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此文，僅供參考。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政治戰略與實踐（上）

作者：李偉

原載：探索

　　摘 要:鄧小平的一個歷史功績是，通過觀察和平定1989年國內爆發的反革命暴亂，發現這次嚴重的政治風波是“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煽動起來的”，公開揭露了“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向全黨再次發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偉大號召，從而確立了在改革開放中必須始終貫徹的政治戰略方針，動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投入到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長期斗爭中。

　　作者簡介：
　　李偉，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1989年，鄧小平向全黨再次發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號召。之所以說是再次，是因為二十年前，毛澤東向全黨發出過這樣的號召。為什么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再次發出同樣的號召呢？是因為八十年代末“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驟然起變，國內爆發了“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煽動起來的”反革命暴亂［1］（p331） ，東歐國家接連動亂而導致了社會劇變。這場階級斗爭的暴風驟雨撕破了四十年來世界和平的外衣，暴露出來一個孕育已久的國際政治的新格局。此時此刻，鄧小平以極其慎重的態度反復提醒和告誡全黨：“這次事件爆發出來，很值得我們思索，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1］（p304） ；“這次暴亂對我們的啟發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們頭腦更加清醒起來”［1］（p311）；“動亂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1］（p325）。 通過這堂“大課”，中國共產黨人發現和認識到了這樣一個存亡續絕、以一持萬的問題：“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p344）對于帝國主義悄然發動的進攻，社會主義國家是麻木不仁，束手待斃，還是堅決地起來捍衛“國家的主權和安全”呢？這個事關社會主義存亡與發展的大問題，已經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政治的焦點、時代的焦點。鄧小平的一個偉大歷史功績，是不但勇敢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帝國主義國家正在進行的“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1］（p347） ，而且堅定地動員和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投入到了反擊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偉大戰爭和偉大實踐中，續寫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燦爛的一頁。
　　
　　一、樹欲靜而風不止
　　
　　中國有句古話：樹欲靜而風不止。形形色色的戰爭是帝國主義延續的動力。由此決定了：這個世界只要帝國主義存在，人類就甭想安寧。自十月革命以來，帝國主義就把戰爭的矛頭指向了社會主義國家，從軍事進攻的熱戰到和平演變的冷戰，兩種手段并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遠的不說，從我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實現外交關系正常化以來，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機會和國家關系的渠道，千方百計干擾和破壞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國內的政治環境和建設環境并沒有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平靜如水。早在1989年之前，即1986年底，在北京等地就發生了較大規模的學潮，那時鄧小平在會見加蓬總統哈吉•奧馬爾•邦戈時說到：“大學生鬧事，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對于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1］（p204）“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1］（p206） 鄧小平用這樣的口氣講話，絕非空穴來風，而是針對我國現實生活中存在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現象，即有些人認為只有西方式的現代化才是現代化，自覺或不自覺地脫離中國的國情，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與“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產生著尖銳的抵觸。新中國的發展史一再表明，鄧小平所指出的這種社會現象，即“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2］（p662）， “中國要向哪里去”的斗爭［3］（p214）， 從民主革命以來至今沒有停止過。
　　鄧小平用“沒有硝煙”四個字刻畫了帝國主義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特征，用“和平演變”四個字揭露了這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的內容和實質。無疑，沒有什么問題比世界戰爭更重大的事情了！對于帝國主義挑起和發動的這場特殊戰爭，一切社會主義國家，一切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是躲不開的，是回避不了的。要么積極應戰，奮起反擊，打退和消滅敵人；要么麻木不仁，束手待斃。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表明，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和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跌宕起伏，險象環生，甚至損失慘重——東歐劇變和蘇聯的亡黨亡國。雖然我國的改革也是曲折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和成熟就表現在繼毛澤東之后有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不但識破了帝國主義的陰謀詭計，而且堅決地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敢于和善于打破他們的“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從而克服了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取得了光輝的成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不斷奮勇前進。
　　鄧小平指出的這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就悄然打響了。1953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的舉措。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在冷靜分析二次世界大戰中社會主義國家崛起的事實，特別是總結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戰爭失敗于一個貧窮的新中國的教訓，對今后的國際戰略主動做出重大調整。遺憾的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正陶醉于自己的一片勝利之中，對于資本主義陣營做出的這樣一個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戰略調整，沒有做出任何積極的反映，也沒有進行積極的應對。
