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社會基礎

作者: 暫時無派

凡是稱得上社會理論的東西都要有社會基礎，或者說，都要有一批相信這個理論并用這個理論來指導他們的社會實踐的人。馬克思主義是社會理論，它的社會基礎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它是無產階級尋求自身解放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也是社會理論，它的社會基礎是以中國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它是中國人民解放和建設的指導思想。

今天的中國社會的主導理論是什么呢？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因為據說它有著許多中國共產黨經典理論不曾有的特點，這組理論也被稱為“創新理論”。有的時候，一個理論體系的語言表述并不容易一下子就讓人理解其真正的內涵，甚至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一個理論體系實際要達到的社會目的和它聲稱要達到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說，當著某種理論的目的在其提出者（或創建者）感覺不方便明確說出來的時候，它就需要某種“包裝”。這種帶有包裝的社會理論在近代世界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它尤其常見于形形色色的所謂“社會主義”理論。在我看來，有一種相對簡單的辦法可以幫助我們透過色彩斑斕的表面，去洞悉某個社會理論的真正內涵。這個辦法就是不去過多地糾纏理論闡述本身，而去觀察和分析它的社會基礎。

在分析“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社會基礎之前，我們首先要簡單地概述一下這個理論。嚴格地說，“特色”理論是一個概括的名稱，它包括了既相關又不同的三個部分：由鄧小平不同時期和場合的文章和講話組成的“鄧小平理論”以及后來的三句話和再往后的若干個短語。盡管從理論上將它們區別開來要費許多筆墨，但從它們的社會基礎上卻不難看出它們各自的特點。

關于鄧小平理論，我曾說過這樣的話：“鄧小平有理論嗎？有的；有‘鄧小平理論’嗎？很遺憾，沒有”。是的，這個在中國若干年里被稱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實際上并不存在。說它不存在，是因為它根本就沒有作為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性，這個并非由鄧小平本人總結出來的“理論體系”充滿了自相矛盾和自我否定。對此，我從前曾寫過《紀念鄧小平》、《這次“解放思想“要解放什么思想？》和《我們離下一個“不包括”還有多遠？》等幾篇短文，有興趣的人可以找來看看。

雖然不存在可以稱為理論系統的“鄧小平理論”，在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的社會基礎卻并不薄弱，也就是說，九十年代初期以前，盡管改革暴露出許多問題，社會在總體上是支持改革，或者說起碼不強烈質疑改革的。客觀的原因是：第一，改革初期的政策有一定的促進人的積極性的作用；第二，當時的社會保障系統，諸如醫療、住房和教育等還沒有被嚴重破壞；第三，兩極分化還不嚴重，特別是在公有制占主導地位時剝削現象還不是社會經濟現象的主流。而從“鄧小平理論”的主觀方面來說，這種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恰恰來自它本身的自相矛盾。鄧小平有句名言：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句話的號召力遠遠大于后人將其所有的東西打包成的“鄧小平理論”整體。它的秘密在于：既似乎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又為修正毛澤東思想留出了足夠的余地。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和資本主義也可以大膽地試這樣的自相矛盾說法，使其在黨內的“左”派和“右”派中都能找到共鳴，這樣的說法也同時為廣大普通群眾和少部分社會精英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甚至直到今天，社會上一些觀點明顯對立的人都自稱是“鄧小平理論”的正統解釋人，他們可以很方便地互相用自己的“鄧小平理論”批判對方的“鄧小平理論”。就這樣，“鄧小平理論”既接收了部分毛澤東思想的社會基礎，又吸引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社會基礎。這一點完全不同于毛澤東思想，后者因其鮮明的階級性，在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同時，也受到一小部分人的切齒仇恨。

很明顯，一個自我排斥的系統不可能會有長久的穩定性，它的最終取向不在于這個“理論”體系本身的邏輯歸宿，而是在于當政者的選擇。當事物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當政者舍此取彼的選擇就不可避免，否則，這個體系就要造成極度的思想混亂以及相應的社會混亂。發生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那場“風波”，其實就是這個“理論”內在自我矛盾性的外在表象。因此，在鄧先生逝世后，終結這種思想理論上的混亂就成了一個當務之急。于是，在獲得了“鄧小平理論”這個正式冠名后，它就在黨章和憲法中安安靜靜地成了一個歷史符號，盡管直到今天，在正式的文件和領導人正式的講話中，它作為一長串的拗口的名詞中最不拗口的一個還不時出現一下。

