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水火同志
pioneer
水火同志在《為什么和尚要拆廟?》對當前的形勢和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我深以為然;水火同志真誠地解剖自己,稱自己是協(xié)助蔣介石打敗毛澤東的“從犯”之一,我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但是在“我們應該怎么做”的問題上和一些同志發(fā)生分歧。
“烏有之鄉(xiāng)”也經常刊登一些右翼愛國者如時寒冰、郎咸平的文章。他們不是我們的同志,卻是我們的同盟軍。我們和他們可以在愛國、愛民的旗幟下求同存異,團結起來。但是有些左派對水火同志的某個觀點卻采用了批判的方式。這也許是因為水火同志在“烏有之鄉(xiāng)”是一個有重要影響力的同志,所以求全責備。我不反對討論,但反對批判、扣帽子——“墮落”、“叛變”,和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卻跑到‘極右’那里‘眉來眼去’?而沒看見中國的勞動人民被剝削階級壓在了下面?”
水火同志迷茫的地方,也是我迷茫的地方。
成長在改革開放時代、數(shù)年一日地被無孔不入的自由主義“洗腦”的人,又有多少不是右的?來烏有之鄉(xiāng)的人,又有多少不是被殘酷的現(xiàn)實所驚醒、被左翼愛國者的吶喊所感召而“向左轉”的?這里只是一些自發(fā)的無組織的泛左翼愛國者,何曾有過一個統(tǒng)一的綱領,指導我們步調一致地前進?
我的理論水平很低。本來不想寫一些對水火同志來說只是一些ABC的常識。但不吐不快,下面就談談我自己的想法。
“蔣介石”戰(zhàn)勝了“毛澤東”,導致官民矛盾目益尖銳。然而與“蔣介石”“寧漢合流”向“毛澤東”進攻的“汪精衛(wèi)”,現(xiàn)在又背靠美國主子,把一切壞事都推到“蔣介石”身上;他們則“一身清白”地樹起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大纛,企圖以此吸引民眾,推倒“蔣介石”,自己則“黃袍加身”。
現(xiàn)在,“汪精衛(wèi)”們正開足馬力,向“無產階級專政”這顆“羊頭”全力沖鋒——“‘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由少數(shù)人,一個黨甚至一個人對大多數(shù)人實行專政。”(彭迪錢行《“五四”精神 普世價值》)。“蔣介石”則與之暗通款曲,也想趁機把身上披的已被他們搞臭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羊皮拋掉,把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光明正大地換上自己的像。既表示自己棄“專政”從“民主”,又能把名不正言不順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扶正。
這次的“鄧玉嬌案”,網絡輿論出現(xiàn)了“一邊倒”。右派便宣傳為“左、右一致”。我從左派盡一切努力聲援鄧玉嬌、證明她的“正當防衛(wèi)”的行動中,看到對自己的“階級姐妹”不幸遭遇的痛徹心脾;也從極右們裝腔作勢、唯恐天下不亂的吶喊聲中,聽出的豺狼看見獵物時的興奮的喘息——“鄧玉嬌事件中,某些評論人的表現(xiàn)大失水準,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幾個朋友。他們太理性了,愚蠢的理性。我今天在本報評論中委婉批評了他們。但聽了鄧玉嬌律師緊急呼救的電話錄音,我后悔我太委婉了,我只想說一句:去你媽的理性!”(笑蜀)
