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二十余年里，階級分析在中國學術界經歷了從政策闡釋概念到學術研究概念的演變過程，同時也經歷了一個從式微到復歸的過程。這一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中國的社會學研究從馬克思傳統的階級分析轉向韋伯傳統的分層分析，特別是轉向了以布勞—鄧肯模型為基礎的地位獲得研究，最終，階層分析全面取代了階級分析，成為中國社會學關于不平等研究的主導范式。第二個階段是自2006年以來，有關工人階級的研究日漸升溫，內地和港澳一些高校的社會學教師和學生深入到工地和工廠，“重返階級分析”的呼聲越來越高，“把工人階級帶回到社會學研究的中心”和“將階級分析帶回勞工研究的中心”成為一種鮮明的學術趨勢。

　　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為什么階級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會出現式微，以至于一連十余年幾乎沒有值得稱道的研究成果?為什么2006年以來學術界又在呼吁把階級分析帶回分析的中心?本文的第一部分將探討階級分析被冷落的深層原因;第二部分解釋為什么階層研究會取代階級研究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主流;第三部分回顧近年來出現的“回到馬克思”、“回歸階級分析”的研究成果;最后，簡要揭示階級分析回歸的社會背景和提出對未來的展望。

　　一、階級分析“式微”的深層原因

　　在中國內地的語境下，階級分析作為一種社會理論和分析模式受到冷落，是和這個概念本身在中文語境中的豐富內涵聯系在一起的。在中文語境中，階級分析不僅僅是解釋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的一種理論視角和分析模式，它還和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政治權力(政權)、人們的歷史記憶和思想意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一）階級分析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的主流意識形態

　　與西方社會學語境中單純作為一種學術流派或理論思潮的階級分析概念不同，中國語境下的階級分析，是和毛澤東思想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1925年，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中國人幾乎婦孺皆知的一個觀點：“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①這句名言意味著正確地進行階級分析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關鍵，于是，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也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斗爭的理論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把這種階級斗爭的信仰推廣到整個社會，成為中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階級分析不僅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問題，而且是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問題，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乃至普通公民的思維定勢起了決定性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階級斗爭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指導思想。“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等觀念盛行于整個中國社會，從政治領導人、理論家到普通公民都運用階級分析來觀察他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②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的轉移，經過一場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才使階級斗爭的理論逐漸淡化，除了在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極少數領域外，階級斗爭理論逐步退出了執政黨的話語體系。

　　（二）階級分析與政治權力（政權）的爭奪相聯系

　　在革命戰爭年代，應該依靠誰、團結誰、與誰作堅決斗爭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問題。不僅對待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土豪地主、官僚資產階級是如此，甚至連黨內斗爭也是如此，同樣是在階級斗爭思維的指導下進行的。因此，革命年代的階級分析與政權的爭奪是聯系在一起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在階級斗爭理論的指導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針對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農村和城鎮出現了貧富差距和干部特權擴大化等現象，毛澤東對此的判斷是階級斗爭還繼續存在。毛澤東的看法和政策在中共黨內受到了一些領導干部的抵制，這促使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進一步發展，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是黨內政治權力斗爭最激烈的時候，也是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理論最巔峰的時期。一場名為階級斗爭實為派系斗爭的“內亂”給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想象、難以控制的混亂。

　　直到80年代，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和平演變等問題上，中共領導人及其理論家重提階級分析或階級斗爭的話題，但這時的階級斗爭主要是指國外政治勢力向國內滲透的問題了，幾乎不再適用于國內的“人民內部矛盾”。

　　（三）階級分析可能勾起人們對歷史的回憶

　　正是由于階級分析特別是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思想曾經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階級分析是一個讓人敏感、反感、忌諱的話題，“階級斗爭”讓人聯想到沖突、暴力、革命、造反、動蕩、血腥甚至更激烈的想象。對年紀較長的人來說，階級分析讓人想到土改時期對地主乃至富農的嚴酷鎮壓，對“文革”初期“黑五類”的批判、毒打甚至剝奪生命;對出生于70年代末期以來的年輕人來說，階級分析是過時的、荒唐的甚至是不可理喻的荒謬年代的學說。甚至有人相信：階級分析是與極“左”思潮聯系在一起的，采用階級分析視角就是在提倡極“左”，就是與當前執政黨和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路線格格不入。

　　在馬克思那里，階級分析被批評者認為帶有經濟決定論的意味，是基于人們之間的經濟地位差異而劃分的;相反，在中國的語境下，階級分析是與政治意識、政治立場甚至身份的差異聯系在一起的。在“文革”中，所謂“黑五類”實際上類似于印度種姓制度下的“不可接觸者階層”，他們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尊嚴甚至生命隨時有可能被剝奪。因此，在中國，階級分析不可能僅僅是一個“價值無涉”的學術概念和理論問題，而是深深地與意識形態、政治權力、人們的思維方式、歷史記憶乃至個人的生活境遇混雜在一起的。

