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讓我們以歷史說話。
仍然讓我們以美國說話。
美國是很早就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早在1792年喬治·華盛頓做總統時期,隨著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財政政策引發的爭議,以及漢密爾頓與國務卿托馬斯·杰斐遜在治國思想上的公開沖突,美國政壇上即誕生了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黨和以杰斐遜為首的民主共和黨,從此開始了近300年直至今日的政黨政治。
美國早期的政黨政治是個什么樣子呢?中國有幾個成語非常適合它。第一,在政治立場上是“黨同伐異”。大家從自身利益出發,結成不同的黨派,不僅不能團結一致,而且黨派之間壁壘分明,相互叫罵,相互掣肘,相互使壞,導致行政效率極其低下。特別是每一次選舉后便發生一次人事大更迭,使行政管理極其混亂,政治嚴重不穩定。且官員們流動性很大,無從積累經驗,以致行政能力普遍低下,甚至于不能勝任工作。結果不僅人民痛罵,就連國家領導人因無法有效地推行其政令也深惡痛絕。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曾告誡人民要以最嚴肅的態度反對黨派精神,認為黨派精神是“政府的最危險的敵人”。而且在其第二屆總統任期滿后,斷然拒絕人們的熱情挽留,不再參加總統競選,對此,美國著名作家、歷史學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龍解釋說:“他太疲倦了。在20年無休止的戰爭、論辯、會議、各種誤解和謾罵中,他從未休息過”——這位堂堂的聯軍總司令、開國總統終于忍受不了這種政治體制帶來的爭吵和謾罵,拍拍腚走了。不僅如此,他還在自己的告別演說中,一再提醒人們要謹防黨爭和派系傾扎破壞美國的民主政治,警告黨爭會釀成一場大火,把這一切都燒光。第二,在官僚體系上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也就是說,勝選者要按照對大選做出的貢獻大小,對本黨干部論功行賞——安排他們一一占據國家的主要行政職位,達到控制行政體系和國家機關的目的,其實就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員們不論是否能勝任,統統隨所屬政黨的勝敗而進退,本黨勝了,就一起去做官,本黨敗了,就一起“樹到猢猻散”,極像現在的臺灣兩黨政治。第三,在人身問題上是“爾虞我詐”。黨派之爭隨著各級選舉的進行,迅速發展到候選人之間相互的人身攻擊。每逢選舉日,全國各地關于候選人的各種丑聞漫天而起,相互造謠、誹謗、漫罵,無休無止,甚至連累父母及妻子、兒女。如果大家有興趣,翻翻美國新聞媒體上披露出來的消息,美國的總統、州長、議員們沒個好東西,個個聲名狼藉,甚至是“惡貫滿盈”。對此惡果,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曾發表小說《競選州長》,無情鞭笞。在其筆下,一個平時極正直的“我”,因為參與競選州長,結果很快被對手通過新聞媒體成功地塑造成“臭名昭著的偽證犯”、“蒙大那的小偷”、“拐尸犯”、“酒瘋子”、“骯臟的賄賂犯”和“令人惡心的訛詐犯”,以至“最后,黨派斗爭的積怨對我的無恥迫害達到了自然而然的高潮:有人教唆9個剛剛在學走路的包括各種不同膚色、穿著各種各樣的破爛衣服的小孩,沖到一次民眾大會的講臺上來,緊緊抱住我的雙腿,叫我做爸爸!”這樣熱鬧的場面,和臺灣如今的政黨選舉有什么區別嗎?
