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為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這部古典名著《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寫序對我是項殊榮。這本書討論歐洲文明從前工業化時代轉型到工業化社會的歷史巨變，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當時歐洲文明所經歷的轉變，今日看來就如同當代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轉變一樣，以至于波蘭尼這本書幾乎就像是在評論當代議題。他的主要論點與關懷，與1999年在西雅圖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對者一致，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組織。R·M·麥基弗(R·M·MacIver，1882-1970)在本書1944年版的導讀中，曾寫下一段頗具寓意的話："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讓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了解本書的教訓。"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甚至聯合國，都還只是存在于紙面上的構想計劃。倘若這些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用心讀過本書，并慎重考慮其論點，他們后來提出的政策構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對于一部論點復雜且嚴謹的專著，要以短短幾句話來摘要其精髓，既困難也易失之偏頗。雖說這本半世紀前出版的書，在語言的使用及經濟學的觀念上與當前并非完全契合，但波蘭尼所提出的議題與觀點，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論點是：所謂"自律性市場"的概念從未被真正實行過。而由于其明顯的缺點，使得各國政府必須介入干預其內在運作，及其外部直接影響(如對貧民的影響)。而且改變的步調快慢對其后果的影響，也至關重要。波蘭尼的分析明確指出：坊間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即經濟成長對于包括貧民在內的全民有利，實則無歷史根據。他也厘清了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團體之間糾纏不清的關系。例如，自由市場這種意識形態，本是新興工業利益團體的仆傭，這些利益集團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形態，在對其有利之際，呼吁政府干預。

　　在波蘭尼撰寫《巨變》一書時，經濟學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場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學術界中已無人會支持自律性市場必導向高效率且均勻的資源分配此一論點。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時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較為公允的立場，即承認市場的力量與限制，以及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只不過市場與政府兩者具體職能的分界如何，仍有爭議。譬如，一般學界皆接受政府管制金融市場的重要性，但至于該如何管制，卻仍無定論。

　　當代社會提供的許多證據可以支持過往的歷史經驗，即經濟成長也可能導致貧困。不過，我們從現代世界中較先進開發的工業國家來看，也可看到經濟成長的確為大多數人帶來福利。

　　波蘭尼強調自由勞工市場、自由貿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貨幣自律機制之間密切緊扣的關系。他的著作可說是今日已成為主流的"系統論"(systemic approach)之先導，亦即是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時"一般均衡論"經濟學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的先驅?，F在仍有些學者服膺于金本位制理論，并認為當代經濟問題正是因為違背了此一體制所致;但這也為倡導自律市場機制的學者帶來更多挑戰。浮動匯率已是今日國際金融之主流，而這可視為有利于主張自律性市場學者的觀點。畢竟主導國際貨幣交易的市場規律，不應有異于他類市場的規律。但也正是此點，充分暴露了自律性市場的弱點，尤其是忽視此制度的社會影響所顯示的問題。我們已有充分證據顯示，這類市場(一如其他實物市場)常出現極端擺動的現象，但我們無法采用基本經濟結構的改變來解釋這種擺動。另有許多證據也顯示，當價格出現巨幅變動，或投資者的期待改變時，都會對經濟體造成傷害。最近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提醒了現今年輕人他們的祖父輩在大蕭條時期已吸取的教訓：自律性市場并不會像那些吹鼓手所宣稱的那樣順利運轉。即便是如美國財政部(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捍衛自由市場制度的堡壘，都認為國家不應干涉貨幣兌換率，但是它們卻從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說帖，來解釋何以貨幣市場應有異于別種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說理上前后的矛盾性，早在19世紀各種意識形態的辯論中即可預見：它一方面堅信自由市場機制，但本身卻是一個公家機構，且經常干擾貨幣兌換率，甚至提供資金救贖瀕臨破產的外國債權人;卻同時又向國內企業支取高利貸般的利息，使之破產。勞工與商品方面的真正自由市場從未出現過。今日最諷刺的例子便是，絕少有人會提倡開放(國際)勞工自由流動。那些先進工業國家總是向低度發展國家說教，指出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的謬誤;但它們更在意的是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開放自己的貨物及勞務市場，而這些卻正是發展中國家較具競爭優勢之處。

