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社會理論家大衛.哈維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凡是認真閱讀馬克思《資本論》的人，最后總會以寫作有關《資本論》的研究著作而告終。哈維自己就是這樣的學者。哈維的本行是地理學，可是他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研究興趣很濃，1982年就出版過《資本的限度》一書，1985年出版《資本的城市化》，2001年再出版《資本的空間》，2006年又出了《資本的限度》新版。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馬克思的《資本論》再一次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哈維就是在同年利用網絡開設解讀馬克思《資本論》的公開課，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眾多聽眾(哈維《資本論》公開課的地址為http://davidharvey.org/)。2010年，哈維一下子就出版了兩本相關著作，一本是《馬克思<資本論>指南》，另一本是《資本之謎與資本主義的危機》。2013年哈維還要在著名的Verso出版公司出版《馬克思<資本論>指南》的第二卷。2011年，另外一位學術大家，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出版了他的人生謝幕之作《如何改變世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故事》，去年8月，霍布斯鮑姆帶著他的這本著作去朝見馬克思本人了。這使人不由想起，當年的德勒茲在謝世之前，也計劃過撰寫一本題為《馬克思的偉大》的書，談談馬克思“對這個時代的激憤”以及他不斷挑戰的勇氣，可惜他自殺了。2011年還有一本由文化名人撰寫的有關資本主義的名著，這就是特里伊格爾頓的《為什么馬克思是對的》。此書同年引進國內出版以來，據我所知，在各大高校的青年學子中間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哈維、霍布斯鮑姆、伊格爾頓之外，近來致力于重新解讀《資本論》的理論大家，還包括我們的弗雷德里克瀠姆遜。2011年，杰姆遜出版了《表征資本/<資本論>：對第一卷的解讀》(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杰姆遜一向作為文化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的面目出現，此前從未出版過直接處理馬克思原典的研究專著，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杰姆遜這本以政治經濟學研究面貌出現的新書，和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伊格爾頓的《為什么馬克思是對的》一樣，可以說都是出乎讀者意料之外的作品。或許更出乎讀者意外的是，杰姆遜似乎是把《資本論》第一卷(注：本文省稱為《資本論》，不一一注明為第一卷)當做一部偵探小說，或者是一部宏大樂譜來讀的。在這本書中，杰姆遜以福爾摩斯式的冷靜和敏銳，瓦格納式的繁復和綿密，出之以縝密、曲折、辯證的行文，往往對馬克思的《資本論》發人所未能發，啟人所未能啟。他不僅對《資本論》的特質做出了一些“驚世駭俗的斷言”(scandalous assertions)，而且依托于其對《資本論》的獨特闡釋和“表征”，對當今的抵抗政治和大眾民主的努力方向，做出了嚴厲而切中肯綮的批評。

　　那么，在杰姆遜看來，《資本論》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書呢?他所自稱的“驚世駭俗的斷言”又是如何“令人憤慨”的呢?眾所周知，《資本論》一般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圣經”，是非常政治性的。可是在《表征資本/<資本論>》一書的導言部分，杰姆遜開宗明義地斷言，《資本論》并不是一本（《共產黨宣言》那樣的）政治著作；在該書的結語部分，杰姆遜又斷言《資本論》并未給出政治結論。那么杰姆遜如此斷言的理路和目的何在呢?這就與杰姆遜對“政治”概念的重新界定密切相關。在他看來，要說清楚政治(political)是什么，首先要對政治學(politics)和政治理論(political theory)做一個區分。政治學旨在政治行動，指向政治實踐、政治策略和戰略，從此意義上說，馬基雅維利、克勞塞維茨、索雷爾、列寧和毛澤東的代表性論述可以歸之于政治學；政治理論則總是指向某種憲法的建構，實際上是一種憲政理論。而憲法從其本質上而言，又是一種反對革命，反對變化的政治建構。在政治理論的框架下，內格里(Negri)將制憲力量(constituent power，constituting power)和憲定力量(constituted power)做了明晰的區分，認為前者是一種生成性力量，而后者是一種控制性力量。