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

　　2001年與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柏林。

　　2008年與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

　　2011年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西格瑪·加布里爾(左)和政治理論家托馬斯·邁爾在論壇上。

　　■似乎是冥冥注定，深切受到魯迅影響的汪暉，最終也像魯迅一樣，陷入各種爭議乃至謾罵中。汪暉通常一笑了之，但他卻給自己封了一個名號，頗具自嘲意味：當代中國遭受攻擊最多的人。

　　■德國《時代周報》如此形容：“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國能發展出一脈獨立的現代思想，同西方啟蒙主義分庭抗禮。”

　　■本報記者 高毅哲

　　10月20日，中國學者汪暉出現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學，領取本年度“盧卡·帕西奧利獎”。帕西奧利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獎項主要授予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與汪暉共同獲獎的，是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汪暉身上籠罩著種種外界賦予的光環，比如“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頂級思想家對話的中國學人”、“中國當代思想文化界的傳奇人物”、“國內思想界的風向標”。盡管他本人對這些稱號只是一笑了之，但毋庸置疑，他已經是一名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思想家。

　　而他也是“當代中國遭受攻擊最多的人”。由于身上“新左派”的標簽，他經歷了種種是非。盡管如此，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并以不斷突破思想的邊界為最大的樂事。

　　魯迅的信徒

　　1997年，汪暉終于為自己特立獨行的思想付出了代價。

　　那一年5月，汪暉在海南省《天涯》雜志上發表名為《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的文章。在文章中，汪暉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狀況進行了總體分析，對新啟蒙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全球化問題以及現代化理論等進行了批評。

　　文章立刻引發軒然大波。那些年，圍繞中國改革應向何種方向深入，學術界的分歧越來越明顯。在持自由主義觀點的一派看來，中國應該更全面快速地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徹底實現西方式的民主——這在當時占據主流地位——而汪暉的文章正是對這些觀點的批評。

　　各種反駁文章撲面而來，一些文章甚至超越學術爭議，進行人身攻擊。而最直接的代價是，汪暉被貼上了“新左派”的標簽，至今沒有甩下來。

　　其實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永遠甩不下來”——除非汪暉改變自己的觀點，但了解他的人應該知道，這很難發生。還在上學時，汪暉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另類的氣質。

　　讓我們回到上世紀80年代。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一切都是新鮮的。國門打開，西方思想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從長期壓抑狀態下解脫的人們，新奇地品味著激動人心的根植于自由主義的詞匯：市場、資本、個人價值、自由民主。20世紀80年代，成為被反復追憶的時代，它被稱為“中國的啟蒙時代”。

　　然而當同齡人熱情擁抱這些思想的時候，剛剛20歲出頭的汪暉，卻顯得有些“反常”。在北京生活的最初幾年，盡管學術圈熙熙攘攘，但汪暉“對這個氛圍中的一些夸張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習慣感到不適應”，他雖然也參與文化圈的一些討論，但“心態上與周圍的環境一直比較疏離”。

　　這與魯迅有關。1982年，汪暉從揚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本科畢業，在該系繼續讀碩士;1984年，汪暉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現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幾乎在整個80年代，魯迅一直是他的研究方向。

　　求學期間，汪暉注意到了魯迅身上體現出的悖論。他提出，為什么魯迅在尋求變革、倡導科學、主張人道主義、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對法國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則深表懷疑，對工業革命的后果進行嚴厲的批判，對集體性持否定態度，對國家、社會、普遍主義倫理和利他主義原則給予堅決否定?

　　帶著這些疑問，通過大量閱讀魯迅的資料，汪暉逐漸走進魯迅的內心世界。他將魯迅定義為“一個對啟蒙抱有深刻懷疑的啟蒙者，對革命抱有深刻疑慮的革命者”，因為魯迅“在沒有確鑿之前，永遠存在‘疑’”。汪暉認為，魯迅這種心態的背后，是他對平等價值的徹底貫徹，他“憎惡一切將不平等關系合法化的知識、說教和謊言”。

　　一個對啟蒙抱有深刻懷疑的啟蒙者，某種程度上，說的是汪暉自己。與此同時，汪暉的批判意識也逐漸形成。一次長達10個月的山區生活經歷，使汪暉受到不小的震動。

　　1989年過后，畢業后留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汪暉前往陜西省秦嶺深處的商洛地區接受鍛煉。在那里，汪暉驚訝地發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居然給當地帶來了農村社會組織的消解。

