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會出現分配不公、兩極分化？

奚兆永

一、分配問題根源于生產關系，不能脫離生產關系談分配問題

分配問題在我國現實生活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它關系到社會上的每一個成員，涉及到家家戶戶的切身利益。但是，在經濟學里它并不是一個根本的問題，而是一個第二位的派生的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才是根本的，第一位的，而分配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一個表現，是由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所有制關系決定的第二性、派生性的問題。

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么自然就產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產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

生產資料掌握在誰的手里，這一點決定一切。我國社會為什么分配不公、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因為這些年來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大搞私有化的改制，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大大擴張了，出現了大量的資本家和暴發戶，同時也就出現了大量的被他們雇傭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勞動者；而公有制經濟則被大大削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只是就分配問題談分配問題顯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但是，在網上的講話恰恰沒有涉及到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關系這個根本問題。他說，“我們要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個人工資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樣的話早在幾年前就講過，但是，工資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沒有提高呢？沒有。為什么沒有提高？這正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過快發展并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

資本家為什么要開工廠、辦各種企業并且不斷擴大其規模，其唯一的目的和動機，就是為了賺錢，就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頁）為了加深讀者對這句話的理解，他還加了一個腳注，——引用了英國工會活動家托·約·登寧的一段話：“資本逃避動亂與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是這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他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是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可以說，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充分證明，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要解決中國分配不公的問題，就必須大大加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逐步削弱私人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還國家以社會主義的性質；否則，一方面天天喊要解決分配問題，一方面又大搞私有化，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就只能是南轅北轍，自相矛盾，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這幾年我國分配問題越來越嚴重的狀況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筆者曾于2005年在《海派經濟學》上撰文提出過這一問題，后來有關方面還曾將該文以《報刊文摘》（內部簡報）名義報送中央領導機關參閱，看來并未真正引起重視。現在的情況比之5年前更為惡化，如果再不從發展公有制上下功夫，不把公有制為主體落到實處，我國分配上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問題還會進一步惡化，為此特再懇切陳詞，尚望當政者能夠深刻反思并采納此見，莫謂言之不預也。

 “在二次分配當中，我們應該更加注重公平，也就是說，通過財政和稅收，更加照顧困難群體。”

我覺得這個說法值得商榷。我們知道，第一次分配是在生產領域進行的分配，具有基礎的性質，在分配中注重社會公平應該首先表現在第一次分配上，怎么提出在第二次分配時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呢？應該看到，在第一次分配中注重社會公平，直接關系到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對生產——“做大蛋糕“的影響極大。馬克思說，“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頁）有人說，現在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因此應該發展資本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不錯，在歷史上，資產階級曾經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它曾經極大地推動過歷史的向前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同上，第276頁）但是在今天，它早已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馬恩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同上，第284頁）社會發展到今天，最革命的階級只能是工人階級。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頁）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現在仍然被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里：“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就是說，依然是我們的指導原則，我們怎么可以在第一次分配時不講社會公平呢？再說，第一次分配由于是基礎性分配，數量很大，舉足輕重，如果不講公平，那也很難在第二次分配中將其調整過來。因此主張在第一次分配中不講注重社會公平而只在第二次分配中才講注重社會公平是實際上是一種舍本逐末的行為，是很難奏效的。

在我國的第一次分配中，由于私人資本金存在著過度剝削，因此造成了嚴重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就是在國有企業，在高管和一般職工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分配不公的現象。現在國有企業特別是某些壟斷企業的高管，他們不僅要向國內的高官看齊，而且眼睛瞅著國外，要向西方國家的高管看齊，有的工資獎金已經上升到了天文數字。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居然還說他們的工資獎金并不算高，因為他有一個參照系，那就是西方發達國家高管的薪酬。應該指出的是，西方企業的高管是西方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前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已故著名經濟學家熊彼得曾說，“雖然企業家并不是一開始就必然是甚至典型地是資產者階層的成員，但他們如果成功，就能進入這個階層。”（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13頁）熊彼特的話實際上是受馬克思的影響，因為馬克思早就說過：“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干、穩重可靠、經營有方的人，通過這種方式也能成為資本家，……這種情況雖然不斷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9頁）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難道我們應該不僅通過擴大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來培養新的資產階級，還要在國有大型企業中培植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嗎？這些人向西方的高管看齊，怎么就沒有想到我國和西方是兩種不同社會制度，而社會主義社會人與人的關系和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的關系應該是大不一樣的？怎么就沒有想到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是我國人均GDP的多少倍？怎么就沒有想到我國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還很低？在這樣的情況下用巨額高薪來買足高管能夠發揮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嗎？這樣的高管能夠帶領廣大職工把企業搞好嗎？特別是，現在國企的高管居然學習西方的激勵機制，用國企的資產對高管進行獎勵，這其實就是化國有財產為私有財產，這種行為曾被列寧稱為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背叛，我們怎么可以允許這樣的現象存在？！

