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經濟條件下剩余價值的來源和分割

                              鄭彪

（本文發表于《管理學刊》（雙月刊）2011年第4期，有刪節）

摘要：美國金融海嘯和世界經濟危機再次證明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沒有過時，金融不創造一個價值原子。本文在探討信息經濟引發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國際分工的深刻變化的基礎上，論證了現階段剩余價值生產的新特征。作者指出，信息經濟極大地提高了腦力勞動對價值形成的作用，是當代剩余價值生產的一場革命，它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和活勞動創造價值的效率，但是或勞動仍然是當代價值的唯一源泉。作者還對當代壟斷價格如何進一步掩蓋剩余價值的來源以及壟斷利潤的分割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剩余價值；勞動價值論；活勞動

20世紀70-90年代以來，隨著微電子技術創新和數字化管理日益普及，使得資訊管理成為整個經濟活動的核心，世界經濟進入全球化的信息經濟時代。（1）如同資本主義工資與勞動力的等價交換掩蓋了剝削，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息和地租掩蓋了剩余價值來源一樣，隨著當代機器人生產大量應用、第三產業特別是金融業的爆炸性發展而來的制造業和整個實體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特別是進入所謂信息經濟時代，進一步掩蓋了剩余價值來源，更使得在當代條件下，近代原本由西方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創立而由馬克思加以科學論證的勞動價值論備遭詬病和攻擊。20世紀80年代，隨著“第三次浪潮”席卷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已經鮮有敢于堅持勞動價值論者。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新自由主義思潮甚囂塵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邊緣化現象的背后是其價值被“重估”，首當其沖的就是勞動價值論，被放棄、嘲笑和踐踏；而信息技術條件下所謂“金融煉金術”之類的一夜暴富的錯誤思潮大行其道，其后果和影響相當惡劣。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的一個后果就是再度彰顯了制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的地位，其理論反映就是呼喚勞動價值論，再次宣告活勞動創造價值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金融不創造價值的一個原子。

科技進步與價值創造，對于政治經濟學來說（現代西方經濟學諱言價值，侈談價格，在現象形式上兜圈子）是一個亦新亦舊的問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活勞動是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產要素離開活勞動的推動，本身都不能創造價值。威廉·配第（1623-1687）提出勞動價值論觀點的時代背景，正是近代西方在長期吸收東方科技成就基礎上大力發展工場手工業和為工業革命積蓄力量的時期；而第一個系統論述勞動價值論基本原理的亞當·斯密于1776年出版《國富論》，其時工業革命已經開始；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問世于1867年，距英國工業革命開始已經一百年，馬克思科學地回答了近代科技革命條件下價值和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問題在于，現代科技進步迅猛發展，遠比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發展跑得快，而且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依仗經濟優勢和高分貝媒體優勢等話語權，不斷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挑戰和肆意攻擊。到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否定科學勞動價值論的種種謊言終于不攻自破了。

實際上，信息經濟條件下活勞動仍然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雖然一個半世紀過去了，現在的世界與馬克思時代相比，表面上幾乎面目全非，但仔細考察不難發現，只是價值創造的客觀條件發生了巨大變化，價值的來源并無改變。在當前條件下堅持勞動價值論，需要科學地回答信息經濟條件下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在我國，程恩富教授較早地回答了這個問題。2001年程恩富教授指出：“科學技術的運用提高了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活勞動的復雜性，使人類的勞動不斷起著自乘的作用。因此，把握這一關系就成為理解全問題的樞紐。”（2）現在需要進一步揭示，在信息經濟條件下，人類勞動的這種“自乘的作用”是怎樣發生的？活勞動仍然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這一點沒有改變，但是活勞動本身是否發生了新的重要變化，具有新的特征，而信息技術在當代剩余價值生產中的作用如何？等等。

首先，信息經濟極大地提高了腦力勞動對價值形成的作用，不啻是當代剩余價值生產的一場革命；它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和活勞動創造價值的效率，活勞動仍然是價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在活勞動的構成中腦力勞動已經占有絕對優勢，這種情況進一步掩蓋了剩余價值來源。