　　一所學校已經被泥石流掩埋了3年，當地卻始終無法組織起勞力建立新學校。那里的鄉村社會已處于嚴重失序的狀態，犯罪率極高。“以往的人民公社通過土地組織農民，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擁有了土地使用權的農民不再依附于農村社會組織，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性大大降低了。”汪暉說。

　　他在北京參與的討論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都被闡述為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必由之路。然而這一制度卻在商洛帶來了從來沒有想到的后果，而且這些問題在北京知識分子的討論中，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當地農民生活與北京生活的鮮明對比，令汪暉開始進行自我批判性質的反思：自己在北京參與的改革討論，與具體實踐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獨立、批判、不盲從，如果沒有形成并確立這些品質，汪暉很難成為如今的汪暉。而人們也能輕易從他身上發現魯迅的影子。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不能理解汪暉眼中的魯迅，就無法理解人們眼中的汪暉。魯迅不僅僅是他進入學界的那扇門，更是汪暉成為今日之汪暉的橋梁。

　　成了“新左派”

　　似乎是冥冥注定，深切受到魯迅影響的汪暉，最終也像魯迅一樣，陷入各種爭議乃至謾罵中。對外界給予的名號，汪暉通常一笑了之，但他自己卻給自己封了一個名號，頗具自嘲意味：“當代中國遭受攻擊最多的人”。

　　還是和《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有關。人們對“現代化”的概念并不陌生，是從新中國成立不久就激勵人們奮斗的目標。這里的“現代化”主要指物質生活的豐富、技術水平的提高等。而在學術界，存在一個“現代性”的概念，它的內涵比“現代化”更廣。除了現代化的內容，價值追求和制度體系建設是它的另一個重要層面，包括個人自由、私人財產、市場經濟等多種內容。

　　18世紀以來，西方在現代性發展中取得巨大成就，這確立了西方對現代性這一整體概念的話語權。然而西方的現代性進程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社會暴露出很多弊病，對此西方學者進行了種種批判。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結合國內的具體問題，一些中國學者也在質疑由西方主導的現代性進程。汪暉即是其中之一。

　　汪暉1997年發表的那篇文章已經成為一個標志性事件，它如今被認為是拉開了90年代末知識界大論戰的序幕。由于誰都無法說服對方，這場論戰一直延續到今天。沒有人有確定的答案，但汪暉卻有了確定的“收獲”：他成了“新左派”的“領軍人物”。

　　這不是一個好名頭。由于“文革”期間極左思潮對社會的巨大破壞，人們對此唯恐避之不及。北京大學一名教授曾評論道：“1995年至1997年，當中國思想界開始出現分化，‘新左派’是一個十足的‘臟字’，說你是‘新左派’，是將你污名化的有效手段。”

　　汪暉被說成是在為集權政治辯護、抵制民主、為“文革”翻案……汪暉“收獲”這些評價可以說是自找的，如果理解中國的現實思想派別圖景的話——持有“中國應該全面學習西方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觀點者至今仍占相當大的比例。

　　為何要以寡敵眾?因為汪暉相信，他是對的。魯迅的影子再次浮現——不僅是批判，更是“平等價值的徹底貫徹”。“90年代以后新一輪的高速市場化中，產生了極度的社會不平等、大規模腐敗和國有資產流失，中國的支柱型產業逐漸瓦解，工人階級曾經獲得的尊嚴感喪失殆盡”。在汪暉看來，自由主義恰恰包含造成這種后果的因素。

　　認準了就堅持，這是汪暉的性格。汪暉的處境一度風雨飄搖，大規模的攻擊甚至波及到了他的一項社會工作——其時汪暉已經擔任在中國知識界有很大影響力的《讀書》雜志的執行主編，由于汪暉卷入論戰，《讀書》便成了一些人眼中的“新左派大本營”，連續遭到批判——但他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

　　不過，雖說也曾發文參與論戰，但更多時候，汪暉選擇了沉默。恰恰是在陷入風暴之時，汪暉展現了自己未受魯迅影響的一面。以致有支持他的人評論：“汪暉研究魯迅，但脾氣比魯迅好多了，簡直是好好先生。”

　　這部分是由于所謂的左右之爭。其實他極不喜歡“新左派”的標簽，因為他覺得“新左派”這個說法本來就不對。“所謂‘新左派’知識分子在理論上也汲取了大量的自由主義元素，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有偏左和偏右的差異。”他說。

