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炎黃春秋》的新年“卷首語”

奚兆永

剛剛出刊的《炎黃春秋》今年第一期發表了一篇新年“卷首語”，題目叫做《新的一年，新的期待》。為了表現該文的重要，不僅將其置于卷首，用了“本刊編輯部”的名義，還用了遠大于一般雜志文章的大字刊印。對于該刊如此重視、如此突出其地位的這樣一篇文章，我們當然也不能等閑視之，也應該認真地讀它一讀。

讀了《炎黃春秋》的這篇新年“卷首語”，當然我們不能說它說得全都不對，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在一系列重大的、基本的問題上，《炎黃春秋》新年“卷首語”所表達的立場和觀點是極其錯誤的。下面，就逐一對這些觀點進行一番評論：

一、“慶幸”“融入世界主流的經濟體制”，說明作者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由來已久

 “卷首語”說，“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就融入了當今世界主流經濟體制。這是令人慶幸的，”

我覺得，“卷首語”是不是“慶幸”得太早了？“卷首語”的作者顯然“忘記了”，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所謂“世界主流的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們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么就等于“融入了”世界主流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了呢？江澤民說，“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鐣髁x’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是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里。”（《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頁）顯然，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應當在這些不同點上做文章，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做法?！熬硎渍Z”一聽說中國選擇市場經濟就認為中國要融入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為此而感到“慶幸”，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們所說的改革，并不是要使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

二、“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是計劃經濟的上層建筑和市場化的經濟基礎不適應嗎？

 “卷首語”說，“上層建筑基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而經濟基礎基本上已經市場化了。上層建筑不太適應經濟基礎，這是當今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

 我們說，經濟時代并不是根據是實行計劃經濟還是實行市場經濟劃分的，而是根據不同的生產關系來劃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常識。馬克思說，“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已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就是說，只有生產關系才能區分不同的經濟時期，至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由于它們可以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下存在，顯然不能用來區分不同的經濟時期。以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來說，正如馬克思所說，它是“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的現象”（《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頁），因此，它顯然是不能用來區分不同的經濟時期的。在這方面，鄧小平也曾明確地說，“我們必須在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主要的問題上。”他還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說只有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講話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頁)既然如此，又怎么可以把市場經濟當作經濟基礎來看待呢？至于說“上層建筑基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這也不符合事實。這些年來我們為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制定了那么多的法律法規，甚至連憲法都進行了修改，一些政治制度也有所變動，這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這些變動對那些一心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來說總是不夠的，在他們看來，市場化就是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化，因此上層建筑也要資本主義化，否則就會帶來很多社會矛盾，因為據說這是“當今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但是，在我們看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初級階段雖然也需要發展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一定要得到保證，上層建筑中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的統治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也一定要得到保證，總而言之，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不能保證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當然，我們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方面和環節進行改革，但是，我們決不能為了迎合某些資改派的要求而放棄我們的基本制度。事實上，我們國家所出現的許多社會問題，并不是社會主義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沒有很堅決地按照四項原則辦事造成的。以為只要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統統都資本主義化就能夠解決中國所有的社會問題，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中國真的要搞資本主義的話，那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包括國內的階級矛盾和與他國的民族矛盾必定會空前地尖銳起來，那會形成一種天下大亂的局面。雖然亂了以后還會治，但是損失一定是非常慘重的。我們不愿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出現，所以就必須堅決反對一些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張。

三、 “資本在地球上至少很長時間內是不應當也不可能消滅的”嗎？

“卷首語”說，“馬克思主義不是尋求駕馭資本的制度，而是尋求消滅資本的制度。而資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長時間內是不應當也不可能消滅的?！?/p>

不錯，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他們尋求的確實不是要駕馭資本，而是要消滅資本的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定會造成社會矛盾的對抗，它必須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而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來解決。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社會改良，但是堅決反對用社會改良來代替社會革命的改良主義。實際上，尋求駕馭資本的制度的，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們反對社會革命，主張在保留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實行改良，來克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使資本主義社會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理論”由伯恩斯坦提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還沒有一個國家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社會，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真正駕馭了資本，相反，他們本身倒成了工人階級中被資本家收買和駕馭的人。歷史一再證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這一真理：“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保ā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

