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分配思想的現實意義——學習《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周新城

　　【內容提要】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研究分配問題，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不能就分配談分配。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要堅持社會主義利益觀，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統籌兼顧、統一安排。在講物質利益的同時，必須強調思想政治工作。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是由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首先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要正確、全面地對待按勞分配原則，認識到按勞分配存在形式上平等掩蓋事實上不平等的“弊病”。

　　在討論毛澤東思想的時候有一種說法：毛澤東不懂得經濟學，沒有經濟思想。事情完全不是這樣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面對新的、繁重的社會主義建設工作，從理論上把握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以便指導實踐，就成為一項十分迫切的、現實的任務。毛澤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帶領幾位同志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邊讀邊議。在讀這本書的時候，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蘇聯42年、新中國1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與現實，嚴肅地批判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啟迪后人的卓越見解。他讀這本書時的批注和談話，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所提出的許多理論觀點，至今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仍有指導意義。我僅就社會主義分配問題，聯系當前經濟學界的狀況，談一些學習批注和談話的體會。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時，收入差距(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勢。如果分配問題不能妥善解決，勢必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影響黨與群眾的關系，處理不當，甚至會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鄧小平在晚年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提出20世紀末應該把解決分配問題提上日程。

　　隨著分配領域矛盾的暴露，人們對分配問題議論紛紛。但從學術界關于分配問題的討論情況看，大多數只是在具體的分配政策(尤其是再分配領域的政策)層面上，就操作性的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仿佛只要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多搞點社會福利，就萬事大吉。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角度去探討當前出現的分配問題的根源和解決辦法，因而總感到不能從根本上回答和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學習《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關于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論述，就會有一種醍醐灌頂的感覺，能夠拓寬眼界，找到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毛澤東關于分配問題的一些論斷仿佛是針對當前學術界流行的觀念說的，切中時弊，值得認真思考。

　　一、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

　　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我們引兩段馬克思的話，這兩段話，人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時經常會提到，然而在研究當前我國分配問題時卻常常忘掉了。一段話是馬克思在談到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時說的，他指出：“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方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另一段是馬克思批判拉薩爾主義時說的，他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生產條件的分配”實質上主要就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兩段話表明，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不是人們主觀地選擇的，而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因而具有客觀必然性。人們可以改變分配的具體做法，但分配的性質和方式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除非改變生產方式、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和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們是不能改變分配方式的。因此，不能撇開生產關系，尤其是不能撇開作為生產關系基礎的所有制形式，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

　　馬克思強調，如果撇開生產方式、尤其是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而一味“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并“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那就是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庸俗社會主義”。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出現過這樣的錯誤，而現在我國經濟學界仍相當普遍地在重復這種錯誤。

　　毛澤東堅持并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基本原理。他在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研究分配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即聯系生產條件的分配來研究消費品的分配。他批評教科書中撇開生產資料的分配來談論消費品的分配、并把消費品分配當作決定性動力的有關論述，指出：“這是一種分配決定論的錯誤觀點。就以分配問題來說，按照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教科書在這里不講生產資料的分配，只講消費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費品的分配當作決定性的動力，這是對馬克思上述正確觀點的一種修正，是理論上的一種極大的錯誤。”他還指出，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如果不講公有制，只講漲工資，那是錯誤的。他說：“教科書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根本優越的地方就在工資不斷提高，很不對。工資屬于消費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的分配，就會有什么樣的產品的分配，有什么樣的消費品的分配。前者是決定后者的。”毛澤東這些論斷對研究當前分配問題是有指導意義的。

　　我們運用毛澤東指出的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研究分配問題這一方法論原則，來分析一下當前議論最多的兩個問題：兩極分化和共同富裕。

　　我們知道，鄧小平曾經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出現兩極分化，他甚至認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到了晚年，他改變了看法，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極分化自然出現”，應該積極采取措施，解決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顯然，這是他從實際出發進行思考得出來的結論。

