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共同富裕理論，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使共同富裕這個人類千年理想在中國不再僅僅是一種理想，而是一個逐步可以實現的進程。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不僅對中國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對全人類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也有重大的理論指導價值。中國現實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并不是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所致，反而更加有力地證明了貫徹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迫切性。只要全面地、準確地、完整地去領會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并在實踐中始終不渝地加以踐履，并隨著新的實踐加以發展，共同富裕這個人類的千年夢想一定會在中國大地上率先成為現實，并對人類產生極大的示范效應。

   共同富裕，是千百年來人類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無數仁人志士進行過雖九死而猶未悔的艱辛探索。時至今日，共同富裕仍是一個全球性的人類難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結合改革開放實踐，為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形成了關于共同富裕的完整理論。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進程。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重要課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在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指導下，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民正在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但是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引起了人們的巨大困惑，一些人質疑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正確。因此，結合中國實際，加強和深化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研究，完整準確理解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共同富裕的內涵及意義

   何謂共同富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詮釋。鄧小平認為，共同富裕有兩層互為關聯的內涵：
   從過程上講，是“全民共同致富”，“讓全國人民都發財”。這層意義上的“富裕”，是作為動詞，與發展同義。在鄧小平看來，共同富裕意味著中國人民都有追求富裕的權利和機會，是中國人民的共同發展。追求富裕不是少數人的特權，應該是中國人民都有的權利；實現富裕，不能只是少數人有機會，而是中國人民都能有機會；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不能只是少數人發展，而是共同發展。只有從起點和過程上保證全民共同致富，才能在結果上最終實現全民共同富裕。
   從結果上講，共同富裕指的是中國人民都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富裕不再帶有階級性，是全社會所有人的整體富裕。“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的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窮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過。”[1]因此，共同富裕既與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根本對立，又與平均主義要求的“均富”不相容。
   關于共同富裕的意義，鄧小平有一系列論述。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他指出，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1992年，他在南方重要談話中揭示社會主義本質時，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的最終結果歸結為“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能動搖的原則。”[2]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社會主義的目的就在于它能夠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消滅人類社會自階級出現以來的最大不公平——兩極分化，使所有人都過上富裕的生活，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全面自由發展。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3]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本質所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4]兩者的根本區別就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結果只能導致“一方是資本和財富的積累，一方是貧困積累”的兩極分化；生產資料公有制能保證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成果惠及每個人，“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5]
   共同富裕是判斷改革開放成敗的根本標準。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也是判斷改革開放成敗的最終標準。1985年3月，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講：“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同年8月，他在會見外國客人時又表示：“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1986年9月，他在接受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的采訪時，再次指出：“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6]

   二、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共同富裕必須建基于高度發達的物質生產力基礎上。否則，即使消滅剝削，消除了兩極分化，也只能是貧窮的普遍化——共同貧窮。鄧小平正是針對“四人幫”胡謅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讕言，鮮明地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7]。
   為了迅速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鄧小平提出了系統的發展生產力的學說。
   在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機制上，他提出改革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改革不僅是發展生產力，更重要的是解放生產力。改革通過打破生產力發展的各種束縛，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新時期以來，改革啟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高速發展的引擎，為最終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打下了豐厚的物質基礎。
   在生產力發展手段上，他沖破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于資本主義的傳統觀點，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計劃和市場都可以利用。鄧小平的這一創新論斷，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使處于低谷中的社會主義煥發了空前的活力。
   在生產力發展形式上，他一方面提出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因為公有制是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社會化大生產的性質決定了應該由社會占有和管理生產資料，消除生產資料私人所有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尖銳矛盾，促進生產力的健康發展。公有制也可以消除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對生產力的破壞和浪費，實現社會生產和整個經濟運行的自覺性和計劃性。另一方面，為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需要，鄧小平沖破了傳統社會主義要求公有制純而又純的認識，鼓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發展，大力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實現發展生產力的目的。
   在生產力發展要素方面，鄧小平根據世界經濟發展和科技革命的新形勢，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強調科技在促進生產力發展中的首要作用。
   在生產力發展的目的方面，鄧小平認為生產力發展的目的就在于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逐步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他提出“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力，第二是共同致富”[8]。