“去你媽的理性!”——誰能想象他們去年大罵愛國青年“不理性”、“憤青“、“左糞”時的情形。
我本不愿意用惡意揣測他人。但自從看慣了極右們陰險、狡詐與無恥,不得不使我產生這樣的警覺:義憤填膺的人怎能如此夸張、作秀地抱頭痛哭、泣不成聲、語不成句?似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已經脫下十多天內衣、內褲的指紋上。這既把簡單的案情復雜化、擴大化——由“反抗強奸、正當防衛(wèi)”升級到強奸案;又往群情激憤的網民頭上“澆了一桶油”。我們熱切盼望著能把證據取到,可是萬一取不到會怎樣?把這么一個稍有知覺就能判斷出是“反抗強奸”的案件——“她面對的是幾個‘父母官’是‘上帝’且又是壯漢,無論如何都與‘故意殺人’掛不上鉤!”,按強奸案來辦。
按“強奸(或未遂)在前,殺人在后”的情節(jié)辯護,無論物證是否能取到,鄧玉嬌都將以殺人罪敗訴。那么,在這個事件上賺足了“民意”的極右無疑會像“89”一樣把民怨引向警方和政府身上,為他們的“顏色革命”充當炮灰。既捍衛(wèi)了他們的“法治”,又防止了因此把司法改革引向“群眾路線”、“人民陪審”制度的“人治”方向。左派通過此案引起高層重視,把司法改革從“精英路線”轉向“大眾路線”的希望也必將落空。
而左派到時將如何自處?如果還像反對“08”一樣反對他們的“革命”,支持鄧玉嬌的群眾能看懂左派下的棋嗎?不要一廂情愿地以為群眾一定會跟著左派走。這一次的“左、右一致”口號就是右派先喊出來的,這是他們“聯(lián)合左派,打倒政府”策略的一次實踐。在這個事件上即使左派不被他們挾持,屆時又有哪個左派能站在走上街頭的鄧玉嬌的親人和群眾的對面?
而且,在這個據說是“共克時艱”、遍地“火藥桶”的關鍵年,各級“蔣介石”也配合的相當默契。習水官員強奸案、跨省追捕案、杭州“70碼”“交通肇事”案、“鄧玉嬌案”…,連上層也表現(xiàn)了罕有的“冷靜”,不聞不問。
但愿這只是我的胡猜。
我相信水火同志并非是支持“08”,但你說“這93位訪問對象閱讀后”的態(tài)度“肯定和我們這里多數(shù)人的想像大相徑庭”。不知別人怎么想?但我一點都不意外。他們一定說“很好啊!民主、自由、人權、平等、憲政;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示威。”我們反對“08”,極右們也一定反擊左派是反“民主、自由、人權”,鼓吹“專制”。
極右們常說,“毛左”們連言論的權力都被剝奪了,還在反對我們主張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權。
然而,他們主張的言論自由范圍里包括左派嗎?如果有,他們把持的媒體上允許張宏良、黎陽和水火同志你的文章出現(xiàn)嗎?他們的力量早已滲透了各大報系、雜志、各大門戶網站。他們的自由還少嗎?他們繼續(xù)爭取的只是他們反共、反社會主義、分裂祖國(聯(lián)邦)、全盤西化、殖民化的自由。
他們倡導的“民主、自由、平等”,只是“優(yōu)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叢林里的“平等”。他們可曾在“08”里提到一句“反剝削”?
毛澤東當年主張的各項權利,從不諱言要在“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與右派們主張的權利的階級立場截然不同,他們號稱“全體公民”的權利,可在資本主義治下,沒有經濟地位的無產階級如何為自己的“權利”支付高昂的成本?同樣,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咸與維新”、分享權利時,可曾叫上無產階級阿Q?他們聯(lián)合無產階級北伐勝利后,不是又與帝國主義、“青紅幫”聯(lián)手向工人階級祭起屠刀嗎?右翼網站“網易”不正在哭著喊著為“蔣介石”、“杜月笙”歌功頌德嗎?
