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頓談普世價值
戈平 香港 縱橫雙月刊2010.6
硬實力產(chǎn)生軟實力(Hard power generates soft power.)
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Universalism is the ideology of the West for confrontations with non-Western cultures)
西方文化的普世性面臨三個問題:錯誤,不道德,危險。
(The universality of Western culture suffers three problems,it is false, it is immoral, it is dangerous.)
--亨廷頓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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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國防部戰(zhàn)略顧問亨廷頓雖已作古,他的著作仍是西方政治學界必讀的作品,影響之大使他的校內同事們稱他為「使哈佛成其為哈佛」的那類學者。《文明的沖突》是他影響最大的著作,他本人指出全書的中心主題是分析西方普世價值論的錯誤,認為推行這種錯誤的觀念是不道德的,對世界和西方都有危險的后果。
價值的歷史是差異的歷史
亨廷頓同意人類各群體之間在行為上存在著一些共同的“常數(shù)”,但這些常數(shù)不能解釋歷史,相同的是表層,深層是差異。他引用了社會心理學的區(qū)別理論(Distinctiveness ),認為人類通過區(qū)別他者來確立自我的認同,例如區(qū)別東方來認同西方,區(qū)別美洲來認同歐洲,區(qū)別他國來認同本族,直到區(qū)別男性來認同女性。只要這種心理存在,人類難以認同以單一文明為標準的普世價值。
歷史是由文明的差別組成的,從最古老的兩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尼羅河文明開始,每種文明都自成一體。歷史的發(fā)展使文明的差別擴大,地中海文明分化成伊斯蘭,基督教,和東正教;而東方則出現(xiàn)古印度, 中華文明。在互相接觸中雖然互相影響,但每種文明都以我為主來吸收外來影響。印度佛教傳播到中國,中國并沒有變成印度;中華文化影響日本,日本也沒有變成中華。伊斯蘭,基督教,猶太教互相影響的歷史就是征服與反征服敵對歷史。
普世價值是大國的幻想,每種文明都曾認為自己的價值觀是普世價值。希臘羅馬,莫臥兒, 奧托曼,伊斯蘭,中華帝國,甚至日本,德國這樣的中小國家也這樣。事實卻是歷史上每種文明都難逃興起和衰落的命運。當一種文明認為自己是普世文明時,往往是盛極而衰的開始。歷史上的文明大國先后衰落,歷史否定了一個又一個單一文明的普世價值。亨廷頓不認為西方文明在這方面有什么特殊,美國為首的西方正在重復歷代文明古國衰落的軌跡。現(xiàn)代西方的勢力在1920年到達頂點,從那時開始,西方的版圖一直在縮小中。大英帝國的日落早已成事實。而如保羅.肯尼迪所預言,隨著非西方國家的興起,美國為首的西方也在衰落中。二戰(zhàn)后美國的制造業(yè)占了世界的50%,那是由于戰(zhàn)爭對其他國家的削弱,是非常態(tài)的;而今天中國已經(jīng)成為最大的制造業(yè)國家,這是符合歷史常態(tài)的,因為中國人口最多,直至1800年都是世界最大的生產(chǎn)國,而中國和伊斯蘭世界走在對抗西方文化的前線,西方普世價值觀只是狹隘的“關榮與夢想”
普世價值論的來
冷戰(zhàn)思維。冷戰(zhàn)時期的兩個陣營對立,形成了長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蘇聯(lián)陣營的垮臺,被認為是西方的勝利,西方價值觀成了唯一的替代品,要來統(tǒng)一世界,終結歷史。但事實證明,蘇式共產(chǎn)主義之外有更多非西方的文化和意識出現(xiàn),最明顯的是各地區(qū)的本土文化和宗教的復興,挑戰(zhàn)大一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亨廷頓引用日本學者T.Umehara的話語“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的失敗是西方自由主義破產(chǎn)的前奏。西方自由主義不但不是共產(chǎn)主義的替代品和結束歷史的統(tǒng)治性意識形態(tài),反而會是下一個倒下的多米諾骨牌。“(P306) 目前由于金融風暴引起的對安格魯-薩克遜式自由主義的質疑,是一個例子。