   三、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

   高度發達的生產力與共同富裕并非直接關聯。資本主義創造了發達的物質文明，但由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最后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發達的生產力只是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卻不能自動實現共同富裕。要實現共同富裕，只有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恩格斯早就指出，社會主義新社會，“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9]。
   鄧小平認為，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要靠社會主義的制度保證，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實現不了共同富裕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決大家的困難，才能避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鄧小平斬釘截鐵地指出：“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10]“在中國現在落后的狀態下，走什么道路才能發展生產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這就又回到是堅持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上來了。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生活富裕的問題。而堅持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就不會產生貧富過大的差距。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我國生產力發展起來了，也不會兩極分化。”到20世紀末，中國有12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可以達到一萬億美元。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后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堅持社會主義的道理。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11]
   在鄧小平看來，共同富裕的實現，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還要有具體的制度保證。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大幅度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政治制度：必須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12]。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任務也要靠人民群眾去完成，生機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由人民群眾自己創立的。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黨提出的各項重大任務，沒有一項不是依靠廣大人民的艱苦努力來完成的。”[13]沒有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就無法談得上生產力的解放，更談不上生產力的發展；共同富裕是人民的富裕，共同富裕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沒有人民的民主就沒有共同富裕的政治保障。只有實現人民民主，才會保證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才能充分調動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才能保證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避免西方社會中的公共權力為少數人所支配、為少數人服務的權力異化惡果，才能保證社會財富真正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共享。鄧小平言簡意賅地說過：“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鄧小平不僅強調建設民主的重要性，還指出中國建設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他指出：“什么是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國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或稱人民民主，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民主。”[14]
   他還強調黨的領導的實質就是要支持人民當家作主。他指出：“黨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整個國家是這樣，黨的各級組織也是這樣。”[15]“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確認這個關于黨的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群眾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眾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在人民群眾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16]
   為了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強調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80年，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再次指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還特別強調：“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能干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17]
   為了保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根本政治制度落到實處，鄧小平還強調要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12月，他指出，我國各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改革的總方向，“都是為了發揚和保證黨內民主，發揚和保證人民民主”。[18]1986年9月，他在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中指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總的來講是要消除官僚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調動人民和基層單位的積極性。要通過改革，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19]
   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以公有制為主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和經濟制度保證。鄧小平指出：“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20]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前提。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產生貧富分化的經濟根源。要想使共同富裕由理想變為現實，必須排除生產資料占有的私人屬性使之回歸到社會屬性，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消除了少數人依靠占有生產資料無償占有他人勞動成果的可能性，使全體社會成員實現在生產資料占有面前的平等，為所有人都提供平等的致富機會，使生產力發展的果實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享，使共同富裕的實現具備現實可能性。正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按勞分配這種公平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按勞分配的本質是否定剝削，同時承認利益差別。每個人都憑借自己的勞動，獲得分配社會財富的資格。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樣，既能充分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又能使每個人都可以憑借自己的勞動富裕起來。所以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第一個階段，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把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才能調動積極性，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21]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挖掘各種已有的或潛在的社會資源，促進社會生產力更快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鄧小平指出：“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我們吸收外資，允許個體經濟發展，不會影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這一基本點。相反地，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22]但是應該看到，多種所有制并存和多種分配方式共存決定了剝削在一定范圍的存在和兩極分化局部發生的可能性。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使得社會分化的發生會更為普遍。所以，鄧小平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23]所以公有制的存在和主導地位的確定及保持，可以使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被導入“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良性軌道，使非公有制經濟始終服務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總要求、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的實現。
   正是基于此，鄧小平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24]。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都必須始終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動搖，始終避免兩極分化成為社會現實。只有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離開公有制為主體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能是兩極分化；離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公有制，只能是貧窮的普遍化。
   文化制度：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25]“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26]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對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在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大力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可以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使改革開放能夠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用共同富裕的理想和信念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凝聚全體社會成員。僅僅靠發展生產力，并不一定能實現共同富裕。鄧小平說：“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這個真理，有些同志已經不那么清楚了。這樣，也就很難重視精神文明的建設。”[27]現在有些人因為目前中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再加之人類社會至今尚沒有一個國家實現共同富裕，所以就認為共同富裕是一個烏托邦，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理想。共同富裕信念的喪失，會嚴重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誠如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尖銳指出的：“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能建設社會主義？黨和政府愈是實行各項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黨員尤其是黨的高級負責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視、身體力行共產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道德。”[28]
   總之，鄧小平通過對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進行新的規定，強調了社會主義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唯一制度保證，“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29]。“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產品的社會生產和支配，以使所有勞動者都能過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30]。所以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

