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自由主義思潮與金融危機的對話
 
劉國光  楊承訓

來源：《紅旗文稿》

什么是新自由主義

楊：在我國改革開放中什么是經濟學的主流？到底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的西方經濟學？國際國內的事實，特別是美國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劉：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意識形態領域并不平靜，特別是滲透和反滲透斗爭仍然十分尖銳，多種敵對勢力正加緊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同時國內也出現一些噪音和雜音。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都屬于噪音、雜音之列，它們都是攪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其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

新自由主義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識。簡單說，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活，因凱恩斯國家干涉主義不能應付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滯漲問題而崛起，在英美等發達國家一時興盛，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其主要觀點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略政策方面則極力鼓吹、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它對市場經濟運作具有一定的說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鑒吸收；但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則必須堅決地反對和抵制。

新自由主義給世界造成的危害

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流行的一個明顯表現，就是一些人認為中國應學習模仿“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現在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歐美模式的殘畸。這一點，連西方有良知的經濟學家都承認了。但國內有些經濟學家還在那里辯解，繼續宣揚自由市場的迷信。

劉：不僅社會主義者，而且從凱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有識之士一直在強調經濟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終究敵不過資本積累的無節制欲望，只要社會危機稍有緩和，自由市場的衛道士就會在第一時間卷土重來，舉起自由放任的旗幟。但其結局終究是一次一次的失敗。

放眼世界，追思歷史，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確給人類帶來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后院，本來發展得還可以，20世紀90年代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來了個“華盛頓共識”，讓拉美各國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國際金融管制等，出現了十年倒退，許多國家都出了大問題。后來，拉美國家覺悟了，紛紛拋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向左轉。

蘇聯的解體與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分不開，戈爾巴喬夫實際上是向新自由主義急轉彎。“大爆炸”后的俄羅斯完全聽信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藥方，結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災難，其損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大，后來開始覺醒。還有一些“轉型”國家實際上變成了西方的附庸國，銀行等國民經濟命脈被歐美操縱，這次金融危機一來，有幾個國家幾乎使“國家破產”。歐美自顧不暇，哪有力量救它們！同時，受危害的還有亞洲一些國家，十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就使不少國家和地區遭了殃。

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結果究竟如何，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個很好的總結。他說：“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代里，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

如今火燒到歐美自己國內了，又使全世界都跟著蒙受災難。

楊：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也采取“雙重標準”，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泰國、韓國要求支持，美國說不能支持銀行，必須讓它們破產。現在美國自己就不是這樣，不但銀行，而且一些實體企業，也要靠政府的力量救助，可見其實用主義手法。我以為，不能把美國的金融危機僅僅看作是技術與管理層面的問題（如對金融監管不力等），應當看作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化的表現。您看呢？

劉：我同意這個看法。當然，技術與管理層面的問題有關系，是一種導火索。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而其深層次原因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即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這是馬克思早已闡明了的真理。簡言之，這次危機的原因是少數人借金融發大財，還利用美元剝削全世界。新自由主義是他們的思想武器。貿易自由、資本自由、金融自由、創新自由（如“金融衍生品的創新”等等）引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造成空前的經濟衰退，這就是引火自焚的客觀邏輯。總之，這個歷史教訓告訴人們：新自由主義不是什么福音。

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的影響

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有一個奇怪現象。一些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人不敢承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而有的人在宣揚新自由主義時則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導思想就是西方經濟學，中國改革以市場為取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自然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參照，以西方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改革主流派用的詞語、概念、定義、方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就其核心理念來說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凡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人都認為新自由主義帶給中國的是好的影響。對此，您有什么評價？

劉：這要分幾層來講。

第一，我國經濟改革以市場為取向，需要借鑒學習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市場機制一般運行機理的理論，但不能把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為改革路線選擇的依據，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國經濟改革的路線是鄧小平說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主要依據中國自己的情況，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而絕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模式。由此區別目標模式的社會性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人士卻無視這種區別，把中國改革簡單化為“市場化改革”，或者說模仿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只字不提社會主義。這顯然與中國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闡述“市場化改革”的觀點時，有時也不得不說說“社會主義”，但同時又說對“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理解，以此來篡改“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社會主義有確定的科學內涵，是不能改變的。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十四大報告和《憲法》都明確指出和規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有的內涵。這與新自由主義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化的觀點是不相容的。這類主張，無論用什么華麗的詞藻來包裝，都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格格不入的。

楊：新自由主義思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只要市場自由，不要政府干預，使政府“守夜人化”。

劉：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三點。“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三化”主張（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張一切由看不見的手來指揮，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管制。這種觀點人們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次西方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證明，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我國經濟改革本來要轉變政府的經濟職能，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同時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國家計劃又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些都寫在黨的十四大文件之中。而我們有些經濟學人力倡把政府職能壓縮到提供市場環境和維護市場秩序，要政府從一切經營性領域退出，從全部競爭性乃至壟斷部門退出，并且竭力貶低和削弱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這是造成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許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黨的十七大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加強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在這次世界經濟大動蕩中，我國政府對穩定經濟所采取的種種重大措施，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國家宏觀協調的。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都不能完全交給“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去管。教育、衛生、住宅、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領域，交通運輸、資源開發、環境保護、農村設施等基本建設領域，以及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乃至宏觀總量平衡等問題，都不能完全交給自由市場去調節，而不要國家的協調和安排。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用，這是鄧小平講過的。那種唯市場是崇，見計劃就損，迷信市場自由放任萬能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所有立場沒有問題的人，都不會再相信了。