人類任何時代的科技進步，都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其中也都與信息、知識密切相關。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和信息經濟的發展，作為當代產業結構和世界經濟的一場革命，也必然對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價值創造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就其深刻性和意義來說，不啻是一場革命。從世界經濟看，從工業革命發生到20世紀60年代，雖然總起來說腦力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愈來愈大，但是體力勞動在活勞動中的比重仍然相對較大，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數很多，作用很大，也是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活勞動中的腦力勞動已經成為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為什么這樣說？

第一，這是信息經濟條件下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根本改變決定的。當代微電子技術、互聯網和數字化管理的普及，已經使社會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社會再生產過程與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企業管理等領域發生了革命性變化。例如在生產領域，體力勞動日益為機器所排擠，最先進的無人生產流水線甚至將看得見的活勞動（工人、技術人員）排除在外，價值形成和社會財富的創造愈來愈主要表現腦力勞動的成果。

第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信息技術和信息經濟為腦力勞動更多地介入商品生產和服務即介入價值形成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物質基礎，活勞動愈來愈多地以腦力勞動的形式存在和發生作用，包括在生產過程中推動生產資料，在流通和交換領域以信息/知識形式為平臺進行組織和管理；在這種條件下，腦力勞動已經日益向商品注入更多的價值（包括某些層層累加的所謂“附加值”），成為商品價值形成和利潤的主要來源。現在已經到了離開數字化運行和管理，社會再生產和整個社會生活就會中斷的地步。科技進步大大提高了腦力勞動的地位，使活勞動中腦力勞動在創造價值中的作用愈來愈大，比重也愈來愈大。這種趨勢在19世紀后半葉已經很明顯，所以馬克思說，復雜勞動等于倍加的簡單勞動。而在信息經濟時代，腦力勞動被稱為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成為“直接生產要素，而不只是其中的一個要素”，特別是腦力勞動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更大大提升了商品價值，據認為這是信息經濟較之以往經濟時代的“最大不同點”。（3）

第三，信息經濟大大提高了全球總資本和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了全球社會生產力和經濟效率，降低了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和管理的成本，也就大大提高了全球利潤。

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全球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資源全球性優化組合，特別是信息技術下即時性全球性整合，這是空前的，例如可以做到零庫存。離開信息經濟，無法想象這一輪驚心動魄的經濟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對于跨國公司來說，歷史上形成的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線條較粗；一個公司要組織全球性原材料采購和生產、流通，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不僅是由于全球各地區之間空間的阻隔和時間的落差以及各種復雜的社會政治原因，也由于世界各地區、各國的大量資訊的搜集、分析和處理相當復雜和困難，經濟政治成本也相當高。例如為了在某個國家、地區攫取壟斷利潤，往往需要預先不計成本地長期投入人財物力，極為費力費錢費時，搞不好還泡湯，血本無歸（有時還需要配合以外交、軍事介入之類的手段）。即使在20世紀借助于現代通訊手段，由于信息的搜集、傳遞、分析、整合、反饋受市場條件變化、時間落差等因素影響，會造成生產、倉儲、銷售的種種再生產循環不銜接而效率低落。而在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大發展條件下，世界被“鏟”成“平”的，即使不那么“平”，也可以通過加快“與國際接軌”而擺平，這一切條件都大大改善，全球國際分工更加精細，一個跨國公司內部也可以形成精細的國際分工，單位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公司的管理者可以將主要精力專注于各種決策，全球總資本的效率大大提高，總成本也大大降低。

其次，信息經濟條件下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秘密，在于通過深化國際分工控制了在生產過程中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的關鍵環節，并通過名牌效應形成壟斷價格和壟斷高額利潤，不僅預先決定了剩余價值分配，而且以世界名牌形成的壟斷價格和高額壟斷利潤高得驚人，與價值相去甚遠，不成比例，這種情況也進一步掩蓋了價值和剩余價值來源，造成否定勞動價值論的假象。

為了進一步分析當代壟斷價格對價值的背離和由此掩蓋剩余價值來源的現象，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世界名牌商品的壟斷價格下的壟斷利潤。