　　在杜勒斯提出“和平演變”舉措的三年后，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東歐一些國家發生了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毛澤東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潮中發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從而認識到“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3］（p230）。由此，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這樣一個任務，“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因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3］（p233）。又過了三年，杜勒斯在1958年、1959年又連續三次宣揚“和平演變”問題。毛澤東深刻認識到了帝國主義的這個重大戰略，著手采取一系列積極防止和平演變的措施，可謂亡羊補牢，猶未為晚。關于這個問題，請讀者閱讀革命老前輩薄一波的著作《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在中國共產黨從反對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個方面開始應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時，蘇聯東歐執政的共產黨不但繼續沉迷于教條主義，而且走上了修正主義的不歸之路。他們喪失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批判的能力，被帝國主義打出的沒有炮聲和硝煙的“糖衣炮彈”所迷惑。東歐劇變和蘇共亡黨亡國，不能不說是在那時就埋下了失敗的種子。
　　打贏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的思想出自1989年鄧小平的兩次談話。這年9月，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李政道教授，告訴他：“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不但希望中國動亂，也希望蘇聯、東歐都亂。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1］（p325）兩個月后，鄧小平會見非洲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朱利葉斯•克•尼雷爾時說：“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說來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1］（p324）顯然，帝國主義發動的這場世界大戰不僅已經在東歐蘇聯取得了巨大勝利，而且在我國也小有收獲，這就是鄧小平嚴肅指出的發生在“我們內部的問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1］（p324） “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1］（p344）
　　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鄧小平所以能夠識破西方國家挑起的“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口號，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抵抗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強大攻勢，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是因為他已經在這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中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革命老前輩吳冷西的名著《十年論戰》，詳實地記錄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鄧小平怎樣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多次前往蘇聯，與蘇聯共產黨、與赫魯曉夫進行的長期論戰。在那段艱辛而難忘的歲月中，鄧小平是我們黨在反對國際修正主義戰線上的一員主將。這就是毛澤東說的“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魯曉夫吵”［4］（p738）的情況。在作為主帥的毛澤東指揮下，鄧小平獨當一面，顯示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忍不拔的斗爭意志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從1956年到1966年這十年中，與蘇聯修正主義作斗爭是鄧小平的一項主要工作，占了他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從《十年論戰》這本書里，讀者能夠揣摩出那個年代鄧小平主要做了些什么，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工作經驗是從哪些工作里積累起來的。
　　從鄧小平坦城表示的“這次動亂從反面教育了我們”［1］（p348）， 從他揭露“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從他向全黨再次提出“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偉大號召這樣連貫的行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鄧小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看到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之所在。
　　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1］（p123）這段話，是鄧小平敏銳地發現了這種階級斗爭現象，做出了這樣明確的政治判斷和理論概括，也是他果斷地領導全黨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決定。在《鄧小平文選》里，揭露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字占了相當大的篇幅。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構成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無疑，講述鄧小平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開辟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生動實踐，就不能不談他領導全黨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尤其是“兩個總書記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跟頭”［1］（p344）， 發生了1989年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教訓，足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是個多么重大的問題了。
　　“黨內新出現的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5］（p272） 的主體，與其說是在那時產生，不如說是在那時暴露出來的一個隱藏得很深的政治派別——他們堅決反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反對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制度，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在中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在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明目張膽地支持下，以公開的或隱蔽的手段實施西方資本主義“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千方百計地在中國“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1］（p181）。他們是現中國唯一一支有著一定社會基礎和強大國際聯系的企圖推翻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力量。為了達到資本主義在中國進行統治的政治目的，他們采取了一切可能分化、攪亂和丑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手段，直至發動了1989年春夏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就是鄧小平在那時深刻指出的：“過去的工作中我們雖然有一些失誤，但今年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也來自國際上的大氣候。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進行煽動，給中國國內所謂的民主派、所謂的反對派，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敗類以很多的鼓勵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當時那樣混亂的局面。”［1］（p348） 鄧小平的這一講話，揭露出是些什么人在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所指明的“中國國內所謂的民主派、所謂的反對派，實際上是中華民族的敗類”這樣一批人由來已久，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斗爭也由來已久。早在1949年新中國誕生之際，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帶著它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逃離大陸的時候，就把反對中國人民革命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托在他們稱之為“中國還有”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這樣的“社會基礎”上。