楊：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 的“華盛頓共識”，是從新自由主義嬗變而來的，對其如何評價呢？

劉：美國在全世界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實踐表明，無論是拉丁美洲、蘇東地區和亞洲，都沒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廣泛的抨擊，包括我國在內，多數學者均持批判態度。可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滲透，我國也有少數人為“華盛頓共識”捧場，把中國改革的成就歸功于“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實質上是以市場的非調控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貿易和資本的無限制開放、自由化等，損害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國人吹捧“華盛頓共識”之前，有一位外國人提出“北京共識”，“它代表了試圖尋找某種與‘華盛頓共識’不同的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努力，中國的成功已經表明了中國這種獨特的經驗、模式和道路之存在”。怎么能夠把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歸之于“華盛頓共識”呢？

新自由主義的實質

楊：治病要先診斷，診斷要查病情找病因。看來新自由主義在世界流行幾十年，這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歷史社會背景。我想請劉先生對此作一個剖析。

劉：新自由主義實質上代表西方大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強勢經濟，誰擁有更多的資本誰就擁有話語權，誰就更自由。實際上只有大資本擁有者，特別是金融資本壟斷者，才能自由地賺大錢，美國華爾街的大資本家就是自由地賺全世界的錢。有人說自由是對所有人的，但根本無錢或者只有很少的錢怎么能在市場上“自由”起來？當年反對封建制度時，資本主義剛剛興起，古典自由主義確有進步意義，到了社會財富集中在大資本壟斷集團手里時，這種新自由主義只能代表他們少數人的利益。這個道理很淺顯。

從認識論上看，新自由主義是片面地夸大市場自發功能和個人主義的驅利性。就市場調節的特點來說，自發性確有它積極的功能，追求利益最大化產生追求效益的動力。但是，真理夸大了一步就會變成謬誤，使得人們的認識直線化、片面化，把事物的某種特性推到極端，否定了事物另一面。恩格斯把這種思維稱為“有缺陷的推理”。比如說，市場的自發調節有利于資源配置，但如果忘記了它的缺陷，忘記了市場自身會失靈，便會造成嚴重后果（經濟畸形化、兩極分化嚴重、經濟危機叢生），尤其是“外部不經濟”現象便會突顯（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社會不公等）。生產社會化的規律要求用好“兩只手”，而不是只用一只“看不見的手”。人們容易接受一些片面的東西，尤其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也叫認識上的陷阱。

在上世紀70-8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流行。西方大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都需要自由放任的體制，美國等強國利用手中極其雄厚的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由出入也需要這種“便利”，所以撒切爾夫人、里根上臺，開辟了新自由主義長達近30年的主流經濟學地位。這次大的金融危機宣告了它的失敗，資本主義暫時需要更多地利用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手段，借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手段。不過這還不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后終結，將來有一天經濟形勢一旦變暖，它還會東山再起。大概只要有大壟斷資本集團存在，特別是大金融資本存在，社會就有新自由主義之類的理論觀點泛濫。

關于抵制新自由主義和堅持馬克思主義主流地位的幾點意見

楊：目前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還有很大的影響。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收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經驗，翻譯引進了不少西方經濟學文獻，里面既有可供參考的知識，也夾雜著許多資產階級的偏見，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并盲目信奉、崇拜和宣揚新自由主義。您認為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來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消極影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學中的主流地位？

劉：這是一個大題目，這里我就談四點意見。

第一，在理論上要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對于市場機制運行一般規律的科學成分同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區別開來。對前者，可以批判地選擇吸收；對后者，要明確宣布，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預、反社會主義等系統主張，是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要堅決反對。

第二，對從事經濟學教學、研究和財經部門的海外歸來的愛國人士，歡迎他們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幫助他們認識和接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三，對各級黨政領導，特別是高層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教育，批判敵對思潮和反社會主義的雜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提高理論識別能力。

第四，加強媒體的正確輿論導向。在社會利益多元化、復雜化以后，各種社會思潮的出現，以及非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經驗證明，對于多種多樣的社會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簡單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諧社會應有之義。但一切事物總要有一個“度”，一個“邊”，不能讓一些非常錯誤的思潮橫行，把人們的思想搞得亂七八糟，六神無主，不能讓這些思潮把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引入歧途，像戈爾巴喬夫導致災難后果的“多元化”、“公開化”那樣。所以，在實行多樣化，包容各種思潮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強調“主旋律”，強調切實地而不是形式主義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主旋律來教育人民，筑牢社會團結進步的思想基柱。批判與反批判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必由之路，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爭，必將有利于錯誤思潮的清除和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楊承訓，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河南財經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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