寫進憲法里的“四大自由”如何輕易地失去了?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只是“幼兒園”水平,他們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從被統(tǒng)治階級成為統(tǒng)治階級,還沒學會也沒有意識去捍衛(wèi)自己的政權。也沒有官僚、資產階級或發(fā)達國家的無產階級那樣的對政治地位的警惕性。勞動階級被剝削階級重新壓在下面,已經充分說明了“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被徹底顛覆,近30年來出現(xiàn)的一切社會丑惡現(xiàn)象無一不是源于資本主義的惡果。
我寫的這些東西,如果由水火同志來寫,一定會比我寫的好的多。水火同志并非支持“08”,他只是提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很多人是支持“08”的。
我相信右派里面也有不少正直的人,他們也許是真的相信資本主義制度可以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我就曾經為中國的某個企業(yè)進入世界多少強而興奮過,希望中國能產生一批可口可樂、微軟、沃爾瑪之類的跨國巨頭,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富裕。但結果卻無情地粉碎了我的黃粱夢:我們的企業(yè)有的以給洋企業(yè)當“兒企業(yè)”、“孫企業(yè)”而沾沾自喜,有的把企業(yè)當豬賣給外資;龍永圖大人干脆說在中國投資的外企就等于是我們自己的企業(yè),白巖松主持說抵制“家樂福”屬于“內訌”;在CCTV頻頻上鏡的“當代最可愛的人”——企業(yè)家們,可曾做過與洋巨頭們決一雌雄的夢?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
“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但是正因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賴殖民地半殖民地過活,決不容許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
而且30年的實踐證明,多數(shù)資本家的眼里只有利潤和利益,沒有國家和民族;他們不可能帶領中華民族崛起于世界之林。
水火同志迷茫的地方,在于我們該怎么做,左派該以什么樣的綱領爭取群眾?
魯迅先生說——
“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
水火同志不是空談家,他率先從“客廳”里走進群眾。然而他“碰壁”了。——這也是后走進群眾的左派也無法避免的問題。揭露“08”也不是難題,水火同志迷茫的地方在于如何回答“你們認為通過什么樣的社會治理方式,實現(xiàn)這些政治目標呢?”我現(xiàn)在是逢人就宣傳毛主席和左派理念,結果也把自己宣傳成了另類。
我接觸的人很復雜,什么階層的人都有。“白領”以上的就不用說了,只說是工人階級、下崗人員,完全接受我的觀點的有常來找我聊的一個鄰居;還聽過附近一個開早餐的中年人說:“毛主席犯錯誤嘍,沒把XXX斃了”;再有一個就是在秦皇島的一個50歲上下的打工者,他立即把我當成了知音;但他卻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我還是頭一回聽人說毛澤東時代好呢。”
對毛澤東的建國功績、反腐敗等,沒人有異議。但很多沒挨過餓的人也道聽途說那個時代吃不飽。他們是被右派洗了腦,好象毛時代只是58—60年。但無產階級不像知識分子那么頑固,一解釋他們就能明白。最令人頭痛的的地方是他們對政治沒有一點興趣,認為和自己無關。主要原因還是認為自己無能為力。而且,很有幾個中學同學的工人階級倒來勸我了:“整這些沒啥用。你不應該從政府部門辭職,好好干提拔了,我們也能借點光。”
走資派們在破壞中國人民的信仰和道德上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一邊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生價值觀,一邊宣揚不靠道德的制度萬能論。試想,十億滿腦子的腐敗思想、只信“錢能通神”的人,一齊投機鉆營,什么制度能擋的住?
