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這一重大指導方針，得到了參會代表的高度認可，反映了全國八千七百萬黨員的一致心聲。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了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由此可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這一關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未來命運的重大指導方針的高度重視。

　　這一重大決定，是黨中央在對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歷史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新的特點、發展趨勢以及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格局的變化，在對我國當前具體國情、黨情深刻認識和把握之下，對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做出的科學而明確地回答。

　　這一重大決定，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的認識，反映了黨中央的集體智慧，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歷史實踐的理論結晶。

　　然而，對于這一重大決定，個別同志認識不清，認識不夠，認識不全面。一些搞理論的同志甚至存在理論誤區，把“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和其他方面對立起來，片面孤立地看待問題，這反映了一小部分同志的形而上學主義思想傾向還很嚴重。

　　改革總會受到個別利益集團的阻撓和反對。習近平同志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說，這次全面深化改革，必然會遇到思想觀念的障礙、利益固化的藩籬。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爭做時代弄潮兒，以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跳出條條框框限制，克服部門利益掣肘，找準改革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確保改革取得成功，最終走向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之路。

　　為了進一步澄清思想，統一認識，加強改革的凝聚共識，現就“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這一重大決定做一點理論闡釋，供黨內同志參考。

　　一、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解決“硬的兩手有機統一”的最有效實現形式，反映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鮮明的黨性特色。這是習近平同志對小平同志關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重要思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如何實現，所做出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重大探索和創新。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既不能“一手軟一手硬”，不但行不通，個別時期個別情況下，還會給黨和國家帶來重大損失;更不能把“硬的兩手割裂開”，犯形而上學的錯誤，那樣會使整個國家和社會系統運行失衡，甚至會導致黨和國家制度和性質變色。這就如同一輛汽車，如果前后驅動失去了動態平衡，即使四個車輪再好，整個車子運行起來也容易翻車，而且車速越快，越容易翻車。只有實現前后驅四輪同步驅動，保證汽車系統的動態平衡，車子才能跑得更穩、更快，才能不畏崎嶇山路，也才可以實現超車。

　　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對外貨物貿易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一位。國內生產總值一直以來更是以7.5%以上的速度在高速增長。同時，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實現翻一番的宏偉目標。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國家和社會的平穩運行，就必須在加強黨的建設的同時，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和駕馭能力，以實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再平衡和有機統一。

　　如何實現“硬的兩手的有機統一”?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一直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習近平同志審時度勢，根據改革開放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新時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發展變化，立足于黨情國情，在小平同志提出“兩手都要硬”的基礎上，高瞻遠矚，充分考慮到當前乃至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硬的兩手”的結合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如何實現“硬的兩手的有機統一”問題，適時并突出強調了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解決“硬的兩手有機統一”的最有效實現形式，并創造性地提出了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從而為解決這一重大問題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因此，也可以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的最有效的組織形式。

　　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當前世界第四次長波危機時期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必然要求，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辯證統一關系的必然表現，是黨指揮經濟而不是經濟指揮黨的必要保證，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是當前新的歷史發展時期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要求。

　　(一)當前我們正處于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第四次長波危機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社會生產方式與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已發展成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已經日趨尖銳化，社會危機、經濟危機日益加深，矛盾不可調和。相反，我國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日益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無比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既為當前我國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提供了政治體制保障，也為當前我國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爭取了歷史空間和時代際遇。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方式和形態，取決于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所指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在二者互動的過程當中，上層建筑并不是被動地、單線式地被經濟基礎所決定，上層建筑同時能動地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其能動作用力的大小取決于上層建筑人格化對資本的駕馭能力。這種駕馭能力的大小決定了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形態。因此，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決定了黨對社會生產方式的控制和駕馭能力，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戰勝第四次長周期危機的能力。

