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著名學者汪暉與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盧卡·帕西奧利獎”(Luca Pacioli Prize)。該獎主要授予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與汪暉共同獲得帕西奧利獎的哈貝馬斯是德國著名哲學家。

　　這個獎主要授予運用跨學科方法做出創造性研究的國際著名學者。在前兩屆，這個獎項分別授予了美國蓋提博物館(Getty G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Los Angles)館長兼比薩師范大學(the Scuola Normale of Pisa)校長、著名藝術史和考古學家Salvatore Settis和歐洲央行行長、著名經濟學家Mario Draghi。今年是該獎首次授予兩位非意大利裔學者，由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和汪暉分享。

　　汪暉1959年10月生，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學和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訪問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1990)、《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1994)、《汪暉自選集》(1998)、《死火重溫》(2000)、《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2005)等。

　　汪暉還曾在1996年至2007年擔任《讀書》雜志主編，在其任內，《讀書》依然是國內最有影響力的雜志之一。

　　清華人文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6月，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后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今年10月20日，頒獎儀式將在威尼斯Ca’ Foscari大學的開學典禮上舉行。

　　注：帕西奧利(Luca Pacioli)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數學家，方濟各會修士，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好友，他在意大利各處的教學活動和編寫的教材大大影響了后來的數學教學和研究。他在著作中對復式記賬法的記載和研究被認為是會計學的開端，故被稱為“會計學之父”。

　　今年8月，威尼斯大學亞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長李集雅(Tiziana Lippiello)教授還撰寫文章，闡述汪暉教授的學術貢獻。近日，譯文被刊載于《中華讀書報》上，全文如下：

　　汪暉是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教授，他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極具挑戰性地、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對現代性問題的追問，并從亞洲視野——或更準確地說，從中國視野——觀察整個世界。

　　經過漫長的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旅程，他對傳統分析提出質疑，解構老一套的亞洲觀念，并提供了一種能夠超越歐洲及歐洲中心主義典型視角的敘述。當亞洲人談亞洲時，他們究竟在談什么?雖然汪暉的作品主要論述中國，但他的反思拓展出更為廣闊的問題，試圖通過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克現代性的傳統模式。汪暉之所以將西方模式與另一種模式對立起來，是因為他想重建歷史并通過對歷史的反思，給今人提供掌握自己文化傳統的鑰匙。換句話說，他將歷史置于新的亞洲形象內，并探索其在當代世界中的角色。汪暉所主張的歷史觀體現了當代世界的文化對話，他用客觀知識和批評工具來證明它。他從一些著名的中國學者的分析入手，如嚴復(1854-1921)、梁啟超(1873-1929)以及章太炎(1868-1936)：這些學者研究西學的學說和方法，又都反對西方科學的霸權，支持人文文化(儒學、佛學與道學)。

　　就汪暉而言，我們不能太輕易把歐洲思想的典范應用于中國歷史，即使反過來說中國本地模式未必保證對中國歷史的正確、客觀的理解。這里可以舉一個例子：汪暉認為帝國與國家的二元論完全屬于西方思想，這種二元論將中國制度等同于帝國，將西方制度等同于民族國家。因此，他認為與其采用這些范疇不如借助宋代(960-1279)儒學所用的詞匯，根據他的研究，近代“帝國”的范疇并非源自中國傳統的同一概念，晚清中國(1644-1911)從日本與西方才引進這個詞。中國傳統自古代以來離不開“天下”概念，即“what exists under Heaven”，或“全世界”。與“帝國”相比，“天下”觀念有不同的含義：它反映中國對于自己的角色的自我意識，這種角色缺乏一種與他者的碰撞關系。 “天下”概念不能被解釋為一種政治體系(“a political entity”),相反，它體現了一系列與天地人有關的價值和理念，或總的來說，“天下”概念與中國宇宙觀有密切的關系。

　　汪暉承認儒學思想的價值，尤其宋代儒學：這一思想傳統不僅僅是一種學派，而且在漫長的歷史中，也給王朝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條件。在中國歷史的關鍵時刻，例如在漢代(公元前220 -221)統一過程中，或者在外來民族的統治下，如元朝和清朝，儒學經典——尤其今文經學——為保證王朝的合法性發揮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這些王朝不得不依賴中國傳統知識以確立自身的合法性，而漢族也未必屈服于這些民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

　　汪暉在康有為的影響下提出“儒學普遍主義”：該思想的興起與中國對自己的世界地位和主權的自覺是同時出現的。汪暉也提出了“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并闡述了一系列中國現代學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他們將以科學為主導力量的現代性與人文科學為主的現代性對立起來，(形成了近代知識的譜系)。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一里宏偉巨制中，汪暉探索了時間觀這個根本問題，分析了“時勢”的定義，即古人對momentum(拉丁文：1.時期、時刻;2. 動力;運動)的意識以及他們適應時代變化的能力，例如，“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在十一世紀，程氏兄弟也說《易經》偉大的方法論乃是對時間的支配?，F在，汪暉恰好用“時勢”的觀念來再現——或者更準確地說，不要再現——他自己的現代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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