那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聲言：“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顯身手，中國終于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于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對于艾奇遜遠在太平洋彼岸發出的挑釁，毛澤東當即就在這年8月的人民日報寫下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等一系列社論，作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可以說，改造這個“社會基礎”及其與他們——“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擁護者——的斗爭，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幾十年來，曾經“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大部分人得到了較為徹底的改造，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6］（p1486），并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貢獻。但是仍有一部分人堅持舊有的政治思想，有的甚至甘心配合“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行徑［6］（p1488）， 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為敵。這就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嚴正指出的：“過去的三十年，是堅持、發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斗爭。我們的斗爭盡管受到這樣那樣的干擾、破壞，但我們終于克服了這些干擾、破壞，我們始終是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7］（p552）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國家里“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人與執政的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遙相呼應，組成了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派別，成為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政治隊伍，形成了從執政黨內外搞垮共產黨，搞垮社會主義的動亂之源。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深刻地反映了社會主義國家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反映了改革開放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所以如此，是因為這個斗爭已經滲透到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中，滲透到執政的共產黨內，既是黨內斗爭又是黨外斗爭，許多情況被搞得云山霧罩，陣線模糊。正如列寧曾經指出的那樣，馬克思主義從19世紀末站住腳以后，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斗爭已演變成“同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進行斗爭”，這個派別“已經不是站在自己獨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義這一共同基地上，作為修正主義來繼續斗爭了”［8］（p2-3）。在社會主義國家，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多半扮演著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描寫的“攪水女人”的角色。這就是鄧小平尖銳指出的，“他們一方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張全盤西化，要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全盤搬到中國來。這些煽動者都是成名的人”，而“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1］（p198）。
　　詳細敘述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領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非本文的容量所能勝任。我們在這里摘錄鄧小平的若干講話，大致可以反映鄧小平是怎樣揭露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鄧小平又是怎樣領導全黨與之進行斗爭的。
　　——1981年7月，鄧小平針對當時思想戰線上不斷發生的問題，同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任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朱穆之等人談話，指出當時思想戰線上“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5］（p389）。 談話列舉了思想戰線特別是文藝工作存在的若干問題，嚴肅批評了《苦戀》等作品的錯誤，指出一些人的言論“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5］（p390）。鄧小平嚴肅地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5］（p391） 8月1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鄧小平的這個談話。9月上旬，文化部和中國文聯聯合召開首都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會，討論文藝界如何加強領導、改變渙散軟弱狀態、增強團結、改進工作等問題。會議一致擁護鄧小平這個談話，提出要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各種錯誤傾向，特別是對于那種要脫離社會主義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自由化的傾向，要進行正確的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斗爭［7］（p759）。但是，鄧小平講話的精神沒有得到堅決的貫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沒有被遏制，反而得到縱容，“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理論界文藝界導致的嚴重混亂和精神污染的現象，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思想戰線上的戰士，都應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應當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旗幟，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學、講演、表演，教育和引導人民正確地對待歷史，認識現實，堅信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鼓舞人民奮發努力，積極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為偉大壯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而英勇奮斗。大多數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這樣做的。但是，一些人卻同時代和人民對他們的要求背道而馳，用他們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來污染人們的靈魂。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于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前年黨中央召開了思想戰線問題的座談會，批評了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現象，那個會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有相當一部分理論工作者，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種種重大的理論問題缺乏興趣，不愿意對現實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現實保持距離，免得犯錯誤，或者認為沒有學術價值。