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可是比皇甫平要高明!(上)
楊連旭
(2006年3月5日)
面對著為了基本生存而前赴后繼的礦工、賣血染艾滋病的農民、賣笑養家的婦女、賣身求學的學生、……
面對著這殘酷的現實,我們的社會學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又在怎樣表現呢?
看罷《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明確21世紀前進的方向——“在
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6年年會”發言》,印象是:吳敬璉不愧是著名經濟學家,雖然是與皇甫平觀點相同,可論述的水平卻是比皇甫平高!
皇甫平作為文人,因為不懂專業常識,只能是在情緒主導下,不求甚解地以道聽途說為依據,只是憑著以“不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形而上學方式先混淆不同性質的問題,再拉大旗做虎皮的手法和為文技巧的功夫,就直奔熱點、直接攻堅,例舉出了全部社會問題后再美化市場經濟,顯得魯莽。故此,論點論據漏洞百出,不僅不能服眾,而且貽笑大方。
吳老漢則不然!他是揣著明白裝糊涂,憑借著深厚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學術爭論經驗,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采取了迂回戰略,以先聲奪人、偷梁換柱、避重就輕、避實就虛、先入為主、含而不露的戰術,企圖在別人不知不覺的無形中,將對手一擊致死!
(一)
先看其言論的第一段:
“50人論壇”的本屆年會提出了十分有意義的主題,這就是“新階段中國改革發展的特征與挑戰”。目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的確面臨著嶄新的階段,需要對過去進行認真的反思,對未來進行慎重細致的規劃。在這個時刻,每個經濟學家都有責任為這種反思和規劃提供自己專業性的思考。”
冠冕堂皇、無懈可擊。老漢可謂是先聲奪人!
再看其第二段:
“說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正面臨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因為,經過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但與此同時,在經濟社會體系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的情況下,改革卻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第一,從經濟領域說,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國家壟斷的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第二,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需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最后,與此相適應,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也難于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行政腐敗擴散等激發起來的社會矛盾呈現日益加劇的趨勢。在這種形勢下,2004-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于我國改革和發展問題及中國應當何去何從的大爭論。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因而“老左”也就有機可乘的現實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厘定今后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
乍一看,順理成章、無可厚非,可實際上這里可是大有文章的!
第一、通常是說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可作為專家的老漢卻是強調“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他深知,“生產力不知要比生產本身重要多少倍”這句李斯特的名言!
因為他還知,當年趙紫陽就曾坦誠指出,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釋放了建國后生產力建設所積累的能量。
因為他還知,當前雖然我國經濟實力的指標還很落后,可能源消耗已居世界第二,生態環境嚴重惡化,沙塵暴早已進京了!
因為他也知,現今中國的經濟繁榮,主要是依靠勞動人民以生命和血汗的代價,用近似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生產方式,生產著低級產品在支撐著呢!
因為他更知,我國科技實力和骨干企業已經和正在流失,生產力發展的后勁已是明顯不足,引起了社會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和中央的警覺!
所以,面對吃老本、吃子孫、賣家底、不思進取、坐吃山空式的市場化改革所引起的社會不滿,老漢就偷梁換柱,把“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偷換成“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有了明顯的增強”,以攪亂視聽、混淆是非!
(二)
第二、誰都知道,正如皇甫平所指出“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
可吳老漢卻先是大講起了“改革卻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是“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國家壟斷的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需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然后才說“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可緊接著就是“最后,與此相適應,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也難于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卻隨即就說道:“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行政腐敗擴散等激發起來的社會矛盾呈現日益加劇的趨勢。”
這樣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給人的感覺:
一是、改革存在的重大缺陷與社會矛盾呈現日益加劇的趨勢是互不相關的兩回事;
二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必然是粗放增長方式;
三是、“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和“國家壟斷的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是不容質疑的。
四是、“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行政腐敗擴散”不是市場化改革的內容。
問題是,這樣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
前兩項結論荒謬絕倫,是顯而易見、世人皆知的。就說這頗能蒙人的第三項吧!
作為經濟學家,還是著名的,老漢當然知道:
在實踐中,不僅我國的農村供銷社和信用社都是由農民入股成立的股份制企業,現今不只是沒有任何優勢,反而都陷入了經營困境!而且計劃經濟時期的公有制大型國有企業的總體效率是驚人的。
國際事實表明,當代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也不可能將基本經濟資源完全實現市場化配置。否則,就無法實施有效的宏觀經濟管理。至少美國就有個石油部嘛!
從理論上,馬克思早就指出,股份制是對私有制的“揚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進化。
可見,股份制改革不僅不是解決國有大企業現存問題的根本措施,而且還是對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破壞。
所以,老漢這是在寐著良心說謊話呢!
至于“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行政腐敗擴散”。也正是由于“與國際接軌”和“明晰產權”、“國退民進”的市場化改革,導致國家弱化了公有制經濟控制,造成國有企業或者低價流失、或者變為少數人發家的資本,私有制經濟幾乎包攬了土地和礦藏等基本生產要素的開發經營。
這樣,就發生了“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從而,引起了社會管理階層的心理失衡,誘發了“行政腐敗擴散”。
(三)
第三、請注意,這老漢先在此給對手扣上了頂帽子、貼上了個標簽:“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著一系列有待解決的嚴重問題,因而‘老左’也就有機可乘”。
再看老漢接下來是怎樣說的:
“2004-2005年的大爭論集中在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經濟增長方式和中國過去改革的成敗得失這兩大主題上:在第一個主題的爭論中,由于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能夠采取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態度,而不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采取隨便“貼標簽”“扣帽子”的辦法,應當說大多數人在許多問題上逐漸取得了共識;即使在保留著較大分歧的問題上,至少也使問題的癥結和學者們各自的觀點、論據得到了明確和澄清。這就為制定“十一五規劃”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看!這老漢講的多好啊,多有馬列主義水平呀。“采取實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態度,而不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采取隨便“貼標簽”“扣帽子”的辦法”。
接下來,再看他說些什么:
“至于后一個主題,雖然它較之第一個主體具有更加基礎性的意義,但是這方面的討論卻并不像前一主題那樣,已經可以看到建設性的成果。大眾對種種消極現象的廣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強烈不滿。學界人士對這些消極現象產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讀。這都是十分正常的。一些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現狀的不滿情緒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展中一些問題的正當質疑,重新提出他們在十幾年前已經提出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題,指稱過去20多年的中國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主導的,執行的是一條機會主義路線,或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路線”,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
乖乖,在此老漢又給對手扣了頂帽子、貼了個標簽!“一些傳統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軍”。
可接下來老漢又說了:
“改革開放25年來,像這樣的爭論已經有過很多次。舉其大者,1981-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一次,1989-1992年的十四大一次,這已經是第三次。前兩次爭論的經驗表明,只要這種爭論能夠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能夠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真理總是愈辯愈明,能夠得出有益于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成果的。 ”
先給對手扣上頂帽子、貼上個標簽,然后再大講一通不能“把學術問題政治化、采取隨便‘貼標簽’‘扣帽子’的辦法”的道理讓人心悅誠服,趁人還沒反應過來呢,就又給對手加頂帽子、貼個標簽,然后在一板正經的大講起“爭論能夠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能夠按照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來進行,真理總是愈辯愈明,能夠得出有益于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成果的。”
瞧瞧看看,這老漢有多高明!如此反復,不僅造勢了自己公道正直的權威地位,而且讓對手想摘掉帽子、撕下標簽也是力不從心。
如此所作所為,當年的貧下中農早有定論:“光拿著馬列主義的電棒照別人,就是不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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