杰姆遜認為，隨著資本的歷史性登場，國家不再是一種自律性的實體，它被資本滲透得百孔千瘡。在資本的全方位滲透之下，傳統的憲政思維以及公民權、代議、民主等憲政概念，只不過是一些現代性的幻像而已。在資本肆虐的時代，自治性的政治理論已不再可能。既然資本使得政治理論不再可能，以探討現代資本主義的資本運作規律為宗旨的《資本論》，也就不可能是一本政治理論書籍。杰姆遜斷言說：“無論如何，《資本論》第一卷極少鼓勵人們去尋求一種更完美的政治體系，更不用說在書中找到這種政治體系的理論化蹤跡了：確實，它甚至沒有勾勒出任何未來社會主義的經濟圖景。”(Jameson,2011, pp.139-141)杰姆遜預料到讀者會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建議工人組織起來，“剝奪剝奪者”的段落來證明該書的政治性。對此，杰姆遜解釋說，一方面這樣的論述在第一卷中非常罕見，也并非重點，另一方面，“工人自組織起來”這一策略，在馬克思的時代，不過是當時的一種政治常識，談不上是馬克思的創見;至于“剝奪剝奪者”這一號召，確實預言了一種革命性的決裂，但是馬克思在第一卷中并未告訴大家明確的政治目標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并未給人們提供任何具體的政治方案和政治策略，也就是說，這不是一本談論無產階級政治的書，不是一本談論政治行動的書。所以從這些意義上來說，《資本論》第一卷既不是政治理論著作，也不是政治學著作。

　　后面我們要說到，杰姆遜不將《資本論》視為政治著作，是有他的深意的。但是將此論斷絕對化，完全抹殺《資本論》的政治性，不一定令人信服。杰姆遜自己也承認，《資本論》中的《工作日》這一章的結語部分，對他的前述“驚世駭俗的斷言”構成了一種“無法回答的辯駁”。這一部分的《資本論》原文是這樣的：“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資本論》第一卷，第349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下同)。這無疑是一種政治號召，是《資本論》的政治性時刻。那么，杰姆遜是如何解釋這一與自己的斷言完全相悖的政治論述呢?他求助于馬克思的后續論述：馬克思在緊接下來的《資本論》第四篇中說明，即便通過了這樣的國家法律和社會保障，資本依然可以以種種方式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杰姆遜在此雖然承認了工人通過階級斗爭使得有利于自己的國家法律獲得通過是一種政治斗爭，但由于其政治效用的暫時性，這種政治不過就是一種“工聯主義的策略”，而不是一種革命策略。這似乎在說，杰姆遜本人心目中的政治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政治只是革命政治。但是杰姆遜自己在一個補充說明中也承認：“從一種辯證的而非邏輯互斥的方式來說，這兩種策略(指改良和革命)既不同，又相同。”(Jameson, 2011, p.51)據此來看，在本書中，杰姆遜的“政治”概念稍欠前后一致的邏輯嚴密性。相比較而言，法國思想家雅克朗西埃的“政治”概念更加明晰些，邏輯上也更為自洽些：政治(politics)是對治安秩序(police)的不諧和擾動，是異見性的。“政治不是治理共同體的藝術，它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紛爭性的形式，對于集合與領導人類群體所依據的那些規則來說，它是個例外。”(朗西埃：《政治的邊緣》，上海譯文2007，前言 4。)

　　杰姆遜另一個“驚世駭俗的斷言”，是他堅持認為《資本論》也不是一本關于（真正意義上的）勞動的著作。工人階級的圣經無關勞動?杰姆遜承認，這確實也是一個悖論。對他來說，經典的關于勞動的著作，是像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考察泰勒化現象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這樣的書籍。據杰姆遜的考察，《資本論》第一卷幾乎不處理勞動問題。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辯證地提出一系列的對立統一范疇：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質和量、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身體和精神、空間和時間等等，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處理的重點的是這一系列對立中的后者。在對資本進行考察時，馬克思自己明確地把使用價值加上了括號(bracketing)，對商品的使用價值予以現象學的懸擱。《資本論》處理的核心議題是資本，所以杰姆遜另外一個“驚世駭俗的”提議是，把《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篇，也就是《商品和貨幣》的部分加上括號。