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產生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于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我沒有想到，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傳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他們不了解，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因為我們的社會內部還有壞人，還有舊的社會渣滓和新的社會渣滓，還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還有外國和臺灣的間諜。我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還不高，這也不能靠談論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來解決，主要地只能靠積極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解決。離開了這些具體情況和具體任務而談人，這就不是談現實的人而是談抽象的人，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會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異化’……現在有些同志卻超出資本主義的范圍，甚至也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余及其后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于社會主體自身的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這樣講，不但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當前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技術進步、社會進步而需要不斷進行的改革。這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地沒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會主義還有什么意義呢……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他類似的問題還不少。比如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表的自由；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有一個時期，有少數同志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該不該或能不能實行社會主義，以至我們黨是不是無產階級政黨，都還是問題。有些同志又認為，既然現在是社會主義階段，‘一切向錢看’就是必然的，正確的。這些錯誤的觀點大都寫成文章公然在報刊上發表，有些一直沒有得到澄清。可見理論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亂到什么程度……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泛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1］（p39-47）鄧小平明確要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一定要徹底扭轉這種不正常的局面，使馬克思主義的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宣傳，特別是在一切重大理論性、原則性問題上的正確觀點，在思想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1］（p48）。鄧小平的有力講話，大大推動了全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1985年5、6月，鄧小平接見臺灣學者，向他們解釋了大陸為什么處理了一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1］（p123）他還特別指出，“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我們依法處理過幾個人，他們的問題實際上是搞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臺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么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1］（p124）。

　　——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在討論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時，發生了要不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么？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里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么這里用過、那里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1］（p181-182）鄧小平后來解釋說，“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后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么作用，聽說沒有傳達”［1］（p194）。可以說，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黨內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的分歧公開化了。但是，由于“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1］（p196），是年底，北京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沖天安門的游行示威。
　　——1987年2月，在解決了 “大學生鬧事”問題后，鄧小平會見加蓬總統哈吉•奧馬爾•邦戈時說：“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其中主要是少數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嚴肅地處理了這件事。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還沒有結束。對于中國現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還沒有搞清楚。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里的四化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正因為斗爭是長期的，所以我們不搞運動，主要是進行教育……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與我們的不同。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而他們卻提倡資本主義理想。”［1］（p205） 3月，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阿里•哈桑•姆維尼時明確指出：中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為如果不講，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是亂哄哄的”［1］（p211）。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表明，對于實行什么樣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內外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傾向。鄧小平堅決揭露這一社會現象，告誡全黨：“過去一段時間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我們黨一些同志把思想陣地也交出去了。”［7］（p1291）這是因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1］（p297）。
　　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就是在這樣兩條道路的斗爭中走過來的。顯然，只有深刻認識和理解了鄧小平領導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才能全面地正確地認識到鄧小平為什么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定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一個主要內容，才能了解這條基本路線的由來和發展。1989年鄧小平講過這樣兩段話，概括了八十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基本走向，是我們全面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指南。
