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張維迎應對危機的新自由主義藥方

葉勁松　　

2月17日，不少網站上貼出了張維迎的、名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文章（以下簡稱張文）。張文最后部分談到怎樣應對這次經濟危機的問題。張文寫道：“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經濟學提供不了我們解決問題的答案。我們要知道，推動經濟增長的是生產，是供給，而不是需求；是供給創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創造供給。……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

從張文看來，為應對這次經濟危機，各國采取凱恩斯的、刺激需求的措施是不對的，應是“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也就是說，張文認為應該“刺激生產”，擴大供給，來應對經濟危機。因為張文認為“供給創造需求”，擴大供給，也就擴大了需求。

從張文的以上講述來看，張文不過是在宣揚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的“供給創造需求”的觀點，并把它做為解決經濟問題的妙藥來兜售。但它真能成為解決危機或我國經濟增速下滑的妙藥嗎？我們通過認識供給學派的基本理論觀點和實踐結果，就可得出否定的結論。

新自由主供給學派是因為“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因而得名。”該學派的基本理論是由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薩伊(1767-1832年)奠定。　　

薩伊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商品的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他說‘一種產物一經產出，從那時刻起就給價值與它相等的其他產品開辟了銷路’”（轉引自吳忠觀《經濟學說史》第208頁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薩伊認為，任何產品，生產者除了自己消費以外，總會用它來交換所需要的其他產品，因而任何產品供給的增加，意味著對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或者說，任何產品的生產形成了有關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而人們的收入不是用于消費便會用于投資；消費形成對消費品的需求，投資形成對生產資料的需求”（于光遠主編《經濟大辭典》第2104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按照薩伊的觀點，似乎無限擴大生產就會無限擴大需求。并且不管資本家怎樣剝削工人，工人收入怎樣少，工人生活怎樣貧窮，對需求都沒有影響。因為人民再怎樣貧窮，人民消費形成的需求再怎樣少，但因為資本家收入多，資本家的消費和投資形成的需求足以彌補人民消費需求的不足。 　　

薩伊認為，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換過程中，貨幣只一瞬間起作用。當交易最后結束時，我們將發覺交易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 轉引自《經濟學說史》第208頁）。也就是說，在市場交換中，一方付出自己的產品，同時也就獲得自己需求的另一方的產品，銷售和購買是一致的。生產就是消費，供給就是需求，產品都能在交換中找到銷路，實現價值。對于市場上貨物充斥，無法售出的狀況，薩伊不認為是生產過剩，而是認為供給不足，即與之交換的某些貨物生產太少造成。而且他認為，靠市場的調節，這種狀況不會太久存在。他說，只要“對生產不加干涉，一種生產很少會超過其他生產，一種產品也很少會便宜到與其他產品價格不相稱的程度” （ 轉引自《經濟學說史》第209頁） 　　

薩伊還從生產自創銷路出發，演繹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如生產者越眾多，產品多樣化，產品便銷得越快；一個企業辦得成功，可以幫助其他企業成功；激勵生產是賢明政策等。“總之這些論調就是宣揚資本主義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可以永遠無沖突，無危機地發展下去。”（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中冊455—456頁人民出版社） 　　

30年代危機以前，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薩伊的“供給自行創造需求”論（或稱“生產會自行創造銷路”論）風行資產階級經濟學界。30年代前保守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以及現在“時髦”但實質保守的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大肆鼓吹薩伊理論的目的在于：首先，薩伊關于商品的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觀點，能“證明”資本主義能實現供需平衡，從而“證明”資本主義無經濟過剩危機，是宣揚資本主義社會完善性和合理性的理論武器。其次，“供給自行創造需求”宣揚“供給（或生產）居于首先地位”，從而宣揚保證資產階級獲取超額利潤應居首要地位（因為據說這些利潤會用于投資、生產，產生供給、創造需求），也就是說，它宣揚保證資本家利益的重要性，為資本家剝削壓榨工人，為政府極力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并充當資產階級代理人提供理論辯護。 　　