   四、共同富裕的外部條件

   鄧小平認為，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利用外部條件：對外開放與和平的國際環境。
   對外開放。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在開放的世界中，“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科學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鄧小平在總結中國長期停滯落后的教訓時說：“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歷史經驗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31]他還說過：“我們建國以來長期處于同世界隔絕的狀態。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我們自己的原因，國際上反對中國的勢力，反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勢力，迫使我們處于隔絕、孤立狀態。六十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現在我們算是學會利用這個國際條件了。”[32]歷史的經驗一再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盡快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必須充分利用人類文明成果，這樣才能加快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鄧小平后來總結說：“不要關起門來，我們最大的經驗就是不要脫離世界，否則就會信息不靈，睡大覺，而世界技術革命卻在蓬勃發展。”[33]
   作為共同富裕制度保證的社會主義只有在對外開放中才能獲得更大發展，不能離開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從縱向來說，必須繼承千百年來、包括資本主義時代創造和積累的文明成果；從橫向來說，必須大膽吸收不同國家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的文明創造。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優越性，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才能始終保持蓬勃的生機，得到更好更快的發展。所以，鄧小平總結說：“我們現在的路子走對了，人民高興，我們也有信心。我們的政策是不會變的。要變的話，只會變得更好。對外開放政策只會變得更加開放。路子不會越走越窄，只會越走越寬。”[34]中國應該充分發揮后發國家優勢，實行全方位的開放政策，吸納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實現后來者居上，早日實現共同富裕。
   和平的國際環境。“要利用現在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只有世界是和平的，中國才能集中全力發展生產力，才能全心奔赴共同富裕。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和平是發展的基礎和前提，發展是和平的目的和保證。只有發展，才能解決共同富裕這個人類難題。“南北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并且越來越大。”[35]鄧小平基于對國際形勢和時代主題的新判斷，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中國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中國必須充分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一心一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中國的迫切問題、根本問題就是發展，發展也是全球性、戰略性的問題。鄧小平說：“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從這個高度去觀察和解決問題。”[36]中國應該利用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主題的難得機遇，加強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爭取建立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國內建設和對外開放爭取有利的環境，實現全球的共同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大國實現共同富裕，將是對全球的一個大貢獻，帶動全人類早日進入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