　　一段話是1989年9月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李政道教授時講的：“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并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后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一邊，實際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1］（p324）
　　另一段話是同年11月鄧小平與來訪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交談時，對中國這次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作的自我批評和政治分析：“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黨和國家做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誤，甚至是重要的失誤。兩個總書記失職，不是重要的失誤嗎……總結歷史經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分重要，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決不能放松，否則我們非垮臺不可。兩個總書記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這種錯誤不是一般性的錯誤，而是政治思想原則問題上的錯誤，是帶根本性質的錯誤。”［7］（p1295）
　　改革開放以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不僅是個政治思想問題，也是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令全黨和全國人民深惡痛絕的腐敗現象為什么總在滋生蔓延和難以糾正呢？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多年來，我們的一些同志埋頭于具體事務，對政治動態不關心，對思想工作不重視，對腐敗現象警惕不足，糾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敗現象很嚴重，這同不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系。”［1］（p325）鄧小平的這番話尖銳地揭露了這些年來反腐敗工作成效不大的原因。反腐敗不僅是個經濟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腐敗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如同手心手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互為因果。反腐敗不力實際上反映了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上的軟弱無力。鄧小平的這個思想，是指導全黨真正地、徹底地開展反腐敗工作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針。
　　鄧小平高度重視并自覺地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是因為他深刻地懂得馬克思主義是在斗爭中發展的。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向全黨指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我這里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5］（p179） 正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中，鄧小平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理論，繼承了科學社會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基本理論，創造性地制定了指導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從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吳冷西.十年論戰［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5］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8］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的政治戰略與實踐（下）

　　三、社會主義的中國誰也動搖不了！
　　
　　1989年春夏，在我國平息了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此為理由，對我國發動了大規模的“國際制裁”，企圖從經濟上和政治上扼殺社會主義中國，徹底暴露了他們發動和支持我國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立場與宗旨。但是，西方敵對勢力的算盤打錯了。他們“對中國的制裁是不管用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來的，是在被封鎖、制裁、孤立中成長起來的。經過四十年的發展，特別是經過最近十年的發展，我們的實力增強了，中國是垮不了的，而且還要更加發展起來。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時代的要求。”［1］（p357-358）
　　鄧小平告訴來訪的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我是一個中國人，懂得外國侵略中國的歷史。當我聽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決定要制裁中國，馬上就聯想到一九○○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歷史。七國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國再加上沙俄和奧地利就是當年組織聯軍的八個國家。要懂得些中國歷史，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精神動力。”［1］（p357-358）
　　帝國主義就是這樣，在實施和平演變的戰略未能達到目的的時候，就立刻露出了兇狠惡毒的真面目，試圖用硬的一手達到摧毀社會主義的目的。可是這樣的手法，在久經革命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顯得那樣的愚蠢和脆弱。帝國主義不但達不到它的妄想，反而起了教育和動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作用，得出了與它們愿望相反的結果，特別是更徹底地暴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丑惡面目和反中華民族的實質。
　　面對著西方國家發動的所謂國際制裁，鄧小平表現出了他化險為夷的高超的領導藝術，一方面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堅決頂住，堅決斗爭；另一方面大膽地團結和動員國際正義力量，實施了一系列巧妙地分化西方國家和化解“國際制裁”的方針政策。
　　鄧小平通過會見來訪的泰國總理差猜•春哈旺，公開告訴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的中國搞誰也動搖不了！”巴黎七國首腦會議決定制裁中國，“他們使用經濟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級官員不接觸”，“這個東西對中國有什么影響？美國也好，法國也好，他們的決策人至少有兩點對中國認識不清。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來的，建國后又進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戰爭。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可能取得勝利。這樣一個國家隨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國內沒有人有這個本領，國際上也沒有人有這個本領，超級大國、富國都沒有這個本領。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建國以后，我們處于被孤立、被封鎖、被制裁的地位有幾十年之久。但歸根結底，沒有損害我們多少。為什么？因為中國塊頭這么大，人口這么多，中國共產黨有志氣，中國人民有志氣。還可以加上一點，外國的侵略、威脅，會激發起中國人民團結、愛國、愛社會主義、愛共產黨的熱情，同時也使我們更清醒。所以，外國的侵略、威脅這一套，在我們看來并不高明，而且使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益處。事實表明，那些要制裁我們的人也開始在總結經驗了。總之，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國際風云怎么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這是我講的怎樣真正認識中國的話。”［1］（p328-329）