畢竟，商品和貨幣只是資本的“前史”。在《資本論》中，資本為王，而工人的存在性經驗無法被復制，也無法超越資本王國。資本對工人的生活質量也根本不感興趣，它只對從勞動中榨取以數量計算的剩余價值感興趣(Jameson, 2011, p.112)。在《工作日》這一章中，馬克思提及工廠主以狼一樣的貪婪，對剩余勞動進行無限度的壓榨，比起西班牙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資本“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象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資本論》第一卷，第306頁)。《工作日》一章雖然標題中有“工作”一詞，但是杰姆遜認為，這一章并不是關于工作的，而是關于過度工作的不可能性，是關于瀕于衰竭的身體。其深層主題并非具體勞動，而是階級斗爭(Jameson, 2011, p.113)。總之，《資本論》第一卷不是一本關于真正的勞動(labor proper)，而是關于以非人的漫長勞動時間為特點的過度勞動（overwork）的著作，當階級斗爭使得統治者不得不立法限制工作日的長度之時，這種過度勞動又會以更為猙獰的面目，也就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沃爾特布洛克（Walter Block）、格里高利曼昆這樣的“經濟學家”為之辯護的童工的形式合法或者非法地出現。

　　那么，《資本論》究竟是一部什么書呢？杰姆遜認為，《資本論》關注的不是人，不是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而是一部關于體系(system)，也即資本主義體系的著作(Jameson, 2011, p.53)。從不以人類行動主體而以體系、結構為主要關注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論》是阿爾都塞意義上的科學研究，而非意識形態研究。從這點來看，也證實了《資本論》的非政治性。《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表征(representation，馬克思用的德文原文是Darstellung)。那么，“表征”是什么意思呢?杰姆遜本書的書名Representing Capital就用到了“表征”的動詞形式。這個書名不太好翻譯，因為這里的Capital可以做多重的理解，首先，Representing Capital可以理解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中表征資本的努力，但是Capital本身被杰姆遜做了斜體處理，應該是指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所以它可以被翻譯成《表征<資本論>》、《描述<資本論>》、《闡釋<資本論>》等等。但是本書也可以被視為杰姆遜在不同于馬克思所處的歷史時刻，在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力圖表征資本，表征第三期也即晚期資本主義體系的一種努力。所以本文將其試譯為“表征資本/《資本論》：對第一卷的解讀》”。杰姆遜將表征理解為“在認知測繪(cognitive mapping)和(就其積極意義而言的)意識形態建構中的一種關鍵性行動(oper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意識形態則是表征研究的兩個重要維度。在他看來，成熟的理論分析都是對表征的研究，歐美學界近些年對真理、總體性(totality)、實在界等的質詢，都離不開對表征問題的研究。可以說，在今天，表征問題正如病毒一樣蠶食著所有既存的學科：在文學理論領域，它挑戰語言、指涉和表達;在哲學領域，它挑戰思想;在經濟學領域，金融資本這種不可見實體和衍生債券那種無法被理論化的獨異性(singularities)，呼喚著表征;在政治領域，傳統的務實的“什么是國家”的問題現在被務虛的、呼喚著表征的“國家在哪里”這樣的問題所取代。甚至歷史本身也變成了表征問題(Jameson, 2011, pp.4-5)。

