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階層“收入倍增”靠什么?

　　跨越“低成本”時代

　　本報記者　鄭雷

　　十八大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這個被稱為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引發多方解讀:全民普漲是否等于全民不漲?收入上漲是否抵得過物價上漲?民營企業利潤微薄,加薪錢哪里來?

　　這個事關國民幸福指數的計劃本質是通過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收入分配調整和產業格局變化,實現“包容性增長”,特別要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增長,“國強”之后達到“民富”。

　　收入倍增計劃如何向低收入階層傾斜?是在社保上“增”,還是在個稅上“減”?調高最低工資標準,低收入階層就能漲工資了嗎?我們試著從一個側面解讀這個計劃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的一些變化,和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低收入群體

　　要“優先翻番”

　　“我在北京的餐廳當服務員,一個月1100元,可實際到手只有800多元,老板說剩下的年底再結。聽說想在北京生活得好,月收入要8550元。這個數字我想都不敢想。將來,我不知道國家能怎么幫我這樣的人群實現收入倍增。”

　　黨的十八大閉幕的第三天,這樣一封北京外來務工人員“倒苦水”的讀者來信,刊登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作為中國政治風向標的《人民日報》,刊登這種風格的讀者來信,在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長李實看來,這和十八大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有關。

　　這個被稱為中國版的“收入倍增計劃”,具體量化指標就是,“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有人列出一條算式,把1.07　自乘十次,得出1.97這個數字。這就意味著,中國內地經濟和國民收入年增長率只要高于7%,十年內翻一番的目標便自動實現。

　　“這不是簡單的數字游戲。”有網友擔心,GDP翻倍與收入翻倍了,老百姓購買力也會翻倍嗎?或者,蛋糕越做越大,拿得多的人越拿越多,老百姓依然掙得少?要么,他年收入800萬元,我年收入2萬元,“一人均,大家都成了張百萬”?

　　這樣的社會輿情,在李實看來反映了公眾對于公平的一種期待,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礎上,如何分好蛋糕的問題。“收入倍增計劃首先應該保證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那些收入最低、生活安全感最差、最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群體,應該優先實現收入翻番。”

　　向人民日報寫信的“90后”農民工童麗娜,就是目前中國低收入人群中的典型一員。她向人民日報抱怨,自己已經半個月沒吃過肉了,“在外面兼職發傳單,一個月下來只能有個三四百元。可太累,上次病了,去輸液,3天下來就花了500多元。”

　　童麗娜打工的北京市,2009年最低工資標準800元,2010年960元,2011年1160元,2012年漲到1260元,三年漲幅超過50%,而童麗娜還掙不到這個“地板工資”。

　　對于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外來務工人員群體,在一些專家看來,童麗娜們實現收入倍增的最大機會,也是最直接的辦法,來自于最低工資標準上漲,“既然政府不能直接指揮用工單位漲工資,但最低工資每年調整20%,就意味著這些低工資的崗位就要相應漲工資。”

　　“如果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的話,能保護童麗娜這樣的低收入群體的利益,但政府并不能夠隨便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李實認為,最低工資標準人為提得過高,還會帶來失業問題。

　　“最低工資標準即便三年漲了一半,對于北京每平方米四五萬的高房價,又有什么價值呢?”在李實看來,這里面又牽扯到政府能否下更多功夫在公共服務上,通過社會保障、住房保障和完善醫療服務等為老百姓帶來實際利益,以及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的問題。問題的關鍵不是收入倍增這個目標達不達成,而是達成之后,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樣的生活質量。

　　“我給工人加薪

　　誰給我加薪呢?”

　　“在我這里,一個工人每月能掙2000多塊錢。現在工人工資越來越高,我給工人加薪,誰給我加薪呢?錢從哪里來?企業怎么活?”鄧文明在青島嶗山區經營著一家電子配件生產企業,對于收入倍增計劃,他有這樣的疑問。

　　在鄧文明眼里,對于吃財政的機關職工來說,工資翻番只是政府行為,沒什么難度。而數量更多的企業職工,勞動力價格隨行就市。特別是像他這樣的民營企業,一無定價權,二無專利技術,活得已經很難了,拿什么漲工資?

　　鄧文明公司的工人工資,遠高于今年青島市1240元的市區最低工資標準,之前為1100元,鄧文明卻還是覺著壓力很大。

　　這種壓力,更多還是來自于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倒逼”。現在,在青島招一個送水工,月薪5000元都招不到人,“不漲工資,根本就招不到人。”

　　“劉易斯拐點”到了,人口紅利消失,員工收入還要“倍增”,像鄧文明這樣的民企老板該怎么辦?

　　“隨著工資上漲,一部分企業必然要進行結構調整,提高勞動生產率。”李實說,像鄧文明的企業,如果堅持原來的生產方式,很可能虧損破產。對于政府來說,他們要做的,是對這些中小企業減稅,減輕他們的負擔;對于企業而言,要做的就是調整結構,調整不過來,就只能轉型;勞動者則需要通過培訓再教育,實現人力資本增值,這是一個三方都要努力的過程。

　　富士康式“收入倍增”

　　無法解決自身困局

　　“中國的低工資時代宣告落幕?”

