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格瓦拉后來的經歷和著述中可以覺察到，青年時代的摩托之旅為革命事業做了鋪墊。年輕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車，一路飛奔而去，遠離有保障的優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陸的民情。

《摩托日記：拉丁美洲游記》

　　[阿]埃內斯托·切·格瓦拉著

　　王紹祥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

　　277頁，35.00元

　　1951年10月，當杰克·凱魯亞克在紐約的公寓里潛心修改他一氣呵成的《在路上》的手稿時，在美洲大陸的另一端，兩個阿根廷青年正在埋頭研究地圖，計劃一次縱貫南美大陸直達北美的偉大旅行?；蛟S，不論是沿路搭車漂泊在北美大陸上的凱魯亞克，還是開著摩托車在南美大陸上艱難行進的切·格瓦拉，他們與各自的伙伴瘋狂而執著的長途旅行都在某種意義上詮釋著時代精神。他們在漫漫長旅后各自留下的記錄：用英語寫的《在路上》和用西班牙語寫的《摩托日記》，都為一個充滿激情的年代的到來發出先聲，被后世的熱血青年奉為經典。

　　今年旅游衛視熱播的公路紀錄片《一路向南》也是一個穿越美洲的精彩傳奇。主人公以搭車兼摩托騎行的方式，從北極跑到了南極。大多數年輕人在追隨著鏡頭領略美洲美景的同時，又不得不慨嘆自身條件的種種限制，不似片中的主人公那般灑脫，背起行囊就上路。的確，現代世界中有太多的羈絆阻止年輕人上路。年輕人大多不喜歡被設置、被安排的人生，卻又不得不屈從于現實的需要。為了職位而刻苦讀書，為了買房而拼命工作，為了結婚而頻繁相親，漸漸地被一張大網裹了起來。大多數人都是隨波逐流，跟著浩浩蕩蕩的人流前行，即便邁不動步子也被人推著走。曾經的“理想”呢?戒了。有幾個人有勇氣沖破那無形的大網，逆著人流行進的方向走自己的路呢?我們越來越深陷于被設定的模式里，按部就班，渾噩度日，吃著一樣的快餐，說著一樣的詞匯，連想法也漸趨相同。被安排的崗位，被設定的作息表，被組織的旅游。稍微有點個性的，也迅即被貼上標簽，歸入“文藝青年”、“二傻青年”還是什么青年的類別中，任由異于常人的鋒芒被符號削減而趨于同質化。這一切都拜文明進步所賜。

　　網上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旅行就是離開自己活膩了的地方，到別人活膩了的地方去。這句看似調侃的冷幽默，在我看來是滿含哲學意味的。循環往復的日常生活使人對美、對人生的感覺麻木失靈，旅行讓人從既有的單調生活中逃離一段時間，獲得陌生化的體驗，再回到原先活膩了的生活中，感覺一定不同。很多時候，旅行就是來自一個無意識的沖動，看了一本書、一部電影，哪怕是一張圖片，忽然生出某個看似不切實際的想法，于是拋下手頭的一切，上路，向目的地進發。旅行是對既有生活模式的顛覆，革命是對現存體制的反抗，旅行與革命似乎有淵源上的聯系。革命往往包含有“長征”或曰“偉大進軍”的華章。革命者仿佛都是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要從學懂理論走向了解現實，必須旅行。逃避強權的追捕，不得不旅行。傳播思想發動群眾，更是得旅行。

　　“我的命運就是旅行，或者更恰當地說，旅行就是我們的命運。”二十三歲的切·格瓦拉，這位當時的大學醫科學生、未來的革命家在他的《摩托日記》中這樣寫道。當時他和格拉納多的摩托車剛剛開始征程，在阿根廷南部的湖光山色間行進，“在濃密的樹蔭下，茫?；囊白柚沽宋拿餍羞M的腳步”。離開文明就是逃出那張大網，逃出那個越來越緊密地把年輕人束縛其中的體制，重新認識人和人生的意義。在沿著智利海岸北上的船上，他寫道：“我們明白了自己的天職，真正的天職就是永遠沿著世間的陸路和水路進發。我們應該永葆好奇，洞察眼前的一切，發現每一個角落——但不在任何一片土地上扎根落戶，也不長期駐留，探究萬物的本質，而是觀其大略，淺嘗輒止。”