正如水火同志自我解剖的那樣,有多少人民做了“蔣介石”打敗“毛澤東”的“協(xié)從犯”?他們只關注碗里的幾塊注水豬肉,哪管30年前建了多少廠礦、修了多少水利、造了多少軍艦?哪管30年后下馬了多少項目、變賣了多少企業(yè)、揮霍了多少資源、破壞了多少環(huán)境?就像傳統(tǒng)相聲里的一個故事:一個地主,省吃儉用,積攢田地和家產;幾個一肚子怨言的兒子趁他出門時炒肉、烙餅、包餃子。終于熬到了地主去世,幾個兒子苦盡甘來,分家、享受、揮霍,重復“富不過三代”的周期。
“人間正道是滄桑”,左派任重道遠。
左派面臨的困難未必就比當年的共產黨小。當時有蘇聯(lián)成功的榜樣,還有人民對公平、公正、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的向往;而今天,社會主義已被蘇東修正主義抹黑、被中國的極右派妖魔化。連英國和法國的工人運動都不敢再喊“社會主義”的口號;他們高舉著切格瓦拉的頭像,卻不再像當年反戰(zhàn)、反種族主義的美國工人那樣,以毛主席語錄為思想武器。
中國的極右派比“蘇修”更陰險、更無恥。“蘇修”還不諱言自己的政治主張,讓見識完資本主義的蘇聯(lián)人民還有個斯大林社會主義可以懷念;而中國的極右派們卻告訴中國人民,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反對我們的都是“偽社會主義”、“假馬列主義”。你們懷念毛澤東?毛澤東的像不是還掛著嗎?這個“專制”就是他一手創(chuàng)建的。
魯迅早就看穿了他們的嘴臉:
——“我是畜生,我現(xiàn)在叫你一聲爹,你既是畜生的爹,可見你也是畜生了”
——“甲乙兩人的作品,思想和技術,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卻偏要設法表明,說唯獨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補救之法,是某乙的缺點倘被某甲所指責,他就說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備,而且自己也正從某甲那里學了來的。”
鄧貴大,整個一地痞流氓,卻管共產黨叫“爹”;
對八國聯(lián)軍、慈禧太后、美國民主頂禮膜拜的胡星斗,家里卻供著“社會主義”的牌位;
極右學者高尚全、吳敬璉,張嘴“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閉口“國退民進”、“市場萬能”,手里卻高舉著“馬列主義”。
他們連右派都稱不上,純屬“有奶即娘派”、“見風使舵派”、“唯利是圖派”;他們不僅敗壞了社會主義,也敗壞了資本主義。到網易歷史頻道里看看“民主垃圾”們的留言,一邊淫風穢語,組團罵街,一邊管美國叫“爹”。
經過30年的成功“洗腦”,大多數(shù)群眾業(yè)已接受了改革精英的叢林法則。當我向一些工人階層剖析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扣除住房、醫(yī)療、教育)并不比前30年高時,他們同意我的觀點,但卻又眾口一詞的說:“可別人有掙著大錢的”。工人往往把他們的階級兄弟當成競爭者,官僚、老板、黑老大暴富,他們并不眼紅,他們只關心同事收入的高低。原因在于他們把自己在叢林中的地位定位成“羊”,羊的競爭者只能是羊,決不是狼。厲以寧先生不就一直在津津樂道他那個著名的“我不須跑過熊,我只須跑過你”的故事么。
多數(shù)群眾憎恨腐敗但又接受它,沒想過也不相信自己有力量改變它,而是寄希望從上到下地解決,也接受右派開出的——“汪精衛(wèi)”和“蔣介石”互相競選、互相制衡——的藥方。為防止有人反駁,我只說我接觸過的群眾,而且基本是全部。
左派決不可以一廂情愿地以為群眾一定會站到我們這一邊,不要以為群眾都在等著左派來召喚。你不來,自然有“汪精衛(wèi)”、輪子功、基督教發(fā)動他們。絕多數(shù)群眾只知道“蔣介石”,并不清楚“汪精衛(wèi)”。個別左派看到有人批評“機構臃腫”、“公務員加薪”,就叫停:“不要四面出擊”,“幫了右派的忙”,“小政府、大企業(yè)”了,甚至還拋出了連官方都不敢再提的“5%”。如果群眾上網看到這些,立即就會捂著鼻子走開。
不要以為極右派真是大笨蛋。他們利用政府力量查封烏有之鄉(xiāng)的計劃破產后,立即又戴上了反官僚、為弱勢群體維權的面具。依我看,他們比某些左派更了解群眾。
水火同志文中的右翼人士問,“用什么方式保證新上來的人不是新的資改派呢”?“‘四大’是合法的啊,為什么‘資改派’就能全面奪權了呢?”