　　其后，鄧小平利用美國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來訪的機會，鄭重地批評美國政府：“北京不久前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首先是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潮煽動起來的。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斷地責罵中國。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們接受別人的錯誤指責。美國公眾得到的情報來自‘美國之音’和美國報刊，什么‘天安門血流成河’，死了多少萬人，連具體數字都有。‘美國之音’太不像話，一批撒謊的人在干事，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定國策，要吃虧的。”［1］（p331）鄧小平嚴肅地告誡:“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只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使中國人奮發圖強。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1］（p331）鄧小平請尼克松轉告布什總統，結束過去，恢復正常的中美關系，“美國應該采取主動，也只能由美國采取主動。美國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系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臺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這是我講的真話。”［1］（p331）為了推動中美關系的改善，鄧小平巧妙地告訴尼克松：“中美關系有一個好的基礎，就是兩國在發展經濟、維護經濟利益方面有相互幫助的作用。中國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我們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這恐怕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1］（p332）
　　1989年鄧小平退休。但是為了盡快打破“國際制裁”，他充分發揮自己的國際影響，主動接見來訪的國際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改革開放的政策。
　　1990年7月，鄧小平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告訴他：“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人干涉內政。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的，人民擁護，怎么能夠接受外國干涉加以改變呢？國際關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蘭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向美國學習資本主義制度，中國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還有非洲，非洲統一組織的強烈的普遍的呼聲就是要求別國不要干涉他們的內政。這是世界局勢的一個大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堅持干涉別國內政，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那就會形成國際動亂，特別是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動亂。第三世界國家要求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來擺脫貧困。政治不安定，誰還有精力搞飯吃？更談不上發展了。所以現在確實需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準則。現在出現的新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少數國家壟斷一切，這種形式過去多少年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今后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1］（p359）“外國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們也會懂得，不能讓中國亂。什么人權、民權問題，都管不住這個問題。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別國內政、挑起別國內亂。中國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為了提醒各國決定對華政策時要謹慎。”［1］（p361）

　　在鄧小平的指揮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打了一場堅決、漂亮的自衛反擊戰。由西方國家發動的所謂國際制裁，就這樣在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的反對下，在他們自身的內部矛盾中，自行瓦解，不了了之，就像20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唱過的一首歌:“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89年到1991年兩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抵擋住西方敵對勢力“制裁”的同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執政的共產黨接連倒臺，亡黨亡國。這是繼20世紀50年代波匈事件和60年代捷克事件之后，社會主義陣營內涌起的第三次修正主義浪潮的結局。這次由西方敵對勢力掀起的沖擊社會主義的滔天巨浪，沖垮了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驟然陷入低潮，世界格局隨之發生了巨大改觀。
　　問題在于，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夠經受住三次國際修正主義浪潮的猛烈沖擊呢？俗話說，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正是鄧小平接手毛澤東防修反修的偉大事業，從70年代末以來毫不妥協地持續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才必然地產生了這樣偉大的歷史結果。在中國共產黨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懈斗爭中，鄧小平率領中國共產黨筑起了一座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進攻的大壩，這座大壩的名字叫做“四項基本原則”。
　　憑借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斗爭經驗，鄧小平深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絕不會是風平浪靜的。即使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里，黨內黨外就一直進行著“堅持、發揚四項基本原則同背離、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斗爭”［7］ （p552）。而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雖然這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事實證明，他們不但可以而且已經對我們的事業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須“用巨大的努力同懷疑上面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斗爭”［5］ （p166）。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1979年1月召開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使鄧小平更堅定了必須在思想政治方面為全黨全國實行的改革開放確立明確的指導原則。3月底，鄧小平親臨已經召開了兩個多月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創造性地提出了指導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即“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5］ （p164）。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什么?正如他反復指出的那樣，“中央這樣提出問題，是不是小題大做？不是的。情況的發展使黨不能不這樣提出問題”［5］ （p173）。他以十分明確的態度指出：“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復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因為某些人（哪怕只是極少數人）企圖動搖這些基本原則。這是決不許可的。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5］ （p173）