接著，理論“創新”走進了下一個“新時代”。這時的創新理論是三句話：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始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始終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簡稱為“三個代表”。說老實話，將這樣的三句話稱為理論或思想，實在是對理論或思想這樣的名詞的不尊重。在我看來，它充其量只能算做一個綱領。略有政治經濟學知識的人都不難看出，這個綱領涉及的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問題。在說明這個綱領的社會基礎之前，我們有必要分析一下這三句話。

“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說的是生產關系的變革依據。我們知道，生產力是人類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資料的能力，它包括勞動者、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后兩者也統稱生產資料）三個成分。在這三個成分中，勞動者是支配成分，而機器、土地等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則是被動的，只有勞動者才有“發展的要求”。因此，“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也就是先進勞動者發展的要求。那么，在中國，誰是“先進勞動者”呢？過去說，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這樣說來，“先進生產力”應該是指工人階級了。但這似乎說不通，因為，這個綱領執行得最堅決的時候，也正是大量的工人下崗的時候。據一位當時很“鐵腕”的政府領導人說，之所以讓他們下崗是因為他們中“一個干、一個看、剩下一個在搗亂”。三分之二的人不干活，這個階級整體上顯然是被看成是落后的。如果不是指普通的工人，那是不是過去我們所說的“勞模”呢？似乎也不象，因為這些勞模們追求的是奉獻、是建設社會主義，如果代表的是這些人的“要求”，改革就沒有必要了，原來的體制更支持這種要求。其實，如果我們結合當時社會的實際來理解，就不難發現，這個“先進生產力”是指的資本擁有者，包括經濟資本和權力資本的擁有者，也就是精英們說的“企業家”和“管理家”。這樣一來，我們就很容易將這三句話的頭一句理解為：代表資本擁有者的要求去變革生產關系，或通俗為：按照資本的要求去改革。這樣說是誤讀嗎？我相信不是，后來很多資本家入黨和很多黨員變成資本家，難道不是為這種理解提供了足夠的佐證嗎？

“始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說的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依賴問題。從廣義上理解，文化，其實是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總和，它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因此，先進文化，就是先進的社會意識形態。很長時間，我一直對“三個代表”中的“先進文化”的提法感到困惑：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政黨，自然是應該將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精神和公而忘私的集體主義思想作為自己基本文化的，這還有什么疑問嗎？還要怎么創新呢？而事實上，自從這個綱領問世以來，我們不僅沒有看到共產主義精神的發揚，反倒是看到物欲橫流、道德淪喪和世風日下。這不是和“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南轅北轍嗎？及至最近，看到連危難時刻救護自己母親這樣的基本人性是“道德高限”還是“道德低限”都在電視上公開辯論了，我才對“先進文化”有了恍然大悟的理解。其實，這個“先進文化”中的“先進”與文化本身是否先進并無關系，它是對應“先進生產力”中的那個“先進”的。也就是說，所謂“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其實是“代表‘先進生產力’文化的方向”，或者說是代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去變革上層建筑，再通俗點說，就是按照私有制的觀念去改造人們的思想。

“始終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說的是黨的宗旨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一直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那么，“始終代表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另一種表達呢？不是的。第一，如果是這樣，怎么體現“創新”呢？第二，如果是這樣，如何和前面兩個“代表”配套呢？我們知道，共產黨的“人民”是有其特定涵義的，它帶有鮮明的階級性。毛主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是《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哪兩類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里的人民包括大多數人，但并非包括所有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能理解“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涵義。那么，第三個“代表”的“文章”在哪里呢？它不在實詞上，而是在虛詞上，其中一個是副詞，另一個是形容詞。副詞就是那個“最”字，它一下子就將連同資本家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人都包括了進去。這樣一來，前邊的兩個“代表”就合乎邏輯了，“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也就合乎邏輯了。如此說來，這個綱領豈不是前蘇聯六十年代“全民黨”的翻版嗎？如果有人這樣理解，那實在是低估了“創新”者們的魄力和勇氣了。比“最”更有“創意”的是后面的那個形容詞“根本”。醫療、教育、住房這樣的切身利益，以為了“根本利益“的借口被理直氣壯地拿走；工人下崗、野蠻拆遷、包身工這樣的惡劣現象，以為了“根本利益”的理由冠冕堂皇地出現。資本家的剝削是為了“根本利益”；勞動群眾淪為弱勢群體也是為了“根本利益”。一個“最”字，將“先進生產力”拉了進來，一個“根本”將工農大眾踢了出去，這，就是這個“創新理論”的宗旨。

