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平化管理與平民階層利益制度化的路徑——再談馬克思與毛澤東的區別

作者：老田

　　很多人不愿意走出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詞匯和概念框架，去看待平民階層的利益實現問題，特別是經過數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踐之后，仍然拒絕接受一種中層理論，把思想探索繼續局限在宏觀的概念框架上，這是一個左翼思想和理論陷入停滯同時也失去聽眾的主要原因。

　　一、長時段的社會結構與馬克思的宏觀概念
　　說到底，馬克思是在資本主義剛剛在英國興起的時代進行觀察和思考的，他從資本主義寄生于商品貨幣關系之中的現實中間，抽象出來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并看到這種關系中間的不平等和剝削性質，進而看到，僅僅是純粹的勞動力雇傭關系的市場領域，尚不足以維系階級的不平等，資本家的權力還必須向意識形態和國家政治領域擴張，只有在得到了政治和文化等上層建筑的共同維護之后，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才是穩定有效的。
　　在馬克思觀察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這個制度的形態尚不完備，而且，很多思想內容還根據技術裝備——投資和積累的相關性，對資本家要履行好該種功能需要何種外部條件，進行了相應的理論推演，帶有一定的預測性質。這個預測過程及其背后的功能解釋，對于理論形成的影響十分重大，而后人的理解上又有過濾掉具體歷史環境的弊端，從而把一個資本家的歷史進步地位，及其順利完成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制度條件，都絕對化了，共同創造了一個歷史過程中間不可或缺的純粹的、功能性的生產關系承擔者角色出來。換言之，觀察的經驗材料和歷史過程是有限的、具體的，但是，理論抽象和概括及其后的理解卻把它普遍化了。
　　在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看來，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仍然是最有效的，但是，不能把馬克思的觀察和部分中間性結論固定化，外推到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后資本主義社會，這就超越了理論與社會結構之間的具體對應關系，結果是把在長時段（社會結構穩定時段）的結論不恰當地推廣到超長時段（社會結構發生了質變）。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后，由于受到資產階級學者的攻訐，在為馬克思的理論努力進行辯護的過程中間，恩格斯做出了一些普遍化的演繹，把特定時段才會出現的社會關系及其相對應的概念，向前和向后延伸，尋找相關的史料作為佐證，在并非有意外推理論應用范圍和條件的過程中間，把“長時段”的結論推廣到了“超長時段”，把資本主義社會中間才會出現的歷史現象，變成永恒不變的真理，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關聯，變成全部歷史線索的唯一解讀依據。這個思路后來在蘇聯發展出“五階段論”歷史觀，中國的官學和學官則在1980年代把這個說成理解是唯物史觀的唯一公式，用這個公式搭配了歷史階段不可超越的假設，反向推導出一種“補課論馬克思主義”。
　　從整個歷史看，人類最初階段是一種無管理的強共同體社會，儒家命名為“大同社會”，在這個時期強制性管理手段基本上是不需要的，所以這個時代也被道家命名為“自然”——意思就是不需要強制性的、人為的管理手段就一切搞定那樣一種狀態，這是第一個長時段的經典樣式。在強共同體社會解體之后，人們意識到必須以某種人為的管理或者制度設計進行干預，才能獲得秩序，據以組織生產和生活。農業革命之后發展到某個階段，強共同體解體之后，基于強制性管理需要而出現了國家，這開啟了第二個長時段的結構性特點。在第二個長時段中間，歐洲普遍性的社會組織形態是封建莊園，封建主有占據土地、行政權力和不完全占有農奴；這種權力的集合形態在中國沒有出現，中國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皇權對于農業社會進行一種松散控制，由于信息技術和管理成本方面的障礙，這種控制是不完全的——“皇權不下縣”就是卡在管理成本困境上，在國家政治之外的民間社會，土地是私有的并且可以自由流動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剩余分配比例，服從土地和勞動力的相對價格調節，在人多地少的近代中國，地租高企和勞動力價格低下，這是舊中國地主富農進行超額剝削的“市場奧秘”所在。
　　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資本家在社會上唱主角，經濟權力的作用非常突出，整個經濟的生產和生活都按照資本積累的邏輯，組織起來，國家在外部為資本積累條件保駕護航，文化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無可替代性辯護。這是第三個長時段的經典形態。與此同時，國家機器的力量和規模也在逐步增加，隨著人們接受教育時間的延長，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從長時段的角度看，農業革命之后，國家出現是一個臨界轉折點，工業革命之后封建主受到削弱和國內市場的統一，是另外一個長時段的開始。馬克思本人的觀察，就是第三個長時段開始時期的狀況，他發展出來的概念和分析框架，都與這個長時段中間起主要作用的社會力量、社會關系和歷史演化過程相關，并且主要是與歐洲的具體歷史社會場景相關照的。