　　很多人在走向“成熟”和世故后，會恥于重提年輕時的豪言壯語。在他們看來，當年的自己是多么天真。格瓦拉卻未曾遠離他的豪言壯語。在這位革命者短暫的一生中，他的足跡遍布四方。他沒有停留在路已鋪好、前程似錦的舒適中產階級生活里，沒有停留在南美洲世外桃源般的山水間，也沒有停留在古巴革命勝利后待遇優厚的高官職位上。他像堂吉訶德一樣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征途上。

　　當然，旅行也讓格瓦拉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理想。摩托旅行的十年后，格瓦拉曾這樣說：“我深信，我在這個世界上需要履行一樁使命，為了這樁使命，我必須犧牲家庭，必須犧牲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享樂，必須犧牲我個人的人身安全，也許還得獻出我的生命。但是，這是我和人民達成的一個約定。而且，我真誠地認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不能脫離人民。”(1961年8月9日的講話)

　　這不是政客開出的空頭支票。他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正因為此，盡管他是一個失敗者，盡管他的革命戰略有不合理之處，他卻廣受愛戴。“人民”在他那里并不是用來欺騙人民的廉價詞藻。他的信念與拉丁美洲哲學是息息相通的：哲學是人與所處環境的一種約定，人對自己所處的環境和歷史負有責任。對于每一個拉丁美洲的知識分子來說，他所處的環境，不是書本，而是他身陷其中的充滿斗爭的社會，是他周遭活生生的人民。

　　使命、犧牲、奉獻，還會給窮人看病，這會令我們想起耶穌，想起圣徒。耶穌、圣徒是完美的，宗教是與幽默不兼容的，而格瓦拉并不是板著面孔說教的領袖人物。在《摩托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格瓦拉是天真善良而又浪漫可愛的，甚至還有點壞，會耍些小花招。根據他自己的記錄，在旅途中，他在燒烤大宴上佯裝喝醉偷偷地夾帶紅酒出來找地方私藏;他和旅伴靠著一張把他們吹噓成“專家”的報紙在智利騙吃騙喝;他還借著酒勁騷擾有夫之婦結果差點遭群毆……這些細節都令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這個壞小子也是極具熱心和同情心的。他的目光常常落在那些底層人的身上：得不到救助的垂死老人、辛勤工作還要忍饑挨餓的礦工、在沉默中受壓迫的印第安人、與世隔絕的麻風病人……唯有深刻的同情，才能寫出這樣的詞句：“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時刻，在那些最遠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們明白了籠罩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生命中的極大悲劇。那一雙雙即將沉淪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絲對諒解的渴求，以及對那份失落于空虛之中的慰藉不顧一切的追求。同樣，他們的身體也將消失于籠罩在我們四周的那種無窮無盡的謎團之中。”

　　年輕時的瘋狂，不管后來是怎樣地被否定，必然會影響一個人日后的重大抉擇。從格瓦拉后來的經歷和著述中可以覺察到，青年時代的摩托之旅為革命事業做了鋪墊。年輕的格瓦拉跨上摩托車，一路飛奔而去，遠離有保障的優越生活，沿路了解到拉丁美洲大陸的民情。他在后來的講話中說道：“要真正走近人民，就要與人民感同身受，就要了解他們究竟渴望什么、需要什么、感受到什么……”(1959年12月28日的講話)當他的手與麻風病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時，當他俯下身來與又臟又臭的窮苦病人溝通時，他深深體會到“孤獨”和“貧困”的真實滋味。這些舉動與政客和慈善家的作秀有本質區別。獻愛心的表演往往是居高臨下的，施與者借助受施者的熱淚感謝給自己增輝，而格瓦拉的視角則是與那些需要救助的窮苦人平齊的，在做出這些善舉之前，他已經把自己和他們看成了一樣的人，看成了應當與之團結一致、休戚與共的人。他知道，在麻風病人面前，“對這些可憐的人來說，把他們當成普通人看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把他們當動物看，這樣的心靈禮物卻是無價的”。盡管我對拉美的解放者把窮人神圣化的理想持保留意見，但比起大把撒鈔票派紅包的偽善，我還是更喜歡這種俯下身來與窮苦人感同身受的真誠。格瓦拉還曾說過：“我們不應當跑到人民跟前這樣對他們說：‘我們來啦，我們親自跑來關心你啦，我們要用我們的科學來教導你，把你的錯誤、你的沒文化、你對基本常識的一無所知展示給你看。’我們應當懷著調研的熱情，懷著謙卑的精神，來向人民這一巨大的智慧源泉學習。”(1960年8月19日的講話)一個有良心的政治家，不論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人民的智慧，起碼應當在民眾面前保持謙卑之心。