一些人認為西方在文化傳播和媒體的優(yōu)勢是普世價值的證明,亨廷頓指出這是膚淺的誤解。牛仔服,可樂和好萊塢電影的的流行并不能帶來文化的統(tǒng)一。反美的恐怖分子可以穿牛仔服,喝可樂,同時按照美國電影的橋段用民航飛機去轟炸紐約。在非西方世界,大量的人民抵制西方流行文化,認為西方媒體帶來的是文化帝國主義。不僅在本土,就是移民群體也是這樣認為。法國的伊斯蘭移民堅持穿傳統(tǒng)的黑色罩頭服裝,政府以法律禁止,帶來武力抵抗。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在示威游行時高舉墨西哥國旗。德國的土耳其后裔在足球比賽中一面倒支持土耳其球隊。
至于貿易的全球化會帶來普世價值全球化的看法也是經(jīng)不住歷史實證的,1913年全球貿易量達到空前的程度,結果第二年就爆發(fā)世界大戰(zhàn)。事實是國際貿易是雙刃劍,生意好時促進關系的密切,反之又會造成貿易戰(zhàn)爭。
“西普”將現(xiàn)代化等同西方化,認為西方在現(xiàn)代化方面領先世界,因此現(xiàn)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這是徹底的錯誤。(P69)西方區(qū)別于非西方世界的文化遠在西方現(xiàn)代化之前就出現(xiàn)了。(P69)亨廷頓詳細列舉了西方價值觀的八個方面:民主,代議制,多元,個人主義,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法治,這些是西方古代以來的傳統(tǒng),并非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亨廷頓在另一本著作《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美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來源于英國的都鐸王朝。在該書中他舉例指出西式民主與現(xiàn)代化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每個國家必然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前進,西方現(xiàn)代化的道路只是這種觀點的證明,而不能證明西普是普世價值。亨廷頓總結說:現(xiàn)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對非西方國家來說西方化比現(xiàn)代化更困難。現(xiàn)代化加強了非西方地區(qū)的實力,減少了西方影響。世界越是現(xiàn)代化,就越是非西方化。(P78)
全盤西化的徒勞
為了追求現(xiàn)代化而推行全盤西化的嘗試,至今無一例成功。俄國的彼得大帝為將俄羅斯變成歐洲國家,不僅學習西方技術,模仿西方文化和穿著打扮,連首都都由莫斯科搬到西部的彼得堡。但幾百年來,俄國的本質仍是中央集權的農(nóng)業(yè)國,彼得自己的統(tǒng)治方式就是以個人權威,無論是貴族還是農(nóng)奴都沒有西歐式的個人主義,人權,法治的空間。以后的任何改革,在俄國只有靠中央推動才能成功。馬克思主義在西歐沒有成功,而俄國成功是因為其思想模式符合社會傳統(tǒng)。列寧,斯大林都是彼得大帝式的強人,首都也由彼得堡搬回莫斯科。以西方自由主義為師的戈巴喬夫徹底失敗,接替他的葉利欽和普京都繼承彼得的強人傳統(tǒng),今日俄國仍然是東正教文化的國家。
在中東,土耳其在凱馬爾領導下進行了幾十年激進西方化的改造,伊斯蘭教與政府割離,傳統(tǒng)服裝被禁止,阿拉伯文字被改成羅馬字母,宗教學校被關閉,日歷改成公歷,法律按瑞士法律世俗化,政治上加入北約,冷戰(zhàn)期間一直跟隨西方反共圍堵蘇聯(lián)。但冷戰(zhàn)后加入歐盟的申請一直被拒絕,國內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伊斯蘭學校復活,阿拉伯傳統(tǒng)服裝又被允許,民間反西方意識強烈。西方各國認為土耳其是典型的穆斯林國家而不希望她加入歐盟。土耳其本身企圖復活古代的突厥文化圈。
在美洲,美國的鄰國墨西哥自1910 年革命建立了一黨制國家,一直抵制美式的自由民主文化。自1980年,政治領袖決定加入北美自貿區(qū),要將墨國由拉丁國家變成北美國家。但首先美國內部強烈反對接納墨西哥,認為墨西哥文化不符合美式自由和法治。而隨著民主化,墨國人民的本土意識在增加,與主張北美化的精英不同,他們更堅持印第安拉丁文化,那些已經(jīng)進入美國的移民仍然效忠墨西哥國旗就是例子。亨廷頓指出墨國人民由于民主化而非西方化,從而退出北美自貿區(qū)的前景不是沒有可能的。
隨著亞洲經(jīng)濟的增長,澳大利亞政治領袖有推動澳洲加入東南亞共同體的想法。但民眾并不歡迎,不愿意放棄本地文化。而亞洲國家同樣不歡迎西方文化統(tǒng)治的澳洲。馬哈蒂爾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我們反對澳洲加入東盟,不是因為膚色,而是因為文化。澳洲是歐洲人,并按歐洲的價值觀對他人指手畫腳。」
