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兩極分化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現象。新中國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追求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但是近10多年來，也出現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態勢，這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如何科學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問題，促進社會共同富裕?本文擬對此談些看法。

　　一、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當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盡管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比過去有很大提高，但是統計資料顯示，反映貧富差距的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卻從1981年的0.161逐步上升到2007年的0.323;全體居民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297上升到2000年的0.402，到2007年升至0.454;[①]到2009年已達0.47，估計如果加上漏計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現在已超過0.5; 2009年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達67萬戶，居世界第三;資產超十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僅次于美國，名列全球第二，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而按聯合國關于貧困和低收入的標準，有1.5億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屬于絕對貧困，有31%的人口即四億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屬低收入窮人。[②]目前，關于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態勢，在理論界已沒有爭議;有爭議的是形成這種態勢的原因和應采取的對策。

　　對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原因和對策的不同觀點。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類，現做一些簡要評析：

　　第一類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進程中，收入差距拉大屬正常現象，可以通過公共財政的再分配來縮小這種差距。這種觀點多半以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倒U曲線”假說作為理論依據，說貧富差距擴大，是經濟發展過程的一般規律，在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不平等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達發達國家水平之后，會重新趨于平等。然而，早有經濟學家指出，“倒U型”假說缺乏統計資料支持。[③]退一步說，這個假說即使有一定道理，也只是概括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的現象，把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與這些國家做類比，這有悖于唯物史觀方法論。[④]至于能否用公共財政再分配解決問題，本文第二部分再評述。

　　第二類觀點，認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不良態勢，主要原因是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而官員、企業高管的腐敗、國家財政收入過高也是重要原因，應當針對這些原因采取糾正對策。其實，這類觀點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和關鍵。廈門大學吳宣恭教授對這類觀點做了深入的專題分析。他認為，足夠大的私人資本才是官場腐敗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如果把腐敗列為原因之一，那么腐敗的根源乃是助長私人貪欲的私有制經濟。他認為，中國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到2009年，占20%左右(最高時20.4%),這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35.5%，更低于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45.3%;而企業所得稅率為25%，中等收入居民的個人所得稅率為5%和10%，都分別低于外國相同稅率，因此，所謂國家財政收入過高造成多數居民收入偏低，并削弱國家再分配功能，加劇貧富差距，這缺乏根據。他根據統計資料證明，中國行業工資最大差距存在于非壟斷行業，其中的證券業、計算機應用服務業與木材加工業、紡織業的差距，明顯高于典型的壟斷行業煙草加工業，因此，那種把行業壟斷當成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的說法是對現實的歪曲。他還算出2009年全國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分別為14577元和8678元，都高于私營企業雇工的工資加獎金加部分分紅的年平均收入8033元;而全部被訪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平均收入為雇工收入的25.15倍，如與工資最低的行業相比，這種差距為33.66倍，如按千萬級私有企業業主與雇工的收入計算，則是251.87倍;因此，私營企業主與普通勞動者之間收入的驚人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⑤]這種批判性分析很有說服力。

　　第三類觀點，認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私有制經濟成分的急劇擴大，只有維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不良趨勢。這類觀點與前兩類觀點有原則性分歧。前兩類觀點都沒有深入到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這個本質層面分析問題，回避私有制急劇擴大這種事實;而第三類觀點則認為，是否承認這是主要原因，乃是鑒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本文持第三類觀點，認為這種觀點有充分的根據。