　　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結果，也清楚地反映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對“四個堅持”的挑戰與進攻。因為“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1］ （p324）。“四個堅持”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關系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二者的矛盾和斗爭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級斗爭的基本內容和特征。問題的關鍵在于誰成為這對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掌握斗爭的主動權，引導這對矛盾始終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面發展。
　　鄧小平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揭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真理：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矛盾與斗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社會主義國家階級斗爭、政治斗爭中的主要表現和基本內容；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和團結全國人民奮斗的根本”［5］（p44）， 是共產黨人須臾不可離開的生命線。
　　在與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決斗爭中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生動地展現了鄧小平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鮮明立場和浩然正氣，體現了鄧小平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的所在，是鄧小平理論的靈魂。四項基本原則就像高聳的燈塔照亮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道路，就像宏偉的大壩保衛著改革開放的成果，從而也成了國際反動勢力及其在我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千方百計詛咒的對象。對待四項基本原則的態度，是我們準確判斷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
　　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工作是不能離開現實政治的”，“不能設想，離開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計革命斗爭的實際發展，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理論家”［5］ （p165）。鄧小平明確指出，他在這里所說的“政治”不是別的什么事情，而“是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5］ （p165）。不僅如此，鄧小平還實事求是地指出，“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5］（p165）。鄧小平所以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正確對待和統籌解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斗爭。這反映了鄧小平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和理論創新的嚴肅態度和科學精神。
　　在表現鄧小平一生主要革命活動和理論創造的《鄧小平文選》里，關于四項基本原則的論述十分豐富，構成了《鄧小平文選》的基本內容之一。詳盡地敘述四項基本原則的由來和發展是本文的篇幅不能容納的。但是，鄧小平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有這樣一些反復強調的基本觀點是我們應當牢牢把握的：
　　——“在當前新的長征中，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引下，實行互相監督，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對于增強和維護安定團結，共同搞好國家大事，是十分重要的。”［5］（p205）
　　—— “什么叫解放思想？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如果像‘西單墻’的一些人那樣，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5］ （p278）“離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沒有根，沒有方向，也就談不上貫徹黨的思想路線。”［5］（p278-279）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人才。”［5］（p323）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絕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動搖，并且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5］（p358）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1］ （p135）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1］（p141）“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1］（p145）“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1］（p146）
　　——“我們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需要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1］（p201）
　　——“臺灣集中攻我們四個堅持，恰恰證明四個堅持不能丟。沒有四個堅持，中國就亂了。”［1］（p286）“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任何時候我都沒有讓過步。美國人罵娘，造謠，沒什么了不起。”［1］（p313）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p332）
　　——“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馬克思說，階級斗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理論上講清楚這個道理是必要的。”［1］（p364-365）
　　在1989年血與火的反革命暴亂中，四項基本原則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經歷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爭，雙方的立場和面目都展現得一清二楚。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動亂給我們上了一堂大課。”他經過深思熟慮，分析了黨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存在的問題，實事求是地告誡全黨：“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p305）
　　由此，怎樣用四個堅持作為基本思想教育全黨和全體人民，不僅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題，也是能否正確實施改革開放的基本條件。
　　正是由于四項基本原則在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中具有特別重大的地位和作用，就需要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因而鄧小平很早就要求全黨：“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我已經說過都不是什么新問題，但是這些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樣才能夠教育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工人，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也才能夠說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國尋求真理的人們。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這決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5］（p179-180）這是鄧小平向每一位共產黨員和立志于共產主義事業的人，特別是向從事黨的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的同志提出的一項要求，也是人們在改革開放中進行理論創新所必須堅持的根本方向和有待完成的重大任務。
　　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吳冷西.十年論戰［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5］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8］ 列寧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