因此，一切符合“供給居于優先地位”的言行，一切能使資產階級獲得超額利潤的言行都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道理”。反之，都認為大逆不道。所以，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工人勞動強度，將工人開除廠，削減社會福利，對富人減稅，都被認為是降低成本，保證資本家利潤，從而保證資本家“投資熱情”，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正確”行為。而工人（或工會）反對壓低工資，反對失業的行為，以及要求增加工資，要求社會保障等爭取工人權益的一切行為，都被認為是增加成本，從而削弱資本家投資熱情，有害生產、供給的“錯誤”行為（這種新自由主義論調在我國有關西方經濟的報道和文章中經常也能見到）。

張文在鼓吹供給學派觀點后，就怎樣用供給學派觀點應對當前我國經濟問題談了些具體措施。總的講，這具體措施應符合“供給居于優先地位”（即使資產階級獲得超額利潤）的要求。張文除要求更多私有化和給私有企業更多機會外，還寫道，“新的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但受損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準備尋找工作的農民，因為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的傷害不僅僅是成本上的，也有對企業文化的傷害。……所以，我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張文在這兒說的雖然比較隱諱，但意思還是明確的。由于勞動合同法（該法承認現存私有制，實質是承認剝削合法，所以該法從根本上講，對資本有利。但它有一些企圖制約資本對工人過分剝削的條款）中規定了一些資方的義務：如試用期長短限制、試用期最低工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經濟補償等等，張文認為這對“經濟”（實質是資本家）有“成本上”“的傷害”，會“大大減少了就業機會”。所以張文“建議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

張維迎似乎是為工人的就業考慮而提出“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實質他是以這為幌子，要求去除勞動合同中必須有的、企圖制約資本對工人過分剝削的條款，讓資本自由擬定對資本最有利的、能更殘酷剝削工人的合同。因為我們知道，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是屬于強力者——資產階級的，“勞動合約更自由”實質是使合約內容更多地體現強力者——資產階級的的意志。張維迎實際向人們宣傳：當資本能自由規定勞動合約內容，使工人工資更低、工作條件更惡劣、福利更差，即資本成本更低時，你們就業的可能就大大增加，經濟就將發展。

因此，張維迎實質是要求給予資本加大對勞動權益進攻的“自由”，來應對目前的經濟困境。但工人工資更低、福利更差，則工人階級購買力將更差，我國內需不足將更加嚴重。所以，采用張維迎的藥方，我國經濟將更加困難。　　

從強調供給、鼓吹市場自由的薩依、張維迎的上述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說的“供給居于優先地位”， 實質只是強勢市場主體——資產階級的利益優先；他們所說市場自由（包括合同自由），實質只是資產階級的自由。雖然張維迎等主流經濟學家不時會講講市場經濟中的機會平等，但是，市場經濟要求建立的從來不是平等的世界，而是不平等的世界。它要求在這個世界中的各種關系完全站在優先者、強力者——資產階級一邊。“供給居于優先地位”、市場經濟自由，實質是要求把那些給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產階級帶來阻礙、制約的一切行政、司法、社會阻礙全部清除（張維迎要求“果斷停止執行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讓勞動合約更自由”，實質就是要去除阻礙資本過分殘酷剝削的法律規定），從而使勞動者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宰割的“俎上肉”。　　

我們在前面介紹了薩依理論觀點，并看了這觀點（以及張維迎應用薩依理論觀點）維護資本利益的階級性質。我們再來看看薩依（以及信奉薩依的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理論觀點的荒謬性。　　

薩伊理論是建立在物物交換的基礎上。在物物直接交換情況下，生產每一種產品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另一些產品的需求，即：生產的產品賣出去是為了換回自己需求的另外一些產品，買和賣是同時進行的。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直接的物物交換早為發達的商品流通（它是用貨幣進行交換）所代替。生產一種商品也根本不是為了換回自己需求的另一些商品，而是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 　　