　　所有制關系出現不良發展態勢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從理論上看，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表現和結果，這是《資本論》得出的科學結論。[⑥]而生產關系的核心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分析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原因，必須深入到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層面。這是因為，居民的收入來自生產成果的分配，而掌握分配權的，只能是在生產過程中起支配、決定作用的生產資料所有者;因此，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質決定分配關系的性質及其方式，而不是相反。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中，雇傭工人通常只能獲得被企業主作為成本、由市場規定的一定量的勞動力價格(v)，企業主(即資本家)則可以在企業總體工人創造的新價值(v+m)中獲得扣除這個成本之后的全部剩余價值(m，當然在現實中還要扣除有關稅收)。而在公有制經濟中，自主勞動者處于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地位，可以參與他們自己新創造價值的按勞分配(在做了適當社會扣除的意義上)，為了與私營企業對比，收入可以表示為v+gPr>xm' type="#_x0000_t75"> ，其中，v是相當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工資，gPr>xm' type="#_x0000_t75"> 是分享m的部分。顯然，(v+gPr>xm' type="#_x0000_t75"> )> v, 就是說，在同等生產條件的情況下，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收入，必然大于私營經濟中雇傭工人的收入。這就是中國國有單位和集體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收入高于私營企業雇工年平均收入的深層原因。不言而喻，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國民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比重越大，全體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小，反之，私有制經濟比重越大，全體居民收入差距就越大?？梢?，中國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這是在所有制結構中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這種不良態勢的表現和結果。

　　統計資料證實，中國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確實與所有制關系的這種不良變化呈正相關。據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從1996年到2004年末，在第二、第三次產業的企業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所占全國實收總資本比重從58.6%降到48.1%;[⑦]此后，盡管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總額絕對量在增長，但是私營企業資本總額絕對量增長更快，導致國有、集體經濟在總資本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2008年末，所有制結構變化已為“國家資本占33.4%，集體資本占3.0%，法人資本占25.5%，個人資本占22.9%，港澳臺資本占6.1%，外商資本占9.1%”。[⑧]其中的法人可以理解為多種投資主體構成的企業組織，由于統計數據顯示國有和集體企業數量明顯下降，可以認為，法人資本的主要成分是私人資本。有學者計算，2008年包括企業和農戶的全國直接經營性資本所有權結構是：國有資本占24.35%，集體資本占7.24%，個人資本占52.56%，外商資本占15.85%;[⑨]就是說，全國公私直接經營性資本的總量比例，已降為31.59 ：68.41。

　　這里需要強調，由基尼系數表現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態勢，取決于收入高低不同的各類從業人員的數量結構變化。從這個角度看，由于中國國有經濟的生產力水平高于私營經濟，因而人均資本占有量高于私營經濟，從而在同量資本中，國有經濟的從業人員少于私營經濟，所以，隨著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顯著下降，其中的從業人員就會下降得更多。據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到2008年末，在工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這4個部門或行業中，公有制企業(國有+集體)中的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都明顯低于非公有制企業，只分別占12.1%(9.2% + 2.9%)、19.4%(12.7% + 6.7%)、12.9%(8.3%+ 4.6%)和14.9%(11.8% + 3.1%)，[⑩]最高的比重也沒有超過20%。這意味著，在這些產業中，已有80%以上的勞動者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居民收入差距從而基尼系數的拉大。由此可見，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正是由于所有制關系中私有制比重不斷擴大、公有制比重不斷縮小的結果。

　　二、只有改善所有制關系才能促進共同富裕

　　在解決收入差距拉大方法上的認識誤區。目前在解決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辦法的討論中，之所以一些人不談如何扭轉所有制關系的不良態勢，有的是不明白生產關系決定收入分配關系的科學道理;有的是與這樣一種思考有關，即中國所有制關系形成的現狀，這是改革的結果，而改革總是對頭的，其結果是必須肯定的。其實，這樣思考是背離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的。須知正是大力倡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說過，在改革實踐過程中，應當“對的就堅持，不對的就趕快改，新問題出來抓緊解決”[11]。還有較多的人認為，只要政府搞好公共財政再分配，就可以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問題，對這種認識誤區，有必要做深入辨析。

