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這是一封寫給卡洛斯•吉哈諾(Carlos Quijano)的信。他是烏拉圭周刊Marcha的編輯。該刊于1965年3月12日，以“來自阿爾及爾，為Marcha所作：今天的古巴革命”為題發表了本文，其中添加了編輯的注釋：“切•格瓦拉從阿爾及爾給Marcha發來此信。文章非常重要，特別是作為古巴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如何理解古巴革命的目標。文章旨在引發討論，同時，為當前社會主義思想基礎提供一個新的角度。”1965年11月5日，本文再版，標題為“獨家：來自切•格瓦拉的特別筆記”。一份備忘錄解釋道，Marcha的阿根廷讀者未能讀到第一版，因為第一次出版那一期雜志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遭禁。

　　寫作時,格瓦拉正在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海外旅行——期間，他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然后對一些非洲國家進行訪問。

　　小標題來自古巴原版，由出版者添加。

　　文中粗體字為本刊所加。

　　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

　　(1965年3月)

　　文/Che Guevara 譯/瑪萬

　　親愛的同志：

　　盡管推遲了，我還是在非洲之行中記下了這些筆記，[1]希望以這種方式履行我的承諾。那么，我接下來要談談標題所示內容。我想，烏拉圭的讀者們可能會感興趣的。

　　在針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戰爭中，資本主義代言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話是，社會主義或者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的一個特點就是，為了國家而抹殺個人。我打算不單從理論上反駁這一論點，而是要站在古巴已有事實的基礎上(來駁斥)，同時加入關于普遍本質的闡釋。首先，讓我大體描述一下我們在奪取政權前后的革命斗爭史。

　　眾所周知，革命斗爭開始的確切日期是1953年7月26日。至1959年1月達到高潮。當天早晨，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小組襲擊了奧里恩特(Oriente)省的蒙卡達(Moncada)營地。襲擊失敗了;失敗進而變成一場災難;幸存者入獄，獲特赦重得自由后，他們又開始革命斗爭。這一過程只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個人是基本因素。我們信任于他——擁有名姓的某個個體——任務的成敗依靠這個人的行動能力。接著是游擊戰時期。這是在兩種氛圍下發展的：人民仍在沉睡，需要動員起來;作為先鋒的游擊隊，是驅動人民的馬達，革命意識和軍事積極性的發電機。這支先鋒是催化劑，是創造勝利的必要個體條件。

　　在此，在思維的無產階級化框架內，在這場習慣和思想革命的框架內，個體還是基本因素。每一位達到革命武裝高級職位的馬埃斯特臘山戰士，他∕她都有出色的行為記錄。他們以此而獲得某個職位。

　　英雄式的第一階段

　　這是英雄式的第一時期。戰士們競相承擔最繁重、最危險的任務，沒有什么比完成任務更讓他們感到滿足。在我們的革命教育工作中，經常回到這種有教育意義的話題。從戰士們的態度上，可以一瞥未來的新人。[2]

　　在我們的歷史中，對革命事業的絕對奉獻時有發生。(1962年)10月(導彈)危機中，(1963年10月)弗洛拉(Flora)颶風時，我們親見了杰出的英勇行為和全體人民所作的犧牲。[3]從意識形態角度找出使這種英雄態度在日常生活中長存的方法，是我們的基本任務之一。

　　1959年1月，革命政府建立，各種不可靠(treacherous)的資產階級都參與進來。反叛部隊的出現是捍衛政權斗爭的根本原因。嚴重的矛盾立刻發展起來。起初，在1959年2月，菲德爾·卡斯特羅取代前總理擔任政府領袖后，問題解決了。同年7月，總統烏魯西亞(Urrutia)迫于人民壓力而辭職，這一問題空前嚴重。[4]

　　在古巴革命史上，此刻出現了一個角色，特征鮮明，有條不紊(systematically)地再次出現：人民。這種多層面的存在不是像(資產階級)所宣稱的那樣，是某種同質化的(執政體制將其改造為那種同質物)成分的總和，像羊群一樣行動。是的，人民毫不猶豫地跟隨領袖，主要是菲德爾·卡斯特羅。但他之所以贏得這樣的信賴，確是因為他已經完全解釋了人民的訴求與渴望的含義，他為實現自己的承諾而真誠地努力。

　　群眾的參與

　　群眾參與了土地改革，參與了管理國有企業的困難任務;[5]群眾英勇地經歷了豬灣事件;[6]在抗擊中情局武裝的各種強盜組織中變得堅強;在十月危機中，度過了現代最重要的危機之一;今天，群眾仍繼續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

　　表面看來，那些主張個人從屬于國家的人可能是正確的。群眾以空前的熱情和紀律執行政府下達的任務，不管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文化、國防、體育等領域。活動通常是菲德爾，或者其他革命領袖發起，解釋給人民，讓任務變成他們自己的。有時候，黨和政府把地方經驗普及開來，也遵從同樣的程序。