第一，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通過打造商品的全球品牌所實現的利潤，屬于其在該種產業的全球生產和流通中居于壟斷地位而獲得的超過全球平均利潤的高額壟斷利潤。壟斷利潤的一般基礎，同其它形式的利潤一樣，仍然是（廣義）生產過程中的活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當代壟斷利潤之高，已經達到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程度。美國耐克公司1993年支付給喬丹一年2000萬美元的廣告肖像使用權酬金，其廣告支出成本相當于當年1900萬雙耐克鞋的工資成本！（4）其所以能夠支付如此高昂的肖像使用費，完全由于耐克鞋的高額壟斷利潤。美國有評論說，中國由于缺少品牌，只是貼牌生產，被迫對外支付巨額專利技術使用費，就只能做世界工廠。一雙耐克鞋，中國只能從每個美元利潤中拿到4美分。（5）那么，為什么名牌商品的價格如此離譜，而消費者卻還趨之若鶩呢？

隨著當代條件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上流階層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基本生活需求已經趨于飽和，為了刺激消費和擴大市場，在壟斷資本推動下，興起消費至上思潮和形成消費社會(消費社會還有壟斷資本集團的政治需要和冷戰需要，這里不論)。在消費思潮引導下，消費的社會心理因素大幅上升，導致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地位大幅度下降。壟斷資本引導消費潮流，制造名牌效應，是追求壟斷高額利潤，消費者則追求使用名牌帶來的社會心理滿足，對商品的使用價值已經不甚在意。假冒偽劣商品的利潤，與商品的使用價值呈負相關，過于離譜。世界名牌商品的壟斷高額利潤，與商品的使用價值一般呈正相關，但是不成比例，離譜到荒唐地步。但是消費者對前者深惡痛絕，對后者卻心甘情愿，樂此不疲，不自覺地落入“溫柔的陷阱”。馬克思說：“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6）這是使用價值的一般含義，但是實際上實用價值的形成也有其社會文化和心理因素。隨著西方國家大規模消費社會形成，中高端消費者對商品的使用價值已經不那么在意，而對商品品牌的社會心理需求，也就是能帶來的虛榮特別在意。這原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在消費文化上墮落的表現，然而資本主義既然已經“全球化”了，誰還管那個？在這種條件下，雖然商品的價值仍然由活勞動創造形成，但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功能發生了重要改變。消費者已經不滿足于以往商品所具有的一般使用價值，而開始消費品牌這種所謂“附加價值”。換言之，在消費社會，隨著社會消費心理的改變，品牌不僅日益成為使用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品牌大大提高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甚至虛幻的品牌似乎也成為獨立的商品，具有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荒唐透頂。反過來，正因為品牌成為使用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乃至成為獨立的“使用價值”，創造品牌的抽象勞動，如研發、設計、發明、創新等等抽象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量，不是簡單勞動和作為一般倍加的簡單勞動——中低技術的復雜勞動所能比擬的；這些高級抽象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與推動這些抽象勞動的可變資本的比率，亦即剩余價值率，也不是簡單勞動和一般復雜勞動所能比擬的。盡管如此，離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壟斷資本的壟斷地位，以及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的各種制度法律體系，如知識產權制度、專利制度以及建筑在現代消費心理學基礎上的那些能把死人說活了和能使得受眾頓時血管噴張而掏錢上當的媒體廣告轟炸，等等，再高級的抽象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也難以達到如此荒唐和離譜的程度。所以這一切，都是當代世界經濟的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為壟斷資本帶來的壟斷高額利潤。

第二，在當代生產專業化和分工高度發達條件下，商品的使用價值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其生產過程已經與以往不同而在時空上被“分割”，即“生產”某種商品品牌的研發、設計、發明、創新等決定高額利潤的核心環節已經從一般生產過程中分離出來，獨立出來，這些不同的環節可以分布在全球的不同地方。而作為打造品牌的重要部分的廣告設計和商品行銷工作，成為生產領域在流通流域的延伸，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在消費社會特別是信息社會中廣告行銷對于打造品牌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從事廣告創意、影音、文字等抽象勞動對于提高剩余價值率和形成壟斷價格和壟斷利潤，也具有難以估量的作用。同理，這一切通過流通領域所實現的，也是壟斷利潤。這樣一來，似乎每個環節都獨立創造利潤，忽悠也創造利潤，更使得剩余價值的來源撲朔迷離。