　　再分配不可能改變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政府的財政再分配是緩解收入差距拉大的手段之一，這對世界各國都適用。但是，必須充分認識，這種財政再分配手段至多只能起調整、改善收入分配關系的作用，卻不能改變由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的初次分配關系的格局。在私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財政再分配，可以緩解居民收入兩極分化的對抗性矛盾，卻絕不能消除這種矛盾。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的“公平效率替換論”正好證明了這個道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承認，“有效的市場制度可能產生極大的不平等”[12](引者按: 應當把這里“有效的市場制度”讀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要改善居民個人收入的不平等關系，只有靠國家采取再分配措施。由此阿瑟·奧肯提出，追求市場機制的效率與追求個人收入均等化這二者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效率，就要犧牲某些平等，為了平等就要犧牲某些效率;[13]應當設法尋求兩者的結合點，而犧牲效率換取平等的方法就是政府運用財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其實，他所說的“效率”就是資本家的利潤率，如果追求平等的再分配減少了資本家階級的利潤率，就等于“犧牲”了效率。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說，“隨著把更多的收入再分配給窮人，政府不得不提高對富人及中等收入者的稅收，這會削弱他們工作的積極性”[14]，換句話說，為了保護主要是資本家階級追求利潤率的“積極性”，就得再次犧牲平等，保持一定收入差距。因此，“公平效率替換論”實際上證明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再分配，是以不損害資本家階級利潤的穩定增長為前提的，也就是以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初次分配關系為前提的。事實可以作證這個結論。眾所周知，美國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有十年多的經濟穩定增長，但是這段時間，“十分清楚的情況是，美國的進步至少使2000萬人～3000萬人生活到了收入逐漸下降的低層”[15]。可見，即使在經濟穩定增長的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再分配辦法，也不能消除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這種初次分配的格局。實際上，這些國家實施的財政再分配手段，歸根到底是為了鞏固和擴大資本主義私有制這種根本經濟制度，從而鞏固有利于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初次分配關系。

　　從中國近些年來的情況看，人民政府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地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增加低收入群眾的收入，力圖扭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不良態勢。2010年農村居民得到的轉移性收入人均453元，比2005年增加305元，增長2.1倍，年均增長25.2%，年均增速比“十五”期間(2001年～2005年)高11.8個百分點，對收入增加的貢獻率為11.5%。[16]2006年城鎮居民的人均轉移性收入為2899元，比2002年增長了44.7%;[17]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達到5092元，比2005年增長92.1%，年均增長13.9%。[18] 但是，這種持續增長的財政再分配支出，加上政府調高個人所得稅征稅起點、鼓勵慈善捐款等再分配措施，依然沒有從根本上扭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態勢?？梢?，在國民經濟中私有制經濟比重不斷加大的態勢下，不著眼于調整所有制關系，而把政府財政轉移等再分配手段作為扭轉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措施，這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

　　“私有化加公共財政再分配”是不可持續的辦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辦法, 筆者簡稱為“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的辦法。這種辦法中國絕不能效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在維護私有制經濟的基礎上，為了緩和收入兩極分化的社會矛盾，推行民主社會主義(DemokratischerSozialismus)，建立所謂福利國家，這固然取得某種程度的效果，但是隨著時間推移，財政支出逐步膨脹，不堪負重，影響了經濟增長，還造成國民對福利制度的依賴，結果難以為繼。上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借機登臺，大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結果導致貧富差距明顯拉大，社會矛盾激化;于是，90年代中期之后，推行社會的民主主義(SozialeDemokratie)的政黨又上臺，試圖走介于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如保存社會福利，但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項目;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由個人承擔費用比例，實施個人享受社會福利與承擔義務相統一的經濟政策等。但是，“第三條道路”仍然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仍然是一種“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維護資本家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經濟制度，可以預見，這種辦法是不可持續的。

　　應當看到，用財政再分配的辦法縮小收入差距，要以財政收入的富足為條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依靠歷史形成的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有利經濟地位，依靠高新技術的優勢地位，運用霸權主義，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中賺取高額利潤，充實財政收入。如果說，這些國家長期運用財政再分配手段解決收入不公問題，尚且不可持續，那么，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要運用財政再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就更難以為繼了。新中國的國家財政收入盡管在不斷增長，但是畢竟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許多方面都需要國家增加財政支出，如果財政支出過多地用于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再分配，這勢必增加國家財政負擔，延緩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

