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后，蘇聯不僅綜合國力在40多年中居世界第二，其政治經濟體制還曾被數以億計的人們看作代表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學者在內的很多人，曾認為蘇聯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然而，蘇聯不僅沒有能夠登頂成功，也沒有保住老二的位子，甚至蘇聯這個國家本身，也出乎所有分析家的預料，幾乎在頃刻間土崩瓦解了。

今天的蘇聯各個繼承國家
對蘇聯劇變和解體的原因，各國政要和學者有著多樣的解讀，如計劃經濟喪失活力、軍費開支拖垮經濟、美國的和平演變、蘇聯上層背叛社會主義（如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和弗雷德•威爾的《來自上層的革命》提出的觀點）等等。然而，這些說法強于解釋蘇聯的“改旗易幟”，卻較難解釋蘇聯為何在共產黨下臺后不能像東歐的波蘭等國一樣，維持國家的統一。本文僅就蘇聯國內憲法體制的隱憂和維系蘇聯統一的意識形態支柱被蘇聯領導人削弱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蘇聯這個結構特殊的國家，改旗易幟為何必然導致土崩瓦解。
衛國戰爭勝利后，蘇聯迅速恢復經濟，成為核國家，組建了華約組織，與美國為首的北約分庭抗禮。到20世紀60年代末，蘇聯的核武器達到了與美國的均勢，從此基本排除了外敵入侵的可能。蘇聯的經濟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后增速減緩，但經濟總量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仍居第二位。1987年日本賬面上的經濟總量超過蘇聯，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被美國逼迫將日元升值及房地產泡沫的結果，各項主要工農業品產量蘇聯仍居第二位甚至首位。直到1990年，蘇聯社會失控之時，蘇聯經濟才出現了和平時期的第一次下滑。可見，蘇聯丟失老二地位乃至解體，主要原因并非軍事失敗或經濟崩潰，而是政治凝聚力出了大問題。

人類歷史上唯一不以民族或地域命名的國家
蘇聯解體的主要推動力來自國內而不是國外，這說明蘇聯的國家制度設計存在關鍵性的缺陷，使其無法承受國內重大的政黨紛爭、政治風波和社會沖突。這種關鍵性缺陷，使得蘇聯共產黨喪失權威之時，國家不僅改旗易幟，而且土崩瓦解。
蘇聯政治凝聚力的隱患，從國家的名稱就可以窺見。蘇聯的全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其中“共和國”還是復數。僅僅從名稱上看，這個國家就很另類。第一，世界各國大多警惕“國中之國”的存在，蘇聯卻公開的把其組成單位稱為“共和國”；第二，從國名上看不出國家的主體民族和領土范圍。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不以地域或民族名稱命名的國家，其特征體現在“蘇維埃”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政治經濟制度之中。　
因此，英國左翼學者佩里•安德森指出：“十月革命以超絕努力造就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覆蓋了前沙俄帝國的大部分地區。但是，作為歷史上第一個拒絕以疆界為基礎來界定自己的現代國家，新生的蘇聯并未訴諸愛國主義的自豪感或是民族構建。其訴求是國際主義的：全世界勞工運動的團結一致”。
蘇聯成為這種不包含民族或地域名稱的國家，是與十月革命前后的歷史背景有關的。
蘇聯世界反殖民主義浪潮開始涌動的時候，在沙皇俄國的廢墟上建立的。1897年，俄羅斯帝國已經地跨2250萬平方千米，擁有1.282億居民，俄羅斯人僅占總人口的43.3%
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芬蘭和波蘭脫離俄羅斯而獨立。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后不久，烏克蘭、外高加索各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阿布哈茲）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也宣布獨立。自治運動也在其他一些地區興起。
1917年11月，在布爾什維克主導下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布了“俄羅斯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包含了“俄羅斯各族人民有權就分離并組成獨立的國家而自由的自決”的內容。1924年1月31日，全蘇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憲法確認了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為統一的聯盟國家的事實，規定了加入蘇聯的自愿和平等原則以及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