　　二、階層分析為何取代階級分析？

　　與階級分析相比，階層分析則沒有這么大的歷史負擔，也不會引起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公眾的普遍反感。在一個相對比較寬松的環境中，經過中國兩代社會學研究者的努力，階層分析成為了中國社會學甚至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

　　（一）擺脫意識形態教化的禁錮，尋求社會學的學科自主性

　　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的不斷深入，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雇工等新的社會群體開始出現，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拉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內部開始出現明顯的分化。這種社會現象要求學術界和理論界給出合理的解釋。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和僵化的意識形態無法有力地解釋這些新出現的社會現象。針對這些現象，剛剛恢復的中國社會學借鑒了美國社會學正在興起的社會分層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試圖對中國新出現的社會分化現象進行解釋。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重點在于從理論層面對教條化的階級理論和僵化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和反思，試圖沖破主流意識形態教化的禁錮，建立一種新的、對社會現象具有解釋力的社會分層理論，從而尋求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自主性。以“階層”概念取代“階級”概念，用韋伯提出的多元分層(經濟分層、聲望分層和政治分層)代替一元分層(用政治標準進行階級或階層劃分)，是當時研究者的主流意見。③

　　（二）及時跟蹤社會生活中的新變化，解釋社會變遷中的新問題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使中國的國力得到極大的增長，民眾生活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社會資源的分配帶來的不平等也造成了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中后期，伴隨著國有、集體企業的改制，大批工人面臨著下崗失業的威脅，工人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不斷下降。而中、大型私營企業主的經濟地位逐步提升，他們通過戴“紅帽子”的方式讓自己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同時，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不斷拉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備受歧視，在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報道出私營、外資企業主虐待勞工，損害打工仔、打工妹人身尊嚴的新聞。在城市，下崗工人的抗議行動開始出現;在農村，農民和基層干部的矛盾和沖突時常發生。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讓人們感同身受，一些作家(梁曉聲)、政治學者(朱光磊)和新聞記者(楊繼繩)都開始用社會分層的方法分析中國社會，在社會普通公眾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三）大膽借鑒歐美社會學的新興理論和研究方法，追求學術規范化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社會學向美國社會學借鑒了韋伯式的階層分析理論和研究方法，使中國社會學走出了毛澤東階級斗爭理論的禁錮，奠定了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學科自主性根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中國社會學和西方社會學特別是美國社會學的交流越來越多，各種新的社會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逐步進入國內研究者的視野，學術規范化的運動開始出現，這些努力提高了國內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水平。社會分層研究，以及有關社會流動、職業聲望和精英群體的研究是這一時期社會學研究追求學術規范化的主要成就。

　　經過80年代的引進、模仿階段和90年代相對規范的研究階段，中國的社會分層研究逐漸由描述層面向解釋層面深化，并開始涉及社會分層研究的方法論、西方社會分層理論及其對相關研究的反思，取得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

　　（四）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轉換，為階層分析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用階層分析法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這標志著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實現了從階級分析到階層分析的話語轉換。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支配下，中國的社會分層研究進入了高產期，成果劇增，甚至到了社會學研究者言必稱“階層分析”的地步。黨校的一些理論工作者甚至公開宣稱，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都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在當代已經不適用了。④更有人認為，如果堅持用列寧的階級定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去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社會群體，就是否定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⑤稍微溫和一點的主張階級分析應該與階層分析結合起來的論點，也強調當前尤其要突出階層分析。⑥可以說，當今中國正在經歷一個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過程，中國知識分子的實踐和他們關于社會階層、社會不平等的研究扼殺了階級話語。

　　綜合階級分析的歷史包袱和階層分析的優勢來看，階級分析在中國的意識形態話語中甚至學術研究中不斷淡化，而階層分析開始在社會學研究中興起是不可避免的。應該承認，在中國社會學尋找獨立性和學科自主性的過程中，用階層研究來淡化階級研究是必要的，也是符合中國社會分化的實際發展狀況的。但是，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這就意味著世界上最龐大的工人階級正在中國形成，同時也意味著“把階級分析帶回來”成為形勢所需。⑦

　　三、把階級分析帶回來

　　在階層分析取得了豐碩成果的同時，階級分析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卻越來越小，聲音也越來越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6年才發生了重大變化。從2006年起，《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社會》、《開放時代》等學術雜志公開發表了一系列以階級分析為視角的勞工研究論文。中國社會學界開始反思中國階層研究的缺陷和不足，重新發出了回到馬克思、回歸階級分析的呼吁。可以說，2006年是中國學術界倡導回歸階級分析的一年，勞工研究正在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一個新的熱點和知識生長點，這些成果也成為中國社會學界重新審視階級理論、反思階級分析方法的起點。