　　實際上，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來看，我國財政收入并不寬松。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收支決算的結果，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額達到10000億元。[19]另據報道，2011年前三季度，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有26個地方財政出現負債，總額達到17638.09億元。[20]這樣看來，要依賴于政府不斷增加財政轉移支付這種再分配手段來解決收入不斷拉大的問題，只會使政府陷入被動的境地。進一步說，財政轉移支付和發展慈善事業這類再分配辦法，具有自上而下“恩賜”的性質，把它作為提高困難群眾收入的主要辦法，不利于群眾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從這方面來看，并不是積極的方法。

　　促進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在于改善所有制關系。“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21]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既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不良態勢由所有制關系出現私有制比重越來越大而引起，那么，解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促進共同富裕的根本性途徑，就必須改善所有制關系，把被削弱的公有制經濟重新振興起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提出要振興公有制經濟，這不但是因為公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可以有效地消除兩極分化;而且是因為，在當代歷史條件下，公有制比私有制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因而有利于使按勞分配的公平建立在物質財富的更快增長上，促進廣大勞動者的共同富裕。統計資料顯示，新中國建立初期的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79億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億元，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經濟總量迅猛擴張，2008年達到了300670億元，年平均增長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3.6%。[22]國家統計局按國民核算制度(SNA)換算新中國前30年的宏觀經濟指標，1978年比194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加7.9倍多，平均每年增長7.4%。這個速度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兩三倍。[23]從新中國建立60多年的長過程看，這樣偉大的成就顯然是與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分不開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的事實表明，公有制經濟可以實現同商品貨幣關系有效結合，提高經濟效益;2002至2009年，中央國有企業不算上繳利潤，上繳的稅金總額，就由2914.8億元躍升到11474.8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21.80%，[24]足以說明這個道理。而私營經濟并不像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那樣一定有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成活10年以上的私營企業只占24.8%，6年至10年的占42.3%，5年以下的占了32.9%。[25]新自由主義從歷史唯心主義出發，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為由，宣揚所謂“私有經濟有效、公有制經濟無效”，既違反科學理論，也違反歷史事實。

　　總而言之，停留在分配關系層面尋求解決收入差距拉大的出路，治標不治本，并且是不可持續的;惟有改善所有制關系，才是扭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促進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

　　三、改善所有制關系的科學路徑

　　遵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目前中國改善所有制關系、促進共同富裕的科學路徑是：在所有制結構上，擴大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相應地縮減私營、外資經濟的比重，形成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協調發展的格局;在公有制經濟內部，完善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貫徹，積極在企業內實踐按勞分配原則;對于私營外資經濟，應當依法監督勞資關系，限制資本剝削，維護勞動者經濟權益。這是一件涉及面很寬的事情，需要科學地調整公私關系，區分城市和農村、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國有經濟整體管理和企業管理、農村非農集體資本管理和集體土地管理等多方面的不同情況。茲分述如下：

　　1．調整所有制結構。要縮小全體居民收入的差距，就必須通過調整所有制結構，保證從業人員的大多數處于公有制生產關系之中，唯有如此，才能保證享受按勞分配的從業人員占多數。但是，這需要糾正對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一種誤解。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生產資料表現為資本，因而人們往往把公有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重超過50%，理解為公有制占主體，其實，這種理解沒有擺脫資本拜物教觀念。資本的本質是為生產關系，因此，公有制占主體的科學含義只能是，處在公有制生產關系中的從業人員應占社會全體從業人員的大多數。從資本結構的角度看，在國有資本有機構成(在實際經濟中，可以用人均固定資本占有來表現)較高的條件下，如果公有制的從業人員比重要高于私有制，公有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重就應當更大。例如，目前國有企業人均固定資本大約是私營經濟的5倍，假定集體企業資本的人均固定資本與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相等;這樣，如果在二、三產業勞動者總人數中，公有制企業從業人員要達到占51%(同時假定其中國有企業人數占31%、集體企業人數占20%)，那么，可以算出，在社會總企業資本中，國有企業資本就應占69.2%，集體企業資本占8.9%，私營外資企業的資本共占21.9%;就是說，在假設的條件下，二、三產業中的公有資本的比重就應當占78.1%。[26]可見，在實踐中，調整所有制結構，應當以不同所有制的從業人員結構為依據，保證公有制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超過50%。