因此，從十月革命到20年代中期，蘇俄第一代革命領袖出于與沙俄的民族壓迫劃清界限，團結各個民族的政治需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如果在國名中出現“俄羅斯”這一結合了民族和地域名稱的名詞，很容易引起當時占人口超過一半的非俄民族的反感。最終，新生的國家采取了以共同的政治制度（蘇維埃）和共同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來將憲法規定擁有主權的各個名義上獨立的國家結合成國家聯盟的這種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國家結構形式。到20世紀后期，蘇聯的組成部分中包括了俄羅斯聯邦等15個加盟共和國、20個自治共和國、8個自治州、10個自治區和128個邊疆區或州，每個單元都以“民族”來命名。

按照蘇聯憲法，各個加盟共和國本來就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依靠蘇維埃的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可見，蘇聯一旦去掉了“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紐帶，國家的統一也就很難維持。1991年12月成立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從名稱上看，其實就是砍斷了這兩條紐帶的蘇聯。獨聯體，很快變成了一個類似于解決離婚后分割財產問題的沙龍。俄國打算在獨聯體框架內保留聯盟統一軍隊的打算很快破產。后來所謂的獨立體集體安全機制，只是俄國與相對親俄的幾個前蘇聯繼承國家的組織，也并未涵蓋獨聯體的全部。

憲法保留加盟共和國退出權
與此前建立的美國、德國等聯邦共和政體不同，蘇聯的聯邦單位不是基于地區，而是基于民族建立的。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在憲法中的地位，遠遠超出一般組成聯邦國家的邦或州，而是明確規定了擁有主權、發展對外關系的權利，甚至還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力。列寧本來主張聯盟只是權宜之計，建立一個更加中央集權化的大國是將來發展的方向。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袖們，在1936年、1977年的蘇聯憲法中，并未削減加盟共和國的權利，仍在條文中保留其主權。
其實，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蘇聯共產黨在國內一直壟斷了政治權力，蘇聯國內并沒有組織化的政治反對派，西方國家數次在冷戰中處于守勢，疲于應付第三世界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實力干預蘇聯的內部政治架構。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廢除加盟共和國制，改行基于地區原則的聯邦制，或者實行除俄羅斯外少數民族的區域自治制度，并不會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例如，1956年，赫魯曉夫決定將蘇聯16個加盟共和國之一的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1940年蘇芬戰爭后成立）降格為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下屬的自治共和國，此時名義上的主權國家領袖——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奧托•威廉莫維奇•庫西寧，并不敢公開發表一句怨言，只能乖乖的去當降格后的自治共和國首腦了。此外，在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中，只有少數幾個曾是國際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國家（如兩次大戰之間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有的從未成為獨立國家（如白俄羅斯），有的僅在強國之間維持過程度較低的獨立，也未受到國際承認（例如18世紀格魯吉亞周旋于俄國、波斯和奧斯曼土耳其之間，哈薩克諸汗國同時向俄國和中國清朝稱臣），還有的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被蘇聯的“民族識別”制造出來的（例如，歷史上從未有稱作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的國家，這些民族的先民所建立的封建汗國之間并不是按民族分布來劃界的）。這樣，在蘇聯存在的大多數時間里，大多數加盟共和國的主體民族其實并未形成穩定的政治民族意識，各族精英大多熟習俄語，認同蘇聯為祖國，蘇聯中央如果下決心改變國家結構形式，成功的把握是很大的。