問題在于，在第二次分配中是不是真的注重了社會公平呢？看來也不是。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為什么國家公務員的工資待遇遠遠高于生產一線的企業職工？為什么公務員的工資能夠成倍地、大幅度地并且是率先地增長，而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總是慢吞吞地跟在后面爬行？這里明顯有一個指導思想問題。本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務員，他們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怎么現在變得倒了過來，成了享受在前，吃苦在后了呢？我們號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怎么馬克思提出的巴黎公社原則——當年巴黎公社委員的工資只相當于一個普通熟練工人的工資（60法郎），列寧率先垂范的向工人看齊的500盧布的工資，毛澤東當年實行的官兵一致、干群一致的供給制，這些好的傳統全都棄之不顧了呢？應該說，這些都是在第二次分配中出現的問題，它說明在第二次分配中也根本沒有體現“注重社會公平”的原則。

而且，“通過財政和稅收，更加照顧困難群體”一說也是欠妥的。這鐘說法給人的印象好像是：那些高收入者是納稅大戶，他們對國家財政似乎做出了重要貢獻；而勞動群眾卻被稱為“困難群體”，被稱為 “照顧”的對象！這樣說公平嗎？符合事實嗎？其實，社會的財富正是勞動群眾創造的，而不是那些高收入者創造的，只是由于分配不公，才使他們成為所謂“奉獻者”，而實際上他們恰恰是剝削者或侵占他人勞動成果者；至于真正的勞動者，他們本應是真正的奉獻者，倒反而成了所謂“照顧”的對象，如果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他們根本不需要這種“照顧”或“救濟”！這樣就使本來可以堂堂正正地、體面地、尊嚴地生活的人，現在卻成了低人一等的需要“照顧”需要“救濟”的人，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從而使他們蒙羞受辱。這樣的不公平應該予以扭轉，這樣的歷史顛倒應該重新顛倒過來才是！

 “社會財富的這塊‘蛋糕’要做大，就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分好，關系到社會的公平正義。”  “如果說把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責任，那么，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分好，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這些說法也是值得商榷的。要增加社會財富，做大整個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并不是只要堅持以經濟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就行了，它還涉及到應該怎樣發展生產力的問題：是以公有制為主來發展呢，還是以私有制為主來發展呢？本來，按照“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里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當然應該是前者，但是，從這些年的實際情況來看，私有制經濟發展得更快，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大打折扣，而如前所說，私有制更快的發展就必然會導致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在這里，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方針和政策顯然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有一種看法，好像國企不如私企，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看法。蘇聯和中國的歷史都已經證明，社會主義能夠以比資本主義更快得多的速度發展生產力。今天我國經濟發展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GDP年均增長差不多都在8%左右，甚至更高，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只有2%-3%，哪種社會制度更能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很清楚嗎？

    這里還有一個引進外資問題。這些年大力吸引境外資本，據說，僅臺資企業就達8萬家，美國資本的企業也有3萬家，當然還有其他外資企業，這么多的外資，算起GDP來好像外資是有很大貢獻的，但是要論分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這些外資企業賺到的錢是要匯回去的，并不留在中國參與分配，中國人所得的僅僅是出賣勞動力的那個部分和外資企業在中國納稅的那個部分，而由于政府對他們實行“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這一部分是相當有限的，中國人從中并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因此，我認為今后不應該再盲目引進外資，再以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計算我國的生產總值，而應該以GNP(國民生產總值)來計算我國的生產總值，這樣的生產總值基本上可以和我國的國民收入直接聯系在一起，而不致像過去那樣，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增加很快，但是中國并沒有得到與之相應的實惠，相反還造成了國家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污染和人民生活質量的下降，這樣的生產總值增加是沒有意義的。