實際上，與當代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精細相聯系，這里不同生產流通環節所實現的只是企業總資本循環所創造的同一個剩余價值的分割，即由不同環節組成的企業的總價值鏈所形成的總利潤鏈的分割。

與企業的分工相適應，其利潤一般可以分割為四塊：

（1）研發（設計）利潤（包括核心技術研發、技術創新和商品標準制定），為企業的核心利潤。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剩余價值創造已經愈來愈不局限于以往狹義的生產領域，而向生產的前后環節（研發和銷售）延伸。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滯漲和衰退，迫使企業進一步向整個流程挖掘潛力，從中更精細地尋找和掌握所謂核心“利基點”，就是形成企業總利潤最關鍵也最大的那一塊利潤，而且要把這部分蛋糕盡量作大，所謂“附加值”，實為包括部分價值泡沫。要做到這一點，主要靠研發設計，既有專利收入，又有名牌效應，這是創造壟斷利潤的關鍵。跨國公司往往集中向這個環節投資，并牢牢地將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2）生產利潤。在傳統資本主義經濟中，制造業的生產領域（包括其在流通領域的延伸）是一切價值和剩余價值即利潤的源泉。在當代經濟中，制造業在經濟結構中地位下降伴隨著使用價值地位相對下降，價值形成過程向生產的前后環節轉移，生產環節的利潤相對于研發和行銷，已經油水有限，甚至只占一點加工費和菲薄的利潤。特別是制造業許多勞動密集型生產，制造和組裝過程，屬于低利潤環節，甚至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屬于棄之毫不可惜、失之純屬無謂的雞肋，甚至于連雞肋也不是，于是大量以委托生產等外包形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眾多，嗷嗷待哺，“三來一補”，卻不是雞肋，正可以“雙贏”。

（3）行銷利潤。該環節的職能是實現利潤，關系非細，特別是包括核心技術、關鍵零部件的銷售以及廣告行銷，需要著力打造和光大品牌效應。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剩余價值甚至需要在網絡中實現，壟斷利潤要靠廣告包裝和打造。行銷環節在企業總利潤比重很大，所以與研發環節一樣，都牢牢地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壟斷資本控制了這兩個環節，即控制了利潤鏈的前后兩端，就控制了總利潤的最大份額。網上銷售，減少了流通環節，可以降低成本和價格。

（4）管理利潤。信息經濟條件下，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經營的管理，包括專業化、彈性化、網絡化的管理，技術含量較高，也很復雜。管理也創造一部分利潤，這部分利潤一般要高于生產領域的利潤，而低于研發和銷售環節的利潤。

可見，信息經濟條件下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已經不僅與傳統資本主義經濟中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不同，也與馬克思所說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情況大不相同，價值轉移過程應當還發生在生產領域，但是剩余價值創造已經不局限于生產領域，而向研發和銷售環節轉移，而且轉移的比重很大，這種新情況進一步掩蓋了剩余價值來源。

再次，隨著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和可變資本中復雜勞動比重大大增加，以及上述商品生產過程中高級復雜勞動、一般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分離，消耗在一般流水線上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簡單勞動和一般技術勞動在商品價值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大大下降，而且出現為機器人所取代的趨勢；而中高層的工程技術管理和企業經營管理，如生產流程的規劃、分割和整合，生產資源的配置和調度，生產成本、效益和秩序的管理，在生產彈性化、網絡化、規模化日益發展的條件下，在剩余價值生產過程中愈來愈凸顯其重要性。另一方面，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意味著可變資本比率降低，而不斷降低的可變資本中簡單勞動和低技術勞動（實際上已經近乎簡單勞動）的比率也降低，日益被高級復雜勞動所排擠。

這種情況無疑也進一步掩蓋了剩余價值來源。其實，以上變化恰恰都是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在當代條件下的生動體現，腦力勞動仍是勞動力的支出，而且無論腦力勞動如何神通廣大，機器人如何神奇靈巧，也不可能完全排除體力勞動。在當代生產力條件下，壟斷企業的剩余價值仍然是活勞動所創造的，只不過在活勞動總量中腦力勞動的作用愈來愈大，而生產線上簡單勞動的活勞動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這部分可變資本正在日益為不變資本如機器人所排擠。這表明，在信息經濟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在商品總價值的形成過程中簡單勞動不僅已經被復雜勞動排擠，處于邊緣化地位，而且日益被機器人所替代；而那些專業技術性強的，特別是關鍵性技術和富有創意的設計研發性復雜勞動，可以創造出商品特有的附加價值，包括特有的造型和品牌，這種勞動在消費至上的社會可以帶來超額剩余價值。