　　然而，國家有時候也犯錯誤。錯誤發生時，你會發現集體熱情下降——因為構成群眾的元素熱情降低。工作陷于麻木狀態，直至降低到微乎其微的程度。這時就需要校正了。1962年3月就是如此，這是由阿尼巴爾·埃斯卡蘭蒂(Anibal Escalante)強加給黨的宗派思想造成的。[7]顯然，這種機制不足以確保合理政策的連續。需要與人民建立更廣泛的聯系，我們必須在未來加以改善。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中，我們現在運用幾近直覺的方法，去試探對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的普遍反映。

　　在這方面，菲德爾是大師。只有親眼所見，才能領會他特有的將自己與人民融為一體的方式。在群眾大會上，你看到的就像是兩個音叉，通過震動來互動，生成新的旋律。菲德爾和群眾在日益頻繁的對話中，開始一起震動，達到高潮，然后在“我們奮斗!”、“勝利!”的高呼中結束。沒有這種革命經歷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個人與群眾之間息息相通的辯證統一，雙方相互關聯，群眾作為一個個體的集合，與其領袖互動。

　　這種模式的某些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能看到，比如當政治家顯示出調動民意的能力時。但那不是真正的社會運動——如果是，稱他們為資本家就不準確了——它的出現只是受個體激發;或者說，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冷酷終結了人民的幻想，才可稱為真正的社會運動。

　　無形的資本主義規則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受制于無情的規則的程度通常超乎想象。被疏離的人類標本整體被一條看不見的紐帶——價值規律系在社會上。[8]這一規則作用于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生活的路徑和命運。資本主義規則對于普通人來說是隱蔽的、無形的，在人們未察覺的情況下起作用。個體只看見前方似乎無垠的廣闊地平線。資本主義宣傳者就是這么描繪的，他們聲稱要從洛克菲勒[9]的榜樣——不管是真是假——中習得個人成功的教訓。(然而)出現一個洛克菲勒所需的貧困和苦難的量，積聚這么巨大財富所需的極度邪惡與墮落，卻不在畫面之內，人民的力量并不總能清晰地揭露這一點。(這里應該討論一下，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如何為了一定程度上共謀剝削而依附國家，而逐漸喪失其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它又如何同時削弱了資本主義國家群眾的斗志，但這不在本文的論題之內)

　　不管怎樣，通往成功的道路被描繪成危險叢生——這些危險，個體似乎可以通過品質、才能加以克服，從而實現目標。回報就在遠處;道路是孤單的。而且，這是狼之間的競賽。個體的成功只建立在他人的失敗之上。

　　個人和社會主義

　　接下來，我要嘗試定義個體。他是全新而動人的社會主義建設劇本中的演員，有著雙重的屬性，既是獨特的個體，又是社會的分子。

　　我想，就從認識個體品質的不完整(假設每個人是個未完成的產品)開始吧。在個體意識中，過去的痕跡被帶入現在，必然要通過不斷的勞動來加以消除。[10]過程是雙面的。一方面，社會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教育來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個體進行自覺的自我教育。形成中的新社會必須與過去展開激烈的競爭。這個過去不僅使自己在個體意識中被感知——孤立個體的系統教育殘余仍很有分量，同時還通過這一過渡時期的特有特征——此時的商品關系仍然存在——被感知。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細胞。只要它還存在，就仍能在生產組織并最終在意識中感受到其產生的影響。

　　馬克思將過渡時期描述為資本主義體系被自身矛盾所毀滅產生的不穩定的轉化結果。然而在歷史現實中，我們看到，一些國家是資本主義之樹要首先剝離的柔弱枝干——列寧預見到的一種現象。

　　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已經得到了充足的發展，人們總能感受到它的影響。但并非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導致其窮途末路，引起體系的爆炸。擺脫國外壓迫者的解放斗爭;戰爭等客觀事件造成的窮困，特權階層將這一結果壓在被剝削者的脊背上;旨在推翻新殖民政權的解放運動;……這些都是引起爆炸的常見因素。自覺行動完成其余部分。這些國家還未對社會勞動力進行完善教育，簡單的占有過程中，財富是群眾遙不可及的。發育不良和通常的資本抽逃，使迅速轉變不可能沒有犧牲。[11]在建設經濟基礎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追隨物質利益的慣性，以此作為杠桿加速發展，這種誘惑非常巨大。

　　有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危險。幻想在資本主義(以商品作為經濟細胞，以收益和個人物質利益為杠桿等)留給我們的鈍器的幫助下，來實現社會主義，這只能走進死胡同。穿過許多十字路口，經歷長途跋涉，你停在那里：此時很難辨清你究竟在哪里拐錯了彎。同時，已有的經濟基礎逐漸削弱了發展意識。建設共產主義，必然要擁有新的物質基礎，同時塑造新的個人。

