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判斷宏觀經濟形勢的指標選擇

對于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態勢，一種觀點認為主要面臨的是通縮的壓力，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已經面臨著通脹的危險了。究竟應該繼續采用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還是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呢，中國政府現在面臨著兩難選擇。　　

第一種觀點，有以下事實作為佐證：（1）就業形勢并沒有根本性好轉；（2）國際經濟形勢（尤其是美國）并沒有明顯的好轉、國際貿易摩擦日趨嚴重，我國出口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前景暗淡；（3）國內消費需求并沒有明顯改善；（4）非政府投資需求也沒有明顯增加，實業經濟的利潤并沒有顯著性地增加。按照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理論，出口、消費、投資（實質以盈利為目的的民間投資）增長乏力的基本面并沒有改變，所以判定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態勢仍然處于通縮的壓力下。　　

   第二種觀點，也有若干的事實作為佐證：（1）糧食、蔬菜、食用油、肉類價格已經有了較大幅度的上漲；（2）石油、鋼材等生產資料價格（雖然有所回落，但仍）大幅上漲；（3）股市（即使最近有所回落，但仍）大幅飆升，市盈率居世界前列；（4）房地產價格繼續上揚，（雖已有回落的跡象，但）泡沫很大；（5）今年上半年新增信貸總額7.37萬億元，占上半年GDP（近14萬億）一半以上；（6）今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56.9萬億元，同比增長28.5%（比GDP增長率高了21.4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19.3萬億元，增長24.8%（比GDP增長率高出了14.7個百分點），貨幣發行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實物產品的增長量。按照通貨膨脹的定義，中國目前通貨已經開始膨脹是無疑的。　　

   顯然，上述兩種觀點提出的證據都是無法辯駁的，但是，說中國宏觀經濟既存在通縮、也存在通脹，這在邏輯上似乎是說不通的。按照對通縮和通脹的一般理解，那意味著通貨升值和貶值同時存在，也意味著中國經濟既處于衰退、又處于繁榮的境況中。　　

政府需要知道的是，我國現在的宏觀經濟態勢究竟是處于過熱還是衰退、甚至是復蘇的階段，政府究竟應該采取何種宏觀措施來進行調控，以實現經濟的穩定、持續、健康增長。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我們跳出上述宏觀經濟分析思維。　　

首先要明確的是，通貨膨脹（物價指數）表現的是貨幣與產品之間的數量關系，與經濟處于衰退、復蘇還是繁榮沒有直接的關系。不管經濟處于什么階段，只要貨幣被過多發行，通貨都會貶值的，只不過貶值的幅度和快慢程度會因經濟所處的階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貨幣過多發行，其貶值表現來得快、貶值幅度比較大；在經濟衰退的時候，貨幣過多發行，其貶值表現來得慢、貶值幅度比較小，因為此時存在“流動性陷阱”的問題。所以說，用物價指數來判斷經濟處于衰退、復蘇還是繁榮的指標，是不合適的。上述悖論就是因為這種分析思維而起的。　　

其次要明確的是，究竟用什么指標來判斷宏觀經濟是處于衰退、復蘇還是繁榮的境況。雖然現在也有很多指標可以用來判斷宏觀經濟的景氣狀況，但是，最直接的指標還是消費品零售額實際增長率（名義增長率扣除貨幣貶值部分）和失業率。經濟增長的最終目的是滿足民眾的消費需求，所以，只有消費品零售額實際增長情況才最能說明經濟增長的績效。而消費品零售額的（實際）增長既需要廣大勞動力去生產、同時也需要民眾手中的購買力提高，這兩者都要求勞動力不能大量失業；而且，失業過多還會影響到社會和政治穩定，所以，失業率就成為另外一個直接反映宏觀經濟境況的指標。本文就選擇這兩個指標來嘗試性地判斷我國的宏觀經濟態勢。　　

二、我國宏觀經濟態勢判斷

利用上述兩個基本觀點和指標，我們很容易對我國的宏觀經濟態勢作出判斷：　　

一個方面，由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或者說“穩健”的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現為貨幣發行增長率遠大于GDP增長率），通貨一直存在膨脹的壓力，只是在經濟增長下滑的時候，稍微有所緩解（但這個壓力并沒有因此而消除，而是往后推延而已）。不管是我國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還是股市的泡沫，以及鋼材等原材料價格的上漲，都是貨幣過多發行導致投機盛行的結果（因為增發的貨幣缺乏實體經濟投資機會，而這又主要是由內需不足、或者說經濟不景氣導致的）。石油價格的漲落，不是中國經濟是否景氣能說明得了的，而主要是由國際石油寡頭們決定的。糧食、食用油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不過是由于其供給減少導致的被動型上漲罷了。總的說來，我國的通貨膨脹的壓力既有主動過多發行貨幣的原因、也有價格被動上漲的原因。　　