　　他說自己藐視這樣的批評：“一些文章如果拿掉左派右派的字眼，再拿掉罵人的話，就不剩下什么了。那些先給對方安一個名號，再對這個名號加以攻擊的批評，是垃圾。”

　　隨著爭論加劇，一些言論開始超出學術批判和思想爭論的范圍，甚至演變為人身攻擊。那幾年，汪暉先后遭遇長江《讀書》獎事件(2000年)、《讀書》換帥風波(2007年)、博士論文“抄襲”事件(2010年)，幾乎每一次都不是單純的學術事件。

　　他并不后悔卷入這場曠日持久的論爭。他說：“每一次攻擊都包含了陰暗的情緒和人事因素，但如此持久和大規模的攻擊，也證明你觸到了真實的問題，觸動了某些敏感的神經，否則就不會有這么龐大的勢力被動員起來圍剿一個無權無勢的學者。”

　　即便已經成了“當代中國遭受攻擊最多的人”，他依然表示，對自己的研究充滿自信和堅持，“做學者，是要用研究成果說話的。只有這樣，你才能更強大。”——簡單得近乎一名屢遭打擊的大學生在給自己發誓。

　　在《讀書》開拓思想空間

　　如果人們了解他17歲時的一件事，大概不會認為汪暉是一個容易容納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1977年，汪暉填報高考志愿時，父母鑒于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不讓汪暉報文科。汪暉最初順從，但在最后一刻，他自作主張將理科改成了文科。

　　事實上，具體到學術爭論上，汪暉有自己的一套原則。對充斥著左右派別之爭的批評，他保持著距離。然而對真正的學術討論，他卻十分在乎，“對此我一向不拒絕并且歡迎”。

　　“面對復雜的社會圖景，認識的分化是必然的，爭論也是必然的，人的認知有左右之分，也是很正常的。但我不大喜歡簡單地用派別的觀點來對待爭論。分歧最好在具體的問題上展開，一旦簡化為派別，就往往是在爭輸贏，不是在討論問題了。”汪暉說。

　　汪暉在他主持下的《讀書》貫徹了這一理念。1996年，汪暉接受時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董秀玉的邀請，成為《讀書》雜志的執行主編。創刊于改革開放初期的《讀書》，長期定位于文學和人文類刊物，汪暉擔任主編后，認為在中國發生巨大轉型的時候，“讓人文社科的知識分子參與公共討論非常有必要，要共議中國正在面臨的嚴峻問題”。

　　汪暉決定把《讀書》改造成為一個思想和話題討論的公共平臺。從1996年至2007年《讀書》換帥，雜志討論了一系列話題。有人做過不完全統計，那10年中，《讀書》涉及的現實話題包括住房改革、戶籍改革、政府機構改革、民工潮、農村制度以及鄉鎮企業發展等。其中，由《讀書》率先發起的“三農”問題大討論，后來被稱為第一次為全球化時代中的數億中國農民的利益發聲，并推動了國家政策的調整。

　　這是汪暉樂意看到的結果。他說：“知識分子的批評性討論，能夠影響中國政策的變化，這是民主空間擴張的必要步驟。”

　　只是，由于很快成了“新左派的領軍人物”，汪暉主持期間的《讀書》始終處于“新左派大本營”的爭議中。很多人批評《讀書》壓制其他聲音，刻意宣揚“新左派”的觀點。

　　汪暉給予了回擊。他列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這些給《讀書》寫稿的作者中，包含了各個派別。他曾這樣解釋他主持下的《讀書》：“我們要創建的是一個思想交流的平臺。在知識界已經分化的當下，面對中國的現實圖景，我們希望參與者廣泛地討論，有助于深化我們對一些問題的認識。”

　　他直言自己對知識界的不滿：“有人出現了新的思想封閉癥，不承認自己的迷茫，總想拿自己的常識當絕對真理。有些知識分子不愿意面對問題，總是將矛頭對準展開討論的思想平臺。在我看來，扼殺思想空間和拒絕反思是危險的。”

　　2001年的高默波事件，恰恰擊碎了汪暉的這個心愿。當年1月號的《讀書》發表美國學者高默波的文章《書寫歷史：〈高家村〉》，提到老家農民對于“文革”的看法不同于中國的精英階層。在汪暉看來，高默波的作品是僅見的從農村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他絲毫沒有回避那個時代的悲劇，我們只是希望通過發表這樣的文章引發進一步的討論。”然而文章引發一些學者的強烈反對，有人指控他們要為“文革”翻案。不久，《讀書》被要求不再發表和“文革”有關的文章。