“卷首語”說什么“資本在地球上至少在很長時間內是不應當也不可能消滅的”，按照這種說法，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是不應當也不可能”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是“不應當也不可能”的，二戰后東歐和亞洲一系列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也都是“不應當也不可能”的；按照這種說法，整個馬克思主義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都要重寫，要宣布：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及所有帶領本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全都錯了，而只有自伯恩斯坦以來的所有修正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才是正確的。面對“千年思想偉人”馬克思，面對一個多世紀來作出過巨大理論和實踐貢獻的偉大思想家和革命領袖，竟然說出這樣一些沒有水平的話來，不知作者是不是感到汗顏？在我看來來，像這樣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論”，除了暴露作者自己作為資本主義衛道士的丑惡嘴臉以外是騙不了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的。

四、“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嗎？

“卷首語”說，“過去，我們要求在再分配中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也要在國民收入都初分配中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但這些還不足以駕馭資本，因為還缺乏制度保證。其實，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這是勞動和資本經過千百次博弈產生的制度，是社會實踐在千百次試錯中產生的制度?！?/p>

在我看來，這些說法都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知道，民主社會主義只是在分配領域搞改良，而不敢在所有制領域搞革命，他們根本不可能駕馭資本，真正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在去年寫的批駁謝韜、辛子陵民主社會主義觀點的文章里，有一篇叫《瑞典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其中講到了瑞典的“雇員投資基金”方案，該方案要求年利潤占工資總額60%或達到50萬瑞典克朗以上的部門必須向基金上繳20%的超額利潤，作為基金來源；同時要求各大公司對養老金提高后增加的那部分攤款（1984年為0．2%，以后增至0．5%）也作為基金的來源。此項基金用于投資，以提高生產資料公共占有部分的比例，而其所得利潤的3%則用于養老金。對于這樣一個有許多限制其實并沒有真正觸及私人資本的根本而在議會通過時又作了許多修改的方案，也使資本家階級大為不滿，掀起了軒然大波。有關“雇員投資基金”的議案在議會通過后，竟然有75000名資本家及其家屬（瑞典全國人口不到900萬）走上街頭，進行示威游行，表示反對這一法案。法案于1984年1月1日開始實行，但是，由于這一法案“威脅到了社會的根基”，社民黨領袖帕爾梅首相于1986年2曰28日遇刺身亡，而繼任首相卡爾松也只好將此法案擱置下來。1991年保守黨人貝爾特上臺，當然更不會實行這一法案了。這些事實清楚地說明，所謂“現代民主制度就是駕馭資本比較有效的制度”云云，完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根本經不不起實踐檢驗的。

所謂‘民主制度’和‘民主國家’，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國家，是一些比較頑固的資產階級政客、學者用以美化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我國理論界從來不用這樣的說法，而“卷首語”居然采用這樣的說法，也足見他們和資本主義國家那些頑固的資產階級政客、學者是一鼻孔出氣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誰能駕馭資本？工人不能駕馭，社會民主黨也不能駕馭，只有資本家及其國家才能駕馭。在我國，當然有所不同。在共產黨執政的中國，能夠駕馭資本的力量，應該說是工人階級及其國家。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說過，“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7頁）毛澤東的話不太中聽，但是非常樸素，是真理。在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工人不能駕馭資本？因為生產資料不在他們手里，國家機器不在他們手里。而在新中國，工人和其他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的主人，成了國家的主人，他們就可以駕馭資本，就可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但是如果我們失去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丟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我們還能繼續駕馭資本嗎？這個道理是如此淺顯明白，人們是不難理解的。

在這方面，“卷首語”說，“今天，民主國家勞動者同資本家的談判地位比我們勞動者的談判地位高許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很容易占主導地位。”