   五、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作為改革開放的根本目標，不可能通過同步發展來實現。在共同致富過程中，由于事物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主客觀條件的差異性，每個人和每個地區不可能按照同一步伐一道富，也不可能在同一時間一樣富，致富的步伐有快有慢，富裕的時間有先有后，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過去的實踐證明，搞平均主義行不通。企圖用平均主義消滅一切差別，一舉共富，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所以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鄧小平說：“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37]
   鄧小平總結過去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經驗教訓，提出“先富—共富論”。也就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呈波浪式發展狀態，最后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從我國實際出發，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38]1992年，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再次回顧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說這是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大政策，還說：“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39]
   鄧小平的“先富—共富論”具有特定內涵，必須完整準確理解，并切實貫徹執行，這樣才會既不扭曲鄧小平的原意，又能真正貫徹落實，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不至于離共同富裕越來越遠。鄧小平的“先富——共富論”具有以下規定性： “先富”與“共富”具有統一性。
   首先，“先富”是部分，“共富”是整體。“共富”包括“先富”，“先富”是“共富”的一部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是前提。通過不斷地積累和擴展，并積極帶動后富，最后達到整體共富。
   其次，“先富”是階段，“共富”是過程。“共富”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積累過程，這個過程由無數小階段組成。“先富”是組成這個長遠過程的一個小階段，一個個小階段的出現，是致富過程中快慢、先后的交替過程。“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再次，“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的。“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40]“先富”是“共富”的必由之路，“共富”是“先富”的最終歸宿。“共富”是“先富”的靈魂，失去了這個靈魂，“先富”就必然是兩極分化，所以“先富”就必須始終服務于“共富”這個總目標，受其制約。富裕先后、富裕程度高低的底線應固定于“不搞兩極分化”，“不允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否則，“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41]，我們“就走了邪路”，改革開放就失敗了，共同富裕就會化為泡影。
   “先富”與“共富”存在差異性。
   首先，從本質上講，“先富”是個別的、局部的、近期利益表現形態，因而屬于較低層次，是人類社會出現階級分化以來就一直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共富”是普遍的、整體的長遠利益表現形態，因而是高層次，是人類至今尚沒有實現的美好理想。
   其次，“先富”與“共富”存在矛盾，乃至對立。在人類存在剝削階級的歷史階段內，“先富”是建立在大多數人貧窮基礎上的，阻礙著“后富”的實現。“先富”不但不會帶動和幫助“后富”，反而會以富壓貧，以強凌弱，加大貧富差距，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是“后富”貧窮的根源，根本不可能實現“共富”。只有在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先富”才可能帶動和幫助“后富”，最終實現“共富”。但是由于中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存在私有經濟，并處于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先富”與“共富”仍然存在矛盾。為了解決“先富”與“共富”的矛盾，使“先富”服務于“共富”，最后導向“共富”，鄧小平對“先富”進行了如下的規定：
   第一，“先富”不是哪一部分人、哪一個地區的特權，任何人、任何地區都可以先富裕起來，先富的機會對任何人都是均等的，“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共同致富，我們從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42]
   第二，“先富”的手段應當是城市勞動和合法經營。在公有制范圍內，應當是多勞者、優勞者首先致富；在非公有制范圍內，應當是合法經營者、取財有道者先富。堅決反對非法致富，反對“暴富”，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個社會應該是為仁先富，為惡遭懲。
   第三，“先富”的示范效應是積極的，有助于“共富”。“先富”應該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整體提高；應該帶動和幫助“后富”，有利于集體致富、全社會致富。“先富”不僅應該在物質上率先富裕起來，在精神上也應該先“富裕”：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見利思義，義利統一；既富且仁，不能為富不仁；必須聯系“共富”，為“共富”創造條件，不忘“后富”，堅持“共富”方向，服務于“共富”。1986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同年他在視察天津時的談話中指出：“我的一貫主張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大原則是共同富裕。”[43]1988年9月，他又提出“兩個大局”思想。他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44]同年10月，他在會見外賓時再次說：“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45]
   第四，加強對分配問題的宏觀調控，始終防止兩極分化。“至于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時注意到了這一點。”[46]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47]
   在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應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要始終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搞共同富裕”；國家要宣傳、普及社會主義的致富道德原則，制定和優化以共同富裕為導向的發展政策，鼓勵全國協調發展，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對平衡；國家通過稅收調節社會財富，通過法律規定先富者的應盡義務，通過道德教育鼓勵先富者自愿帶動后富；加大扶貧濟貧力度；掌握調節貧富差距的時機和方法，“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動還是要動，因為我們不搞兩極分化。但是，在什么時候動，用什么方法動，要研究。”[48]應該掌握貧富差距的合理界限，使貧富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合理范圍內，防止貧富差距發展為兩極分化，“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現在有些地區，允許早一點、快一點發展起來，但是到一定程度，國內也好，地區也好，集體也好，就要調節分配，調節稅要管這個。”“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49]否則，“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50]。
   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作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大地推進了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使共同富裕這個人類千年理想在中國不再僅僅是一種夢想，而是一個逐步可以實現的進程。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不僅對中國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對全人類實現共同富裕的理想也有重大的理論指導價值。中國現實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并不是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所致，反而更加有力地證明了貫徹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迫切性。只要我們全面地、準確地、完整地去領會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并在實踐中始終不渝地加以踐履，并隨著新的實踐加以發展，我們深信，共同富裕這個人類的千年夢想一定會在中國大地上率先成為現實，并對人類產生極大的示范效應。

   參考文獻：

   [1]王偉光：《共同富裕問題亟待破解》，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11年7月12日。
   [2]劉國光：《“先富”之后政策應轉為逐步實現“共富”》，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0月26日。
   [3]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共同富裕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載《紅旗文稿》2011年第20期。
   [4]許新三：《鄧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再解讀》，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
   [5]朱繼東：《共同富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綜述》，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