需要指出的是，從理論上來說，人們所說的分配其實是國民收入的分配，而不是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不包括生產資料，而只是新創造的價值，其實物形式就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通常是一年）所生產的消費資料；而后者卻是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通常是一年）所生產的既包括生產資料又包括消費資料的全部產品。生產資料是不能進行分配的，因為它還要重新進入生產過程，如果分配掉社會的再生產就不能進行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一切社會財富都表現為商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開始就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個財富的元素形式。”（《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頁）在《哥達綱領批判》里。馬克思還曾對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論進行過批判，他指出，“如果我們把‘勞動所得’這個用語首先理解為勞動 的產品，那么集體的勞動所得就是社會總產品。“”從它里面應當扣除：第一，用來補償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部分。第二，用來擴大生產的追加部分。第三，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的后備基金或保險基金。”“剩下的總產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來作為消費資料的。在把這一部分進行個人分配之前，害的從里面扣除：第一，同生產沒有直接關系的一般管理費用。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極為顯著地縮減，并隨著新社會的發展日益減少。第二，用來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并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第三，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等等設立的基金，總之，就是現在屬于所謂官辦濟貧事業的部分。只有現在才談得上綱領在拉薩爾的影響下狹隘地專門注意的那種‘分配’，就是說，才談得上在集體中的各個生產者之間進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費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303頁）除了關于分配的概念外，沒開始在這里提到的“一般管理費用。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極為顯著地縮減，并隨著新社會的發展日益減少”，和“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學校、保健設施等。同現代社會比起來，這一部分一開始就會顯著地增加，并隨著新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增長”，也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特別是關于“一般管理費用”，我們顯然不是“顯著地縮減”和“日益減少”，而是在不斷膨脹，這也是影響個人收入分配的一個重要因素。馬克思曾經設想未來的政府是一個廉價的政府，而事實上我們現在的政府確實一個高價的政府。這個問題也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和研究的。

應該指出，發展生產力是全社會的事，是全體勞動者的責任，并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關鍵是要發揮生產者的積極性。實際上，政府只是上層建筑，它本身并不創造財富，而政府通過財政稅收進行再分配也并不是依靠什么良知，而應該依靠社會制度，依靠正確的思想指導和科學的決策。依靠所謂良知是靠不住的。特別是在今天，當那些所謂精英人士滿腦子都裝著“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思想參與決策過程時，誰能保證他們考慮的不是優先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對于他們來說，想得更多的恐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絕不是什么社會的“良知”。這方面的事實太多了，人們都看得很清楚，似乎也不需要再做什么說明了。

二、可以把孔孟之道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道德嗎？

 “一個國家的強大和信譽，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實力，還應該表現在民族的素質和道德的力量，而且我以為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更為長遠。”

“什么是道德？其實最重要的：第一是愛人。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每個企業家或者社會的每個成員都要知道熱愛群眾、熱愛國家。第二，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情是道德的基礎，這在儒家哲學里頭很明確地講過。孟子說過，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他把惻隱之心作為人之端。我們的企業如果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甚至見利忘義，把自己掙的錢建立在別人的痛苦甚至生命上，那是可悲的，也是法律不允許的。”

在這里，提出了什么是道德這個問題，但是，沒有給出答案。所說的兩點，充其量只能說明某個具體時代具體階級的道德的外延，而對于道德本身的內涵卻沒有涉及；至于道德的時代性和階級性，更不在他的考量之中。這樣的道德觀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

按照一般的理解，道德是一種行為規范，和同是行為規范的法律不同，法律是硬性的，是要強制執行的，而道德則是軟性的，不具有強制性，它是一種自律性的行為規范，當然它也要受到社會輿論的批評監督。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層建筑的范疇，也都具有階級性，不過一個屬于意識形態范疇，一個屬于政治法律制度。它們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并且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的；相對來說，法律隨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迅速變化，而道德隨經濟基礎的變化則相對較慢，因為人的思想轉變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恩格斯在《在反杜林》里曾談到道德的時代性和階級性。他說，“如果我們看到，現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們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頁）他還說，“我們拒絕想把任何道德教條當做永恒的、終極的、從此不變的倫理規律強加給我們的一切無理要求，這種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駕于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不變的原則。相反地，我們斷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掩護，或者為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的利益。沒有人懷疑，在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類認識的所有其他部門一樣，總的說是有過進步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越出階級的道德。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回憶時，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同上，第435頁）