　　(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新的社會歷史發展時期生產關系變革的必然要求。在當前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越來越難以駕馭勞動。勞動的不斷創新與發展，要求資本的創新與發展日趨同步，以形成勞動與資本相統一的社會生產方式。因此可以說，勞動對資本的變革要求具有革命性，而資本在懶惰的同時卻對勞動提出了更高的單向性要求，這在資本主義第四次長波危機時期是不可實現的。因此，必須變革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調整生產關系，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適應我國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來推進社會發展。社會基本矛盾總是不斷發展的，所以調整生產關系、完善上層建筑需要相應地不斷進行下去。他同時指出，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是因為要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僅僅依靠單個領域、單個層次的改革難以奏效，必須加強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增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協同性。只有既解決好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應。因此，對于生產關系變革的頂層設計，必須遵循下面兩個原則：一是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消化并促進生產力;二是必須確保黨對生產關系的絕對駕馭。黨對生產關系的絕對駕馭，決定了黨對剩余價值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剩余價值的所有權是政權的基礎，是政黨進行階級統治的基礎和保證，決定了政權的穩固性;剩余價值的分配權則決定了政權統治的長期性。因此，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必須建立以中央國有資本為主導、以所有制為紐帶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作為我黨長期的經濟發展路線和指導方針。因此，黨必須指揮經濟，而不是經濟指揮黨。

　　三、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保證。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一直依賴以投資拉動和粗放型經營為特點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片面追求GDP。究其結果，這種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導致一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出現，如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結構不合理以及環保等問題愈加嚴重，工人階級主體地位呈弱化趨勢，腐敗對黨的先進性和堅強性的腐蝕也越來越不容忽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經濟發展方式問題，多次、先后提出“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但都沒有收到切實效果或實效不明顯。究其深層原因，關鍵在于沒有切實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

　　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這是由黨的階級性、先進性和堅強性所決定的。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及其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使得工人階級主體地位和黨的先進性、堅強性相對弱化，其結果就必然導致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力度不夠。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站在時代高度適時提出加強黨的先進性教育，其意于此。因此，如果黨放棄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或者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力度不夠，就極有可能重蹈過去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就會導致兩極分化進一步惡化，基尼系數進一步擴大，就會使人民的利益受損。這是廣大人民不愿意看到的;就會導致工人階級和工農聯盟基礎的弱化，有被淪為被統治階級的危險;就有可能使黨的性質和顏色改變。

　　因此，要保證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加快形成，就必須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這是由新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所決定的。

　　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包括三個方面，即自主性，內生性和集約性。自主性，包含兩個層面，即制度安全和經濟安全，其顯性表現在國家經濟主權。經濟自主性的加強，有利于增強我國外交主動性，有利于增強我國經濟主權原則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主導作用，有利于增強我國在二十一世紀上半葉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重建中掌握主動權。這是實現“中國夢”的必要保證。內生性，即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源，正如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培育一批拉動力強的消費增長點，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擴大內需的前提，是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這就需要增強黨對剩余價值的支配權。內生性決定了自主性，自主性又促進了內生性的發展。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體現在生產關系層面。集約性，是相對于粗放性而言，其核心是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其本質是通過生產要素質量和效率的提升，從而提高生產產出轉化為市場產出的能力。集約性主要體現在生產力層面。

　　體現在生產關系層面的經濟自主性和內生性與體現在生產力層面的集約性，構成了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形態。這個核心形態決定了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存在，從而決定了上層建筑的性質。同樣的，上層建筑的性質也反作用于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從而決定了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形態、內涵和性質。

　　因此，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保證。

　　四、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全面深化改革、強化、落實和執行頂層設計的堅強保證。

　　(一)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黨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直接領導這一組織體現的決定性和絕對性要求。

　　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重大決定。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必須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以更大決心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以及“ 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堅定不移實現中央改革決策部署。”

　　在這一方針指引下，中央決定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以下簡稱“深改小組”)這一議事協調組織機構，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并由習近平總書記任組長。這是黨對經濟工作絕對領導的組織體現，也是由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和改革的全面性決定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主要職責是研究確定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則、方針政策、總體方案。在這個六位一體的改革系統中，如果將每個體制改革作為一個矛盾獨立體來看的話，那么經濟體制改革則是改革這個大系統中的主要矛盾;如果將六個體制改革作為一個獨立矛盾體來看的話，則經濟體制改革則是這個獨立矛盾體的矛盾主要方面。因此我們說，經濟體制改革具有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雙重特性，其改革效果的好壞，規定和影響了其它五方面體制改革的成效;其改革效果的好壞，直接關乎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敗;其改革效果的好壞，直接關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歷史命運和存在必要性。