　　圍繞兩極分化，在理論上必須回答這樣幾個問題：什么叫兩極分化?為什么會出現兩極分化?怎么對待兩極分化?運用毛澤東指出的必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的原理，就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人們往往把兩極分化理解為收入差距過大。這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這種解釋并沒有科學地回答問題。收入差距達到什么程度才叫兩極分化，量的界限在哪里，根據什么定這個界限?誰也沒有說明白這些問題。更何況兩極分化指的是一種經濟關系，它應該有質的規定性，這種質的規定性是什么，更沒有得到揭示。

　　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指出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在這種對立的基礎上產生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而兩極分化則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發揮作用的必然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3章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所以，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分配問題，那么，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只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并把它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性質范圍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兩極分化必然帶來許多社會矛盾。在目前條件下，我們既不能徹底消除兩極分化現象，又不能聽任社會矛盾的積累和發展，如果聽之任之，有可能引發社會動亂的。這就形成一種復雜局面，必須謹慎處置。

　　那么，怎樣對待目前我國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呢?按照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正確貫徹執行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的政策。首先要強調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使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始終處于輔助地位，從而把兩極分化現象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不致蔓延到全社會。我認為，鄧小平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如果公有制失去了主體地位，兩極分化現象必然擴大到全社會，社會矛盾勢必激化。其次要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保障私有經濟中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兩條是主要的、根本性的措施。

　　為了緩解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在上述前提下，還必須在分配領域采取一些措施，例如，實行差額所得稅制、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等，改善民生，努力縮小貧富差距。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應該指出，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措施，終究是第二位的。如果不堅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果不注意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僅限于在再分配領域采取措施，那是很難完全解決兩極分化所帶來的問題的，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兩極分化現象還會不斷擴大、蔓延。

　　我們再來分析共同富裕問題。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搞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實現共同富裕。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我們“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問題”。問題在于，什么叫共同富裕?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許多人追求的價值水平目標，但人們對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理解卻很不一樣。有人認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提高了，那就是共同富裕了。于是他們把瑞典等北歐國家的福利主義看作共同富裕的典型，仿佛這就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他們認為不需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要國家調整一下分配政策，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他們希望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其實，北歐國家搞的“福利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自己統治地位所采取的一項政策措施。它不觸動壟斷資產階級私有制，不改變雇傭勞動制度，只是由壟斷資產階級從剝削第三世界以及本國勞動人民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實行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因而至多只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做若干改良而已。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共同富裕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經濟關系，它屬于分配領域的事情，是由所有制決定的，因而必須從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共同富裕問題。

　　在公有制條件下，由于勞動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人們在生產資料面前是平等的，誰都不能憑借占有生產資料來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這就排除了剝削的可能性。雖然在生產力不夠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只能實行按勞分配，由于為社會提供的勞動的數量和熟練程度不同，人們的生活水平還會有一定差距，但人們勞動數量和質量的差距終究是有限的，不可能太大，這就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剝削與共同富裕是水火不相容的，有剝削就談不上共同富裕，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消滅剝削。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能消滅剝削，從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為了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這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現在有一種理論：要把社會主義從“公有制的框框里解放出來”，社會主義不一定要搞公有制，只要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就可以了。既要“擺脫”公有制的“框框”，卻又侈談共同富裕，豈不南轅北轍了嘛!他們提出，在私有制基礎上，通過發展生產力，人們的生活水平也能提高，也可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從原始社會瓦解以來，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什么時候實現了共同富裕?從來沒有!毫無疑問，在私有制基礎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人民的生活也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但由于存在剝削和兩極分化，根本不可能有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改善生活與共同富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取決于個人占有的生活資料的多少，后者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的經濟關系。生活改善不等于共同富裕。例如，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我們可以看到工人生活水平在提高，這是事實。資本家是按照勞動力價值購買勞動力的，勞動力價值除了包含維持生活的生理因素外，還包含社會歷史因素，它的物質內容客觀上是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增加的。但與此同時，剩余價值率也在提高，兩極分化在加劇，工人生活的這種改善并不表明實現了共同富裕。

