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問題是20世紀中國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中的根本問題。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包括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如何解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毛澤東，這位20世紀中國的偉人，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澤東在解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方面,既經歷了巨大的成功，也走過了曲折的彎路。正是在毛澤東的帶領下，中國農民才永遠地站起來，開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并邁開了通向共同富裕的大步。總結毛澤東在探索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出路上的經驗與教訓，對于今天解決“三農”問題,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

　　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源就在于代表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的政治壓迫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的經濟剝削。要解決中國農民問題，必須將農民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結合起來，訴諸于制度解決，通過全新的制度革命，重構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獲得農民問題解決的根本政治保障，建立徹底解決農民問題的政治前提。歷史進入20世紀后，農民問題越來越取決于如何建構一個既能代表農民利益，又能適應中國現代化需要的新興國家政權。

　　因此，20世紀農民問題的解決首先在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代表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把農民從政治壓迫和封建剝削下解放出來，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和保護農民利益的人民政府，然后在新政權的主導下，發展生產力，實現農民的共同富裕。誠如毛澤東所說：“先建立政權，再改造所有制，然后發展生產力，這是普遍規律，蘇聯是如此，西方國家也是如此。”

　　因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是分兩步進行的：先解放農民實現農民政治翻身，后帶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毛澤東對20世紀中國農民出路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界，分為兩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通過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政治革命，解放農民;新中國成立后，通過農村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農民的共同富裕。

　　二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將近代中國農民對社會無序的攻擊，整合為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將農民破壞舊秩序的沖動，轉化為探索新社會發展方向的巨大能量。這種轉化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農民中蘊藏了巨大的革命潛力，“這種潛力幾乎完全在于這樣的情況：即鄉村人口遠離政府(遠離由城鎮控制的整個社會)。這種勢力還在于農民根深蒂固的憤慨中：政府遠離村民，政府所表現出來的是外部世界，但外部世界卻剝削和壓迫著農村的封閉世界。在克服了乍看起來難以超越的困難過程中，共產黨最終完成了將這種潛力(只是許多可能性之一)轉化為行動的偉大壯舉。”

　　對于農民，以往的人們將他們視為落后、保守、愚昧的力量。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舞臺上，農民處于社會的最底層，平時作為沉默的大多數，除了交納皇糧和服徭役、兵役的義務，他們享受不了任何政治權利，過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艱難生活，在生死存亡線上艱難地掙扎。腐敗的政府，地主的剝削，頻繁的自然災害，常常將他們逼上死亡的絕境。雖然他們多次抗爭，卻經常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在近代中國，太平天國、義和團，就是他們抗爭的嘗試。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他們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站起來，獲得做人的資格。他們曾寄希望于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進步人士，如孫中山，也對農民給予了高度的關懷。但資產階級無法實現農村的大變動，農民仍處于社會被遺忘的角落，被排斥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之外，深受畸形的國家現代化之苦。就連魯迅這樣進步的人士，也更多地看到的是農民的不足。農民是一座活火山，靜待點燃他們的火種。毛澤東——這個農民的兒子，將他們從沉睡中喚起，帶領他們通向翻身解放之路。

　　毛澤東打破人們對農民的偏見，從以往的農民起義中看到了農民中蘊藏的巨大的革命潛力。對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巨大作用給予了肯定。他認為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快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中得到相當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毛澤東認為，如果忘記了農民，即使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的。1936年，他在延安會見美國作家斯諾時說：“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了中國，誰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毛澤東1939年11月7日給周揚的信中認為：“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農民著重其黑暗一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視其英勇斗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斗爭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個農村都看作是舊的。所謂民主主義的斗爭，在中國，基本上即是農民斗爭，即過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現在似的反日斗爭，實質上即是農民斗爭。農民，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即是說，革命的，他們的經濟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觀念形態，風俗習慣之帶著濃厚的封建殘余，只是農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毛澤東既看到農民落后的一面，所以他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更看到農民的革命性一面，所以他提出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中國革命問題實際上就是農民問題”。