　　時至今日，論爭焦點已非波蘭尼寫作時的重點。如前所述，只有冥頑對立的死硬派，才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面控制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會注意到其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大差異。誠然，其中有些學者虛偽且易辨識，就像那些依照意識形態或特殊利益的需求，而自詡為真正的經濟科學者及優良的政策者的那些人。最近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在發展中國家所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當然，許多國家的一些管制法規，既不能加強其金融體制，也對其經濟成長無助，自然應予廢除。這毋庸置疑。但即便在最近金融風暴發生前，已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且將貧民推上風頭浪尖;而且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證據，卻微不足道。但這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rs)卻更進一步要求發展中國家遵循他們的建議，進而造成近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后果。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家發揮其相對優勢，以增加平均國民收入，但也可能招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率攀高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因貿易自由化所導致的裁員，明顯大于其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可見端倪：它結合貿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使得創造新工作機會及發展新興企業難上加難。沒有人會相信，把低生產率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能夠減低貧窮或提升國家收入。服膺于自由市場的人堅信一種塞氏法規，即增加勞工供應時，就會自然產生其對其工作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如此就能施壓、降低勞工工資。但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工人正足以證明經濟失調，在許多國家中我們都可以見到種種這類失調的充分證據。有些自律性市場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于政府。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這個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波蘭尼曾指出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又被重新提出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經濟體制或其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的人際關系。雖則本書論及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性已日趨明顯，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匯卻已多有改變，如吾人今日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面臨的長期失業、持續的高度分配不均、貧困臟亂遍地等現象，對社會和諧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以及引發暴力高升。我們也認知到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措施及其速度，侵蝕其社會關系、破壞社會資本，甚至引發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理會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印度尼西亞正值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加上該國原有的特殊歷史考慮，自然可預期造成政治與社會動亂。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致原有社會關系(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的破裂，而破裂的社會關系也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投資者擔心將資金投入到社會關系緊張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人也會將資金移出，產生負面的連鎖效應。

　　多數社會都會發展出具體方法，以照顧貧困無依者。工業時代卻逐漸使得個人難以完全照顧自身。固然，一個農民有可能面臨歉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也可能難以存錢以備旱澇之需，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傭的工作糊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人們無時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人們便一籌莫展。他們不一定接受自由市場吹鼓手所宣揚的彈性工資的重要性(這隱含著受雇者得接受無償解雇或自愿減薪)，但他們卻無力推動改革，即便他們能預期未來的充分就業。而且這也并不意味著只要他們肯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有工作。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內圈外論"(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均已明確指出何以勞工市場并不像自律性市場吹鼓手所宣稱的方式運作。

　　無論何種解釋，事實就是失業并非幻覺。當代社會必須發展出自律性市場經濟所未能做到者，即提出該社會能接受的應變之策(其實對此另有其他幾種理論說法，但因與主題無關，故不贅述)。快速社會變遷會摧毀既有應對機制及社會安全網，但在社會發展出新的應對機制前，新的需求已產生了。不幸的是，19世紀的教訓，卻被那些鼓吹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當代自由主義教條分子拋諸腦后。

　　社會應對機制的失靈，造成社會資本流失。20世紀就有兩個鮮活的例子可茲說明。我已提及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度尼西亞的災難。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中的新自由主義吹鼓手，均抗拒解決此危機的重要手段，即判其違約。一般而言，大多數的貸款，都是由私人信貸機構借給私人貸款人。當借錢者無法償付債務時，標準的做法就是宣告破產。破產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心。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否決此議，認為破產違背了契約的神圣性。但他們卻無視于違背另一種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他們寧愿提供經費給一些政府以挽救這些外國的貸款機構，而這些機構卻是因其不慎放款才導致失敗的。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推行一些傷及無辜的政策，包括工人與小生意人，但他們實際上與此金融危機的形成毫無關系。

　　更戲劇化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國家已是另一個實驗--共產主義--的犧牲品，但卻被置入下一個實驗，也就是在政府尚未有機會建立必要的法制及制度架構前，就引進自律性市場經濟機制。就像70年前布爾什維克強加在俄國的社會變遷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在這個國家強加上另一種重大的社會變遷，而帶來了災難惡果。俄國人民被告知：一旦能釋放市場的力量，經濟就會騰飛。此論述的背景乃因舊有無效的中央計劃經濟常會歪曲資源分配，且無法催生社會財富的誘因，所以此時計劃經濟應被地方分權、自由化與私有化取代。

　　但經濟騰飛并未出現。俄國經濟體萎縮過半，貧民人數(按每日4美元生活費的標準)從總人口的2%增為近50%。雖說私有化在少數政客中造就了幾個億萬富翁，但政府卻無錢支付養老金給退休者。而俄國還算是一個資源豐饒的國家，其資本市場的開放，對全球而言理應是個深具吸引力的投資點。但實情卻正好相反，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后大量的國內資本外逃。由于俄國私有化過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無法達成社會共識。那些錢留在俄國的人，自然會擔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后，他們會失去一切。即使不考慮政治問題，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將錢放在美國飛騰的股票市場中，而不會投入一個面臨各種不景氣的國家。俄羅斯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得掌權新貴有機會將其非法所得潛送國外。今日來看，這些當年錯誤政策的后果已浮現。此時，除非政府能保證不追究財富的來源，且繼續保障其所有權，否則已難將這些大量外逃的資金引回國內。但若這樣做，也就無異于保證這些掌權新貴會繼續掌權。

　　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波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華盛頓共識中認為發展中國家及其經濟改革應如何達成巨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波蘭尼揭發了自律性市場的神話，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條電報纜線就是聯邦政府在1842年出資興建的。提供工業化基礎的農業生產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制。