當代虛擬經濟和金融業爆炸性發展，本質上是帝國主義腐朽性的表現。例如美國股息占總利潤的比例，1979年為22.8%，到2008年增長到44.3%。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某些服務業的畸形發展，使得不勞而獲和一夜暴富的腐朽思想成為社會思潮。這種種光怪陸離的現實都有助于掩蓋剩余價值的來源。

盡管這一切都與當代世界經濟的壟斷有關，這種現實和趨勢，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情況是嚴峻的；而對于勞動力市場上簡單勞動力出賣者來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統治地位條件下，命運是悲慘的。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一般勞動者通過受到良好的教育來改變自身地位的傳統“美國夢”，也已經破滅。這歸根結底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即生產關系決定的，而且隨著世界政治格局和國內階級力量對比變化而變化。這些由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所形成的問題，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邏輯。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資本永遠追逐利潤最大化目標，而與人類道德和全人類利益相沖突，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不改變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是解決不了的。這些都只能通過政治途徑尋求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只有加速走向毀滅。至于是誰毀滅？富國，還是窮國？富人，還是窮人、有色人種、“垃圾人口”？還是人類同歸于盡？在當代某種勢力發起“文明沖突”的條件下，是一個極為現實和嚴峻的問題。

在信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的競爭空前激烈和殘酷，隨時篩選、淘汰的不僅是公司，而且是國家、民族，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普遍存在的自殺型惡性競爭，向生存底線競爭，不僅突破勞動力價值的社會道德界限，甚至突破勞動力價值的社會生理界線，向奴隸制看齊（不是向封建社會看齊，中國封建社會農民尚能享有自由，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孫中山說歷史上中國人自由很多）。當代經濟全球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有愈來愈多的發展中國家、有色人種可能像撒哈拉以南國家那樣被擠出世界經濟，被開除“球籍”，在21世紀則面臨更悲慘的“終結”。

實際上，上文不同生產流通環節所實現的只是總資本循環所創造的同一個剩余價值的分割，對于個別企業的總資本來說是如此，對于全球總資本來說，也是如此。與當代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精細以及世界格局演變相聯系，這個由全球商品和服務總價值鏈所形成的總利潤鏈，也進行重組、分割和再分割，從而決定了全球總利潤蛋糕的分割和再分割。

信息經濟推動國際投資更加活躍，導致國際分工更加深化和精細，而世界格局加速演進也使得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不同層次和地位的資本，各自尋找新的機遇和投向最能充分創造經濟效益或地緣政治效益的國家和地區。實際上，如姚欣進先生所說：“全球總資本結構中處于不同地位的資本，根據各自不同的地位來彼此分割總資本循環中所產生的總利潤蛋糕。”發展中國家處于依附地位，其資本所獲得的利潤，是國際壟斷資本瓜分后的一點微薄的剩余利潤。發達國家的資本是世界總資本中的核心資本，占統治地位，但是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加速演變，全球總資本結構也在重組。以往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屬于半外圍、外圍資本和邊緣資本，但中國又有其特點和優勢，隨著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演變和重心東移和南移，中國和許多新興國家面臨新的歷史機遇。

注釋：

（1）信息經濟與信息產業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信息產業是指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產業，如各種軟件、硬件商品的設計、制造和服務；信息經濟是將信息產業所生產的信息設備和提供的服務作為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載和管理工具，推廣到社會經濟所有部門。所以，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前者是后者的使用和擴散。

（2）程恩富：《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擴張》，《程恩富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89、390頁。

（3）參見（臺）姚欣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當代資本主義》，臺灣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73頁。

（4）轉引自上書第398頁注釋。

（5）（美）約翰·龐弗斯特：《北京試圖超越“中國制造”，實現品牌創新》，《華盛頓郵報》2010年5月25日。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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