但直到解體，蘇聯也并沒有廢除加盟共和國的架構，保持了15個加盟共和國的建制。中國社科院的馬戎先生認為，蘇聯領導人可能是對于蘇共維系國家統一的能力過于自信，也可能貪戀聯合國的三個席位（蘇聯在聯合國獲得多個席位的理由之一，正是加盟共和國就是具有外交權的主權國家），一直沒有觸動加盟共和國體制。斯大林還自豪的宣稱“以軍事和經濟事務的共同要求為基礎的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是國家聯盟的一般形式……是世界上對許多民族和部族和睦共處及兄弟合作的試驗獲得成功的唯一國家”。勃列日涅夫在位時，蘇共政治局也曾否決了要求取消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以及限制加盟共和國權限的動議。這樣，蘇聯幾代領導人，都把列寧設想的過渡性的聯盟體制長期化了。
蘇聯1974年的各級行政區劃示意圖

保證蘇聯統一的三大支柱全靠意識形態維系
蘇聯憲法體系存在著加盟共和國擁有主權和退出聯盟權利的漏洞，但威脅國家統一的這種隱患，長期沒有成為現實。
蘇聯擁有維護國家統一的三大支柱，一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壓制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二是根據民主集中制，而非聯邦制建立的各級共產黨組織，各個加盟共和國共產黨只是統一的蘇聯共產黨的支部，共產黨壟斷了各級政權；三是集中管理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各項主要工農業產品的生產和對外貿易，都由聯盟中央的相應部門自上而下垂直管理。這樣，法律上擁有脫離權的加盟共和國，在脫離的道路上沒有話語權、沒有人事權、也沒有財權，寸步難行。
然而，共產黨領導和計劃經濟這兩大支柱，實際上都與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在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實行多黨制和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只有以消滅私有制為最終目標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能夠證明一黨制和計劃經濟的合法性。從這個意義上看，蘇聯這個超過占世界陸地面積四分之一的大國的統一，僅僅依靠馬列主義來維系。在這種“一柱擎天”的形勢下，如果蘇聯領導層沒有意愿或決心廢除憲法上帶有松散邦聯色彩的加盟共和國體制，那么就應該加倍珍視意識形態支柱，保持馬列主義的生機活力。
但是，蘇聯對馬列主義卻一再濫用，其中最明顯的是將“共產主義”這一人類的最高理想，作為似乎很快就要實現的奮斗目標來激勵人民。赫魯曉夫宣布“1980年建成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把共產主義庸俗化為一種每天能吃“土豆燒牛肉”的小康生活。當群眾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一次次落空的時候，意識形態本身逐漸淪為信仰危機的困境。勃列日涅夫對蘇聯人民的承諾相對現實一些，不再提“共產主義”，改為“發達社會主義”。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被軍工所吞噬，人們很難把一個和平時期也需要經常排隊購買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的國家，與“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畫上等號。1982年，老態龍鐘的勃列日涅夫壽終正寢的時候，蘇聯群眾表現得幾乎無動于衷，與斯大林逝世時絕大多數人的真心悲痛形成鮮明對比，可見蘇聯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在國力持續增強的同時，卻大大削弱了。

赫魯曉夫推行玉米運動，號召向共產主義過渡
過度指責斯大林動搖立國之本
比起蘇聯對意識形態的濫用，對支撐國家統一的意識形態支柱危害更大的是赫魯曉夫以后的蘇聯領導人過度譴責斯大林的言行。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斯大林在蘇聯各族人民中享有歷史形成的崇高威望，在與德軍作戰中，蘇聯紅軍戰士們高呼著“為了斯大林，沖啊”的口號前赴后繼。斯大林的名字，和列寧一起，成為蘇聯共產黨乃至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象征。。全國各地都懸掛蘇聯國旗、蘇共黨旗和列寧、斯大林的肖像，都把列寧、斯大林的著作當作經典來閱讀和信奉。