　　“這些人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而是將矛頭對準發表文章的思想空間。他們如愿以償了，我們不再能夠繼續這樣的討論了。”那一次，汪暉流露出少有的傷感。

　　中國思想

　　汪暉有著自己的本職工作。自2002年受聘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以來，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清華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清華大學成立了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并由他全面負責。

　　在國內成立人文社科類的高等研究所，是汪暉的一個心愿。在多年的游學經歷中，各國的高等研究所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汪暉曾在此類機構中最具代表性的柏林高等研究院擔任過一年的研究員。他和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研究領域的人文學者組成小組，在討論中，他們發現籠罩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領域的基本模式是民族范式。經濟學是國民經濟學、政治學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學、歷史學是國別歷史學、語言學是民族語言學……他們形成共識，這樣的研究范式應該得到改變。

　　來自不同學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在同一個空間中進行研究和交流，思維的碰撞，定式的超越，讓汪暉興奮不已。

　　從本質上來說，汪暉是一個純粹的思想者。2007年，當突遭《讀書》解聘，面對得失之問，他的回答是：終于可以專心回書房做研究了。

　　他以思想為最大的樂事。讓思想突破思想的束縛，達到更廣闊的天地，對思想者來說，沒有比這更振奮的目標。

　　因此，他寧可逆主流而動，以致被貼上“新左派”的標簽;因此，他在罵名中建設《讀書》的思想平臺;因此，他力主在清華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

　　他在為自己、也在為別人，拓展思想的空間，培育思想碰撞的土壤。這樣的努力，即便反對他思想的人，都會肯定。當他從《讀書》離職，一些自由主義學者擔憂“也許知識界即將失去一個發言和論證的平臺”。

　　而在汪暉的思想世界里，“中國思想”占有極為突出的位置?；ヂ摼W上至今流傳著找不到原始出處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的一段話：“中國成不了超級大國。因為他們提不出引領時代的思想，他們改革以來使用的思想觀念甚至思維方式都是西方的。”盡管無法確定這段話是否出自撒切爾，但它確實戳到了中國知識界的痛處。

　　從這個角度上說，汪暉與哈貝馬斯一起獲獎，極具象征意義。他的影響力恰恰來自對“撒切爾名言”的回答。作為一名人文領域的思想者，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汪暉試圖超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思想體系，從中國的歷史和現代出發，為當今中國和世界的種種問題提供富有東方特色的思想解釋。德國《時代周報》如此形容：“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國能發展出一脈獨立的現代思想，同西方啟蒙主義分庭抗禮。”

　　2004年，汪暉出版《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部耗費他10年心血的著作，從多重方面分析了宋代至民國初期的中國思想史，構成宏大的思想圖景，提供了關于什么是“中國”，什么是“中國的現代”，以及中國思想的現代意義的歷史理解。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評審報告稱：“汪暉所致力的是形成屬于自己的宏大敘述，這個敘述對建立在傳統與現代、思想與實踐、上層建筑與基礎構造等二元論之上的傳統史學構成了挑戰。”

　　超越人類既有的思維，超越意識形態對思維潛移默化的控制，超越西方理論對世界的描述。在骨子里，汪暉就像當年的魯迅，在沒有確鑿之前，永遠存在“疑”。

　　猶如魯迅對于“偽士”的批判曾給汪暉帶來的極大震動那樣：寧愿相信迷信，因為迷信是想象力的源泉，也不愿相信那些自以為得潮流之先的“偽士”的蠱惑。

　　只能理解為巧合。就在汪暉即將啟程奔赴威尼斯之時，10月13日，新華社發表英文評論，呼吁世界考慮“去美國化”，引發世界輿論的軒然大波。

　　當全球化已經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細枝末節，當西方傳統理論已無力對充滿紛爭的世界作出解釋，當全世界都在試圖為中國的巨大變化找出理論答案，人們或許可以迫不及待地宣布傳統理論已死，但最需要的，則是理論的新生。

　　如汪暉自己所言：“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偉大的文明國家，有著自身的文化和學術傳統。盡管中國的社會科學還不那么發達，但社會實踐卻是極為豐富的。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巨變提供出創造性的解釋，那么，這不僅是對中國研究的貢獻，更是對整個人類知識的貢獻。”

　　可以想見，汪暉還會經歷很多的爭議，但更可以想見，他會遵循心中的堅持，一直走下去。

　　畢竟，對思想者來說，思想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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