　　由此得出，全面深化改革，黨必須加強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相應地，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就決定了黨必須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絕對領導。

　　(二)黨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絕對領導，是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力度和效率的必然要求。

　　如何規劃和協調改革全局?這是組織機構設立的問題。如何全面推進改革并使之高效運行?這是組織機構的運行效率問題。組織機構的結構性設計如何，直接關乎組織的運行效率。前者對后者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

　　關于改革的組織機構的設立，從歷史上看，先后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設立的“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直到2003年撤銷這一機構并將職能并入當時新成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從上述歷史沿革上看，以上機構都是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而設立的。從歷史實踐的效果看，一定時期對指導和推進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改革逐步步入深水區，部門利益、地區利益、集團利益逐步呈固化趨勢，相當程度上成為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所謂的“頂層設計”變成了部門利益設計;政府部門之間利益糾葛、扯皮現象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導致價值鏈條運行效率降低。以上兩種情形，導致處于深水區的改革出現頂層設計難、統籌協調難、整體推進難、督促落實難等“四難”現象。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當前要繼續推進改革，不斷全面深化改革，加強頂層設計，提高改革的效率，就必須從我國當前的黨情國情出發，從改革的組織設計到運行設計上進行自我改革，如此才能適應處于深水區中的中國改革的需要。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適時提出了建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這一英明之舉，并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建立一個由習近平同志擔任組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各地區各部門都要指定一個機構負責改革工作并由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抓等這樣一個組織機構設計和運行機制。

　　上述這種改革組織機構的設計和運行機制的確立，是在總結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了我黨的組織優勢，立足于加強中央權威，并考慮到組織運行效率的基礎上做出的管理創新。這種創新模式，我們可以稱之為“線性管理模式”。這種線性管理模式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具體體現，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政體優越性的體現，是西方憲政制度所無法比擬的。

　　我們知道，決定線性管理模式效率的核心在于命令鏈的可持續上——黨的組織的高度垂直統一性和黨作為執政黨的黨領導政府的政體形式作為充要條件滿足了這一要求。其次，決定命令鏈效率的兩個條件，權威和命令統一性更是我黨的絕對優勢。其中，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以習近平總書記為組長、在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充分滿足了“權威”這樣一個條件;黨的嚴格組織紀律性則有助于“命令統一性”的加強。

　　黨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絕對領導，體現在這種線性管理模式上，能夠充分發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領導力度和運行效率，確保頂層設計的全局高度和不折不扣的協調、推進和落實的效率。

　　五、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必須加快形成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

　　對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過去提出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決定性作用”，實現了質的飛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市場，作為以商品等價交換為準則的資源配置方式或手段，就其主體來看，無論市場體現為哪種形態，其市場主體都是以人為本體的。以人為本，貫穿了市場這個以商品等價交換為準則的全部經濟活動的一切形式、方式、方法或手段。可以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是否發揮決定性作用及如何發揮決定性作用，最為關鍵的因素還是市場主體，即人的因素。

　　堅持以人為本，既是市場主體的要求，也是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黨和市場之間，二者的契合點是人民。人民主體論是二者最大的共同點。

　　人民主體論，是黨的價值觀念體系中最核心的理念，反映著黨把人民作為最高的價值主體和評價主體，把人民的政治、經濟和其他一切利益及其社會實踐訴求作為最高價值和評價參照坐標的執政價值理念。尤其是在以商品等價交換為準則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經濟活動中，黨的人民主體論的價值理念更是體現得極為充分而明確。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所闡明的，“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以人民主體論為核心理念的黨的價值觀念體系中，主體和客體是高度一致的。即，黨的利益價值取向與人民利益價值取向高度一致。

　　因此，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絕對領導，就是為了更好發揮人民作為市場主體的決定性作用，尤其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作者系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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