　　新的自覺

　　所以，選擇正確方式激發群眾熱情非常重要。基本上，正確方式應當以道德為其特征，但也不應忽視合理運用物質獎勵——特別是在某個社會階段。[12]

　　正如我所說過的，在巨大的危險面前，利用道德激勵動員有力的熱情很容易，但保持這種熱情需要發展自覺性，需要新的價值尺度。社會整體必須轉換成一所大學校。

　　這種現象大致類似資本主義自覺性形成的初期過程。資本主義利用武力，但也教育體系中的人民。利用委托人實施直接的宣傳，通過某些理論(神圣起源或自然法則原理)來解釋階級社會的必然性。這欺騙了群眾，使他們認為自己所受壓迫是不可抗爭的。

　　接下來是改善的希望——對此，資本主義與早期的等級制不同，后者是沒有出口的。對于一些人來說，等級制的原則仍然有效：順從者在死后得到回報，享受極樂世界，依照古老的信仰，善有善報。對另外一些人則有創新：階級劃分由命運決定，但個人可以通過工作、發明精神等跳出自己的階級。這一過程，這種獨立奮斗的神話，深藏著虛偽，是自私自利的范例，謊言成了真理。

　　而我們的直接教育需要更重大的意義。[13]解釋要因真實而令人信服;無需遁詞。通過國家教育組織來完成綜合的、技術的、意識形態的教育，比如教育部、黨的信息機構等。讓教育在群眾中生根，可以預見，新的勞動態度將會成為一種習慣。群眾將其變為自身習慣，并影響那些尚未實現這一點的人。這是一種間接教育群眾的形式，和有組織的直接教育一樣有力。

　　自覺自學的過程

　　這一過程是自覺的。個體不斷感到新社會力量的影響，認識到他們并不完全符合其標準。在間接教育的壓力之下，他們試圖調整自己到一種感覺良好的狀態，未能達到標準是由于過去缺乏自身發展。他們教育自己。

　　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看到，嶄新的人類誕生了。這一形象尚未完成——永遠也不會，因為這一過程和新經濟模式的發展相伴，共同前進。

　　除了那些缺乏教育而走上滿足個人野心的孤獨之路的人外，還有些人，即便在這種統一前進的新情境中，仍傾向于與群眾分離。而重要的是，個體每一天都感到更自覺地需要融入社會，同時，也更自覺意識到他們作為社會引擎的意義。

　　他們不再全然孤單地行走在通往遙遠成功的迷茫之路上。他們跟隨黨——由先進工人、先進個體組成的先鋒，這些先鋒與群眾一起前進，親密交流。[14]先鋒放眼未來及未來的回報，但這種回報不是個人回報。獎品是一個新社會——其中的個體將擁有不同特征的共產主義人類社會。

　　道路是漫長而曲折的。有時我們會迷路，必須折回。有時我們走得太快，和群眾分開了。有時我們走得太慢，都能感到接踵而至的人們的急切呼吸。在我們的革命熱情中，我們努力加速前進，做好開路工作。但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從群眾中吸取養分;只有我們起到榜樣作用時，他們才會前進得更快。

　　道德激勵很重要，實際上仍要將激勵分為兩大類(當然不包括少數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人)，這說明相對缺乏發展的社會自覺。先鋒群體在意識形態上比群眾更先進;后者理解新價值，但不夠充分。而前者已發生了質變，作為前鋒，他們能夠做出犧牲，后者只看到部分圖景，需要受到激勵和一定強度的壓力。這種無產階級專政不僅針對被戰勝的階級，也針對獲勝階級的一些個體。

　　這一切意味著，完滿成功需要一系列的機制和革命制度(Institutions)。[15]伴隨奔向未來的群眾形象的是制度化的概念，協調的渠道、步驟、抑制和激勵機制促進前進，促進自然選擇那些必然進入先鋒的人，報酬那些履行職責的人，懲罰那些破壞社會建設的人。

　　革命的制度化

　　革命的制度化還未實現。我們在尋找的新制度，要能實現政府和社群的整體完全一致，適合社會主義建設特殊條件，無論如何要避免把陳腐的資產階級民主形式(比如議院)移植到我們的社會。

　　一些旨在逐步將革命制度化的實驗已在進行，并不倉促。我們所關切的是最重要的制動器，不要讓任何制度的確立將我們與群眾、個體分離，使我們忽略了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革命希望：見證人類從異化(alienation)中解放出來。

　　盡管缺乏制度——這需要逐步克服。但由于群眾是自覺個體的集合，為同一事業奮斗，他們現在正創造著歷史。社會主義中的個體，看起來整齊劃一，卻更加完整。盡管缺乏完美的機制，但自我表達和將自己融于社會有機體的機會永遠是更大的。

