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擁躉，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物的學說，一度成為我國許多學者“分析”和“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來源之一，反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卻在今日之經濟研究中略顯冷清。雖然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之一，但其決不能成為指導中國實踐的直接理論。因為，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關鍵時期，堅持何種政治經濟學，實質上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走向。

　　這兩種政治經濟學爭論的焦點是勞動價值論，有人認為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在當代社會已經過時，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不如干脆放棄，選擇包括勞動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石，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二者同根同源。但因各自有不同的追求，道不同不相為謀，終于各從其類，分道而行。古典政治經濟學用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的原理，詮釋資本主義內部關系和生命過程，取得了許多有科學價值的成果;也因為其勞動價值論的缺點和盲點，釀成了諸多錯誤，造成了不良影響。古典派經濟學家不能用正確的歷史觀看待資本主義社會，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絕對的最終的社會形態，是他們錯誤的根源。站在資本主義天然合理的立場上，他們思力不足、勇氣不強，不能正視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揭露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事實。

　　馬克思沒有簡單地接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而是對它進行了認真審視，重新論證，并用新的元素做了補充，使自己的勞動價值論呈現出嶄新的面貌，成為勞動價值論的“升級版”。換句話說，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派的勞動價值論，進行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還用自己的新見解做了解釋，使勞動價值論變得更加充實、完善和科學。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批判地論證了商品中包含的勞動二重性。馬克思自信，這是理解他的政治經濟學說的“樞紐”。

　　斯密有鮮明的商品二重性觀念，但他的價值論把生產商品消耗的勞動時間和商品交換的勞動時間混為一談，誘發了生產費用論的錯誤。李嘉圖完全接受斯密商品二重性觀點，并且嚴守資本、土地不能創造價值，資本中物化勞動價值必定要轉移到產品中去的原則。但他未能闡明什么性質的勞動創造使用價值，什么性質的勞動創造價值，以及資本中物化勞動是怎樣轉移到產品中去的。斯密、李嘉圖遇到的許多困惑，運用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理論，皆可迎刃而解。

　　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理論，概括地說就是：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都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味上的支出，當作同一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價值;一切勞動，從別方面看，又都是人類勞動在特殊的合乎目的形態上的支出，當作具體的有目的的勞動，它形成使用價值。商品價值作為人類勞動的結晶，實際上是人們生產關系的物化，并無任何物質內容。商品的使用價值，說到底是勞動和自然物的結合。在物質要素被資本和土地經營者占有時，表面上看，極像三要素占有者共同作用，創造了使用價值，政治經濟學稱這為“商品拜物教”。商品價值不是具體勞動創造的，但具體勞動消耗的資本中物化勞動的價值，因為是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固然要轉移到使用價值中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支配著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一個一個的商品表現為它的“原素形態”。資本主義社會這些財富是怎樣形成的呢?馬克思的勞動二重性理論表明，它們是商品生產創造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商品分析開始的緣由。

　　沿著勞動二重性理論的思路，追究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矛盾發展的過程，便可發現，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如何外化為商品與貨幣的對立，又如何進一步發展成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對立，以及商品價值生產如何發展成資本剩余價值的生產。從這個角度看，勞動二重性理論，堪稱是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津口要道。

　　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這樣一個因果鏈條：商品二重性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決定;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又由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生產社會化是社會生產的大趨勢，發展到一定階段，便與私有制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一旦私有制給予生產力發展的余地用盡，私有制就會消亡，被公有制取而代之。據此，馬克思推定，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階段，不是終極社會。

　　上述足以扼要說明，勞動二重性理論是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樞紐”，更是鑒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標志。信息化時代的確給勞動價值論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和新挑戰，需要政治經濟學家們給予科學的解答，但是沒有任何事實證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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