另一方面，我國從2003年以來的就業壓力是越來越大，不僅僅是城鎮下崗工人和新增勞動力、還有農民工和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度也是越來越大。為了增加就業崗位，政府不斷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或“穩健”的貨幣政策）。一個方面，增加政府投資和各種轉移支付以拉動內需；另一個方面，加大出口退稅力度（以及其它的優惠政策）和低估人民幣匯率以促進出口。　　

政府投資的高速增加自然擠占了消費的增加速度，使得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就體現出的內需不足（或者說相對過剩）的缺口是越來越大（這表現為消費品零售額的增長速度相對放慢），而這又倒回來加大了增加出口和政府投資以促進就業的需求（或壓力）。增加政府投資和轉移支付、加大出口退稅力度，無疑增加了財政負擔、進而增大了財政赤字的壓力，財政赤字最終又演變為貨幣的過量發行、投機盛行與部分行業的泡沫（而泡沫經濟是靠貨幣鼓吹起來的，對增加就業是沒有多大幫助的）。低估人民幣匯率雖然有利于出口，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國際貿易摩擦頻發和加劇、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的炒作；國際游資對人民幣的炒作進一步加劇了人民幣在國內的貶值（以及部分行業的泡沫）和推動了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升值；而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升值意味著數萬億外匯儲備的縮水。　　

結果是，我國的經濟增長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體現出內需不足、嚴重依賴于政府投資和出口、貨幣過量發行的特征，以及2003年以來就業壓力（尤其是高校畢業生）不斷加大的特征，簡單地說我國經濟已經呈現出了滯脹的特征（雖然我國的GDP一直在增長，但由于GDP核算存在的種種缺陷，使其并不能準確表示宏觀經濟的運行態勢）。而受到2008年以來的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就業形勢更加嚴峻，以至于我國政府采取了空前的大規模的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在積累已久的通貨膨脹壓力和經濟泡沫尚未消除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大了通脹的壓力。　　

三、破解我國宏觀經濟滯脹困境，需要新的宏觀經濟思維

至于為什么經濟不景氣會伴隨通貨膨脹問題，這不在本文的談論范疇。本文所關注的是，如何才能破解這種滯漲的困境。事實證明，我國目前宏觀經濟所處的境況，不是依靠增發貨幣、增加政府投資所能解決得了的，而促進出口在目前我國所處的非對稱性的國際貿易環境下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出口加工增加了就業，但國人所創造的財富卻是被外國人所享受，我們獲得的只是不能購買外國人創造的財富的他國央行所發行的貨幣，這種貿易的不對稱性已經使得出口失去了交換的意義。其唯一的意義在于增加了就業，其本質是一種轉移支付——國人對外國人的轉移支付、國內社會對這部分就業人員的轉移支付）。所以，要破解我國的宏觀經濟滯漲困境，再以不能繼續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理論了，而需要新的宏觀經濟思維。　　

第一，   如何增加就業（嚴格說是減少失業），鞏固社會穩定？　　

這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討論，一是勞動力的供給，二是勞動力的需求。首先說勞動力的供給。中國人口13.2億（2007年統計數據），按照我國一般的家庭結構（每家5口人，勞動力3人，勞動力人口比例60%）計算，勞動力人數在7.9億左右，保守估計也在7.5億人左右。其中城鎮人口占45%、鄉村人口占55%（2007年統計數據），按此推算，城鎮勞動力在3.38億左右，鄉村勞動力人口在4.13億左右，再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農村勞動力（因為農業的比較收益低，而不是因為是否剩余。認為只有剩余的農村勞動力才會進城，是一種不懂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表現）還會不斷地涌向城鎮（而城鎮勞動力不會流向農村），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農村大學畢業生，這樣以來，城鎮的勞動力供給幾乎會不斷地增加。如果我們再假設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達到西方發達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生產方式采用機械化、并規模化經營，那么我國城鎮勞動力供給的極限是7億左右（是目前的城鎮勞動力的2倍多，即還會有約3.6億農村勞動力將轉移到城鎮）。　　