　　作為一個來自農民家庭并且又熟悉農民的進步知識分子，毛澤東很早就對中國農民問題予以關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號召農民聯合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他說：“種田的諸君!田主怎樣待遇我們?租稅是重還是輕?我們的房子適不適?肚子飽不飽?田不少嗎?村里沒有田做的人嗎?這許多問題，我們應該時時去求解答，應該和我們的同黨結成一個聯合，切切實實、彰明較著的去求解答。”

　　隨著對中國社會認識的加深，毛澤東認識到了土地問題對于中國這個農業大國和農民國度的重要性。自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后，土地幾乎是唯一可以支撐權力的經濟資源，因此對土地的爭奪與占有就成為中國所有政治斗爭的焦點。中國傳統社會的王朝更替歸根結底源于土地問題。在近代中國，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是農民受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的根源。因此，鏟除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是農民獲得經濟上的解放和政治上的翻身的根本，也是農村發展和農民富裕的前提。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就指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厥惟土地”。

　　正是基于對農民和農民問題的正確認識，毛澤東將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與中國革命的出路結合起來，將中國農民的翻身解放與中國社會的變革聯系起來。他為革命開創了一條通向勝利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他把農村視為革命的主戰場，把土地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把中國農民當作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領導農民去推翻不能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和鏟除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的社會基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過程中，毛澤東打破了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做法——實行土地國有制，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了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私有，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為個體農民私有的政策方針。這種方針，既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解決中國農民土地問題方面的一大創造，也適應了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受到了根據地廣大農民的歡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確領導下,長期制約農村發展的土地問題得以解決，中國幾千的封建剝削制度被鏟除。這既大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礎，又極大地解放了農民，使農民成為獨立的生產者，使農民既獲得了土地，又獲得了自由。因此，獲得了土地的農民放聲歌唱：“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跟著毛委員，工農坐天下”。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一直夢想解決的土地問題，洪秀全沒有解決，孫中山也沒有解決，鄉村建設學派也沒有解決，而在毛澤東的領導的新的政權下，中國農民自己解決了。通過解決土地問題，中國農民認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是他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他們選定了跟共產黨走，從井岡山，到延安，再到北平，億萬農民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打下了一個紅色江山——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通過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獲得了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誠如毛澤東所言：“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從根本上說，南京國民政府是被億萬翻身的農民埋葬的。1949年初，美國記者杰尼·貝爾登在《中國震撼世界》中寫到：

　　“蔣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中國農民投入戰爭與革命的熱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恨，化成了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國社會中爆發一顆原子彈似的，幾乎把中國炸得粉碎。”

　　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和農民的經濟翻身，是靠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以農民為基礎的工農政權才得以實現的。毛澤東在領導農民打破封建土地剝削的同時，也領導農民建立自己當家作主的工農政權，讓廣大農民參政、議政，初步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洗禮，實現政治翻身。

　　早在大革命時他就指出，“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推翻地主政權后，代之而起的是農民階級的政權，這種政權只“屬于鄉村一般民眾，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當然不允許其參與”。農民政權的組織形式是由農民選舉產生的鄉民代表會議制度，它以鄉民會議為其權力機關，由鄉民會議產生它的執行機關—鄉村自治委員會。毛澤東指出農民政權擔負三個方面的基本任務：

　　第一，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和一切反革命實行反革命專政;

　　第二，領導農民開展經濟斗爭，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第三，摧毀農村封建舊秩序，建立農村民主新秩序。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黨人，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了普遍、直接、平等的無記名的選舉。為了從法律上保證農民有權參加民主選舉，《選舉法》明確規定：凡居住抗日根據地的人民，年滿18歲，不分階級、黨派、職業、男女、宗教、民族財產、和文化程度，只要不是漢奸、反共分子、精神病患者，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法律的保護下，廣大農民第一次理直氣壯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

