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社會企業和社區共同體經濟是農村建設的經濟基礎

　　謝謝大家給我發言機會。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農村的社會企業是農村社會建設的經濟基礎，也是農村社會建設的一個主要的主體。我會結合我最近幾年農村的實驗。

　　當下中國農村是由一個一個的村社構成的，村社共同體是農村社會建設和治理的基本的主體。憲法規定村民自治制度是農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制度。村社自治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什么呢?

　　傳統農村社會，有家族血緣確定的長幼尊卑社會關系作為家族自治的社會基礎，家族的財產是家族自治的經濟基礎。這樣既有社會基礎又有經濟基礎?，F在的農村，村社共同體自治替代了家族共同體自治。它缺少傳統的長幼尊卑的血緣關系，如果這個村社共同體沒有共有的財產，那么這個村社的建設和治理靠什么基礎做支撐呢?從理論上講是講得通的，《憲法》規定的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個基本經營制度是村社自治制度的經濟基礎。這個中間就是有一個產權做基礎，比如集體經濟所有制和集體經濟作為共同體自治的基礎。問題在于實際上我們通過三十年的改革，發現已經有絕大多數(至少90%以上)的村社，其集體所有制已經名存實亡了，集體經濟已經完全私有化，那么支撐這個村社共同體建設和自治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就像我們小崗村，你無論派多少個沈浩去，它就是不行。今年派了43個國家干部住在小崗村，你也拿這個小崗村沒有辦法。如果村社共同體沒有基礎了，這個共同體就已經名存實亡了?，F在的農村如果沒有了村社共同體，實際上是一個無主體社會了。今天農村社會已經(很多但不是絕對的)是無主體社會了。我們看到很多村莊，包括我們自己故鄉的一切都在崩潰之中，如倫理、道德、孝道、禮儀、廉恥、傳統信仰、公平正義、社區公共服務、生態環境、農田水利。大家都喜歡民主自治，在理論層面我們都說民主自治很重要，但是今天的農村的所謂民主自治是倒退的，80年代鄉村的民主自治比現在好多了。

　　農村社區建設必須重建村社共同體。中國的小農，是要有所依附的，或依附于家族，或依附于士紳，或依附于資本，或依附于政府，或依附于黨的組織，看來這個現在都不現實了。當然這不是絕對的，有些人掙錢了回報自己的家鄉搞些建設是有的，但是極個別的。當下中國的小農，只有一種制度性的可能選擇——依附于村社共同體。這是由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和基本治理制度決定的，因為我們的憲法就是這么規定的。中國農村社會的建設和治理，必須重建“村社村民共同體”——農村社會最基本的建設和治理的主體。

　　我在這里解釋一下什么是村社村民共同體。我把它定義為“經濟發展、社區發展、社區治理”三位一體的社區型農民組織。經濟發展是為了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社區建設和治理反過來促進社區經濟發展。今天的大寨就是這種情況。這三位一體存在的基礎是“四權”統一——有共有的產權、財權、事權、治權。我們的改革開放，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這“四權”搞得不統一，把前面兩權，財權和產權搞得沒有。有事權無治權，只剩下事權了，另外的三權都沒有了。所以一個小崗村無論派多少國家干部過去，也搞不好。全國各地還有幾千個維持村社共同體(堅持集體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的 “四權”統一的村子，不需要中央派工作隊，每年都有一個村長論壇。今年的村長論壇在山東臨沂舉行，有一千多個村長過去，都是集體經濟好、村社共同體比較完整的村社。今年開會的時候我也在臨沂，那些村子開會所說的話語體系跟我們的話語體系完全不同，那才是真正的自治體。他們是正兒八經在搞共同富裕和和諧社會，搞得很好，因為他們是“四權”統一的村社共同體。

