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資產階級實行思想統治和價值滲透的方式 
 
 
侯惠勤 　　 2009-4-29 　　 來源： 《紅旗文稿》      

 
        在關于“普世價值”問題的討論中，一些熱衷于推銷西方“普世價值”觀的人，采用的是抽象掉一切具體性的手法，而這種手法，本質上反映的是資產階級實行思想統治和價值滲透的方式。

　　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標志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了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一個趨勢，就是“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0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雖然任何統治階級都力圖以全社會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觀念，然而真正實現了用抽象的普遍觀念作為思想統治形式的卻是資產階級社會。“抽象性”在真正意義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經濟過程而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得勞動抽象化，“勞動一般”正是這種狀況的寫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一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于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里，勞動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一種古老而適用于一切社會形式的關系的最簡單的抽象，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范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與勞動的抽象化相一致，商品的價值取代了使用價值成為生產的目的，人在這一經濟過程中被物化就在所難免。物化的結果是資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錢成為萬能的神，人們只能對它頂禮膜拜，一句話，人的社會性存在被遮蔽了，資本對于勞動的奴役關系被顛倒了，人被抽象化了。

　　馬克思曾把負載著特定生產關系的人稱作該社會的“自然基礎”，毫無疑義，“抽象的個人”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基礎”。“抽象的個人”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喚醒個人、解放個人并使之獲得獨立性的同時，又因“物的依賴關系”而彰顯人的“物性”、隱藏人的社會性，致使個人自我封閉和自我孤立的產物。作為客觀存在，這種個人本能地崇拜“自我”，把個人視為人的唯一存在和終極實體，把個人等同于“人”；而作為主觀存在，這種個人本能地崇拜“抽象觀念”，把個人權利視為“人權”，把自我價值視為“普世價值”。自由個人主義就是其典型意識形態。就思維方式而言，由于無法正確地提出和解決“普遍觀念”的形成問題，“抽象個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單純的直觀”這兩個極端徘徊，這也是其無法超越的狹隘眼界。由于是植根于社會主體自身的局限，因而感性和理性、現象和本質、個性和共性的斷裂，在資產階級社會就是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歷史之謎。從“抽象的人”到“現實的人”，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從思辨的抽象和單純的直觀到“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不僅是思維方式的轉變，更是歷史主體和階級立場的轉變。不突破資產階級狹隘眼界，不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就不可能超越抽象的人及其思維方式。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高舉人的解放的旗幟打出“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類性話語時，雖然也是一切為獲得統治權的階級所必須采取的手段，卻也充分預示了這個行將成為統治階級的階級將采取何種思想統治形式，以及這個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征所在。社會關系的普遍化以物化的方式實現，使得抽象普遍性觀念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個人形成中起著重大作用。如果說，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徹底的形式”（恩格斯語，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6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話，那么“抽象的個人”和“普世價值”則是資產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徹底的形式；如果說，馬克思在政治領域的根本變革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代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話，那么他在哲學世界觀上的革命變革，則從根本上說就是實現了從抽象的個人向現實的人的轉變。“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這說明，解決抽象的人的問題，本質上不是認識論問題，而是社會的革命變革問題。

　　抽象的個人和抽象的普遍觀念（“普世價值”）之所以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統治的有效方式，就因為從抽象的人出發，無法做到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和超越，人們似乎只能在同樣毫無出路的兩極徘徊：要么屈從現實，把現存社會關系視為“只能如此”的“自然秩序”，此即訴諸“單純的直觀”的產物；要么脫離現實，滿足于在自己的“想象中”超越和改變現存的一切，此即訴諸“思辨的抽象”的結果。這就是人道和科學、理想和現實相悖的深層社會背景。也就是說，兩個極端對于現存的態度雖有差異，但其思維方式都是“抽象的”，其結果都是“解釋世界”（即用不同方式承認現存）。說到底，抽象的人把歷史活動主體抽象化（似乎存在著亙古不變的“個人”主體），把歷史動力抽象化（似乎一切進步根源于普遍觀念和人性訴求），把歷史任務抽象化（似乎“解放”就是某種抽象觀念的實現），因而一切變革不僅不超出資產階級統治的范圍，而且資產階級社會本身成為一切變革的范本。歷史在抽象的人中的確是“終結”了。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是從辯證法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上提出，從辯證法的精髓、矛盾的對立統一上解決個性、共性關系的，而決不是從“常識”或“經驗”上去討論這一問題的。所謂從常識上看問題，就是依賴感性直觀，把個性、共性的統一視為當然的，把“普世價值”的存在視為當然的，以為僅靠經驗和直觀就能解決個性、共性的統一問題。實際上，“常識”眼中的共性，往往只是不同事物最為表象的“共同點”（如男人都有胡子、女人都有辮子一類），并沒有涉及問題的實質，即對“普世價值”做具體分析，揭示其存在或不存在的社會歷史根據。其實，事物的本質往往隱藏在現象的背后，僅靠經驗難以把握；歷史的規律往往隱藏在事實的背后，僅靠經驗難以發現；普遍的觀念往往不能還原為感性存在、僅靠經驗難以證否；如此等等。這充分說明哲學史上唯理論和經驗論的長期爭論不休并非空穴來風，沒有唯物辯證法及其核心對立統一規律的奠立，根本無法超越唯理論和經驗論的爭論。更為根本的是，沒有唯物辯證法，就無法打破“思辨的抽象”和“感性的直觀”這個二律背反，無法沖破資產階級社會“抽象性”思維的桎梏。

　　列寧曾把“必須具體”概括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69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要做到具體，首先要創立能夠“具體分析”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以及相應的概念、范疇，這就是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及其基本范疇，最為主要的是“生產關系”、“工人階級”、“共產黨”等核心范疇。有了生產關系的概念，人類社會的矛盾運動規律才得以發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這一社會變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對于不同社會形態的區分以及深入每一社會形態的具體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階級”的概念，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解放才有了現實的實踐形式，沖破資產階級社會“抽象性”的具體分析才有了實踐的歷史主體，批判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才有了實質性的具體內容。有了“共產黨”的概念，真正區別于一切舊式政黨的、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確立，工人階級作為自為階級和歷史主體的領導作用才得以實現，足以與資產階級世界觀抗衡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才得以實踐。可見，“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體系都能做到的，其實質就是實事求是。它是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世界觀的特質和活的靈魂，其鋒芒所向，直指資產階級社會的抽象性，根本顛覆了作為“普世價值”的資產階級思想統治。因此，“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顯然，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理想信念和“普世價值”的幻覺是根本對立的。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擺脫抽象的普遍觀念的束縛，“讓思想沖破牢籠”，決不是否定理想信念的作用，更不是否定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以及其可以獲得最廣泛認同的世界歷史意義，但這不是“普世價值”，而是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的理想信念。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唯物史觀對于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之上，建立在剩余價值學說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科學再現之上，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對于工人階級歷史地位及其解放條件的準確把握之上，因而不是虛幻的想像，而是真實歷史必然性的認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制度，已經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毀滅，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于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于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00—50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們從中不難得出結論，缺乏“真”的道義力量是軟弱甚至有害的，“真”和“善”的統一才能真正贏得群眾，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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