應該說，世界上沒有抽象的、超階級的、永恒的道德；道德總是和一定的時代、一定的階級相聯系，沒有也不可能有對一切時代和對一切人都適用的道德。就以所舉的“仁者愛人”來說，孔子說的“仁”或“愛人” 是愛一切人嗎？顯然不是。孔子作為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他是不會把奴隸作為人來看待的，更不會去愛他們。孔子在《論語》里常常將君子與小人對舉，開口君子如何，閉口小人怎樣，顯然他是愛君子而不會愛小人的。《論語》里有一段樊遲與孔子的對話：“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這里可以看到孔子對勞動和民眾的真實態度。實際上，他作為奴隸主階級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真正愛民的。他還說，“為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意思是說，上等人（智者）與下等人（愚者）的界限是不可改變的。廣而言之，奴隸主會愛奴隸嗎？封建主會愛農奴嗎？資本家會愛工人嗎？答案只能是否定的。我們知道，在奴隸主眼里，奴隸只不過是“會說話的工具”而已；在封建主眼里，農奴只不過是依附于自己而沒有人身自由的種田人而已；在資本家眼里，工人不過是能夠自由出賣勞動力商品給任何人的雇傭勞動者而已。在剝削者看來，勞動者除了給自己提供剩余勞動以外別無其它價值，有什么可愛的？

毛澤東說得好：“世上絕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是不可能實行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頁）實際上，所謂“人類之愛”不過是欺騙人民的一種手段罷了。

至于第二點，即“要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說，同情心也和愛一樣，是有階級性的，剝削階級也不會把他們的同情心施之于所有的人。就以孔子一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來說，兩千多年來孔子及以及他之后所有的剝削階級做到了沒有呢？我看沒有。何以見得？我們知道，孔子也和一切剝削階級一樣，都厭惡勞動，害怕勞動，他們把勞動這副重擔推給了勞動階級，這難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嗎？顯然不是，這恰恰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同樣，無產階級也不能提倡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對于反動階級，能夠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嗎？顯然不能。如果在戰場上這樣的話，我們還能夠打勝仗嗎？我們的革命還能夠成功嗎？過去有一句話，叫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新中國在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曾用古代希臘寓言《農夫和蛇的故事》教育人們：“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槍，說什么要憐惜一下這一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么要憐惜呢？究竟是哪一個工人、哪一個農民、哪一個兵士主張憐惜這類惡人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7頁）在今天，如果我們對帝國主義和各種反動派，講什么同情，講什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們就只能在斗爭中失敗，成為敵人刀下的魚肉；那樣，國家就會滅亡，人民就會遭殃。階級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這里需要的不是什么同情心，不是什么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要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這個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教訓是萬萬不可忘記的。

應該看到，兩千多年前流傳下來的孔孟之道，對于中國現今社會所起的作用是消極的，有害的。五四運動曾經給了舊禮教、舊道德以巨大的沖擊，魯迅在他的《狂人日記》里曾通過狂人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頁）在五四運動過去已經91年后的今天，我們把這些舊道德作為肯定的東西來宣揚，這究竟是前進，還是倒退呢？

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能跳出道德這個層面，回到生產關系這個基礎上來，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比如說，我們如果斬斷發展資本主義這個根，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那剝削者就會失去其安身立命的土壤，而“己所不欲，偏施于人”以及“見利忘義”之類的行為肯定就會大為減少，社會風氣就會大為變樣。在這方面，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風氣大大好于今日的事實就是一個證明。不管怎么說，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筑的，道德等意識形態領域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不在經濟基礎上下功夫，而想通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解決問題，只能是本末倒置，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當然這也不是說先進的意識形態領域不重要。應該說，先進的意識形態領域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先進的意識形態就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指導而絕不應該是什么儒家思想，是什么孔孟之道，但是恰恰是這些先進的意識形態沒有引起我們的應有的重視，相反卻讓一些衰朽的意識形態占據了不適當的地位，這個問題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嗎？   

我沒有接觸過什么高級領導干部，但是，無產階級領袖人物的書還是讀過一點的，從千年思想巨人馬克思到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直至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他們在講話里都很少提到自己，即使偶爾提到自己，也往往帶有自我批評的性質。這表現出了那些領袖人物的偉大和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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