亨廷頓認為新興國家最好的結局是像日本那樣結合自己的文化去現(xiàn)代化。盡管日本精英自稱脫亞入歐,日本一直沿著和魂洋才的道路發(fā)展,文化和西方有著本質的不同。二戰(zhàn)后美國對日本的西化改造不得不妥協(xié),天皇崇拜被保留,大財閥,軍閥又回到政經(jīng)上層,日本在40年的一黨執(zhí)政下經(jīng)濟起飛,不同于歐美的輪流執(zhí)政;西方的人權和個人主義價值并沒有改變日本的重群體和社會,講資歷和性別差別的文化,從政人士的普遍家族繼承,強政府導向的計劃經(jīng)濟和集體主義的日本式管理是西方人難以理解的,也造成與美國的文化沖突。一旦日本軍事獨立,成為「正常國家」,和美國的價值觀念將越行越遠,因為日本早已開始說不了。
普世價值是西方對付非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
亨氏指出現(xiàn)代普世價值觀念是西方文化的產(chǎn)物。開始是法國,然后在德國,隨后是英美,西方白種人試圖按自己的觀念構建一個適合全人類的價值規(guī)范。而實際上「普世主義是西方對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P66)他指出「軟實力跟隨硬實力」,西方文明在世界的傳播是西方有組織的武力征服的結果,這才是歷史真相。西方人常常忘記他們祖先的暴力擴張歷史,但非西方人沒有忘記。西方人認為是普世價值的東西,非西方人卻認為是西方的價值,伊斯蘭世界,中國,東南亞,拉美地區(qū)和美國印第安人都是這樣。亨廷頓指出,在當代關于普世價值的討論中,東西方學者普遍忽略了硬實力是軟實力的基礎這個基本常識,顯示價值觀對社會科學方法的誤導,值得警惕。
西方普世價值論是謬誤的,強制推行錯誤的觀念是不道德的,它違反西方本身鼓吹的民主和自決的原則,必然帶來文化帝國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一個自決和本土化的過程,民主主義高漲將使西方遇到本土文化高漲的問題。民主的國家不一定親西方價值,親西方價值的的國家不一定民主。美國本身在冷戰(zhàn)時期違反民主價值,支持大批反共的亞洲,非洲,和拉美的軍事獨裁政府,而CIA則策動推翻智利民選的阿連德政府,這種支持“友好的獨裁者”理論被美國自己的民主學家認為是“民主的恥辱”,亨廷頓指出這典型的顯示美國推行西普的矛盾和不道德。今天,善于選舉的哈馬斯和拉丁美洲左傾政府,以及信奉亞洲價值的國家,會使美國遇到更多這類問題。
推行普世價值的危險
亨廷頓認為:“西方普世主義對世界是危險的,因為那將帶來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大沖突和導致西方自身的失敗。”(P311)”在多元文明的世界, 西方對其他文明事務的干涉可能是世界不穩(wěn)定和潛在政治沖突的最危險的來源。“(P312)他認為西方的價值在于其獨特性,而不是普世性。在西方正在衰落的階段,它的硬實力不再能保證軟實力的推行。比如美國限制核武器的目標已降為防止核擴散,而防止核擴散也越來越難。在人口方面,西方人口不但下降而且老齡化等素質問題也日益嚴重,不得不依靠外國移民,而移民將帶來文明的沖突,這是西方進退維谷問題。在人權方面,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壓力在國際舞臺上屢戰(zhàn)屢敗,即使日本,南韓也不是大力支持。而伊斯蘭的年輕人口正在激增,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經(jīng)濟增長速度早已超過西方諸國,在全球實力分布上,西方的份額會越來越小,“西普”的說教很快就會變成笑話,西方自身要準備東方的硬實力帶來的軟實力的沖擊,日本不是責備美國過度的個人至上和享樂主義,中國不是在勸說美國人應該勤儉和提高儲蓄率嗎?
達沃思文化與人類共同價值
“西普”流行的一個來源是達沃斯文化。每年在瑞士的達沃斯召開有1000多人的年會,出席者是各國政界,學界,商界的精英,他們多有高學歷,講英語,認同西方的個人自由,政治民主,市場經(jīng)濟等價值觀,由于他們的社會地位使普世價值在世界文化上層流行,但在非西方世界跟從他們的不會超過5000萬人,占世界之中人口不到1%,達沃斯文化只是少數(shù)人的文化,在非西方的大眾中沒有根基。相反,由英國留學歸來的李光耀,很快放棄了英文名字Henry Lee,領導社會從多種族文化的共同點總結出新加坡社會的共同價值:國家,團體,家庭,和諧,強調吸收西方的科技文化的同時,保持新加坡的亞洲價值。 亨廷頓贊成這種作法,認為真正的普世價值不會來自一種文明,而是來自各種文明的共同點,這些共同點成長為普世價值需要長期的對話與交流,在此之前,世界應該接受多種文明的共存。比起達沃斯文化,亨廷頓的共同價值觀應該更令非西方人民感到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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