寫在憲法里的“四大”、“罷工自由”被剝奪的事實,也同時粉碎了右派鼓吹的“制度萬能”論。
毛主席在建國后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發(fā)動的運動不可謂不頻繁,刑罰不可謂不嚴厲。但是依然不能抵擋黨內的資本主義思想的反攻。所以,當毛主席意識到僅靠政治運動和嚴刑峻法不能保障無產階級專政之后,才發(fā)動了改造靈魂的文化大革命。想籍此培養(yǎng)群眾的主人翁意識,樹立群眾的造反精神,摸索群眾參與政治的經驗。
然而,新中國成立后,取得一定政治、經濟地位的無產階級已經不再愿意“繼續(xù)革命“了,而且對于自己的政權也沒有絲毫的關心和警惕,更不用說準備用鮮血和生命去捍衛(wèi)它了。
魯迅早就告誡說——
“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么。并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xié)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xié)的。在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卻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
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地取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第一次從幾千年的被統(tǒng)治地位變成統(tǒng)治階級,無論在教育素質還是在管理經驗方面,都無法和已有幾百年專政經驗的資產階級相提并論。所以,無產階級政權的得失拉鋸也就在所難免。但資產階級因此而嘲笑無產階級專政的不現(xiàn)實,則與一個老人嘲笑一個剛學走路的幼兒不如他“走的穩(wěn)”一樣無知。
資產階級大講人性、仁愛,反對暴力、階級斗爭,就好像資產階級專制不是靠暴力、血、階級斗爭取得的。當然,對待新生的沒有任何經驗的無產階級專制還可以采取“和平演變”、“騙出一個體制”的方法。不獨無產階級,中國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制度不也被袁世凱騙走過一回么?
右派人士向我們灌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權、民主、自由,仿佛這些東西在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伊始,資產階級就是在制度上“施舍”給了無產階級;而從來不提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的一定的政治、經濟地位,同樣是無產階級靠自己通過暴力、血和階級斗爭換來的。如果說我們照搬了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西方無產階級前仆后繼爭得的權利也會跟著“移植”過來,豈非是“不勞而獲”、“天上掉陷餅”的神話?
以上只是我代水火同志對右派人士的回答。對此,水火同志有更清醒、更精彩的論述:“人類社會前進的每一小步,無不是以尸山血海為代價才實現(xiàn)的,天花亂墜的說理、如泣如訴的哀求,都是無用功。”
我想水火同志對魯迅在黃埔軍官學校的這段講演也感同身受:“講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
我們現(xiàn)在該怎么辦?我也是迷茫的。
我一直也和這里的其他同志一道,一直為爭取黨內的健康力量、呼喚社會的正義回歸、啟迪民眾認識自身的力量而努力。對于如何捍衛(wèi)無產階級專政、反對腐敗的問題,水火同志在《絕不能再向驢子磕頭》中已經回答的相當好了:
“只有全民發(fā)揚不怕踢的精神,人人開口,個個舉鞭,催生出一個新社會,讓主人回歸主人的本位,驢子回歸驢子的本位,中華民族才有揚眉吐氣的出頭之日!”
果真能如此,該是一個多么完美、充滿希望的社會。這不也正是毛主席發(fā)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所在嗎?
腐敗問題的嚴重,深受幾千年的“勞心者治人”等封建流毒影響的人民大眾,對于腐敗、不公平的認同、姑息、助長也是負有責任的。對此,魯迅在《捧與挖》中有深刻的描述:
——伶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嘗“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為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后,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為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于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為茍安之一道。
——他(王金發(fā))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嘗“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zhèn)鞯呐醴ㄈ浩鸲踔恕_@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么,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卻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卻在于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卻以為還是捧省力。
毛主席未竟的工程靠我們這樣的工作能完成嗎?
我也是茫然的,結局如何也沒有想過。我只是按魯迅的話去做的:“但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自來烏有之鄉(xiāng),我就把這里作為反抗我所看見的敵人的陣地。武器就是這支之前從未寫過文章的粗糙的筆。這也是響應魯迅的號召——“我們有投槍就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制造或將要制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我當然也和這里的眾多同志一樣,盼望著水火同志隆隆開來的“坦克車”,和越來越多的“水火同志”投向敵人的“燒夷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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