　　漫漫長旅中，追求正義、改變現狀的理想在未來的革命家心中發芽。格瓦拉在親眼見證了一個患哮喘病的窮苦老婦垂死掙扎的慘狀后發出這樣的慨嘆：“在這個時候，醫生就會感到完全力不從心，就會渴望變革，渴望消除不公正的社會制度。”他進一步寫道：“我無法預知目前這種建立在荒唐的等級制度上的秩序還會持續多久，但是對于統治者來說，現在真應該少花些時間自吹自擂了，而應該多花些錢用于改善對社會有用的事業了。”既然寄希望于統治者無用，那只有發動革命才能創造一個新世界了。后來，在古巴，格瓦拉和戰友們一起推翻了專制統治者，開始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新國度。

　　盡管古巴革命創造的新世界并沒有成為革命者當初所設想的那個樣子，但在革命高歌猛進的歲月里，大部分拉美知識分子還是對加勒比海上的那塊土地寄予厚望的。古巴革命絕不僅僅意味著一個海島上的革命，從馬埃斯特臘山區走出來的蓄著大胡子的戰斗者懷有把革命火種燃遍美洲大陸的理想。這種理想早已在年輕的格瓦拉心中生根了?！赌ν腥沼洝匪涊d的那一次偉大旅行，也是一次發現美洲之旅。

　　因為歷史上的殖民統治和地理上的阻隔，拉丁美洲諸國呈現出各異的風貌，對彼此的了解還有待加強，更不用說在許多國家之間因歷史遺留問題而持續至今的積怨了。對于阿根廷人來說，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是陌生的。在他們的建國史上，有過大規模屠戮印第安人的記錄。無論是人種還是文化，阿根廷似乎都更接近歐洲而非拉丁美洲。在許多拉美人眼里，阿根廷人似乎總愛表現出一種優越感，仿佛他們是拉丁美洲的一等公民。對于格瓦拉和格拉納多這兩個雄心壯志的阿根廷小伙子來說，要了解拉丁美洲，必須深入大陸的腹地。

　　越往大陸的深處去，越能接近身處底層的人，那些歷經磨難而終未滅絕的印第安人。從一個白種人占絕大多數的國度走出來的格瓦拉，沒有為自己的白人身份而自豪，而是陷入了對身份的沉思。他記錄了秘魯印第安人的愁思：“他們到死都盼望著子孫們的血管里能流淌著一滴殖民者的血，盼望著這滴血有著神奇的力量，能夠幫助他們的子孫后代實現自己一輩子都沒實現過的愿望。”統治者以膚色劃分等級的習慣與底層人代代相傳的自卑情結相輔相成，共同維護著不合理的社會秩序。怎樣才能改變這一切呢?

　　格瓦拉在日記中提到了那些觀光客：“對于來秘魯旅游的大部分北美人而言，馬丘比丘都是他們的必游之地。一般情況下，他們坐飛機直達利馬，游覽庫斯科，參觀遺址，然后直接回家。他們認為，除此之外便沒有什么看頭了。”這些外國游客是來消費的，他們心里明白，沿途所見的當地居民，是與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的，只是花錢看到的景色的一部分。而對于格瓦拉和格拉納多而言，他們所見到的所有居民都是他們的同胞，是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的兄弟姐妹。他們設法了解所到之處的歷史，記錄與所見之人的相會，思考這些國家的前途。在縱貫南美大陸的長旅中，他們愈發與整個拉丁美洲相認同。在秘魯一處麻風村的食堂里開辦的派對上，格瓦拉舉杯說：“雖然我們身份低微，無法成為某項偉大事業的代言人，但是，經過這次旅程，我們堅信，分裂拉美國家完全是癡心妄想!分裂只能帶給我們不穩定，帶來虛幻。從墨西哥一直到麥哲倫海峽，我們同根同源，同屬梅斯蒂索族。”梅斯蒂索即印歐混血人。梅斯蒂索的概念也就是拉丁美洲的概念：沖破地理、人種的阻隔，交融而成一個獨立自由的偉大統一體。

　　那一天是格瓦拉的生日。他在日記中記道：“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六，還是個小伙子的我轉眼已經二十四歲了。我已經進入了生命的銀婚時代，站在人生四分之一的門檻上回顧過去……”他未曾料到他的生命會那樣早地終結嗎?

　　1967年10月9日，被玻利維亞政府軍俘獲的游擊戰士切·格瓦拉慘遭殺害。青春的夢想未曾褪色，三十九歲而依舊年輕的他死在了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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