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成是精神有問題的多疑而兇殘的暴君，衛國戰爭初期驚慌失措的膽小鬼和整個戰爭過程中的瞎指揮的軍事外行。盡管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公認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在對華政策中存在大國主義傾向，仍對赫魯曉夫的做法表示不滿。毛澤東批評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現在又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
盡管秘密報告和此后一系列的蘇共決議和相關的書籍文章中對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有許多記載符合事實，但總體上卻嚴重夸大了,而且把責任主要歸結到斯大林的個人品質方面。據蘇聯解體后俄國學者對解密檔案的研究和俄國政府正式公布的數據，“大清洗”中死亡者的數量級不是上千萬或數百萬，而是數十萬，而且其中很多人根據當時的蘇聯法律，確實應該判處死刑。對“斯大林主義”的聲討造成了蘇聯社會長期的信仰危機，吸引力本已減弱的意識形態變得更加脆弱。
據當代歷史學家對經歷過20世紀50年代人們的訪談，當時很多黨員團員陷入痛苦和迷茫之中。雖然蘇共秉持無神論，限制宗教，但對于具有強烈宗教傳統的俄羅斯民眾來說，共產黨的宣誓儀式本身就帶有宗教色彩，是一種對信仰的終身的承諾。這些黨團員們在入黨入團時宣誓為列寧和斯大林的事業奮斗，而新的蘇共中央卻下令從理論旗幟中去除斯大林。這樣，黨團員們面臨兩難處境，如果照辦就是違背自己先前的誓言，如果抵制就是對抗上級，違反共產黨組織賴以生存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赫魯曉夫等人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活動，還使其自身及以后蘇共領袖們的道義威望嚴重受損。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在世時曾稱斯大林為“父親”，此后的表現卻像個不孝之子。蘇聯社會中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在赫魯曉夫讀完秘密報告后，一個代表遞上來一張紙條，問“如果斯大林這么壞，那么赫魯曉夫同志，當時你在哪里做什么？”赫魯曉夫舉起紙條高聲質問是誰寫的，要求此人站出來向大家做自我介紹。會場上鴉雀無聲。赫魯曉夫說：“當時我就像你一樣”。這個笑話的實質，在于蘇聯公眾心中領導人勇敢堅強的形象，已經變成了畏畏縮縮的市儈小人，不敢為真理和正義而斗爭。
在非斯大林化的氛圍下，蘇聯五六十年代成長的青年中出現了嚴重懷疑本國社會制度合理性的一些人。佩里•安德森認為，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蘇聯知識分子階層當中的幾乎所有思潮，無論以什么形態出現，都認為共產主義十分令人厭惡。就連傳統上的兩個指標性派別，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也在反對蘇維埃的統治秩序這一點上聯合起來了。
隨著收到反共思潮影響的人逐漸走上領導崗位，逐漸發起了一場“來自上層的革命”，所針對的矛頭不僅是某個具體的領導人，而是政治體制本身。還在1984年，戈爾巴喬夫在會見瑞士記者時，就說這個制度“一切都腐爛了，必須用民主化、公開性的手段促其變革”。
結果，民主化、公開性兩把大斧頭輪番揮動，給了維系蘇聯統一的唯一支柱——馬列主義以最后的沉重打擊。既然蘇共改為信奉“民主社會主義”，就沒有理由繼續壟斷政權，1990年的新憲法取消了蘇共對國家的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佩里•安德森指出，戈爾巴喬夫架空了蘇共政黨系統的組織脈絡，他自己則成為了既游離于蘇共之外卻又凌駕于其上的個人統治者，如此一來，再沒有什么東西還能將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結合為一個整體了。沒有了蘇共的約束性架構，蘇聯便沒有了貫穿全聯邦的紐帶。此外，既然要搞市場化，垂直管理經濟的計劃體制也就難以保留。原來在蘇聯憲法中長期處于休眠狀態的加盟共和國主權和退盟權，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激活，蘇聯走向解體。
總之，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憲法規定的國家結構形式的松散，而蘇聯領導人的一系列錯誤舉措又削弱了維護這一松散的國家結構的根本支柱——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終于釀成國家土崩瓦解，人民生活水平大大倒退的惡果。
（原載2011年12月《兵器知識》B刊（《防務觀察家》雜志，有修改和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