　　馬克思本人進行研究的社會背景，使得他展開理論的時候，不得不對英國這樣一個被選擇的具體歷史場景進行理論抽象和邏輯提煉，把主要社會關系中間隱含的功能要素或結構要素的特點，相應地轉化成為幾個成對概念，馬克思以此去模擬復雜的現實，這樣，這些成對的概念用于模擬社會結構中間那些相互沖突的利益和權力要求。而恩格斯則把馬克思的結論進行了普遍化推演，導致把依據歐洲國家在特定階段的社會關系提煉出來的概念聯系，變成人世間的普遍規則，據以解釋全部人類歷史。后來的人們就傾向于認定，批判資本主義或者建設社會主義，關鍵在于維護一些規則，而不是制度運行的實際過程，特別是制度中間的執行者和被執行者。其中，最重要的，同時也是固定化了的成對概念，主要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前者之所以被馬克思提煉出來，并具有重要地位，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間，勞動者和勞動手段的分離才是最徹底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兩分法在此種特殊情況下，能夠較好地模擬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利益矛盾和沖突。同時，英國社會的上層是貴族和資本家集團相互分開的，新興的資本家群體不占據政治優勢，政治和經濟中間最有的活力的領域是相互分離的，這種狀況隨著工業化的展開，最后導致國王與資本家合謀損害封建主的利益，建設全國性市場，政治的天平向新階級傾斜，同時，這個過程也在一定的時限內，使得英國呈現一種政治與經濟分離的外觀，這個歷史社會背景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兩分法，并且其中經濟上最具活力的群體最終拉動了政治變革的方向，從而就從理論上提煉出一個具有決定另一個的基礎性地位那樣一種映射關系。
　　中國是一個不同于歐洲的國家，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就走上了與西歐不同的歷史軌道，歐洲近代起點的那些條件，例如有組織的宗教體系掌握著文化權力，封建主擁有行政權力等等，這在中國早已經被秦始皇消滅掉了。更為重要的限制條件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多地少，導致人均可分配資源有限，而且在工業化時代是后發國家，缺乏轉嫁內部矛盾的外部空間，這是中國進入工業化時代必須處理的不同于歐洲先行國家的幾個主要初始條件，換言之，中國進入新的長時段時，具有完全不同于歐洲國家的資源和結構特點。為此，一個在中國履行工業化使命的統治階級，就不能照抄西方先行國家的經驗；或者反過來，一個在中國照抄西方經驗的統治階級，就無法履行領導工業化的職能，甚至，照抄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連基本的國家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都無法回應，這是毛澤東那個“先生打學生”命題的深刻性所在。

　　二、管理與最重要的社會關系
　　在管理社會到來之后，迄今為止，人們所能找到的工具箱還只有三樣工具：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經濟權力的功能性作用，在英國要聯系到封建主和資本家的對比，要聯系到窮人和富人的對比來理解，這是馬克思肯定資本家和及其代表的生產關系的對照環境。在中國特定的環境條件中間，黃宗智教授提出過密化理論，認為中國是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這種條件下，實際上不可能經由市場貨幣關系的路徑，積累起足夠的資本去推動工業化。而巴林頓·摩爾早就指出過，地主階級不能推動商品化農業，最終導致共產黨革命。
　　工業化時代與農業時代不同，利益的生產和分配遠遠超出生產低于附近的狹小地理空間，通過各種方式去聯系生產者和消費者，所有生產者、消費者和投資人的利害關系，都與產品生產和銷售條件密切聯系在一起。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控制權逐步向少數人手上集中，多數人喪失對生產和分配的影響力，這不僅導致經濟剝削，也導致政治壓迫，所以，工業化時代的人類解放問題，就是要在控制權向少數人手上集中的同時，多數人陷入被主導甚至被奴役這樣一種消極狀態的問題。人類解放不僅要求從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必須完成從當權派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馬克思提出了“面對資本家的工人”這個問題，毛澤東則提出了“面對當權派的群眾”問題。
　　從毛澤東的問題視野反觀馬克思理論，可以發現另外的理解路徑。馬克思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概括為“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控制權角度看，這一矛盾的實質是：占據生產資料的少數人是按照他們的利潤最大化來進行生產和分配決策的，多數人的利益與此緊密相關卻喪失了發言權影響力，由此，就導致多數人利益得不到滿足，生產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的問題，也就是說，按照資本家利潤最大化目標，必定會使生產可能性低于資源利用遠遠低于最優水平。這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關鍵。