　　從所有制出發來研究分配問題，我們就可以科學地分析兩極分化的根源以及如何對待當前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也可以科學地闡述共同富裕的內涵以及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術界討論分配問題時往往忘記了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這一根本原則，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孤立地就分配談分配。這種違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根本講不清楚分配問題。

　　二、社會主義的利益觀

　　分配問題是同人們的利益密切相關的。正確處理人們的利益關系，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處理得好，能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處理得不好，就會產生一系列消極后果。這里，關鍵是處理利益關系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結合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闡述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利益觀，批判了赫魯曉夫鼓吹的修正主義利益觀。聯系我國當前理論界的狀況，讀起來感到十分親切。

　　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奠定了基礎，但勞動仍然是謀生的手段，還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人們仍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個人利益。忽視個人物質利益，這在任何時候都是錯誤的。我們黨講群眾路線，首要的就是要關心群眾生活，保障群眾的利益，這樣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

　　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僅存在個人利益，還存在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人民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然而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在具體利益問題上仍然存在矛盾的一面。正確處理三者關系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毛澤東提出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針，即“統籌兼顧、統一安排”，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就當時當地的實際可能條件，同各方面的人協商，作出適當的安排”。三者必須兼顧，不能只顧一頭。否則，都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無產階級專政的。

　　樹立社會主義利益觀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即如何處理物質利益與精神作用的關系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強調重視物質利益是必要的，但不能搞過頭了，不能只講物質利益，不講精神作用。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

　　同毛澤東提倡的社會主義利益觀相對立的，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利益觀(實質上也就是資產階級利益觀)。這種利益觀的特點是：片面強調物質刺激、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片面強調個人利益、忽視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就是一個典型。毛澤東在讀這本書時嚴厲批評了這股思潮。毛澤東指出：“這本書很多地方一有機會就講個人物質利益，好像總想用這個東西來引人入勝。錢能通神。這本書沒有體系，可是在這點上卻有體系。他們說，這個問題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那個問題也和個人物質利益有關。似乎離開了個人物質利益就什么事也辦不成。試問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物質鼓勵出來的嗎?這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反映了他們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不靠他們的所謂物質鼓勵，他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前一句話是講要盡最大努力來生產。為什么要把這兩句話分割開來，總是片面地講物質鼓勵呢?在他們那里，唯物主義者就成為不戰斗的了。”毛澤東認為，這樣反復強調物質刺激，就會“引導人走向個人主義”。“教科書把物質利益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位置，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他指出：“強調物質刺激，一定會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物質利益來說，毛澤東還批評教科書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指出這是一種“最近視的個人主義”。他說：“教科書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有一點偷天換日的味道。他們不講全體人民的利益解決了，個人的利益也就解決了;他們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他一再指出，把對“個人物質利益的關心”絕對化起來，一定要出毛病。

　　應該指出，毛澤東并不反對關心個人物質利益在生產中的作用，但反對把它絕對化。他認為，教科書的下述提法可以贊成：“在社會主義階段，使工作者從個人的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是刺激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利用每個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對勞動結果的關心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說“決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是可以的，但是把它當作決定性動力，就不對了。他指出：“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也是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利益。”

　　毛澤東認為，蘇聯教科書對產品分配問題寫得最不好，應該換一種寫法。“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寫到這里，不禁令人聯想到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多次強調的樹立共產主義理想、堅定馬克思主義信念的重要性，他把理想信念比喻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就會得“軟骨病”，一到關鍵時刻是會導致亡黨亡國的。這一思想是同毛澤東一致的。在分配領域，只講物質激勵，不講思想政治工作;只講個人利益，不講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長此以往，形成一種慣性，“一切向錢看”，把個人獲得物質利益看作人生的根本目的，看作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其后果會是十分嚴重的。

　　毛澤東主張的社會主義利益觀以及他對修正主義利益觀的批判，在新形勢下，仍然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在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今天，也許它的意義更為重大了。