　　為了保證農民能夠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基于根據地內大多數農民是文盲，從沒有參加過民主選舉這一實際情況，中國共產黨創造了簡便易行的選舉方法：投豆法，畫圈法，背箱法。這樣的選舉方式，便利了廣大農民真正表達自己的意志。一位民主人士在考察根據地的選舉后，感慨地說：“他們這種選舉方法，和可以發揮自主能力的各種事實，是給民眾不識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實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擊。事實給證明，只有在扶助民眾中,才可以訓練民眾的能力，又達到完全的民主。”因此，參加民主選舉的選民十分廣泛，普遍達到當地人口的80%左右，有的甚至達到90%以上。

　　農民不僅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還享有監督權和罷免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使民主制度化，農民參政、議政經常化。這樣，在人人負責和人人監督的民主制度下，各級政權能夠真正代表農民的利益。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黨人的領導的民主運動，對千萬農民進行了廣泛的政治動員，讓不知民主為何物的農民開始嘗試到現代民主的甜蜜果實，使他們開始在政治上得以翻身解放，成為自己和社會的主人，也使他們開始走出家庭的小天地，擺脫狹隘的地域觀念，現代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在他們心底開始生根。廣大農民開始由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型。

　　正因為毛澤東成功地解決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民問題，使農民從政治上和經濟上翻身解放，所以億萬農民發自內腑地唱出“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三

　　獲得翻身解放只是解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的第一步。站起來的中國農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又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開始解決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農民問題——共同富裕。

　　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也重視農民在建設中的巨大作用。他認為農民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主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明確地指出：

　　“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有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為城市人口的長過程。

　　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

　　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國的民主主義者如不依靠三億六千萬農民群眾的援助，他們就將一事無成。

　　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毛澤東的這番話雖然針對抗日戰爭時期所說，但也說明了農民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重要作用。正如他在建國初期所說：“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

　　毛澤東的戰友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也明確指出：“在我國的六億多人口中有五億多農民，他們無論在革命斗爭中和建設工作中都是一支最偉大的力量，我國工人階級只有依靠這個偉大的同盟軍，把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充分地調動起來，才能取得勝利。農民同盟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仍然是這樣。”所以，“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問題仍然像過去在革命時期一樣，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主要是農村的現代化，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主要是中國農民的共同富裕。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殫精竭慮地探索實現中國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探索農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由于沒有經驗，一切只能靠摸索前進，因此毛澤東走了彎路。

　　毛澤東把中國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解決與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緊密地聯系起來，既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又把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根本手段及實現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土地改革以后，農民雖然獲得了土地，卻因小生產固有的局限，無法抵御自然的風險，也無法滿足國家大規模的工業化的需要，“而且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1943年就認為，在中國的農村中，“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一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毛澤東認為，只有通過提高對農村私有制改造的力度和重新構建農業經營體制，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和推進國家工業化。基于這種考慮，從1953年開始，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國家按照自愿互利和示范的原則，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上合作化道路。

　　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農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的特點是：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合作社集體所有，以生產隊為基本的組織形式，集體勞動，產品歸合作社集體占有，由合作社按照工分(勞動日)進行按勞分配。

　　在毛澤東看來，農業合作化為農民集體致富的保證，提供了組織和制度，實現了讓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絕種的要求，消除了歷史上個體農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于所有農民實現共同富裕。