　　仍有必要在所有的管理和生產結構中，深化個體和集體的自覺參與，將之與技術和意識形態教育的需要結合起來。這樣，個體才會認識到，這些過程是唇齒相依的，進步是同步的。通過這種方式，作為社會存在，個體將實現完全自覺，相當于異化鏈被打破，完全領悟了人。這可以具體地被解釋為，通過解放勞動力，通過文化和藝術表達個體的狀況，重新贏得個體的真實天性。

　　工作的新身份

　　為了發展新文化，工作需要獲得一種新身份。[16]作為商品的人類消失了，就位的體系為完成個體的社會職責確立了配額。生產資料屬于社會，機器只是履行職責的管道。人開始變得自由，工作不再是為滿足肉體需要。個體開始從工作中看到自己，通過創造出的物品、完成的工作來理解他們作為人的全部意義。工作成為一種自我表達，奉獻于表現自己的人生、履行社會責任;而不必再是將個體的一部分拋棄，以勞動力形式販賣。

　　我們盡一切可能使工作成為一種社會責任，一方面將它與技術發展相聯系，以便為更大的自由創造條件，另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所欣賞的義務勞動相聯系，個體真正成為完整的人，不再為了基本物質需要而將自己賣作商品，被迫工作。當然，即便是義務勞動，仍有強制性的一面。我們還缺乏把所有的強制都轉化為社會性格的條件反射，在許多情況下，環境壓力之下仍有強迫。(菲德爾稱之為道德強迫。)個體的工作態度仍需要經歷全面的精神重生，從直接的社會環境壓力中解放出來，與新的習慣建立關聯。那將是共產主義。自覺性方面的改變不是自動發生的，就像經濟的改變一樣。變化是緩慢的，沒有節奏的;有些時期加速，有些時期減緩，甚至倒退。

　　此外，如我前面所指出的，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不是在應對純粹的過渡期(如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設想)，而是一種他未曾預見的新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初始階段，或者社會主義建設的初始階段。這種過渡發生在暴力階級斗爭中，含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導致對其實質的完整理解不清晰。[17]

　　如果我們循規蹈矩、墨守成規，就阻礙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阻礙了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還未發展)的系統療法，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仍在襁褓之中，在詳細闡述更大范圍的經濟政治理論之前，有必要全力調查這一時期所有主要特性。

　　無疑，最終的理論要強調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個支柱：新人類的教育和技術的發展。這兩方面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但將技術作為基石的觀念沒有理由被推遲，因為這不存在盲目前行的問題，可以沿著世界先進國家已經開始的漫長道路走。所以，菲德爾堅定不移地要求，要對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對其先鋒加強科技培訓。

　　個人主義

　　在不發生生產活動的思想領域，很容易區分物質和精神需要。長期以來，個體努力通過文化藝術將自身從異化中解放出來。一個人每天有8小時或超過8小時的時間是死亡的，此時的他∕她只是個商品;個體在他們的精神創造中重又復生。但這種藥方也帶著同樣的病菌：孤單個體尋求與世界相適應的細菌。個體的個性受到環境壓迫，個體要進行保護，個體仍懷著純潔的希望，對美學思想有反應。這只是試圖逃避。價值規律不再是簡單的生產關系的反映;壟斷資產階級——甚至只運用純粹的經驗方法——用復雜的腳手架拱圍著這一規律，把它變作溫順的奴仆。上層建筑利用了一種藝術，從事這種藝術的藝術家們必須接受教育。反抗被機器減弱，只有杰出的天才才可能創造自己的工作。其余的人成為羞答答的雇工，或者被壓榨。

　　藝術實驗學校的發明，據說是闡釋自由;但這種“實驗”是有限度的、不能感知的，直到發生沖突，即，直到個體異化真正產生問題。無意義的憤怒或粗俗的娛樂因此成了緩解人們焦慮的便利的安全閥。利用藝術作為抗議武器的試圖遭到反對。

　　那些遵守游戲規則的人獲得各種榮譽——就像猴子跳了轉圈圈舞后會得到獎賞。條件是，不要試圖逃出無形的籠子。

　　藝術實驗的新生機

　　革命取得政權后，那些已經完全被舊制度體制化了的人就會逃亡。

　　其余的人——不管他們是不是革命者——都將發現一條新的道路。藝術探索經歷新的生機。然而，道路多少已經在那兒，逃避現實的觀念藏在“自由”這個詞后面。甚至經常可以在革命者中間看到這種態度，反映了他們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意識。

　　經歷了同樣過程的國家，曾嘗試用夸張的教條主義手段，來打擊這種傾向。大眾文化實際上變成了禁忌，藝術理想的最高境界被宣布為：機械而精確地反映大自然。這后來被用來證明他們所希望展示的社會面貌：理想的社會，沒有沖突，也沒有矛盾。