　　大寨是今天中國農村村社共同體的樣板。它的村兩委、合作社、公司以及很多內部部門等，都統一于村社村民共同體內，都不能凌駕于共同體之上。現在的公司加農戶等等是把公司凌駕于農民共同體之上，大寨不是這樣子。在大寨，資本等都要服從村社共同體，都要為村社共同體服務。它不排斥公司，不排斥合作社，也不排斥外來資本進入大寨。大寨經濟發展是為了大寨社區建設和治理，大寨社區建設和治理是為了進一步促進大寨共同體經濟發展，它的“四權”是統一的。在山西，大寨是自然資源非常貧乏的村莊，可是大寨不僅民生好，社區建設和社區治理也很好，有倫理，有道德，有孝道，有禮儀，有公平正義，也有民主自治，是非常繁榮而和諧的社區。大寨周圍的很多村莊有豐富的煤礦等自然資源，挖了，少數人發財了，煤變成了少數人在北京、上海的房子，甚至變成了美圓資產，不僅村莊建設和治理無人問津，民生也很凋敝，黑社會控制等問題非常普遍，社區極不和諧。我和于建嶸走得很近，我們是好朋友。于建嶸以前老大不喜歡大寨、華西、南街等村子，有一次我和他爭論得很激烈，我要他去看了以后再批評人家。結果他就去了大寨，看了大寨和周圍的村子，深受啟發，覺得大寨的道路是對的。過了一段時間，他又去了南街，在南街待了五天，快走的時候讓我跟南街聯系，說要見王宏斌。我就跟王宏斌打電話，王宏斌就接見了于建嶸。于建嶸很感慨：“我們懂的王宏斌都懂，王宏斌懂的我們不懂。”過幾天于建嶸跑到華西村去了，在華西村待了一個星期，跟我說要見吳協恩。見到吳協恩了，最后回來于建嶸就和我說，堅持集體所有制和發展集體經濟，鞏固村社共同體的主體性，是農村發展、建設和治理的一個選項。這是個進步。我們看了大寨和周圍的村莊，比較之后就知道誰對誰錯，這沒有什么理論不理論的，一看就一目了然。

　　大寨村社共同體經濟是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一種。大寨村社共同體發展經濟是為了共同富裕，讓社區所有人都過上好日子，社區不僅生活好、環境美，而且和諧、有秩序。

　　我覺得再次學大寨，要從重建社會經濟——集體經濟做起。經過三十年改革，資本服務于社會轉變為資本奴役社會，當然這不是改革開放的全部，但就農村來講，就是這樣。中國農村社會建設和治理，需要再次學大寨——重建千千萬萬的村社共同體。這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大寨，和計劃經濟統購統銷時代的學大寨是不一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學大寨，就是實踐鄧小平所倡導的“兩次飛躍”——共同富裕——資本為人和社區服務?，F在學大寨，是要恢復和完善村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要以此發展新的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社會經濟。經濟的性質決定社會的性質，或者說社區的性質。村社集體經濟不僅是農村社會建設和治理的經濟基礎，還是支撐村社共同體的經濟基礎。

　　重建村社共同體需要社會工作者和社會資本下鄉，要鼓勵社會資本和社會企業下鄉，要促進村社共同體的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在全國各地也有些點。我們在信陽成立兩個機構，一個是鄉村規劃設計院，就設在信陽一個村子里面，專門從事規劃設計;另一個是信陽鄉村建設協作者中心，是一個志愿者聯盟，專門為協作者、志愿者提供服務。我們在信陽協助一些村社成立了養老資金互助社，就是一個老人出兩千塊錢，我李昌平帶幾萬塊錢放進去，我在社會上找些錢放進去，村子里面有錢的人也放兩萬塊錢進去，叫“資金互助促發展，利息收入敬老人”。去年每個老人分了570塊錢，估計今年每個老人至少可以分800塊錢。這樣一個老人、一家一戶就有千把塊錢過年，社區里面的孝道也回來了，社區也就和諧了。

　　養老資金互助社就是社會經濟。有了養老資金互助社以后，村民可以拿自己地抵押貸款，農村經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社區內部的公共服務也能逐步恢復起來。當地政府問昌平能不能幫我們搞下新農村建設，后來我們組織孫君等一班子人開始搞新農村建設。我們成立的鄉村建設規劃設計院就是一個社會企業，幫助村里建設村社共同體，搞舊房改造、道路水系規劃和建設、產業調整、垃圾分類回收，現在村里面一點兒垃圾也沒有。我們還協作村社共同體搞養老產業和鄉村旅游等。

　　農村是需要資本的，主要是社會資本和為農村社會服務的社會企業資本，應該節制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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