　　如果拘泥于馬列主義那一套宏觀概念，把階級分析和道路分歧，作為發言的起點，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會遠離人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與普通人的日常經驗和感受有著不小的距離，結果，導致這些概念只是一種遙遠的方向性預設，從而喪失了具體的指導價值和認識意義，實際上是把理論指導從人們的日常經驗中間弱化了或者是去掉了。從歷史演進過程看，這些宏觀概念只有經過較長的歷史跨度之后，才得以檢驗和辨明，人們只是在改革30年之后才真正看到資本主義復辟。
　　社會關系的改造，新秩序的生成，生產與生活的再組織，勞動投入和利益分配，這些重要的范疇確實可以與階級話語和制度話語聯系起來，但是，要得出可以操作的判斷卻很困難，文革期間的所謂擴大化，所謂空頭政治，關鍵就在于缺乏一個中間性的層次和概念體系，讓人們從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條件要求出發，表達自身的利益和制度要求，需要經過這樣一種中間層次的制度要求的過渡之后，再與最宏觀的的制度要求和社會關系定位方式相關聯起來，才能更好地指導人們進行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間提出自己的取舍和斗爭。換句話說，在公有制已經建立之后，人們將通過捍衛什么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通過改進什么來把社會主義制度由低級推向高級，這需要一個扁平化管理作為具體的中間概念來聯系實踐層次。
　　當然，馬克思本人對此持極度開放的心態，他甚至不愿意對未來社會進行預測，甚至在批判空想社會主義的時候，還對精確明晰地預測未來給予譏笑。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方面，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人們迫切需要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實現和具體化內容是什么？經濟基礎是公有制，這個已經實現了，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如何進行，一個全能型政權也已經建設起來了，計劃經濟也開始按照五年計劃制定出來，此外還有什么？
　　毛澤東根據自己在革命年代，與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根據建國后黨內消極現象的惡性膨脹的方向，提出“面對當權派的群眾”這一中心問題。毛澤東能夠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不是斯大林或者列寧提出來，首先在于中國革命期間的實踐經驗和組織資產的積累，沒有一大批解放區成長起來的老干部，扁平化可能在建國初期就會被放棄。蘇聯官員一開始缺乏這個方面的敏感性，或者說，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在蘇共當權派中間沒有合法性，蘇共內部的分歧一開始就是一些用宏觀概念包裝起來的具體政策分歧，而對于管理結構中間的官民關系問題根本就提不出來。有一個法國記者卡羅爾，在1966年春天到中國來參觀了四個月，最后他得出結論：中國是一個否定一切的社會，固然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美國相反，也大大不同于蘇聯，甚至是完全有別于斯大林的蘇聯。在制度實踐中間，中國本身就是“既反帝、又反修”的。中國與美國的區別，當然是市場貨幣關系方面的不同，中國與蘇聯的差別，則是新中國沿襲了根據地時期的扁平化管理。
　　扁平化管理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低成本，對于這個低成本的怨言一直存在，1955年黨內老軍頭就有怨言說毛澤東不讓人過好日子。有一個報紙主編告訴我，解放初期他看到一個黨內文件，好幾個老帥聯合起來給毛寫報告要求改善大官的生活，他們說資本家吃五個碗，當權派只吃三個碗，說共產黨干部只有酸菜湯吃，毛澤東毫不妥協，反而卻批示說“酸菜湯里頭出馬克思主義”。毛時代行政費用只在財政支出中間占5%左右的份額，而改革后1978-2003年，行政經費在預算內上升了87倍，此外還有黑色的“權錢交易”和灰色的“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作為補充，干部終于過上了好日子。只要對比一下這中間的差距，就知道毛澤東多么可恨。
　　扁平化管理還有一個特點是群眾的參與和監督，但是到了文革前夕，美國學者奧森克伯格發現，當權派已經發展出一種成功的策略，使得通常的群眾運動的壓力完全無效化，因此，毛澤東繼續推進就只能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的道路，尋求一種更為有效的群眾參與路徑，這引發了嚴重的沖突和混亂。文革期間沖突在兩個層面發生，一個是當權派與群眾組織之間，另外一個層面是群眾組織對群眾組織，前者體現官民矛盾，后者體現一種無序的惡性政治競爭；鑒于很多局部已經出現明顯的霍布斯叢林狀態，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不得不親自出面終結大方向走偏了的群眾運動。