　　杰姆遜認為，資產階級學者們往往不把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總體性，不把這種總體性進行理論化；他們能看到局部的問題，能對資本主義體系和市場內部的危機比如通脹或滯脹、經濟增長或經濟放緩等，提出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具體對策，但是他們無法把握資本主義機制運行的總體性特點。馬克思則正好相反，他將資本主義生產的系統性(systematicity)視為總體性(Jameson, 2011, p.106)。但是問題隨之就來了：沒有人曾經看見過這一總體性，作為總體性的資本主義也不是那么明顯可見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僅從其癥候可見。因此，任何表征資本主義，也即建構資本主義模式的努力，總是成敗參半的：資本主義的一些特點被突出，而另一些特點被忽略甚或被錯誤地表征。杰姆遜因而強調，任何表征都是部分表征，每一種可能的表征都是不同和異質的建構或表達模式的結合，它們互相之間還是不可通約的。這種不可通約性正是辯證法存在的理由。唯有辯證法才能協調種種互不相容的思想模式，才不至于讓思維墮入馬爾庫塞所講的單面性，唯有辯證法才能很好地表征資本主義這一復雜無比的總體性。那么，是不是說既然資本主義無法被(完全)表征，那么資本主義就是一種無以言表的神秘的東西呢?杰姆遜不這么看，他認為，正因為它難以被表征，我們才需要加倍努力去表達這不可表達者;在這方面，馬克思是我們杰出的榜樣，馬克思以其理論勇氣和辯證努力，確實成功表征了資本主義(Jameson, 2011, pp.6-7)。

　　馬克思成功表征資本主義，或者說建構資本主義總體性的關鍵，在杰姆遜看來，是馬克思發現了“資本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有了這個規律，資本主義體系的其余部分得以清晰可見(Jameson, 2011, p.127)。關于這個規律，馬克思本人是這么表述的：“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資本論》第一卷，第742頁)。簡言之，資本主義一方面激發起高度的生產力，生產出巨大的資本和財富，另一方面卻制造出人數不斷上升的、日益貧困化的“勞動常備軍”，也就是失業人口。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發展制造出真正的不幸，財富引發了無以言表的窮困(Jameson, 2011, p.56)。杰姆遜認為，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表征的是一種特殊的惡魔機器(infernal machine)，這種以資本主義之名出現的惡魔機器具有一體兩面的辯證特性：其進化與停頓辯證一體，其擴張與機能失靈辯證一體，其發展與崩潰辯證一體(Jameson, 2011, p.142)。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資本主義這臺惡魔機器一方面迫使現役勞動軍過度工作，精疲力竭，另一方面使得全球性的“被迫閑置”(enforced idleness)的產業后備軍也即失業人群的隊伍日益壯大。在這個“貧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 Mike Davis2006年著作名)之上，棲居的不都是詩意的人們，可以說，更多的是因失業等導致的食不果腹、寒不蔽體、受苦受難的人們。在號稱資本主義樣板國的美利堅，按照其農業部2008年的一個調查，“7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吃不飽”。隨著此后金融危機的加深，吃不飽飯的美國人可能更多。而在所謂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數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每晚餓著肚子上床睡覺，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印度每年餓死或因營養不良致死的人口，由于政府的蓄意隱瞞，具體數字難以知曉。無怪乎論者稱其為“饑餓共和國”(參看印度尼赫魯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烏特薩帕特奈克(Utsa Patnaik)《饑餓共和國及其他》(The Republic of Hunger and Other Essays, 2007)一書)。杰姆遜在書中多次借用阿甘本的“裸命”(naked life)概念來指稱那些赤貧無望，任由軍閥、非政府組織或“慈善”機構擺布的人們。但是杰姆遜和阿甘本對“裸命”的用法是不太相同的。照杰姆遜來看，阿甘本在《牲人》一書中提出的的“裸命”這一偽生物學概念，由于與集中營相關，更多指涉的是支配性權力(domination)。杰姆遜在使用“裸命”概念時，優先考量的是經濟現實。在全球化現實條件下，比起權力支配，由失業所導致的赤貧更為根本和具體。形而上學的概念，比如自然或死亡，則只不過是這種更為基本的現實的意識形態衍生物(Jameson, 2011, p.125)。這也可以視為杰姆遜對阿甘本的委婉批評，畢竟，對于一同生活在這個“貧民窟星球”的龐大的失業和赤貧人口，阿甘本似乎基本上緘口不言。