不僅如此,這種政治體制,還出現了一個更為嚴重的弊端——權力腐敗:不僅執政黨要謀一黨之私,想方設法地打擊在野黨,以鞏固它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地位,乃至鬧出了1800年民主共和黨人托馬斯·杰斐遜當選第三任總統后,原總統、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卸任前,為削弱對方勢力,緊急把許多本黨人士塞進政府和法院,留下“星夜命人”的丑聞。當然,杰斐遜上臺后,也針鋒相對地立即撤換了大批聯邦黨官員,代之以本黨人士,而且各級官員個人的腐敗更是變本加厲。由于官員錄用的標準基本上是單純政治性的,只看對象是否效忠本黨,特別是看他們在競選中是否做出過“貢獻”,因此,官員錄用實際上演化為直接的權錢交易,執政黨對大選中的支持者、贊助人投桃報李,論功賞爵;而這些人做官之后,便以權謀私、中飽私囊。加之任期有限,官員行為趨于短期化,大家趁著在位的時機,大撈特撈,撈一把是一把,腐敗行為近乎掠奪。美國的第十八任總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本是美國內戰的英雄,號稱“常勝將軍”,聲名顯赫,然而當選總統后,卻迅速地聲明狼籍,原因就在于政黨政治造成了他的政府貪污舞弊案、腐敗丑聞案接連不斷,被時人譏屑為“格蘭特政府把美國的稅務部門變成了本黨競選的‘加油站’”。對此,美國人民罵聲一片,十分形象地將這種政黨政治斥之為“政黨分贓制(spoils system)”——像強盜一樣掠奪財物后席地分贓。對此,美國人民還專門寫了《政黨分贓制的贊助人》一書予以揭露。
前有亞當斯和杰斐遜兩位總統的帶頭,后有安德魯·杰克遜等總統的身體力行,政黨分贓制愈演愈烈,跑官要官之風日盛,最后連睿智、果敢的亞伯拉罕·林肯總統也招架不了,某日忍無可忍指著室外成群的求職政客憤憤地說:“‘分贓制’對共和國的危險可以比叛亂還大。”另一位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更是唾罵:“‘政黨分贓制’下的政客就像攔路搶劫的強盜,只不過政客掏出的不是手槍而是求職書。”甚至在他當選總統沒幾天,因未滿足一求知者的心愿而竟然被當事人槍殺了。堂堂美國總統居然成了“政黨分贓制“的殉難者,結果引發朝野全面檢討這種骯臟的政治體制,終于于1883年,即加菲爾德遇刺兩年后,這種政治體制被喬治·彭德爾頓參議員提出的“文官制度法”所取代,史稱“彭德爾頓法案”。法案規定:建立一個不受黨派控制的文官委員會負責對聯邦文官實行統一管理;對部分官職實行競爭性考試,擇優錄用;禁止文官(公務員)參加黨派活動或利用官職分配作為競選者的政治資本。
此后,美國的政黨一改初衷,政黨力量和影響力不斷弱化,雖然又出現了共和黨、民主黨兩大政黨,并每隔四年就要開打一次象(共和黨黨徽)驢(民主黨黨徽)之戰,表面看轟轟烈烈、你死我活,實質上兩黨之間并無區別。既沒有涇渭分明的政治路線,也沒有固定的黨員,在大選中投哪個黨的票,就算哪個黨的黨員,不存在固定的黨籍問題;而黨的路線則由代表本黨參選的候選人臨時決定的,其實就是候選人臨時做出并不斷修訂、調整的個人競選綱領。兩黨甚至在根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都明確表示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政黨的影響力和約束力更差,議會中兩黨議員的政治主張甚至相互轉借,除了媒體經常拿兩黨說事外,平常生活中,人們幾乎忘記了政黨是怎么回事兒,只是在大選時才想起黨派問題,把它們像古董一樣翻檢出來,讓候選人臨時選擇政黨參選,選后再收藏起來。對此,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說,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區別“不值一錢”。另一個政客說得更巧妙:“在一個共和黨選區,我是共和黨人;在一個民主黨選區,我是民主黨人;在一個不確定的選區,我是一個不確定的人。”而菲迪南德·倫德伯格在《富豪和超級富豪》中則指出:“兩黨只是同一個錢幣的正反兩面。”如果更形象一點來比喻,美國的黨派人士其實就是泰國的人妖,集兩性于一身,搞不清是男是女,需要做共和黨時就是共和黨,需要做民主黨時就是民主黨,需要做超黨派人士時就是超黨派人士,不像我們中國的政黨,具有嚴格的黨綱、黨章和黨籍,彼此涇渭分明,脫離這個黨加入那個黨就是“叛徒”。