　　采取科層化還是扁平化管理模式，這在公有制社會中間，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實踐的核心問題，這是新制度實踐的核心領域，也是不同制度的需要相互競爭和最后決定的領域。由扁平化管理向科層化過渡，可以在管理專業化的名義之下，把多數人排斥在管理過程之外，壟斷管理權力的少數人，將有能力最后變更所有制，這是1980年代非毛化時期最強有力的聲音——毛澤東極左的主要表現就是反對正規化的管理。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蛻變，正是從少數人的管理權力擴張開始，最后走向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占有權而結束的，最先起變化的領域，首先是管理權的再分配要求，按照正規化管理或者科層化管理的要求，管理層的份額要擴大，群眾參與和監督要最小化，這樣的改革從逐步侵蝕群眾的管理權力份額開始，最后實現所有制的質變。
　　從毛澤東時代的實踐看，農村公社以下三級政權，工廠車間以下，基本上是扁平化的。在扁平化政權的建設中間，有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解決技術性問題——如何實現有效的職能分工和制度建設，第二步是如何有效地維護相對均衡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結構。農村扁平化政權建設，先后進行了接近二十年之久，第一個十年首先是完成基層三級政權的管理職能劃分問題，這到1961年“人民公社六十條”出來之后，基本上告一段落。從1963年開始的四清運動開始，加上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都圍繞著維護扁平化管理的結構要求而展開的投入，要求干部參加勞動，接受社員監督，群眾組織起來，并參與周期性的相互查賬和批評等等，這些可能運動型的方式還不是最理性的扁平化管理的維護方式，但是，更好的制度化方式是什么？迄今沒有人能夠指出來。在城市的工廠里面，車間、工段和班組三個級次，也是扁平化的，工廠一級的服從于政府的各個職能部門對口管理，相當于半科層化的安排。
　　但是，政權縣以上的機構，工廠以上的層次，如何實現扁平化管理，則缺乏成熟的經驗。文革期間，省以下各級政權實際上作廢了，成立革委會實際上意味著政權的重組，也曾經強行塞進去過群眾代表，但沒有很好地起到預期作用。
　　提出扁平化管理概念，目的是在市場貨幣關系最小化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最為重要的官民關系維度上提出一個有分析價值的中層概念，在公有制肯定了多數人相對均衡的“食物獲取權”之后，尋求一個更為公平的政治關系建設樣式，此種管理模式在全社會實施，根本上就會改變整個社會的權力和利益分配份額和結構，出現一種扁平化社會的景觀。
　　社會主義不僅僅是落實公平分配原則這么簡單，還必須在相對公平的社會中間組織好生產和生活，建設好穩定安寧的社會秩序，這兩個目標都曾經達到過，也不是通過市場貨幣關系實現的。問題在于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從相對公平的社會中間，還需要生長出新制度的支撐和維護力量，這一力量要足夠大，足以制約復辟力量。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在基層有部分成就，至少基層干部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不像高層干部那樣反感；鄧小平搞非毛化時，就很擔憂基層干部反對，所以，保留了一個抽象肯定毛澤東的外觀去應付數量龐大的基層干部，同時以具體否定毛澤東去迎合高層干部的多數。從根本上說，毛時代確實沒有找到一個全局性的支撐新制度的力量組織形式，以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這按照毛澤東的預測是“很可能出”）怎么辦的問題。

　　三、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分工職責與職能要求
　　按照西方主流社會學觀點，把物質生產過程納入政府管理之下，看作是背離理性化的大方向的。反過來，把人與人關系納入商品貨幣關系中間去定位，則是符合理性化的大方向的，商品貨幣關系最符合精確考核的特點也符合科層化管理的需要。人如何處理人的關系，是工具化還是反工具化的，是滿足工具理性的還是否，這事關管理者和勞動者的地位問題。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僅僅在“勞動者地位”問題上是直接對應的，在經濟建設活動中間勞動者被作為勞動工具看待，按照效率要求勞動者必須接受嚴密的管理和監督——此時勞動者就是一個消極的階級而管理者是一個積極的階級，而在階級分析的視野里勞動者是依靠力量和主導階級——此時勞動者是積極的階級而管理者是消極的。
　　今天回顧毛澤東的實踐，可以發現另外的內容，就是在人均資源不足的國度，市場貨幣關系的負面作用很大，對于生產特別是福利品的生產有很大的抑制作用，不能夠滿足多數人的需要。這在三農問題中間表現得尤其突出，農民的生產條件和福利條件的惡化，就是肇因于此。而且，科層化的管理也不適應貧窮的農村地區，改革后一個方面是農村涉農機構人員和數量的急劇增加，一個方面是實質性的服務數量和質量都急劇下降，農民以極為沉重的負擔換來了更少的政府服務，干群關系緊張問題就是這么來的。而且，在面對直接生產者的管理層次上，這也是不能科層化的，哪怕是西方的大工廠里面也是如此，基層管理必須是綜合的和人性化的，這是霍桑試驗的發現，小官必須遷就人的基本要求，更接近于扁平化管理的特點。