其次說勞動力的需求。按照目前的工業生產技術水平，2.0629億的第二產業就業人員（包括農民工，2007年統計數據），所生產出的工業品就已經遍及全世界，而且激起了嚴重的國際貿易摩擦和糾紛，假設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再增加1億人（這才僅僅是農村將轉移到城鎮去的勞動力總數的28%）、且現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不變，估計所生產的工業品要賣到外星球才可能賣完了，這說明，我國的第二產業的就業容量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可能容納那么的農村勞動力。再說第三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第三產業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第一、第二產業的，沒有這前兩個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就成了無源之水了；當然，從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看，有人也許會認為我們也可以將第三產業建立在外國的第一、第二產業發展的基礎上，但這會帶來我國產業的空洞化，而且諸如倉儲郵政、批發零售、餐飲住宿、房地產業等根本不可能建立在外國的第一、第二產業基礎上；如果是發展高新技術，這又受到我國教育體制和勞動力結構以及科學技術基礎的限制，注定（至少在短期內）吸納不了太多的勞動力，這對于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而言純屬杯水車薪。　　

從上述我國勞動力的供求兩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工業化解決不了我國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第二，發展第三產業來解決我國就業問題，不僅受到眾多客觀因素的制約，而且也是杯水車薪；第三，結合新農村建設，扭轉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減少農村的主動失業和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而減輕城鎮就業壓力，就成為我國解決就業問題的不二選擇。要知道，農業是吸納勞動力能力最強的部門，何況我國現實中的農業已經表現出了勞動力不足的情況。　　

第二，   如何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科學發展觀為我們指出了發展的方向和原則，但是，如何才能實現科學發展卻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面，是不可能全面展開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的，所以本文僅就其一點而展開加以討論——如何才能扭轉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從而解決我國就業的問題，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要減少農村的主動失業和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而減輕城鎮就業壓力，前提是要扭轉目前的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而要做到這點，依靠市場是不行的，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農產品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后導致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的趨勢已經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政府干預（準確地說財政轉移支付）是必不可少的。雖然，我國政府目前已經采取了不少惠農政策，近年來也加大了惠農力度，但是力度仍然達不到扭轉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藥味對了，但劑量不足，還是治不好病。　　

要扭轉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又需要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方面是提高農業生產收益，另一方面是降低非農產業收益（或抑制非農產業收益增長）。但是在目前國內盲目崇拜工業化、城市化的思潮下，在錯誤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政策下，不僅大量的國民財富通過市場初次分配被轉移到了非農產業、轉移到了城鎮（尤其是大城市），而且財政再分配還加大了這種轉移的力度，農村、農業、農民所得到的國民財富比例自然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扭轉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也就難以實現了。也就是說，我國要實現科學發展、要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轉變我們盲目崇拜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觀念、調整改善工業化和城市化政策，圍繞可持續地減少失業，調整城鄉收入分配格局、減小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扭轉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低的局面，促進三大產業之間、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發展。　　

只要農業比較收益的局面得到扭轉、按照城鄉一體化要求農村生活條件得到改善，農村勞動力就不會像目前這種規模和趨勢涌入城市和非農業了，城市就業問題就會在總體上得到解決，很多經濟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第一，政府也用不著為了增加就業而采取那么大力度的投資、出口退稅和發行貨幣的政策了，主動型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就不會那么大了；第二，農民的相對收入水平提高、城鄉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內需也自然會大幅度增加了，工業產品的相對過剩問題也就會相應地減輕許多（其實，通過擴大投資或擴大生產來解決相對過剩的問題，無異于掩耳盜鈴，這只會加重相對過剩的程度，因為在收入分配結構不變的情況下，每一輪的再生產都再生產了這種相對過剩）；第三，農村也就不會有那么多的人主動失業了，農業生產也就穩住了，因為缺乏勞動力和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帶來的糧食安全問題也就自然煙消云散了，因為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上漲導致的被動型通脹（與增發貨幣引起的主動型通脹相區別）也就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大為緩解）了；第四，城鄉一體化了，就不會有那么多的農民涌入城市，城市交通、住房、教育、醫療衛生、安全等問題也就會得到緩解，從而可以減少城市公共品供給的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的下降（因為城市公共品供給的財政資金使用效率也存在邊際遞減的問題），這反過來又使得政府可以將更多的財政資金用于改善農村生活條件、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提高農民相對收入水平以及其它更有價值的用途（如教育、科技創新、生態環境和資源的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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