我認為，說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同資本家的談判地位比我們勞動者的談判地位高許多?！?，這是對資本主義的吹捧和美化。難道在資本主義國家，不是資本家處于主導的地位，倒是勞動者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那資本主義國家豈不成了社會主義國家？事實當然并非如此，前面舉的瑞典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至于說到我國，確實，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員，不是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原則來堅持，卻常常站在工人的對立面為私人謀福利，置廣大工人的利益于不顧；而當勞動和資本發生矛盾的時候，不是站在勞動者一邊為勞動者講話，而是站在資本家一邊為資本家講話，使勞動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利益受到損害。但是，這并不說明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上比我們優越，而是我們的領導機關和相關部門對所管干部教育不夠、任用不當、督察不力、處理不嚴所致。從教育方面來看，這些年由于不重視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不重視世界觀的改造，結果導致干部思想品質和道德水準下降，應該是一個根本的原因。至于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很容易占主導地位”，這倒是一句實話。這里的問題也還是要看執政黨究竟采取什么態度，是不是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不是真正依靠工人階級。我們既然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功經驗，我們也一定能夠防止資本占據主導地位；企圖用學習資本主義民主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無異是緣木求魚，不僅不能解決問題，還會使問題更加嚴重，甚至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五、關于所謂“民主是個好東西”之說

 “卷首語”說，“民主是個好東西，這已被二十世紀人類的社會實踐所證明。在當今中國，除了要依靠民主來制衡公共權力，防止權力偏差以外，對資本的制衡也需要民主制度?！?/p>

我們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中央編譯局俞可平副局長發表在《學習時報》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也是他此文論述的一個中心論點。此文發表以后，叫好的人不少，批評的人也有的是，還根本說不上已經被實踐所證明。在我看來，此文雖然在說民主好的同時也說了民主的不好之處，沒有將民主絕對化，似乎還算比較客觀，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缺點或不足，就是它所論述的民主并不是具體的民主，而是抽象的民主。實際上，民主都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在人類歷史上，有原始社會的民主、奴隸社會的民主，封建社會的民主，也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當然，后來還有社會主義的民主，但是，就是沒有抽象的適合一切社會的一般的民主。而俞文所說的就是這種抽象的一般的民主。俞文說，“民主是一種保障主權在民的政治制度”。而恩格斯告訴我們，民主“這個概念每次都隨著人民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頁）事實上，“民”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其含義是大不一樣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講到“人民”這個概念時說，“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保ā睹珴蓶|選集》第4卷，1991年版，第1475頁）他強調“在中國，在現階段”，其前提就是認為在不同國家，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人民的概念是不同的。我們看到，在奴隸社會，自由民是民，奴隸就不是民，而只不過是一個會說話的工具；在封建社會，孟子也講“民為貴”，但是這個“民”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封建社會說什么“廣開言路”、“任人唯賢”也只及于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絕不會把下層百姓也包括在內；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第三等級為了反封建，大講民主，但是，真正從民主中受益的只是資產階級，工人、農民、手工業者雖然參加了反封建的斗爭，但是，由于受到財產、文化等的限制并不能享受或實際享受各種民主權利。應該說，階級社會的民主就是剝削階級的民主，資本主義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這種民主都是少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多數人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標榜自己是“民主國家”、“民主制度”，其實是很虛偽的，具有極大的欺騙性，我們當然不能上當。

當然，十七大報告也講到了民主，但是，這個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具體的民主。我們看到，在十七大報告里講的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民主”總是和“社會主義”聯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在民主之前要加上社會主義幾個字，那就是表明，我們的民主和資本主義的民主是不同的。兩者的區別在哪里？我認為有兩點：一是社會主義民主首先是勞動者的民主，而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的民主；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而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當然，這是從理論上來說的，不是已經做到了這兩點。在現實生活中與這兩點背離的情況還不少。這說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還是一個需要長期努力的過程，還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和氣力才能實現。

但是，我們也不能把一切問題都歸之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好像只要發揚了民主，什么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事情當然不會這樣簡單。這里我想提起人們注意一個與民主密切相關的問題，這就是專政。實際上，民主和專政是同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是聯系在一起的，它構成了社會主義政治的兩個方面。我們既要發展社會主義的民主，又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要以為現在已經沒有敵人了。敵人是一個客觀存在，沒有對敵人的專政，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而沒有對人民的民主，就不能有效地對敵人實行專政。這些都是毛澤東一再教導我們的道理，我們不應該忘記他的教導。在這方面，鄧小平也是非常重視無產階級專政的。他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包括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內的四項基本原則，而到晚年，他還進一步強調，“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保ā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記住這些教導，我們就可以避免片面性，把我們當前的事情做好，否則我們就要吃虧上當，就會走到邪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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