　　扁平化管理中間，有一個核心的假設，對于各種管理技能和經驗、包括社會聲望形式存在的人力資本積累，不容許其用于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用途。這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具備公共性特點的人力資本的一個根本性限制，劉少奇所說的“公私溶化論”（或者“吃小虧占大便宜”）和“馴服工具論”，實質上容許個人掌握的那種公共性很強的人力資本也私有化，容許上級把下級的地位和利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必然要強化人力資本私有化的傾向，這都是違背社會主義制度核心價值的。這意味著在公共性很強的人力資本樣式上，那種自己付出代價和投資，自己向上爬來實現自身利益，這樣一種成本與收益的對應關系是不能接受的，被批判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格格不入。最終要解決這個問題，意味著要更新社會流動的選擇條件，當時大學生搞“社來社去”、工農兵推薦，干部參加勞動，反對管理的專業化和神秘化，干部要經過群眾評議，都是這個探索的一部分。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制度下精英階層的再生產規則，完全不同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統治階級的再生產方式。
　　在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過程中間，后發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可能在科層化的管理軌道獲得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也無法在經濟上充分挖掘其生產潛力，這就帶來一個對于精英階層（或者統治階級）的根本性問題：能不能在履行社會分工職能的情況下，把滿足自身權力和利益需要的形式化要求，與履行社會職責的實際需要取得合理的平衡。對于第三世界國家而言，權貴集團在滿足了自身的形式化需要之后，就往往完全喪失了履行社會職能的能力，結果把自身變成一個“非生產性”的累贅，結果得出一種“權力完全異化”的結論。似乎只有第一世界國家的統治階級，還有取得形式化要求和職能分工需要之間某種平衡的條件。文革期間提出一個“對外投降對內鎮壓”的統治階級公式，這似乎是第三世界國家統治階級的宿命，所有的階級斗爭天天講都奠基于統治階級對于職責的背棄。這樣，毛澤東晚期思想的核心問題意識就是：在第三世界國家背棄了扁平化管理的精英階層，就從根本上墮落為一個完全不能履行其分工職責的統治階級，這個統治階級不僅完全無用，而且是有大害于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需要的。
　　中國要完成工業化任務，歷史要求是必須實現低成本地集中農業剩余去支持工業化事業，但是，舊中國掌握大部分農業剩余的地主富農和高利貸者，他們不能夠像英國的資本家那樣把自己掌握的剩余積累起來去投資工廠，以此推進工業化。反過來，中國也沒有一個資本家群體強大到足以逐步排斥多數地主富農，掌握大部分農業剩余去推進工業化。因此，中國的工業化事業被一再延誤，只能由地主富農和資本家之外的群體去主導，而晚清洋務派包括國民黨政權，試圖通過政府主導推動工業化進程，都失敗了，關鍵在于政府主導若不能實現低成本就無法有效地收集分散在農民手中的農業剩余，這要求政權必須低成本和扁平化，所以，中國的工業化事業要對待共產黨人來主導。中國近代史中間不同的工業化主導力量的交替過程及其表現，是有普遍性意義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事業對于主導力量的要求和限制是什么？這個問題背后內含了統治階級和統治方式的選擇標準和評判標準。或者換句話說，要在第三世界國家要履行好其社會分工職責和職能，一個精英階層（或統治階級）必須克服些什么樣的障礙和問題，政權組織的低成本和扁平化要求是否可以被超越？也許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統治上的低成本，統治階級就無法把履行社會職能與大多數人的利益要求協調起來，這時，統治階級就很容易被看成無用的累贅，并肯定要以自身的實際表現去支持那種“階級斗爭天天講”的思路。
　　近代中國史中間，地主富農、高利貸者、資本家，洋務派官僚和國民黨政權，各色具有優勢地位的精英階層，都不能主導農業剩余支持工業化的事業，這是一個檢驗標準：沒有低成本的扁平化政權組織，工業化和人民生活目標都是無法實現的，從而，為統治階級的優勢地位辯護的理論努力就無效了。因此，中國的統治階級要實現自身利益和職能的平衡，必須解釋扁平化管理的制約。因此毛澤東晚期思想與扁平化管理是否不可超越，最終是需要統治階級的表現來作為依據的。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
　　二○○九年六月十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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