　　社會主義很年輕，會犯錯誤。我們革命者常缺乏知識和知性的大無畏精神，以滿足運用與傳統迥然的方法來發展新人類的任務;傳統方法因受到創造它們的社會的影響而遭損害。(又一次提出形式和內容的關系這一主題。)迷茫彌漫四處，物質建設問題吞沒了我們。缺乏具有偉大革命威信的權威藝術家。黨員必須承擔這個任務，探索實現教育人民這一主要目標。

　　當時的追求是簡化了的，人人都懂，官員都懂。真正的藝術實驗結束，大眾文化問題變成消化吸收社會主義的現在和已經死亡(因此是不危險的)的過去。因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脫胎于上個世紀藝術的基礎上。[18]而19世紀的現實藝術也有階級性，相比頹廢的20世紀藝術，可能是更純粹的資本主義。20世紀的藝術揭示了被異化個體的痛苦。在文化領域，資本主義已經窮途末路，只留下尸臭——今日藝術的頹廢。

　　但為什么要試圖在僵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形式中尋找唯一有效的藥方呢?我們不能把“自由”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立起來——因為前者尚未誕生，也不會誕生，除非新社會得到完全的發展。我們絕不能不惜一切代價把現實主義推上教皇的寶座，譴責19世紀上半葉以來的所有藝術，那樣我們就會犯普魯東主義錯誤，回到過去，給大眾的藝術表現力穿上緊身衣，這群新生的人們正在塑造自己。要發展意識形態—文化機制，允許自由探索，也允許薅鋤在國家資助的沃壤中極易繁殖的野草。

　　在我們國家里，推崇現實主義的錯誤尚未出現，相反的情況卻出現了。因為還沒理解新個體的創作需求，新人類們既不代表19世紀的思想，也不代表我們這個頹廢、病態的世紀的思想。

　　我們必須要創造21世紀的人類，盡管這仍只是個主觀愿望，尚未成體系。這的確是我們學習和工作的基本目標之一。當我們就此在理論層面取得了堅實的成功時，或者反之，我們通過堅實的調查得出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論結果——我們就為馬列主義、為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

　　反對19世紀人，使我們重新陷入20世紀的頹廢。這不是什么嚴重錯誤，但我們必須克服它，以免為修正主義打開大門。廣大群眾在繼續發展。社會中的新思想正在成為良好的要素。社會所有成員全面發展所需的可能材料，使得這一任務愈加富有成效。現在是奮斗的時代。未來是我們的。

　　嶄新的革命一代

　　總之，我們的許多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錯誤在于他們的“原罪”：他們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們可以努力嫁接榆樹，讓它結出梨子，但同時我們必須種梨樹。新一代即將到來，他們沒有原罪。偉大藝術家的出現將大大增加，拓寬文化領域、豐富表達方式。

　　我們的任務是，要防止這一代被沖突撕裂、墮落、敗壞新一代。我們絕不制造官方思想的忠實奴仆，也不制造靠消耗國家為生——實踐帶引號的自由——的“獎學金生”。改革者(Revolutionaries)將到來，他們用人民的真實嗓門，唱著新人類之歌。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在我們的社會中，青年和黨起著重要作用。[19]特別是前者，他們是一塊可塑的泥土，新人將由此而生，毫無舊的瑕疵。依我們的希望來對待年輕人。他們的教育將一天天更加完善，從一開始我們就不忽視將他們與工作相結合。我們的獎學金生在假期或學習過程中做體力勞動。工作有時是一種獎勵，有時是一種教育，但永遠不是懲罰。新一代正在誕生。黨是個先鋒組織，由最優秀的工人構成，由他們的工友推舉為黨員。黨是少數，但因為干部的素質，很有威信。我們希望黨成為擴大的政黨，但只有在群眾達到先鋒水平時、當他們受到共產主義教育時，才能得以實現。我們不斷地向著這種教育努力。黨是鮮活的榜樣;黨的干部知道辛勤工作和奉獻。他們通過行動領導群眾完成革命任務——迎著建設困難、階級敵人、舊疾、帝國主義，進行長期的艱苦奮斗。

　　個人的角色

　　現在，我需要解釋一下個人扮演的角色，作為個體的男男女女領導著群眾，創造著歷史。這是我們的經驗，不是處方。

　　起初的階段，菲德爾推動著革命，也是革命的領袖。[20]他總是定下革命基調。還有一個良好的革命者團隊作為中央領導集體，沿著同一條路發展。還有因信任而追隨領袖的偉大群眾。群眾相信這些領袖，因為后者知道如何詮釋他們的希望。

　　不是一個人有多少公斤肉吃，不是一個人一年可以去海濱度假勝地多少次，不是一個人能用現在的工資買回多少外國的好東西，而是讓個體感到更加完整，擁有更多的精神財富、更多的責任。