　　（一）回到馬克思，回歸階級分析

　　在階層分析如日中天的時候，沈原指出了中國社會學研究面臨的一個大問題：“人們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分層;在頻頻發生社會沖突的時代去研究穩定結構;在制度變遷的時代去討論‘微小實踐’;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結果，社會學就陷入了某種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變形為布迪厄說的‘社會巫術’那一類的手藝：它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現實，麻痹人們的思想，但卻絕不提供新的知識。”⑧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沈原認為，相對于主張精英論者的“新古典社會學”，主張研究工人階級和底層民眾的“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是一條更切合中國現實的研究路線。當中國正在變成一個“世界工廠”的時候，其社會學意義在于：中國正在重新形成一個世界上最為龐大的工人階級。轉型社會學應當深入研究這個階級，“把工人階級帶回分析的中心”。⑨

　　仇立平通過分析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三種取向或范式(分別是市場經濟、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利益群體)，認為中國的社會分層在關系型研究方面還比較薄弱，主張采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理論研究中國的社會分層，并根據馬克思關于生產資料占有關系的理論對稀缺性生產要素占有關系的命題作了簡要說明，由此劃分出了當代中國四大階級：管理者階級、資本所有者階級、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和勞動階級，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管理者階級和資本所有者階級。他強調，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條件下，階級沖突將走向階級合作。⑩

　　簡言之，沈原和仇立平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 “巨大”而且“劇烈”的變化，造成了社會形勢的進展，因此要“重返階級分析”、“回到馬克思”。佟新、戴建中和王春來總結了2003年～2006年間國內社會學對勞動關系的研究，認為勞動關系社會學正在發生“理論范式的轉變”，重新發現了工人的階級經驗和階級意識，從勞資關系分析重新理解“社會”的力量，得出“將階級分析帶回到勞工研究的中心”的基本結論。11

　　（二）階層分析不能取代階級分析

　　中國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為階級分析的回歸找到了現實合理性。孫立平認為，階級的模式與分層的模式有著重要的差別。當前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經定型，即所謂“斷裂社會”：在這個社會中，階層之間的邊界和階層內部的認同都比較清晰，階層之間很少流動。面對這樣一個定型化的斷裂社會，階級分析要比階層分析更加可靠。12馮仕政則認為，由于分層研究固有的理論局限，它難以對中國社會不平等演變過程中的新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如果不重新引入階級分析視角，關于社會不平等的研究將缺乏足夠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盡管他同意回到階級分析，但對現有研究者未能系統而清晰地說明階級分析和階層分析的差異而感到不滿，甚至認為，“當年放棄階級分析顯得有些草率，而現在重返階級分析也顯得比較突兀”。13

　　潘毅和陳敬慈認為，近年來有關社會分層和不平等的討論取代了階級話語，實際上是對“階級斗爭”概念的否定，同時也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階級分析終結論的呼應。從馬克思式的階級分析到韋伯式的階層分析，反映了對退回貧窮、動蕩和極權主義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的真正恐慌。階層研究占據主流，階級話語受到壓制，這反映了正在興起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中國新工人階級沒有身份，沒有棲身之所。然而，在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雙重壓制下，中國工人的宿舍勞動體制給工人提供了控制和反抗的微觀空間，為中國新興的工人階級開辟了一個改變“階級話語消逝”的空間。14

　　簡言之，階層分析和階級分析最本質的區別在于，它們對社會不平等的基本假設不同。階層分析的基本視角是功能論的，階級分析的基本視角是沖突論的。從功能論看，社會不平等是“社會系統”功能分化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沖突論看，社會地位的獲得是一個充滿沖突的過程，是一個支配與服從的過程。在中國轉型社會的不平等研究中引入階級分析視角，是為了“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大規模沖突和集體行動的風險，從而做到未雨綢繆。

　　（三）整合階級分析和公民權分析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形成問題被提上了日程。工人階級的形成有兩種前景：如果工人的行動被導向體制內，為現存體制所容納，那么工人階級就不會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動被導向體制外，與現存體制相對立，那么工人階級難免會形成。決定工人行動導向的是社會政治體制能否對工人的訴求進行合理回應，能否在回應困難的時候對現存體制進行修改，以實現工人所期望的社會公平。鑒于目前體制的回應能力和動力不足，工人階級的形成已經被啟動。15

