全國有計劃地進行生產和分配，沒有競爭和無政府狀態等。”(106)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當然，對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

　　原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4年第1期。本文大量引用了國內外許多報刊、期刊和書籍的資料，由于編輯期間吳易風教授眼疾復發無法親自校訂，而本刊編輯部人力有限也無法全部按照引文格式予以修正，只能提供引文所載報刊、期刊名稱和日期，而缺省了引文的具體題目。作者和編輯部特此說明，并向廣大讀者致以誠摯的歉意。

　　注釋：

　　①《經濟學家》周刊(英國)，2012年2月23日。

　　②《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不斷顯現》，中國新聞網2013年5月1日。

　　③轉引自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11年8月9日雷蒙德·邦約文章。

　　④《海峽時報》網站(新加坡)2011年8月19日。

　　⑤王恬等：《美國1%最富者到底是誰》，環球網2011年10月17日。

　　⑥《環球時報》2011年9月19日。

　　⑦《環球時報》2011年10月10日。

　　⑧《環球時報》2011年10月17日。

　　⑨《環球時報》2011年10月9日。

　　⑩《洛杉磯時報》網站(美國)2011年10月6日;《中國新聞網》2011年10月7日。

　　(11)人民網2011年12月28日。

　　(12)《東方早報》2008年10月31日。

　　(13)《環球時報》2012年1月30日。

　　(14)南希·伯索爾和弗朗西斯·福山：《后“華盛頓共識”——危機之后的發展》，載于《金融危機后發展方面的新思想》，《外交》(美國)2011年第2期。

　　(15)《泰晤士報》網站(英國)2008年4月3日。

　　(16)丁木：《經濟學界的集體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29日。

　　(17)《環球時報》2008年10月23日。

　　(18)《光明日報》2008年11月11日。

　　(19)《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20)《環球時報》2012年8月24日。

　　(21)《環球時報》2011年11月9日。

　　(22)《日本時報》網站2012年7月19日。

　　(23)《光明日報》2008年11月11日。

　　(24)《新華網》2008年10月17日。

　　(25)《光明日報》2008年11月11日。

　　(26)《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躍點”》，《人民日報》2013年01月31日。

　　(27)《光明日報》2008年11月11日。

　　(28)《環球時報》2012年1月10日。

　　(29)《朝鮮日報》網站2012年1月9日。

　　(30)《朝鮮日報》2012年1月9日。

　　(31)《環球時報》2012年1月10日。

　　(32)《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5日。

　　(33)《環球時報》2008年10月23日。

　　(34)《中國青年報》2009年5月5日。

　　(35)《環球時報》2011年2月23日。

　　(36)《東方早報》2008年10月31日。

　　(37)《人民日報》2013年4月14日。

　　(38)《環球時報》2008年10月23日。

　　(39)《中國青年報》2009年5月5日。

　　(40)《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41)《國際先驅導報》2012年2月13日。

　　(42)《東方早報》2008年10月31日。

　　(43)《國際先驅導報》2012年2月13日。

　　(44)《中國青年報》2009年5月5日。

　　(45)《環球時報》2008年10月23日。

　　(46)《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47)新華網2008年10月1日。

　　(48)《環球時報》2008年10月23日。

　　(49)《人民日報》2013年1月31日。

　　(50)《人民日報》2013年1月31日。

　　(51)《社會科學報》2009年6月11日。

　　(52)《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6期。

　　(53)《日本時報》網站2012年7月19日。

　　(54)(55)《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56)《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57)納森·沃爾夫：《當今為什么還要研讀馬克思》，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3頁。

　　(58)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頁。

　　(59)斯蒂格利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長春：吉林出版社，1998年，第2頁。

　　(60)丹尼爾·本薩義德：《馬克思主義，理論：昨天和今天》，《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6期。

　　(61)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的遺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6日。

　　(62)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第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39～440頁。

　　(63)戴維·麥克萊倫：《馬克思的遺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6日。

　　(64)理查德·斯凱思：《階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頁。

　　(65)理查德·斯凱思：《階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66)理查德·斯凱思：《階級》，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2頁。

　　(67)埃爾瑪·阿爾特法特：《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躍點”》，《人民日報》2013年01月31日。

　　(68)亞歷山大·韋貝爾：《馬克思的預言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文摘》2013年第5期。

　　(69)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第48頁，新星出版社，2011年。

　　(70)理查德·斯凱思：《階級》，第85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71)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賈米爾·約恩納：《21世紀資本主義的壟斷和競爭》，《每月評論》2011年第4期。

　　(72)《經濟觀察網》2009年5月7日。

　　(73)丹尼爾·本薩義德：《馬克思主義，理論：昨天和今天》，《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6期。

　　(74)埃爾瑪·阿爾特法特：《馬克思提供批判分析的“跳躍點”》，《人民日報》2013年01月31日。

　　(75)《環球時報》2011年10月17日。

　　(76)《聯合早報》網訊(香港)2011年8月15日。

　　(77)《馬克思主義文摘》2013年第5期。

　　(78)《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79)《光明日報》2012年2月6日。

　　(80)《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2年12月27日。

　　(81)理查德·斯凱思：《階級》，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82)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37頁。

　　(83)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1頁。

　　(84)丹尼爾·本薩義德：《馬克思主義，理論;昨天和今天》，《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6期。

　　(85)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48頁。

　　(86)《外交政策》(美國)2009年5—6月;《社會科學報》2009年6月11日。

　　(87)《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88)《人民日報》2013年7月31日。

　　(89)《人民日報》2013年3月18日。

　　(90)《東方早報》2008年10月31日。

　　(91)《聯合早報》網訊(香港)2011年8月15日。

　　(92)《國際先驅導報》2012年2月13日。

　　(93)《光明日報》2012年1月28日。

　　(94)《光明日報》2012年1月29日。

　　(95)丹尼爾·本薩義德：《馬克思主義，理論：昨天和今天》，《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6期。

　　(96)《世界報》(法國)2008年10月17日。

　　(97)瓊·羅賓遜：《凱恩斯以后》，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6頁。

　　(98)福克納：《美國經濟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373～374頁。

　　(99)瑪喬里·謝潑德·特納：《瓊·羅賓遜與兩個劍橋之爭》，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頁。

　　(100)凱恩斯：《勸說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45頁。

　　(101)索羅：《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載于克倫道爾、埃考斯編：《當代經濟論文集》，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72年，第11頁。

　　(102)《商業周刊》(臺灣)2011年2月20日。

　　(103)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4)新華網2013年3月29日。

　　(105)《光明日報》2012年1月28日。

　　(106)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1998年，第497～498頁。

　　（鏈接：http://www.cssn.cn/mkszy/gwmkzy/201405/t20140504_1145123_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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