　　在我們國家，人民知道，他們正生活其中的光輝時代是一種犧牲。他們熟悉犧牲。人們首先從馬埃斯特臘山和其它他們戰斗過的地方懂得了犧牲。接著，每個古巴人都知道了。古巴是美洲的先鋒，因為其先鋒地位，為了向拉美群眾展示通向徹底自由的道路，所以必須奉獻犧牲。在國內，領袖要履行自己的先鋒職責。一定要真誠地告訴大家，在真正的革命中，要付出他∕她的一切，不求任何物質回報，革命先鋒的任務既高尚又痛苦。

　　熱愛人類

　　冒著被嘲笑的風險，我要說，真正的革命是由偉大的愛引導的。——缺乏這種品質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的。也許這就是領袖的一個偉大之處，他∕她必須將熱情的靈魂與冷靜的智慧相結合，毫不畏縮地做出痛苦決定。我們的革命先鋒必須將這種對人民的愛、對最神圣事業的愛變為理想，并使之合而為一、不可分割。他們不能因為一些世俗感情，而把這種愛降為一般人們所表現出的愛。

　　革命領袖也有剛學會走路、還沒學會叫“爸爸”的孩子。他們的妻子也是為取得革命勝利要犧牲的一部分。他們的朋友嚴格限定在革命同志圈。此外，沒有生活。

　　在這種環境下，人必須擁有巨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巨大的正義感，強烈地渴望真理，以避免極端教條主義、冷漠的循規蹈矩或者脫離群眾。每一天，我們都要努力，使這種對人類的愛轉變成實際行動，轉變成行動的榜樣，轉變成動力。

　　革命者是黨內革命意識形態的動力，要心無旁騖地從事這類活動，直至生命結束，直至完成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建設。當本地最緊迫的任務完成后，如果他的革命的熱情減弱，忘記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其領導的革命將不再是推動力，而沉入舒適的休眠狀態，我們不可調和的敵人帝國主義將利用這一點取得優勢。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一項義務，也是一種革命的需要。我們要這樣教育我們的人民。

　　教條主義的危險

　　在現在的情勢下，當然存在各種危險，不光是教條主義，不光是在偉大征程中凍結與群眾的聯系。我們還有可能陷入的軟弱之地。如果一個人認為他∕她為革命奉獻了終生，就意味著：作為回報，他∕她不該再擔心他∕她的孩子缺什么東西，他∕她的孩子鞋子爛了，他∕她的家人缺乏某些必需品……那么，被未來的腐敗細菌感染的大門就打開了。

　　我們要保持這樣的想法：我們的孩子們可能擁有或缺少其他一般人家的孩子擁有或缺少的東西;我們的家人應該對此表示理解，努力去理解。革命是由人來完成的，但個體要在每一天里鍛煉他們的革命精神。

　　這樣，我們向前進。在這支長長的隊伍前頭——我們既不慚愧也不畏懼地說——是菲德爾;緊隨其后的是最優秀的黨的干部;緊跟他們的，是全體人民。一個向著一個共同目標前進的堅實個體集合，一群已經意識到要做什么的男男女女，為擺脫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而戰斗的人民，二者如此密切，我們能感受到人民的巨大力量。

　　這個偉大的群體進行自我組織。其組織源自他們認識到這個組織的必要。它不再是分散的力量，像手榴彈炸開一樣在空氣中飛散成無數碎片，用盡全力試圖從不確定的未來獲得某種保護，和同伴們一起垂死掙扎。

　　我們知道前方需要犧牲，作為一個國家，作為先鋒，我們必須為我們的英勇付出代價。作為領袖，我們知道我們必須為有資格說我們是美洲先進人民的領袖而付出代價。[21]我們每個人都愿意奉獻自己，自覺從履行職責的享受中得到回報，自覺與每一個人向著地平線處閃爍的新人類前進。

　　請允許我作出如下結論：[22]

　　我們社會主義者更自由，因為我們更滿足;我們更滿足，因為我們更自由。

　　我們(生命)完整自由的骨架已形成。還缺血肉和衣服，我們來創造。

　　我們的自由和它的每日維護用鮮血和犧牲來實現。我們的犧牲是自覺的——獻給我們創建的自由。

　　前路漫漫，晦明錯現。我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我們將創造21世紀的人類——我們自己。我們將在日常行動中鍛煉自己，用新技術創造新人類。

　　個人在動員和領導群眾中發揮作用。他們代表了最高道德，是人民的希望，不迷失道路。

　　鋪路的是先鋒隊，是優秀分子、黨的佼佼者。

　　我們工作的粘土(上帝創造人類的元素)是青年。我們把希望放在他們身上，為接過我們手中的旗做準備。

　　如果這封詞不達意的信能說明一點問題，便是實現了寫信的初衷。

　　請接受我們的問候——握手或圣母頌辭：

　　Patria o muerte！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原文http://www.marxists.org/