　　但毛澤東認為高級社在一定范圍內對農村私有制還有肯定與保留，仍然適應不了農村大規模建設的需要。正如1958年中共中央發表的《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所指出的：“我國農業正在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并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必將發生許多不便。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利的地方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有計劃地適當地合并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相信先進的生產關系不僅可以更快地發展生產力，更可以實現包括農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早日實現共產主義。因此，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依靠強大的國家力量在中國農村建立了人民公社。顯然，在毛澤東看來，人民公社“它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國家對內職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但是，國家控制的人民公社體制因為超越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的政治覺悟水平，從其建立起，就只能依靠國家動員手段維持，把中國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國家體制內，服務于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需要而隨時隨地將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國家。因此，農民一開始就喪失了積極性。對他們來說，依靠政治運動來組織農業生產的公社體制無法滿足他們致富的需要，生存本能使部分農民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依靠自發性的努力突破公社體制對生產力的束縛，尋求新的經營形式。所以說，人民公社體制一開始就是失敗的，違背了農民的意愿，它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低下和中國農民的長期貧窮。毛澤東主觀上想通過人民公社體制實現農民的共同富裕，實踐上卻導致了中國農民的共同貧困，這是毛澤東的悲劇，也是中國農民的悲劇。

　　毛澤東晚年在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時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十九世紀俄羅斯民粹主義者的錯誤。在小生產的基礎上超越資本主義去追求社會主義，實際上所實現的只能是農業社會主義。毛澤東的思想淵源很多來自中國傳統的農業空想社會主義，來自于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毛澤東在“大躍進”時就認為三國時張魯在漢中的吃飯不要錢“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擔任過晚年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認為，毛澤東“他在大躍進的大公社思想，大多以康有為《大同書》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而來”。晚年毛澤東仍然沒有擺脫農民意識的侵襲。

　　晚年毛澤東在解決農民的共同富裕問題時，沒能夠很好地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他希望憑借一個代表農民利益的全能國家來帶領農民實現共同富裕。在新中國成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把舊中國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到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之中，以此來構建理想的社會主義農業經營體制，實現解決中國農民共同富裕和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戰略目標。從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政策，“一國兩策，城鄉分治”，到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調控手段，但通過國家農業政策對傳統的農村社會進行脫胎換骨改造和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初衷卻始終沒變。同時也應看到，毛澤東建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農業政策充分體現了當代中國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實現中國農民共同富裕的戰略設想，這與傳統的封建王朝所奉行的農業政策有著巨大的不同。

　　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認為：“解放后的新中國從理論還是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看，都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小農家庭生產抱有一定的成見。……新政權迅速地確立了計劃經濟和集體生產的制度，把糧食和棉布市場置于‘統購統銷’政策之下，不斷地將控制擴大到農村生產，先是定產定購，繼而把所有農戶集體化。生產隊接管了家庭的經濟決策權，而國家政權又以極其詳細的生產和征購指令來指揮生產隊。”

　　這一戰略在現實的推行過程中，其結果卻背離了理想性的追求，導致了中國農業在發展中出現倒退與低迷，中國社會形成城鄉二元結構，中國農民陷入共同貧窮狀態。農民被牢牢地控制在國家手里，喪失了發展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多次發動群眾運動對國家進行控制，使之能代表農民的利益，也多次提高農民在國家中的發言權，但始終收效甚微。農民仍然處于邊緣化的地位，國家的意志取代了農民的意志。

　　晚年毛澤東雖然沒能把農民帶上共同富裕道路,但卻給中國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教訓。這種教訓,也是一筆歷史財富。正如恩格斯說過的,“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晚年毛澤東對農民共同富裕道路的艱辛探索,是永遠也不會被中國億萬農民忘記的。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領導中國農民推翻了以封建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壓迫農民的國家政權，建立了代表農民利益并對農民負責的新政權，使中國農民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得以翻身解放，解決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民問題，為解決20世紀下半葉中國農民問題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憑借新生的國家政權，建立了通向農民共同富裕道路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但由于國家過多地控制了農民，沒有能很好地尊重農民的意愿和維護農民的利益，使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到重創，導致農民長期處于共同貧窮狀況，所以毛澤東沒能夠解決20世紀下半葉中國農民問題。毛澤東在解決20世紀中國農民問題上的經驗與教訓，說明了要解決現代化過程的農民問題，必須建立國家與農民的新型關系。在這種關系下，國家權力要受到更大的制約，國家應尊重農民的自主性，同時國家也要代表農民的利益，對農民負責，為農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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