也許會有朋友說,這樣的政黨政治不是形式主義嗎?要它有何用!其實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形式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或許是真的,而作用卻是巨大的。第一,政黨政治是美國“民主”的象征,有了它,美國政府、政客和媒體就可以夸夸其談:“瞧,我們是政黨競選,是不同的黨派輪流執政,不可能出現專制和獨裁。”第二,它可以掩蓋剝削和壓迫的實質,轉移社會矛盾,混淆民眾視聽。競選中各黨激烈角逐,你爭我奪;競選后,執政的和在野的也相互對峙,不斷攻訐,看起來勢不兩立,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不管哪個黨上臺,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執政,輪流執政正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長期統治。而且,由于是輪流坐莊,交替上臺,特別是當資產階級統治出現危機、人民嚴重不滿時,通過換馬讓臺下的黨上臺執政,來轉移視線,緩和矛盾,使普通選民覺得不是這個制度不好,而是某個政黨不好,現在已經選出一個好的黨,于是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對此,布萊斯直言不諱地說:資本主義政黨制度是“民主政治所能設計出來用以壓制不同政見的少數派的最好工具。”對此,美國普通民眾,特別是貧民窟的黑人(2008年因有黑人奧巴馬參選而除外)、印第安人、移民們清醒地很,這種政黨政治既不代表自己的利益,也不能解決自己的實際問題,更廢止不了,故根本不去關心,許多選民不去投票或者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當然,出于對資產階級不同的利益的考慮與較量,兩黨之間有時候還會矛盾激化。每當于此,政黨之間重又黨同伐異,彼此吵鬧,相互拆臺,導致政令難以暢通。乃至于民主黨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要對日本開戰,卻遭到共和黨占主要席位的國會極力反對,迫使這位總統不得不隱瞞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最終以犧牲太平洋艦隊的巨大代價換取美國對日作戰。伊拉克戰爭期間,共和黨的喬治·沃克·布什政府堅持對伊增兵,但在國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民主黨不僅反對增兵,而且要求撤軍,并通過削減政府軍費的方法進行釜底抽薪,上演了掣肘拆臺的好戲。而總統大選期間,這種黨同伐異更是慘烈,彼此相互攻訐,相互揭丑,甚至是相互造謠中傷,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2008年,這樣的攻擊同樣落到黑人奧巴馬頭上,政敵和媒體通過一切渠道挖掘和報道這位美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黑人總統競選者的種種丑聞,稱之:“難道這就是美國未來的總統嗎——一名吸毒者、愛情老鼠以及曾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的人?這太荒謬了。”美國總統竟然又成了吸毒犯、強奸犯和花心大蘿卜,真的讓人捧腹大笑。把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無一例外地打造成品行不端、行為骯臟的犯罪分子,是美國政黨政治的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它對這個國家最偉大的貢獻。不僅如此,大選后,當選者同樣要論功行賞,對保過駕、出過力的人和捐獻政治獻金的贊助人投桃報李,安排政府職位,獲取巨額報酬,每每再現“政黨分贓制”的影子,譬如喬治·沃克·布什,當選后不就對曾為他捐贈巨額政治獻金的軍火商大獻殷勤嗎?通過伊戰讓軍火商大發其財。而且,這種“進步”了的政黨體制也沒有解決權力腐敗問題。1972年大選期間,參加競選連任的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竟然安排中央情報局特工潛入民主黨總部——首都華盛頓水門公寓安裝竊聽器,結果被警察抓個現行,引爆“水門事件”。2008年,奧巴馬當選總統后,伊利諾伊州州長布拉戈耶維奇利用職權,竟然將奧巴馬空出的參議員席位當作商品進行“拍賣”,為自己和妻子謀取私利,而且還以停止提供州補助金要挾芝加哥論壇報業集團解雇曾嚴厲批評過自己的編輯,后被人揭發出來才不得不罷手。
這樣的政黨政治,是買辦精英和無知青年們所聒噪的“好得很”嗎?顯然不是!不過是買辦精英又造了一回謠,無知青年們又上了一回當而已!部分國人老是誤讀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結果不僅會學不到西方好的東西,搞不好還會把壞東西搬進來,自毀了家園,成為遺笑千古的邯鄲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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