        注：

　　[1] 至切給吉哈諾發出此信，他已游歷非洲(1964年12月始)一段時間。此次非洲之行，切與非洲革命領袖進行多次會面。

　　[2] 切的“未來男女”概念，是古巴革命戰爭中戰士自覺的第一證據，他在“反叛部隊的社會理想”(1959)一文中有探討。這些想法在“革命的醫生”(1960)這一演講中有深入發展，他描述了作為革命果實，古巴正在創造“一種新型的個體”，因為“沒有什么可以像經歷革命一樣教育人……”這些最初的想法進一步發展成為切的個體概念——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直接和自覺的參與者。本文提出了他對這一問題的綜合想法。

　　[3] 革命初期的這兩個事件嚴峻考驗了古巴人民面對災難的英勇：首先，是1962年十月的(導彈)危機，美國企圖顛覆古巴革命的行徑，把世界帶到危機邊緣;接著，在1963年10月4日，弗洛拉(Flora)颶風席卷了古巴東部地區，造成1000多人死亡。然而，切相信，如果確實創建了新社會，群眾要像在特殊環境中表現出的英勇一樣，在每天的活動中也具有同樣的意識。

　　[4] 1959年1月1日革命勝利，這意味著有史以來古巴人民第一次獲得了真實的參政權利。開始，政府由多少支持革命的傳統政黨成員組成。當推行的政策影響了統治階級時，一些異議者出現，成為未來反對革命的種子，他們后來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和資助。在早期的對峙中，當曼紐爾•烏魯西亞總統已然成為使人民受益的法律的絆腳石時，公眾壓力迫他辭職。同時，在古巴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菲德爾擔任政府領袖，成為總理。

　　[5] 取得政權僅4個月后，1959年5月17日頒布的土改法，被視為完成1953年蒙卡達革命計劃的決定性步驟。切與革命領袖推薦的其他同志一道參與了這一新法律的起草。

　　[6] 1961年4月17日，由美國政府訓練和資助的雇傭兵與流亡的反革命組織一道，從豬灣入侵古巴。這是美國計劃的一部分，試圖動搖并最終推翻革命。在這樣的環境下，古巴群眾感到，他們是社會改造真正進程的參與者，表現出愿意保衛革命果實，能夠打敗破壞革命的任何企圖的勇氣。

　　[7] 20世紀60年代出現在古巴的宗派主義表現。這迫使革命領袖采取措施防止群眾中分裂政府的趨勢。作為一名領袖，切參與了這一過程，多次分析了這種分裂的嚴重后果。比如，他在1963年出版的《馬列主義政黨》一書序言中表達了這些觀點，他這樣解釋道：“領袖犯了錯誤;黨失去了那些與群眾相連的核心品質，未能貫徹民主集中制和犧牲精神……意識形態的驅動力功能喪失……幸運的是，這種宗派主義類型的腐朽根基已被摧毀。”

　　[8] 對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的討論，形成了切的部分經濟理論架構輪廓，以及他對預算財政體系最初的想法。由于他的革命人道主義立場，切拋棄了包含利用資本主義工具或戀物癖的任何想法。在“論價值的概念”一文中，他廣泛探討了這些想法，該文發表在1963年10月《我們的工業》雜志上。這里，我們可以看見切在那些年開始的經濟討論的發端，具有國際意義。他以自己典型的嚴苛作風引導這些辯論，勾畫出需要遵行的指導方針，切寫道：“我們希望弄清楚，只有我們能夠最大限度地沉著利用嚴格的科學方法加以引導，我們發起的討論對我們的發展才可能珍貴無比。”

　　[9] 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美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因為一次“意外的好運”——據說，當時，他的家族發現了石油——賺了大錢。多年來，洛克菲勒的經濟實力使他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力——特別是對拉美政策——不管誰入主白宮。

　　[10] 對切來說，如果經濟思想不與社會和政治意識相結合，社會主義就不存在。無法意識到權利和責任，是不可能建設新社會的。這種態度應該是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機制，表達這一態度的本質形式應該是自覺的。在本文中，切分析了自覺的決定性作用，與建立在社會物質基礎和上層建筑分離之上的“真正存在的社會主義”產生的扭曲形成對比。不幸的是，歷史事件表明，切是正確的，道德和政治危機使社會主義體系崩潰。切與此有關的作品包括：“集體討論：決定和個體的責任”(1961年)，“論黨的建設”(1963年)，“為共產主義勞動頒發證書”(1964年)，“新的工作態度”(1964年)。

　　[11] 從早期切嘗試定義第三世界現實的時候，他就開始研究發育不良的概念。在“古巴：歷史的例外還是反殖民斗爭的先鋒?”(1961年)中，切問道：“什么是‘發育不良’?擁有巨大頭顱、豐滿前胸的侏儒就是‘發育不良’，他易折的雙腿和短小的兩臂與其它骨骼不匹配。他是反常、扭曲發展的產物。這就是我們的現實——我們被禮貌地稱為‘發育不良’(underdeveloped)。事實上，我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屬國，資本主義令我們經濟畸形，只特別發展了那些補充資本主義(宗主國)復雜經濟所需的工業或農業分支。”