　　所以，對杰姆遜來說，《資本論》既不是一部政治書，也不是一部關于真正勞動的書，它是一本關于過度勞動(或極度勞動的不可能性)和失業的書。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將失業問題作為解讀《資本論》的關鍵，不僅具有歷史和現實相關性，而且具有重要的當下政治意義。大家知道，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失業問題再次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矚目焦點。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給出了種種解釋，開列了種種藥方。201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甚至還授給了美國經濟學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爾莫特森(Dale T. Mortensen)和塞浦路斯裔、英籍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以表彰他們在所謂“失業經濟學”方面的“貢獻”。這幾位先生在人們看到失業問題的地方，看到的只是崗位空缺，認為更高的失業救濟金會拉升失業率、拖長市場搜尋時間。他們認為可以甚至應該通過減少政府社會福利投人，減少失業救濟和再就業培訓，制造就業市場的“饑餓感”，從而降低就業者的就業心理預期的辦法，令其填補“垃圾職位”。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余斌指出，這些失業理論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被提出來了，從現實來看，這些理論對于解決失業問題基本上毫無幫助。但是國際資產階級將諾貝爾獎授予這種不能解決問題的失業經濟學，是有其政治意義的。這就是，“這些理論雖然解決不了問題，但足以推卸責任。它們可以把制造失業問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金融資本家的貪婪的責任推卸給社會大眾。同時，這套理論對于那些不顧高失業率和罷工浪潮，還要強行減少社會福利的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來說，也無疑是雪中送炭的打壓社會輿論的最好工具。”(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第100-106頁，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退一步說，即便戴蒙德等人的“失業經濟學”有其效用，但由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不是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總體性來把握，這些所謂解決之道只是一些局部性、暫時性和挖肉補瘡式的改良方案，至多只能遲緩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爆發時間而已。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奉者的杰姆遜則不同，他不怕別人指責他搞“宏大敘事”，不怕別人批評他忽略差異，總是將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當做一種總體性來把握。他認為，全球資本的結構性矛盾及其運動一方面產生了巨大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可怖的“創造性毀滅”，造成大量的世界人口被第一世界的資本主義強權有意排除在現代化進程之外，從而“消失于歷史”。這些人既包括所謂“失敗國家”的子民，也包括環境災難的犧牲者;既包括“種族仇恨”犧牲者，還包括巨量的饑民，無論這種饑荒是人為還是自然造成的。傳統話語往往把這些人群視為支配性權力(domination)的受害者，是由政治性壓迫造成的。但杰姆遜認為，如果把這些人群放到失業的框架下來觀照，我們就可能做出不同的判斷，得出不同的結論，使得我們的努力方向更加明晰和具體。當今所謂的“抵抗”政治尤其是福柯以來的后現代政治，多依托于對支配權力的分析和批判，而比較忽視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剝削的揭示和反抗。杰姆遜認為，這是一個方向性的偏差。在對資本社會進行總體性分析時，杰姆遜堅持以馬克思和阿爾都塞的闡釋框架，圍繞生產方式，也就是“剝削結構”組織起來的生產模式來進行表征分析。支配性權力不過是這種“剝削結構”的次生性結果;它不是“剝削結構”的生產模式，而是“剝削結構”的再生產模式。行文至此，杰姆遜為什么要在當下這個“脫節的”歷史時刻，揭示《資本論》不是一本有關政治和勞動的書的原因，就很清楚了：杰姆遜是在呼吁大家像馬克思那樣，對當今的第三期資本主義進行總體性的分析，首先要從經濟上揭示出德里達所開列出的當代資本主義不能解決之十大禍害的結構性根源(巧合的是，德里達也把失業作為資本主義十大禍害之首)。杰姆遜認為對支配性權力的強調更多是出于道德和倫理立場，這種立場可以引發起義和反抗，但不會導致生產模式的轉變。