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9年3月到1933年11月，毛澤東曾七次入閩，為福建蘇維埃政權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特別是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后，對福建中央蘇區的創建及紅色政權建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啟示。

　　一、最先倡議建立蘇維埃政權，并親自指導福建中央蘇區的創建

　　蘇維埃是俄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首創的一種新的政權制度。在中國，最早介紹這種制度的是李大釗，而最先倡議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是毛澤東。早在1927年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隨后又與中共湖南省委的同志一起，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拋棄“左派國民黨”旗幟，堅決打出蘇維埃紅旗，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正是基于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強烈要求，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才于1927年9月19日決定“不用國民黨做自己的旗幟”，明確提出“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從此，在黨的領導下，一場以革命武裝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以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為主要目標的蘇維埃運動，在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在福建，閩西率先舉行了"四大農民暴動"，最早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1929年初，毛澤東率紅四軍入閩，打垮地方軍閥，幫助成立了長汀、龍巖、上杭、永定等縣蘇維埃政權，并親自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制定了一系列蘇維埃政權法規，使閩西蘇區政權建設很快開展起來。1931年9月，第三次反“圍剿” 戰爭勝利后，閩西、贛南兩大塊蘇區連成一片，形成全國最大的蘇維埃區域——中央蘇區。中央蘇區初創后，歷經不斷擴展，到鼎盛時期，整個中央蘇區設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疆域橫跨贛閩粵。其中福建中央蘇區疆域，從大閩西范圍擴展到閩南、閩西北、閩北30多個行政縣(其中有22個已被確認為中央蘇區縣)，占福建全省的半壁江山。

　　二、致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把中央蘇區紅色政權建設成民主的政權

　　毛澤東不僅是中央蘇區的主要開辟者和創建者，同時也是中國蘇維埃政權建設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者。毛澤東十分關注中央蘇區民主政治建設，在閩西蘇區進行了最先嘗試，然后推行到福建其他蘇區。

　　首先，毛澤東十分注重建立和健全民主選舉制。因為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政治權利，也是人民參政議政的基礎和保證。從1930年至1934年1 月，閩西蘇區先后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民主選舉代表，許多地方的選民到了8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90%以上，同時均嚴格實行差額選舉，候選人名單一般比應選代表人數多一倍，并將候選人名單張貼公布，廣泛征求群眾意見。毛澤東還下基層，親自總結才溪等地選舉經驗，向整個中央蘇區推廣，使蘇維埃的選舉，有了規范的、真正體現民主的辦法。

　　其次，毛澤東致力于推動基層蘇維埃政權的民主化。在毛澤東的指導下，福建各中央蘇區縣蘇維埃政府普遍實施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特別是區、鄉兩級代表會議制度，使蘇區人民的民主意識極大增強，并密切了各級蘇維埃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系。這是蘇維埃制度優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

　　此外，在蘇維埃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毛澤東還非常重視法制建設，親自主持制定了包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一系列法規通令。在閩西，還指導制定了《土地問題決議》等6部地方法規及10項地方條例。

　　三、努力發展紅色區域經濟，為蘇維埃政權奠定堅實經濟基礎

　　毛澤東明確指出，不但要徹底擊潰敵人的軍事“圍剿”，同時也要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并強調“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毛澤東在指導福建蘇區經濟建設時，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尤其是將糧食生產置于蘇區經濟建設的首要位置。為了有效解決農業勞動力短缺問題，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才溪鄉于1931年夏收期間就創辦了中央蘇區第一個勞動合作社(即互助組)，成為我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源地，此后，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總結推廣了才溪等地的經驗，使福建各中央蘇區縣的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廣泛發展。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建立和發展蘇區工業生產，尤其是軍事工業。此外，還建立了被服廠、彈棉廠、織布廠和紅軍斗笠廠等。

　　四、依靠群眾開展反腐敗斗爭，把蘇維埃政府建成清正廉潔的政府

　　腐敗作為一個社會現象，在歷史上的政權中都沒有被完全消滅過。在農村環境中新生的中央蘇區，其蘇維埃政權又建立在國民黨政權的包圍之中，并受到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勢力的影響和侵蝕，黨內和蘇區干部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官僚主義、鋪張浪費、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等。為維護黨和蘇維埃的威信，保證中央蘇區政權的生存與發展，毛澤東十分重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對腐敗行動予以有力的打擊。

　　首先，加強廉政制度的建設，尤其是監督體系的建立。1932年12月15日毛澤東和項英聯合簽發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動》訓令，其中規定“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可見當時懲腐的措施是十分嚴厲的。同時加強黨內監督與政府監督。一方面是成立工農檢察部，專門負責對蘇維埃政府人員進行檢察監督，另一方面就是不定期派出巡視員或檢查團，對下級政府實行工作指導和檢查。

　　其次，發動和依靠群眾開展反腐斗爭。從1932年2月到1934年10月，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中央蘇區發動了一場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反貪污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1934年2月，《紅色中華》報道了寧化縣蘇維埃政府貿易分局局長項勝晚上常在局里打牌賭博，并貪污貸款30元而被撤職送縣裁判部受審的消息，蘇區的廣大黨員、干部從中受到很大的震動和教育。

　　再次，倡導領導干部作反腐倡廉的表率。1934年3月，張鼎丞當選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后，率領全家開荒種菜，解決機關干部吃菜問題。同年10月，時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的劉少奇，為了節約糧食支援前線，帶領機關全體人員統一吃起了“包包飯”，他自己改一天吃三餐為兩餐。消息傳開，機關干部都紛紛改吃兩餐。黨和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為清正廉潔樹立了榜樣。

　　福建中央蘇區在蘇維埃政權建設方面的經驗，為毛澤東紅色政權建設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在中國蘇維埃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員原巡視員、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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