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買和賣脫節成為普遍的必然現象。原來物與物的交換變成了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買和賣由原來的一個統一的過程分裂為兩個獨立的過程，不論在時間上或者地點上，買、賣都分開了。某些人如賣后長期不買，則另一些人的商品長期賣不出去而大量積壓，這就使危機具有可能（薩伊理論是建立在物物交換的基礎上則不存在這種可能）。

另外，資本家為在競爭中戰勝對手，盲目擴大生產規模；為降低成本，獲得更多的利潤而殘酷壓榨工人，必然產生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受資本剝削的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使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最終不可避免會發生全面的生產過剩。而對于極力鼓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商品供給能夠自創需求，并實現供需平衡的薩伊來說，他是極力回避這種因為階級剝削而產生的供需矛盾。　　

因此馬克思指出，薩伊理論的缺陷表現出兩個特點：“第一，簡單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產品交換之間的區別，把二者等同起來。第二，企圖把資本主義生產當事人之間的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所產生的簡單關系，從而否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的矛盾”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由于薩伊理論建立的基礎就是脫離實際的，經不起歷史實踐的檢驗，因而已被19世紀以來的各次經濟危機所粉碎。馬克思指出：“危機有規律的反復出現把薩伊等人的胡說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只在繁榮時期才使用，一到危機時期就拋棄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冊第570頁，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而30年代危機，只不過是進一步證明薩伊理論是陳腐不堪、愚蠢不過的教條。““事實上，旨在攫取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有限性，否定了薩伊法則所謂需求無限的觀點，證明了資本主義普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經濟大辭典》第2104頁）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其成員是一群現代的薩伊。供給學派是“著重從供給方面考察經濟的現狀和尋求對策的一種經濟理論和流派。相對于強調經濟的需求的凱恩斯主義而言。”供給學派“以庸俗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薩伊法則為理論基礎，認為美國經濟的癥結是‘供給不足’，特別是資本供給不足，從而導致投資不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品失去競爭力”（《經濟大辭典》第1417頁）。吳敬璉先生也曾認為，供給學派“否定凱恩斯主義，重新肯定薩伊定律……該學派倡導者們在理論上昭示：要‘回到薩伊那里去’，即主張恢復薩伊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定律。認為，就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經濟具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由此，他們確認，供給是實際需求得以維持的唯一源泉。……為了增加供給，必須依靠市場機制。”（吳敬璉、張卓元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百科全書》第61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凱恩斯和薩伊（及供給學派）的共同和區別。二者都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其理論都為有利于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服務。但相對而言，凱恩斯更能正視現實，他承認資本主義私有制存在需求不足的缺陷。而供給學派則認為資本主義市場自由情況下經濟是完美的，供給多大，需求就有多大，不存在需求不足的憂慮。　　

在這里，供給學派回避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無視相對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資本主義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導致企業開工嚴重不足并經常發生生產過剩危機的現實；無視資本輸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國內投資飽和，過剩資本在國內不易找到有利投資場所的現實。這些現實都證明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根本不是“資本供給不足”、“投資不足”。相反，這些現實證明供給學派“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等觀點的荒謬。　　

供給學派關于“美國經濟的癥結是”“資本供給不足”，“投資不足”的言論，是表示資本的“珍貴”。供給學派企圖以此證明資產階級通過壓低勞動者工資、加大勞動者勞動強度等方式殘酷剝削勞動者以攫取更多利潤的“合理性”；證明資產階級政府通過給資產階級減稅，削減甚至取消勞動者的社會福利來增加資產階級利潤，損害勞動者的行為的“合理性”。這充分表明供給學派理論就是為資產階級狹隘利益搖唇鼓舌的資產階級御用經濟學的實質。供給學派為了批駁凱恩斯學說，證明其理論的正確，甚至說，30年代大危機不是由于需求不足，而是由于供給受到嚴重干擾造成的　　