　　然而，中國新一代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并不會一帆風順。因為大量的農民工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提供著新鮮、廉價和豐富的勞動力，做著勞動強度大、低工資、無保障的工作，但城市政府卻不給這些農民工提供住房、醫療、子女教育、養老保險等各方面的社會福利，以至于他們根本無法在城市安家立足。換言之，一方面，城市吸引著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讓外來人口參與城市的經濟活動，滿足資本和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卻拒絕(或者說無力)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和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16

　　因此，在復雜的轉型社會背景和文化傳統下，特別是在戶籍制度、身份制度的影響下，中國勞工研究不僅要引入“階級分析”，同時也要導入“公民權”的視角。首先打破“身份”的限制，將工人、農民工、白領等諸多的個人還原為同一的“社會人”，將階級分析推到一個更具有普遍意義的“權利”上，工人不再是被剝削的個體，而是一個與任何人一樣都享有權利的“人”。勞工研究要在“階級分析”與“公民權分析”之間尋找更多的契合點，以打破階級政治、身份政治的實踐困境。

　　四、結論與討論

　　過去二十余年里，階級分析視角的邊緣化，是政治邏輯和學術邏輯雙重擠壓的結果。從政治邏輯來講，階級分析曾經與極“左”意識形態緊密相連，隨著政治氣候的轉變，這樣一種歷史瓜葛不僅導致階級分析在政治上失寵，而且成為學術研究的負累。從學術邏輯來講，近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布勞和鄧肯的開創性研究，社會分層理論已經發展出一整套適合“中觀社會學”的研究概念、命題和方法，而階級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思辨的社會哲學層面，在實證研究占主流的社會學中不受歡迎自然是不問可知的了。17

　　近年來，各種群體性事件、勞資矛盾、官民矛盾等社會沖突問題已經引起了政府和學術界日益強烈的關注。在政府層面，“弱勢群體”、“和諧社會”等概念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社會政策的提出，本身就已經暴露了社會沖突的嚴重性。在學術界方面，“斷裂社會”的提出獲得了強烈的社會共鳴，農民工研究成為顯學，“底層社會”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說明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嚴重程度。階級分析的回歸正是伴隨著這種社會背景而產生的。

　　要發展中國的勞工社會學，形成中國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學派，“把工人階級帶回到社會學研究的中心”、“將階級分析帶回勞工研究的中心”僅僅完成了第一步。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地理清和深入思考：首先，中國勞工研究需要開闊的全球視野，把中國新一代工人階級的形成放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分析;第二，中國勞工研究需要結構的眼光，從精英階級和底層階級的辯證關系來研究工人階級;第三，中國勞工研究需要重新挖掘本土的學術資源，延續陶孟和、李景漢、陳達、史國恒等老一輩社會學者的學術傳統。18

　　*本研究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反血汗工廠運動與農民工權益保護研究”(11BSH05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頁。

　　②李春玲：《階級分析在中國的命運》，中國社會學網，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lichunling/grwj_lichunling/P020041222494278758308.pdf，2012年7月27日訪問。

　　③李春玲：《我國社會分層研究30年》，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08年9月2日，第7版。

　　④張鑫：《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當代不適用性探討》，載《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列寧階級分析理論的當代不適用性探索——兼析“新中間階級”、“政治權力尋租”和“暴富階層”現象》，載《求實》2006年第7期。

　　⑤張星煒：《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適用性問題探討》，載《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02年第2期。

　　⑥劉保國：《從階級分析到階層分析》，載《天府新論》2004年第6期;李元書：《社會分層與階級分層的區別、功能和意義》，載《江蘇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劉保國、程曉升：《階級分析之當代反思》，載《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⑦劉劍：《把階級分析帶回來》，載《開放時代》2011年第1期。

　　⑧沈原：《“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途徑》，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

　　⑨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載《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2期。

　　⑩仇立平：《回到馬克思：對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的反思》，載《社會》2006年第4期。

　　11佟新、戴建中、王春來：《將階級分析帶回到勞工研究的中心——2003—2006年的勞工問題研究》，載《中國社會學年鑒(2003～200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12孫立平：《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及其分析模式的轉換》，載《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13馮仕政：《重返階級分析?——論中國社會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轉換》，載《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5期。

　　14潘毅、陳敬慈：《階級話語的消逝》，載《開放時代》2008年第5期。

　　15許葉萍、石秀印：《工人階級形成：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轉換》，載《學海》2006年第4期。

　　16潘毅、任焰：《國家與農民工：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08年3月號。

　　17蘇陽、馮仕政、韓春萍：《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階級》，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

　　18沈原、聞翔：《轉型社會學視野下的勞工研究：問題、理論與方法》，載郭于華(主編)：《清華社會評論》第5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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