　　改善所有制結構，縮小現有私有制經濟比重，把改革過程中許多私有化的企業重新公有化，振興公有制經濟，這實質是調整全社會的物質利益關系，意味著要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否定之否定的再改革，難免遇到阻力。但是這種調整有利于全社會的多數從業人員，必然得到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支持。筆者曾撰文論證振興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現實可能性，并提出了調整步驟和措施，這里不再復述。[27]

　　2．完善城市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所有權關系。在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中，所有者是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通過一定途徑和收入形式獲得相應的物質利益，來實現所有權經濟價值的;這種一定途徑和收入形式，也就是所有權關系的狀態，決定了分配關系的狀況。根據這個道理，如果公有制企業的收入分配偏離按勞分配原則，就需要從公有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方面尋找原因。

　　首先，從國企分配關系存在不良傾向看，應當完善國有資本所有權關系。目前國企分配關系中存在三個問題：一是放任國企高管模仿私營企業主，獲取高收入，致使企業高管與一般職工之間收入相差幾十倍;二是不同國企之間平均收入差距過大，特別是國有金融行業，平均工資超過其他行業平均工資的幾倍;三是有些國有控股企業，在扣除經營成本，確定可分配基金之后，在處理股權分紅總額與勞動分配總額的關系上，把重心放在前者，使股權收益過多侵蝕勞動收益。這些狀況敗壞公有制聲譽，嚴重挫傷國企多數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也被一些主張私有化的人抓住了攻擊國企的“把柄”。產生這些問題，主要是因為國有資本所有權機構不完善，缺少對企業分配關系的監督。這必須通過促進國有資本所有權關系的人格化來解決。應當指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盡管國企需要取得面向市場自主決策的經營權，但是，企業國有資本的所有權屬于人民，國有資本的所有權機構有權控制、監督國企的經營權和分配權。行使國有資本所有權、對企業的控制權和監督權這些分層管理機構如果缺位，或者有關管理責任不能落實到人即人格化，國有資本所有權就會形同虛設。為此，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

　　其次，城市集體經濟的所有權關系需要完善。集體企業與國企不同，生產資料所有權屬于集體。但是，政府仍有必要建立集體經濟管理機構，指導各行各業的集體企業處理好內部所有權關系和分配關系;這是更好地組織工人階級的需要。為此，應當改變用行業協會來管理集體企業。目前集體企業主要實行股份合作制，有必要從兩方面加強指導，完善所有權關系，其一，要求企業處理好“按股權分紅基金”和“按勞分配基金”這兩塊的比例關系，在經營正常的條件下，扣除成本的可分配基金，必須優先保證按勞分配總額逐年有所增長;其二，禁止企業管理層在內部收購職工的持股權，防止按勞分配為主的股份合作制蛻變為按資分配為主的私人合伙制，并進而蛻變為私營經濟，防止個人收入兩極分化。

　　3．完善農村非農集體資本的所有權關系。由于中國農村人均土地面積少，工農業商品價格的剪刀差又尚未消除，農村必須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發展非農工商經濟，才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目前，比較富裕的農村，都有自己非農集體資本。但是，集體資本所有權關系卻有必要進一步完善。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

　　其一，從集體資本所有權的管理看，應當根據鄉鎮與村級兩級的不同情況，分別加以完善。鄉鎮集體資本管理機構，關鍵要實行“政資分開”，把它與鄉鎮政權機構分離開來。政權機構的收支費用，應由國家規定基層政府的財政收支渠道來解決;集體資本管理機構，則由構成鄉鎮集體資本所有者的農民集體民主產生，對該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負責;自主地主持集體資本的投資經營，所獲得的可分配收益，按照集體農民認可的形式，分配給農民個人。這樣，才能防止鄉鎮這一級國家基層政權機構取代農民對集體資本的所有權，占取集體農民的利益。農村的村一級組織是村民委員會，它不是政權機構，本身就是農民選舉的自治機構，所以，它可以同時作為村級集體資本的管理家機構，代表全體村民管理集體資本?，F實表明，中國的富裕鄉村，村級集體工商資本都比較雄厚，只要堅持內部民主管理，注意在內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就十分有利于農民的共同富裕。