　　“中國勞動力不再廉價?”

　　兩年前,中國是否實行收入倍增計劃的討論剛提出時,外國媒體紛紛發出這樣的疑問。

　　福特汽車公司創始人亨利·福特的故事被挖出來,以解讀這個中國版的“翻薪計劃”。

　　亨利·福特是歷史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線生產的企業主,他在晚年意識到,讓工人獲得更高的工資,可提高市場購買力,并最終有利于企業本身,于是他為每個工人加了2美元工資。

　　然而今天,這樣的加薪在中國是否會起到同樣效果?

　　我們看到,在經過N連跳風波后,富士康在2010年連續加薪,從950元的“地板工資”(此前富士康在中國內地工廠基本工資標準都是按當地最低工資水平定的)漲到2000元,半年內即實現“收入倍增”。最近傳出消息,富士康內地員工或將再漲工資,底薪將達4400元。

　　這個受益于全球化,依賴人口紅利產生巨額GDP,2011年營業額1027.4億美元,接近伊拉克GDP總量的龐大帝國,漲工資能解決N連跳帶來的困境嗎?

　　“車間里的活兒簡單至極——把流水線傳送到面前的手機、電子書的殼抓到托盤里即可。胳膊一伸一蜷的動作,每四五秒重復一次;10小時的工作時間下來累計七八千次。‘機器人’或者‘磨盤前的驢’,年輕工人如此形容坐在富士康車間內的自己。”這是前不久,北京一家媒體記者在富士康鄭州工廠臥底時的感受。

　　在郎咸平看來,像富士康這樣“打工仔”式代工只是擰擰螺絲,然后插個洞口,只能掙iPhone產業鏈最下端的6.54美元的血汗錢。而生產一個iPhone手機,蘋果公司可以拿到360美元;日、韓、中國臺灣、美國在內的硬件廠商,可以拿到187美元。

　　最后的結果就是,越發展越悲慘,經濟學上叫做“悲慘性的增長”。對于中國制造而言,如果整個產業政策不突圍的話,中國經濟就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富士康的‘收入倍增’無法解決自身困局,也無法解決中國內地低端產業鏈突圍的現實。”在日本產業問題研究專家、社科院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白益民看來,從2010年夏富士康員工N連跳事件開始,中國制造業“低成本時代”已經結束。

　　重點是“提高人的能力”

　　即將在中國實施的這個“收入倍增計劃”,很容易使人聯想起52年前,日本池田內閣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個計劃直接造就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

　　相似的背景,只是中國能否復制日本當年的成功?

　　1978年,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前往日本考察企業管理。

　　那時的日本,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后正處在一個黃金發展階段,涌現出豐田、索尼、松下、東芝、小松工程這樣的大公司大的裝備制造企業。鄧力群回國后,寫下《訪日歸來的思索》一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家比戰前聰明了。他們下大本錢培養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過去,資本家把工人當做機器的奴隸。現在,一些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主張不要把工人當機器的奴隸,而要使工人掌握科學技術。”

　　一位日本企業家的話讓鄧力群印象深刻,“一個企業如果是由優秀的工人、優秀的技術人員、優秀的管理人員組成的‘優秀的技術集體’,那么,它的產品質量最高、競爭力最強,它在市場上將是難于打敗的。”

　　“提高人的能力”成為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重點之一。最近,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伊藤正直完成了對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資料91卷本的整理。據伊藤介紹,當年日本在新興的各個產業領域吸收了大量工人。在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每個府縣大學增設了工學部,幫助學生學習新設備新技術;在各個企業設立研究所,培養技術人員和管理者;一些五年制高中也培養骨干技術人員。

　　產業的發展,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帶來了工人收入差距縮小。1955年日本中等企業員工工資是大企業的一半,到1975年中小企業工人工資開始和大企業接近,相當于后者的90%。

　　白益民對此也做了印證。1955年,索尼、松下和京瓷在日本都是小企業,工人收入只有大企業工人收入的一半。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收入倍增計劃后,三井集團作為“牽引車”給這三家企業很多資助。這三家企業立足于高精尖產業,通過長線科研投入迅速擴大規模,在1975年,這三家企業的工人收入幾乎追平了三井集團等大財團。

　　白益民認為,在日本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過程中,日本大財團聯合中小企業實現了整個日本社會生產率的提升,并迅速升級裝備制造業等高級產業,“日本的大型器械和汽車工業,從外表到核心零部件形成了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日本出口的電子產品、鋼鐵、汽車,還擠垮了歐美一批企業。”

　　在白益民看來,正是日本制造不斷進行的產業升級,才將國外資本擠出日本市場,成就了日本的收入倍增計劃。

　　“有些東西就該結束,有些階段必須跨越,中國不能靠‘低成本’過一輩子。但如何在政府推行收入倍增計劃中抓住機遇轉型,這是中國企業的最后一次機會了。”白益民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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