薩伊認為生產產生供給，并自動產生需求。張維迎也講：“現在，各國政府搞的都是凱恩斯主義的一套:刺激需求。但這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是供給創造需求”。但正如馬克思所說，薩伊和張維迎所說的那一套，只是“一種在繁榮時期才使用，一到危機時期就拋棄的空話”。危機時，資本家根本不會按照薩伊和張維迎所講的生產自動創造銷路，增加生產將增大需求之類說教行事。而是采取減少投資縮小生產的措施。 　　

1929年11月，30年代危機剛爆發不久之時，胡佛還根據薩伊理論，多次勸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企業自愿基礎上維持現有生產水平。他相信生產自創銷路。但現實情況是大量商品找不到銷路，存貨堆滿倉庫，定貨急劇減少，迫使資本家縮小生產。到1929年年底，工業生產總指數比10月份下降25點，比5月份下降30點，降到96點。　　

30年代大危機，工業生產的下降幅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6%，而美國工業生產更下降了48.2%，大約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如果張維迎所說的“供給創造需求”成立，美國的資產階級當時就會加大生產，加大供給。但當時美國的資產階級是以大量減少生產和供給，來應對危機。

而在這次危機中，我們看到西方國家房屋開工量下降，許多汽車生產線、家電生產線停止生產……。這些情況也表明，美國的資產階級現在也是采取大量減少生產和供給，來應對當前機。這一切說明，薩伊和張維迎所說的“供給創造需求”，增加供給也就增加需求等論調，是資產階級也不相信并將其“拋棄的空話”。

即使是在還未陷入經濟危機，但經濟增速已大幅下降的中國，張維迎所說的應該用“供給創造需求”，增加供給就增加需求來應對經濟狀況惡化的論調，也經不住社會實踐的檢驗。例如，現時中國房地產業會加大開工量，增大房屋供給來解決需求不足？這時增大供給的后果是增加需求還是增大房屋過剩？而我國上千萬的農民工返鄉，也說明大量企業用裁人（乃至關廠）減少生產來應對市場需求不足，這些企業不會用擴招工人、增加生產來應對他們所面臨的銷路困難的問題。

張文寫道，“我們應該像奧地利學派主張的那樣，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而不是刺激需求”。按張文的說法，似乎“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生產就能健康發展。在這里，張維迎為了鼓吹資本主義私有制，又在無視事實。恰恰是具有張維迎所推崇的“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西方資本主義，現時生產還一直是趨于下降，而且還不知幾時才能爬出生產下降的經濟危機泥潭。在我國大量裁人、關廠并減少生產，使我國上千萬的農民工失業返鄉的企業，絕大多數是符合張維迎等鼓吹的“產權制度”的企業——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因此，正是張維迎等鼓吹的“產權制度”——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生產發展受到制約的根本原因，也是產生生產下降危機的根本原因。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隔幾年就發生一次使生產下降的生產過剩危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這一點。

生產過剩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產生剝削，從而必然產生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內在經濟矛盾，這供大于求矛盾尖銳化就產生生產過剩危機。所以，要消滅供大于求矛盾尖銳化產生的生產過剩危機，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并實行計劃經濟才能實現。　　

凱恩斯（以及信奉凱恩斯者）刺激需求的前提，是保留產生剝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也就保留資本主義私有制內在的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矛盾，所以凱恩斯的刺激需求只能稍稍緩解矛盾。也就是說，凱恩斯的刺激需求不能消滅生產過剩危機的發生，最多能起到緩解危機嚴重程度，或推遲危機發生等作用。　　

而張維迎的《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鼓吹新自由主義，拒絕通過國家干預來刺激需求，實際是拒絕緩解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的的矛盾。如照張文開的“藥方”去做，這次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將更加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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