　　其二，從農村集體資本的經營形式來看，應當引導集體經濟組織盡可能運用工商業資本形式，發展集體企業，增進農民收入。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目前許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認為集體企業不如私營企業有效，把原有的集體企業出售給私人，以收回的資金，在集體土地上蓋廠房，出租給私人辦企業，收取地租和利息，然后分配給集體組織中的農民個人，也就是采取實物形態的租賃資本形式來實現農民的集體資本所有權和集體土地所有權，這種形式被稱之為“社區股份合作經濟”。這盡管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們知道，借貸資本的生息只能來自工商業資本，因此，這種投資方式實際上是把集體資本的增值寄生于私營資本。這是不利于集體資本的增值取得最大效益的，同時會滋生“坐收漁利”的懶漢思想;從全社會角度來說，還會助長私營經濟發展，不利于共同富裕。因此，國家應當積極引導和支持集體經濟組織大力發展集體工商企業，使集體資本在農村工商業經濟領域占主體地位。

　　4．完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體制的正式表述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28]。這主要適用于土地集體所有制，但是，目前卻存在背離憲法規定的不良傾向，即一些基層干部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片面強調集體土地“分開”經營，而排斥“統一”經營，造成單個家庭經營固定化，集體組織的統一經營權被嚴重排斥。以家庭為單位經營小塊土地這種小生產方式，這顯然不利于發展現代農業和提高農業生產力，從而不利于農民增加收入。而有些地方又采取土地經營權向私人(所謂“種田大戶”)流轉的方式，來搞土地規模經營，這就導致在農業生產領域形成私人雇工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導致貧富差距拉大。對此，必須依據憲法進行調整，處理好農民家庭經營和集體統一經營的辯證關系。

　　筆者在調研中看到，近年來，江蘇省各級政府尊重廣大農民群眾的意愿，制定政策，鼓勵發展農副業生產領域的多種形式的“農戶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土地股份合作社”。前者可概括為“外部服務的合作加農戶小生產”，即農民之間在苗木花卉、瓜果蔬菜、水產養殖等專項生產經營中，在品種規格、良種供應、植保防疫服務、銷售等方面，采取一定程度的合作經營;但是仍以農戶為單位進行生產和投入產出核算，取得收益，這種合作經濟組織比較狹窄、松散。后者農民的合作打破了農戶界限，實行家庭土地經營權入股，農民在集中起來的土地上協作勞動;合作社扣除成本取得的可分配收益，按“股權收入”(稱之為“保底收入”)、年終股權分紅收入、農民的勞動收入這種結構，分配給農民個人。這兩種合作經濟組織，加上“社區股份合作經濟”被稱之為“三大合作經濟組織”，它們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家庭經營固定化和“土地向大戶集中”的弊端。但是,它們都值得進一步推進和改善。

　　推進“農戶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方向是，鼓勵、支持農民建立集體經濟性質“龍頭企業”，創建產供銷統一的合作經濟組織;改變目前私營企業充當“龍頭企業”，控制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產品銷售，在流通領域占取過多利潤，使集體農民利益受到侵占的狀況。推進“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方向是，改善收入分配結構，引導合作農民擴大勞動收入在可分配收益中的比重;同時，國家有必要調整糧食價格、實行種糧補貼等政策，調動“土地股份合作社”種糧的積極性，盡快增加種糧農民的收入。