　　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干涉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促其對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業開放，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制裁。雖然有時政府干預有其必要性，尤其在面臨對手政府也介入時。但更多案例顯示的卻是赤裸厚顏的產業保護主義及補貼，尤其是在農業方面。當我擔任(美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番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中國香港向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最后堡壘，但當香港特區政府發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借投資其股市與匯市，來干擾其經濟時，就全力出手干預。美國政府為此向香港特區政府抗議，認為此乃違背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干預政策奏效，不但穩定了股、匯市，破除對其貨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了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干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其關鍵論點就在于改革途中需找出正確的價格，并借助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出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展只不過是資本累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但這些都只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形態誤會了變遷的本質，變遷所影響的乃是社會整體，而非僅限于經濟面。經濟上的改變，遠遠超過其字面意義。正如波蘭尼所指出的，這種觀點的持有者，僅顯示出其誤讀歷史。

　　假若波蘭尼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表明保存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止保護社會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此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也同時可見貧窮明顯減少。假若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證明市場制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么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絕對優于自律性市場。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出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出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在他們的說教中也包括需要更好管制金融市場的建議，但他們卻借此機會強調需要更多的市場彈性。這其實才是他們的重點，即如何削減社會契約。而這種社會契約實際上等同于亞洲奇跡，即提供社會與政治穩定的經濟安全網。實情是，東亞的金融危機反而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于短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導致數十億的資金在全球打轉，搜尋最佳報酬，并隨情緒波動而起落轉變，這才種下危機的種子。

　　最后，讓我回到波蘭尼的兩個主軸，來結束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復雜關系。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并非只是另類經濟體，它們實質上代表著背離自由政治的傳統。但正如波蘭尼所指出的："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都是在市場社會無法運轉時，脫穎而出。"新自由主義的巔峰期大約是1990-1997年，時值柏林墻倒塌，而世界金融危機尚未發生。有些人甚至辯稱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就已證明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推論有誤。畢竟在當時所有發達國家中，到處都有抗拒里根及撒切爾(Reagan-Thatcher)自由市場教條的動向，并代之以"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新工黨"(New Labor)的政策。新自由主義市場論點曾提出的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在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國家不敢放手采用這些可能會對貧民造成重大傷害的政策，因為在東西分裂的冷戰時期，若是西方國家失敗，就會將其他各國驅趕到東方陣營。但是，在柏林墻倒塌后，這些國家已別無選擇，即便是風險甚大的政策，也可肆無忌憚地加諸貧民頭上。不過，這種觀點不但無情，也很反智。因為實際上在排除那種不為多數人服膺的市場經濟后，仍有一些并不令人欣賞的措施成為選擇。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可能演化成為黑手黨資本主義及黑手黨政治體制。不幸的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這已成為事實。

　　波蘭尼視市場為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義社會體的一部分。他認為市場經濟并非終極目標，而是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吾人常誤以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是改革的目標，也因而制定各種量表來評斷各國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這完全無視私有化其實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實，即將公有財產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然后等著他們回報賄賂。但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量表，來記錄有多少人被推入貧困，有多少工作被減裁，或暴力的提升，或不安全感、無力感的提升。波蘭尼關注的其實是更根本的價值。

　　今日這種根本價值與自律性市場意識形態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一如波蘭尼的時代。我們向發展中國家強調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對它們最關心的議題，即影響它們生計的經濟時，我們卻改變聲調說：經濟鐵律讓你別無選擇，且因你的民主體制可能會壞事，所以你必須放棄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決策權，將之轉給一個受國際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獨立中央銀行。而且，為了確定你會根據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動，你被告知必須全心關注通貨膨脹的問題，而不顧工作就業或成長。同時為了確定你會按照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執行中央銀行的規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擴大貨幣供應。若是這整套方法不靈，就會引進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貨膨脹指標制"(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這些前殖民地，我們一方面打著民主之名賦權給個人，但另一方面卻將之硬生奪走。

　　波蘭尼在本書結論中，很貼切的討論了在復雜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在大蕭條時期曾說過："除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他所說的不止是一般所說的古典自由，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聚會自由、信仰自由等，還包括免于饑餓與恐懼的自由。各種各樣的社會管制可能剝奪一些個人的自由，但它卻同時能增進其他人的自由。自由地將資本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國家對某些人而言是種自由，但對他人卻可能有極大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都是大規模的"外部性"(large externalities)所致。不幸的是，這種自律性經濟的神話，不論是披著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外衣，還是現在華盛頓共識的新衣，都無法平衡這種不同自由的需求。這乃是因為貧民面對的不安全感遠大于其他人。在某些地方，如俄羅斯，貧民人數正急劇上升，而生活水平卻迅速下降。在此地，免于饑餓與恐懼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蘭尼今日仍持續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提出，現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就在于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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