　　[12] 切認為，只有當工作成為完全令人(精神而非物質)滿足的社會責任，并且通過有利于自覺工作的價值體系來維持時，人類才獲得完全解放。這只有通過系統教育來實現，在各教育階段，集體行動不斷增加。切認識到這是困難的，需要時間來實現。為加快這個進程，他發展了調動人民積極性的方法，將集體和個體利益相結合。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道德和物質鼓勵——加深自覺性來發展社會主義。見切的演講“向競賽優勝者致敬”(Homage to Emulation Prize Winners，1962)和“新的工作態度”(A New Attitude to Work，1964)。

　　[13] 在創造新人類的過程中，切認為教育應該與生產直接相關，應該在每天進行，這是個人改善自我的唯一途徑。這也要在集體精神中進行，這樣就可以發展自覺意識，具有更大的影響。在實踐層面上，他在工業部發展了一套教育體系，確保工人的最低培訓水平，以便他們滿足古巴面臨的新科技挑戰。

　　[14] 切探討了先鋒的突出作用。首先，他解釋了先鋒是領導斗爭的必要成分，是防守的第一線。革命之后，切看到，先鋒為群眾提供了真正的動力，使他們積極參加新社會建設;先鋒的最前面是黨。因此，切有時候堅持主張，革命是一種加速的過程，那些積極分子有權利疲倦，但不應該厭倦做先鋒。

　　[15] 切擔任領導的時候，古巴革命還沒達到制度化的水平，舊政權的結構尚未完全剔除。然而，切認為，制度化是一種重要的方式，使群眾和先鋒成為整體。數年之后，1976年，在古巴共產黨第一屆代表大會上，制度化這項任務編入法律，表現了革命創造的政權結構。

　　[16] 切認為，工作在新社會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作和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異化的工作之間的不同。他注意到，要讓工人竭盡全力、把職責和奉獻置于個體收益之上需要什么。在1961年的一次演講中，切這樣提到每日的工作：“最困難、最持久的任務既不是激烈短暫的犧牲，也不是同志們為保衛革命而付出的時間，而是每日的長時間……”

　　[17] 為了理解建設社會主義過程，會淘汰前一個社會的固有根基，切調查了繼承的生產關系。他堅持認為，要結束剝削、實現社會主義社會，唯一的方式就是兩個根本改變：增加產量，深化自覺。

　　[18] 考慮到當時古巴社會和政權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像“古巴社會主義和人”這樣的文章，難免要討論文化。在一個出身于不發達地區，仍帶著統治階級強加的新殖民文化色彩的國家，思考社會主義文化的概念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方是過去的價值觀，一方是試圖在人民和真正的社會正義實現統一的基礎上，建設一種百花齊放(all-encompassing)文化，二者之間沖突不斷。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頑固的酒文化，以及所謂“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教條和獨裁傾向，使得斗爭愈加艱難。解藥就是，保護古巴文化中最優秀、最獨特的部分，避免極端，努力建設一種表達大多數人的感受而不粗俗的、非模式化(schemas)的文化。這是古巴革命文化發展中一直保持的遠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都不能夠阻礙大眾文化的真實進程。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表達。

　　[19] 切曾廣泛分析新社會建設中黨和革命青年的作用：“論黨的建設”，“馬列主義黨”，“成為年輕的共產黨員”，“青年和革命”。

　　[20] 1955年，菲德爾和切在墨西哥第一次見面后，即建立了友誼，標志著解放拉美、建設新社會的共同理想和共同方法的會合。切經常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到菲德爾，評價他的領袖和政治家品質，對他充滿真誠的欽佩和敬意。菲德爾也無數次表達了同樣的感受。應當深入研究他們的關系，以便更好地理解一段卓越的歷史。更多參考請見切的“革命戰爭軼事”，“游擊戰”，“古巴：歷史的例外還是反殖民斗爭的先鋒?”，“政治主權和經濟獨立”，“馬列主義黨”。

　　[21] 古巴革命不同階段的研究——從游擊戰到取得革命政權——系統地反映在切的所有作品和演講中。他總是為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展示古巴的榜樣意義，作為自由的符號，展現一個不發達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獲的果實。除了已經引用的，還可參見：“辭別國際志愿工作旅”(1960)，“古巴革命對拉美的影響”(1962)。

　　[22] 切在此處的結論中概括了一些充滿他的著作的最重要的概念，優美地在本篇中加以綜合。這些思想提供了一個完整的系列，包含哲學、道德、政治，貫穿了一系列復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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