　　5．監督和調節私營、外資經濟的勞資關系。私營外資經濟存在資本剝削關系，是全社會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這些企業的私有制性質和追求利潤的生產目的決定了，它們不會自動改變勞資關系的性質，縮小企業主和雇傭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中國，國家必須對國內私營經濟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而堅持“限制”和“改造”，才能達到“利用”的目的，防止社會經濟向資本主義方向蛻變。在控制私人資本總量擴張、逐步事實推進國內私營經濟公有化戰略的同時，國家必須通過制定社會主義法律法規，從外部強制監督和調節私營企業的勞資關系，保證勞動者享有憲法規定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休假、男女同工同酬等經濟權益，保證勞動者獲得應有的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從縮小收入差距的視角來看，至少應當規定私營企業雇工的工資與通貨膨脹指數掛鉤，確保勞動者獲得不低于勞動力價值的收入。同時，在完善支持、引導私營企業合法經營的同時，依法監督私營企業的收支賬目，嚴禁企業主向政府官員行賄，把個人消費開支列入企業成本，并完善累進個人所得稅，合理調節企業主的合法收入。

　　綜上所述，改善所有制關系，促進共同富裕，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我們相信，只要在實踐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就一定會實現。

　　2012。10。10

　　*本文發表在《中國經濟問題》2013年第1期。

　　[①]劉瑞娜：《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數理分析模型研究》，《海派經濟學》第32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0～151頁。

　　[②]參見劉國光：《中國財富走向：是“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304a600102dqqs.html。

　　[③]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頁。

　　[④]何干強：《論收入平等及其實現途徑》，《經濟評論》2002年第4期，第38~43頁。

　　[⑤]參見吳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決途徑》，《經濟學動態》2010年第11期，第12～19頁。

　　[⑥]參見《資本論》第3卷第51章“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2～999頁。

　　[⑦]數據見 “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國務院辦公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6年2月10日第4號，第19頁。

　　[⑧] 引自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任務基本完成　普查取得重要成果》，200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091225_402610100.htm。

　　[⑨]李濟廣：《私有制經濟比例已經嚴重違憲》， http://yxguo312.blog.163.com/blog/static/433520442011631104735100/

　　[⑩]國務院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二、三號)2009-12-25，10:02:13，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頁。

　　[12][美]保羅•A•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2版)，上，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頁。

　　[13] [美]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選擇》，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頁。

　　[14][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32頁。

　　[15][美]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頁。

　　[16]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八》，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t20110307_402708354.htm。

　　[17]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發展回顧系列報告之十四：城鄉居民生活明顯改善》，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qd/t20071010_402436354.htm

　　[18]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全國城鎮居民收支持續增長生活質量顯著改善——“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九》，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t20110307_402708357.htm。

　　[19] 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額10000億元=(全國公共財政支出89874.16億元+補充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2257.65億元+地方公共財政結轉下年支出1069.70億元)-(全國公共財政收入83101.51億元+調入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100.00億元)。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決算表》和《2010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決算表》，見：http://yss.mof.gov.cn/2010juesuan/201107/t20110720_578448.html;http://yss.mof.gov.cn/2010juesuan/201107/t20110720_578444.html。

　　[20]記者齊琳、丁開艷：《地方財政赤字已超1.7萬億》，《北京商報》網站10月28日，http://www.bbtnews.com.cn/news/2011-10/28000000131762.shtml

　　[21]《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2004年，第107頁。

　　[22]國家統計局：《光輝的歷程 宏偉的篇章――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回顧系列報告之一》，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07_402584869.htm

　　[23] 劉日新：《對前三十年應當怎樣看?》，東方紅網站：http://www.dfhsk.org/?thread-4239-1.html。

　　[24]程恩富、侯為民：《準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9/264790.html。

　　[25]數據引自保育鈞：《政府“遮風擋雨”》，人民日報2006年3月2日，第20版。

　　[26]何干強：《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觀點》，《海派經濟學》第32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33頁、第41～43頁。

　　[27]何干強：《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促進國有企業改革》, 何秉孟主編，論文集《產權理論與國企改革——兼評科斯產權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第103～129頁;何干強：《抓住有利時機振興公有制經濟》，《探索》，2010.1期，第75～80頁、第87頁;何干強：《論國有資本的整體性監管》，《當代經濟研究》，2010.11，第27～34頁。

　　[2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年3月14日修正文本)》第一章總綱，第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2004·特刊，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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