強調支配性權力，打出的是“自由”或者“民主”的旗幟，這是一種民主主義的綱領，但是杰姆遜觀察到，這種片面強調支配的政治往往非常容易被資產階級國家所收編。杰姆遜認為，比起民主主義綱領，當下更加需要的，是把失業納入剝削范疇，強調經濟剝削的社會主義綱領(Jameson, pp.150-151)。畢竟，比起經濟分析而言，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總是附屬性的、第二位的，而當今的大眾民主努力往往偏離了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結構這一中心議題。杰姆遜相信，可能永遠也沒有讓人滿意的政治解決方案或者政治體系，但是可以有更好的經濟方案或體系。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人士今后應該努力的方向(F. Jameson, “A New Reading of Capital,” Mediations 25.1, Fall 2010. pp.11-12)。

　　杰姆遜在本書中對當代左翼政治的另外一個批評是：當代的多數左翼政治運動，不管是已經消歇了的，還是正在風行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保守的。這是為什么呢?原來，杰姆遜認為，當代左翼政治大多出于對資本主義這臺惡魔機器的巨大破壞力的震驚和義憤，是一種應激式的被動反應，所以他們本能地要求選擇性地持存過去，回到過去的所謂好日子中去。他們復古，他們懷舊，或者試圖“保存更為簡樸的過去時代留下來的一些飛地”，或者試圖“找回以前時代的人性尺度，以及集體或公社形式”。革命，對當代主流左翼而言，不過是本雅明所講的防止狂奔的資本主義列車出軌的制動器;革命不是排除故障，讓火車繼續疾馳，而是緊急剎車。與右翼標榜資本主義的高效和“現代”相反，當代左翼雖然滿懷義憤，卻瞻前顧后，心存猶疑，對未來缺乏信心，缺乏勾畫后資本主義時代之良辰美景的勇氣。對此，杰姆遜只好再一次地將老馬克思的魂靈召喚出來，他語重心長地說：“事實是，馬克思尋求將造反政治與“未來詩學”（poetry of the future）相結合，致力于表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現代，更具創造力。今日左翼‘話語斗爭’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恢復馬克思思想中的這種未來主義（futurism）和振奮性(excitement)。”（Jameson, 2011, pp. 89-90)對杰姆遜來說，呼喚未來主義就是呼喚一種烏托邦的精神，準確來說，是召喚一種烏托邦的沖動(Utopian impulse)。杰姆遜畢生鐘情于烏托邦研究，近年來對此更有新的見解。比如，他明確區分了烏托邦模式或方案和烏托邦沖動：烏托邦模式或方案包括經典烏托邦文本的各種提議，以及在革命實踐中實現烏托邦的各種歷史嘗試，烏托邦沖動則是指始終存在的對根本變化和轉換的經常是無意識的渴望，這種無意識渴望被象征性地銘寫進一切事物之中，從文化到日常生活，到正式的政治活動和目標明確的行動。對杰姆遜來說，只要烏托邦模式或方案進入此時此地的實踐，它就會變成一種實際的政治綱領，就不再成其為烏托邦了。所以，重要的是時時保持烏托邦的沖動，保持不斷革命的青春活力(F. Jameson, “A New Reading of Capital,” Mediations 25.1, Fall 2010. pp.12-13)。

　　在《表征資本/<資本論>》一書中，杰姆遜是將《資本論》視為由一系列的謎團、神秘和悖論組成的辯證文本來對待的。作為辯證法大師的杰姆遜，在本書中駕輕就熟地把握著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辯證律動：矛盾的解決都是以辯證的方式出現的，而矛盾的階段性解決并不意味著原有悖論或對立中的“陌生性”的消散，在辯證解決的新的“陌生性”中，仍然持存著原有問題的陌生性(Jameson, p.14)。一如松風，又如怒濤，前波平復，后波涌起。《資本論》就是杰姆遜的辯證法實驗室，其《資本論》新解是他辯證思維的最好體現。他不僅緊緊把握住《資本論》的辯證神髓，而且以嚴正而優美的辯證律動行文。無怪乎伊格爾頓對杰姆遜的文字有著高度的評價，以至于當伊格爾頓要享受文學之美時，從放置詩歌或小說的書架上抽出了杰姆遜的理論著作(Eagleton, Terry, Against the Grain. 1986, p.66. London: Verso)。不管是從文字上，還是從思想性上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表征資本/<資本論>》一書是杰姆遜繼其《政治無意識》(1981)、《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1991)之后的又一座創作高峰。

　　來源：《中國圖書評論》，2013年第6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