說到這里，“三個代表”的社會基礎是什么人就不言而喻了。“主流”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有過一個很精辟的95%比5%的分析。他說，改革在中國造就了占人口5%的“中產階級”，“如果實行代議制政治，他們是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堅力量”。具體地說，他們就是人們所說的“官產媒學”，也正是這些人，構成了這第二個“創新理論”的社會基礎。正如國外某些媒體所說，這是中國精英們的“政治宣言”。

一個執政黨的“理論”只有占人口5%的社會基礎，而這個執政黨仍然還叫共產黨，這聽起來很匪夷所思，也就難免令有些人憂心忡忡。茅于軾先生就曾不無擔憂地說：“但是在今天的政治中，他們的聲音還很難成為主流。如果拿人數來講，恐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那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很顯然，用這樣的“理論”來指導社會是不安全的，這樣的社會是非常容易受到“破壞”的。一個有利于“和諧社會”建立的更新的“創新”又成了當務之急。于是，象它前面的“鄧小平理論”一樣，“三個代表”也被寫進了黨章和憲法，同時也成了一個歷史符號。

最近的一個創新理論的表述比“三個代表”還簡練，它甚至連完整的句子都省略了，只用了幾個短語，如協調發展，以人為本等。這幾個短語被稱為“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有什么特點，它的社會基礎又是什么人呢？讓我們從它的“核心”來加以分析。

據稱，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我曾寫過一篇題目為《“以人為本”的“人”應該包括多少人？》的短文。我在文中談到：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一切發展，無一例外地都是以人為本的，而各個社會形態的不同，說到底就在于“人”的不同。毛澤東思想也好，“鄧小平理論”或“三個代表”也罷，哪一個又不是以人為本的呢？再推廣來看，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可曾見過以動物或植物為本的社會形態嗎？因此，不明確以人為本的“人”是什么人，這句話就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廢話。

在今天這個社會產品有剩余卻又不是極大豐富的世界，產品的分配是不可能真正公平的。因此，人類只能做到以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為本）來推動某個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的發展。真正的以所有的人為本的社會，只有未來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在此之前人們能做到的最好成績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樣的社會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以人為本的“人”是勞動者，而且只是勞動者（不是剝削者）。

科學發展觀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和諧社會”。那么，它的以人為本的“人”是什么人，或者說，有多少人呢？我們看到，這一屆中央集體開始工作后，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的政策，如免除農業稅和加強社會保障系統等。這些無疑是令人鼓舞的，也是應該得到稱贊的。但這是不是就意味著科學發展觀的出發點包括這些人了呢？我沒有把握這樣說。需要指出的是，以誰為本和讓誰受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某些有利于普通勞動階層政策的實施，并不等于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已經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移動了，也并不等于以他們為本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是：兩極分化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有擴大的趨勢；“階層”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有激化的勢頭。即使如此，那些并沒有觸動利益集團多少利益的“親民”政策，也還是受到了他們越來越頑強的抵抗。這些抵抗出現在“兩會”的會場，也出現在“南方”報系，更出現在不聲不響的“接軌”和“改制”的行動上。

在這樣一個社會里，科學發展觀的社會基礎到底是哪些人？也許，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災能讓我們看出一點端倪。

地震后，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網絡論壇，都因抗震救災勝利的原因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有人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也有人認為是“普世價值觀”的勝利。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場爭論中，作為當今社會指導思想的科學發展觀卻被人排除在勝利的原因之外。即使是在提到“以人為本”的時候，人們爭論的也僅僅是它屬于毛澤東思想的為人民服務還是屬于“普世價值觀”的生命至上，而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的核心，其本身的意義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完全忽略了。聯想“不包括毛澤東思想”的十七大剛剛結束，就從“南方”傳來的陣陣“解放思想”的殺聲，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中國社會現在存在著兩個非常對立的群體，一個要走向社會主義，一個要走向資本主義，這兩個群體都對中國目前的“特色”有些不耐煩了，科學發展觀也正在被這兩個群體同時拋棄。

毛澤東思想的社會基礎大約有中國社會95%的人；“鄧小平理論”的社會基礎由大概超過半數的中國人開始，之后很快下降；“三個代表”將自己的社會基礎圈定在5%左右的“先進”人群里；科學發展觀為了想象中的“和諧社會”，似乎要將所有的中國人都作為發展的“本”，其結果是自己的社會基礎正在迅速地向零靠攏。

中國將向何處去？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或者繼續在這兩者之間尋求“特色”？“社會基礎”決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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