　　三、要對按勞分配原則作全面的分析

　　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論證的分配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原則。他肯定蘇聯教科書的這一提法：“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分配消費品，只能根據每個社會成員在國民經濟中所付出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但是，他反對教科書中“徹底運用按勞分配的經濟規律”的提法，認為“‘徹底’兩字，帶來個人主義危險”。他指出：“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產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毛澤東肯定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者共同所有，在生產資料占有方面勞動者都是平等的所有者。“全體公民在同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系上處于同等的地位，這就是說，全體公民都有利用公共的生產資料、公共的土地、公共的工廠等進行勞動的同等的權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一方面使得人們向社會提供的，“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轉為個人的財產”。人們不可能不勞而獲，只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從社會領得消費品。

　　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力還不夠發達，即還沒有達到充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生活需要和生產需要的程度，因而消費品還不可能按照勞動者的實際需要進行分配。加上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社會，舊的分工依然存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之間的差別還沒有消滅，勞動還不能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在這種條件下，勞動者取得物質生活資料的多少，同他們付出的勞動之間，必然具有內在的數量依存關系，也就是說，要以勞動為尺度來分配個人消費品。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者“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按勞分配有兩個含義。第一，任何人只能憑借勞動取得生活資料，其他生產要素都不能參與分配，“不勞動者不得食”。第二，勞動者獲得消費品的多少，不是根據他實際生活的需要，而是與他向社會提供的勞動量成比例。這是同共產主義分配原則不同之處。

　　可見，按勞分配這種分配方式，是由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條件、首先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只要這些客觀條件存在，它就具有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必然性。

　　遺憾的是，現在討論我國的分配問題時，往往不講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必須實行按勞分配的基本道理，甚至完全不提按勞分配原則，只是研究一些具體的操作性的問題。仿佛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分配都是一樣的。什么按勞分配，什么按要素分配，都置諸腦后了。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在理論上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且會誤導實際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還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這一思想往往引起誤解，我們不得不多說幾句。按勞分配原則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這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第一次提出來的。資產階級法權的特點是，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卻不平等，形式上的平等掩蓋了事實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法權相比較，雖然都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但表現形式卻是不一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法權，形式上就是不平等的，奴隸主、封建地主享有特權，“刑不上大夫”。資產階級法權則不同，它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天賦人權”，每個人都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決定了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的權利不可能是平等的。然而這種不平等的本質卻被形式上的平等掩蓋著。

　　按勞分配仍然存在這樣的特點。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誰都不能憑借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參與消費品的分配，每一個人只能按照自己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來獲取消費品，排除了剝削，這是平等的。但是，每一個人的勞動能力不一樣，有的人體力強，有的人體力弱，有的人勞動的熟練程度高，有的人熟練程度低，加上每個人贍養的人口多少不一，因此，按勞動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每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實際上還是不平等的。這是把同樣尺度運用到不一樣的人身上必然產生的。這種“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按勞分配原則還存在資產階級法權。這種形式上平等掩蓋著事實上不平等的現象，是按勞分配原則的“弊病”。這種“弊病”，對于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脫胎出來的、還帶有舊社會痕跡的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是難以避免的，但不能不承認，這種帶有資產階級法權的按勞分配并不是我們理想的分配方式。

　　貫徹按勞分配，就要使每個人的報酬同他們付出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相符合，這里強調的是保障個人的物質利益。然而上面講過，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個人利益要同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協調一致，物質鼓勵要同精神鼓勵相結合，不能片面地強調個人物質利益，而不顧集體利益、國家利益，不講思想政治工作。這是毛澤東一貫的主張。如果像某些經濟學家宣揚的那樣，貫徹按勞分配“不僅要斤斤計較，而且要兩兩計較”的話，那的確會導致個人主義的。毛澤東提出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把“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解釋成否定按勞分配原則，甚至把按勞分配當作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那是絕對錯誤的，也不是毛澤東的本意。

　　概括起來說，在按勞分配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是：第一，肯定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在公有制范圍內，分配領域必須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但按勞分配原則仍然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是有“弊病”的;第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必須把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同維護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結合起來，“徹底實行按勞分配”是會導致個人主義的，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第三，按勞分配原則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理想，隨著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未來是要實行按需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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