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悲?。ㄆ撸K聯(lián)解體的前因后果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徐昌翰等譯
第7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羅斯人成了棄兒
1991年八九月間,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三個共和國在戈爾巴喬夫的“努力”下,以不承擔任何義務的無條件的方式,退出了蘇聯(lián);同年12月,這個偉大強國在葉利欽、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凱維奇的“幫助”下,轟然解體。這樣,就在1991年的一天,我國有2500萬同胞早晨一覺醒來時,竟發(fā)現(xiàn)自己已是身處異國。身居祖國邊界以外的不僅有1800萬俄羅斯人,而且還有獨聯(lián)體其他國家的700萬公民。
統(tǒng)一國家遭到破壞之后,在后蘇聯(lián)許多國家的地域內,掀起了一陣敵視俄羅斯人的民族主義狂潮。這樣就引發(fā)了向俄羅斯遷徙的移民行動——基本都是高等級工人和工程技術干部。原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的大大小小的工廠如今沒有了專家,而俄羅斯人在這些地區(qū)科學文化發(fā)展中所占的地位,正如人們所說,絕非無足輕重。
處境最艱難的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俄羅斯居民。
談到俄羅斯人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幾個國家的處境,我首先要講一講他們在拉脫維亞的地位。拉脫維亞的種族歧視已經達到了最可怕的規(guī)?!M管愛沙尼亞和立陶宛也有類似情況??墒?,要知道,1990年初這三個共和國曾一致通過獨立宣言。那么,宣言里究竟包括了哪些承諾呢?
我面前擺著一份1990年5月4日由亞•戈爾布諾夫先生簽署的拉脫維亞共和國宣布恢復獨立的公報。為了使讀者能獨立作出結論,現(xiàn)把其中的一款逐字援引如下:
保證拉脫維亞共和國的公民以及長期居住在拉脫維亞領土上的其他國家的公民享有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并享有符合公認的國際人權標準的政治自由。這些權利和自由同樣完全適用于表示愿意居住在拉脫維亞,但不申請取得其國籍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的公民。
類似的承諾也發(fā)表在愛沙尼亞國家獨立公報中。1990年2月2日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塔林通過決議:
……在宣布愛沙尼亞國家的理想之際,我們知道有幾十萬非愛沙尼亞人也在支持愛沙尼亞獨立的思想。在我們爭取恢復獨立的愛沙尼亞國家,人權和各族群權利將在共和國傳統(tǒng)和民族寬容原則的基礎上受到尊重。少數(shù)族群以及意識形態(tài)上的少數(shù)派在意見和方法上的分歧,在愛沙尼亞亦應受到法律保護。
蘭德斯別爾基斯先生于1991年3月11日在有關立陶宛恢復國家獨立的法令中,對這個問題的表述最為簡短而明確。他有預見地避開了人文的具體性:
立陶宛國家……保證人權、公民權利和族群權利。
宣言發(fā)布過一年半以后,這些共和國變成了擁有自己對內政策的獨立國家。這里不由得出現(xiàn)一個問題:這些國家到底是在退出蘇聯(lián)之后才滋生了不可調和的反俄情緒,還是這種惡劣態(tài)度由來已久,只是一時間暗懷于心,非等到一定時機不肯浮出水面?
某些研究波羅的海問題的專家試圖解釋這種罕見的稀奇事,他們說多少世紀以來,這些波羅的海國家一直夾在大國中間,或者處于文明邊緣,它們的人民被迫與比較強大的民族(瑞典人、丹麥人、波蘭人、日耳曼人、俄羅斯人)比鄰而居。專家們正是試圖用這一點來說明,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國家一直在為爭取主權而斗爭——先是為爭取經濟主權,接著,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開始為爭取政治主權而斗爭。
不過,有些問題至今還是沒有答案。日耳曼人用火和劍征服波羅的海各族人民,強制推行自己的宗教信仰,然而二戰(zhàn)期間,為什么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居民不僅支持納粹占領者政權,而且很多人還參加反對蘇聯(lián)的戰(zhàn)爭,參與推行反俄、反猶、反其他民族的懲罰行動呢?
為什么在這些國家俄羅斯人成了被仇視的民族?也許是因為波羅的海人習慣了德國人那種堅硬的鐵拳,而我們俄羅斯人信奉的則是東正教的心靈主義,力求建立各民族兄弟情誼,并以俄羅斯本土力量來提高周邊的福祉?看來還有一個情況也產生了影響: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土地在13世紀初就被條頓騎士團的騎士所征服,幾個世紀過程中它們始終處于日耳曼人的強大影響之下。日穆德人是性格犟強、身體健壯的民族,他們盡自己的能力反抗條頓騎士團的侵略??梢哉J為,日耳曼人、拉脫維亞人和愛沙尼亞人的宗教信仰接近——這種宗教信仰的基礎就是以教會活動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新教教義。宗教信仰的接近成了思想綱領。正是這種綱領,使得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能夠組建起納粹的“黨衛(wèi)軍”部隊(但在立陶宛不行,因為那里主要信仰天主教)。
毫無疑問,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三個加盟共和國在其宣言中宣布的為維護它們境內所有族群權利所承擔的義務,至多不過是一種欺世的“煙幕”而已。早在這些宣言發(fā)布之前,一切有良知的人就已經知道,“改革中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正在展開大規(guī)模反“外來移民”的運動。
媒體以“外來移民”和“占領者”這樣的標題,毒化了很多人的意識。1989年7月,在考納斯空軍基地附近召開的群眾大會,竟發(fā)出了這樣的號召:“剖開軍官老婆的肚皮,不許她們生下占領者!”這樣的話竟然出自那些自認為文化高出俄羅斯人一大截的人之口。難道能夠想象,俄羅斯人會這樣對待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乃至其他地方的婦女?!川耶魯大學的斯拉夫學教授、原維爾紐斯大學教師托馬斯•文茨洛夫的“貢獻”,就在于他能為“俄羅斯敗類”繪制肖像:“俄羅斯人被看成是憲兵、酒鬼、冷酷的野蠻人、色鬼,乃至殺人犯。跑到立陶宛來的那些殖民者,尤其是行政官員,多少都能與這些詞沾得上邊,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除了俄羅斯是“外來移民”這個話題之外,社會意識還被灌輸了“圖代人”的觀念?!皥D代人”是施虐狂們對生活在該共和國境內的波蘭人的蔑稱。媒體對人們灌輸說,他們根本就不是波蘭人,而是波蘭化了的立陶宛人。這樣,自然就出現(xiàn)了“波蘭問題”——波蘭居民問題也成了個現(xiàn)實問題了。
實際上,早在19世紀,尤其是在20世紀的頭25年,在最初幾次民族戰(zhàn)爭期間,斯拉夫族的克里維奇人曾被稱做“圖代人”??死锞S奇人從史前時期就在此居住,生活在現(xiàn)在立陶宛領土的東南部,還在當?shù)亟ㄆ鹆艘蛔鞘小肆形帧S爾努—維爾紐斯城。這座城市的名稱首次見于1129年的編年史。波蘭人遷入信仰東正教的維爾努時間較晚:部分是在克列沃聯(lián)合(1385年)以后,還有一部則是在盧布林合并(1569年)以后。
在“波蘭人”居住的各區(qū)和各村,所有的社會指標都是共和國內最低的:在立陶宛工作的每1000人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立陶宛人為197人,俄羅斯人為123人,白俄羅斯人為56人,而波蘭人則僅為32人。在“波蘭”區(qū)內,人均住房面積、學齡前兒童設施、學校等,數(shù)量都要低些。在豐富多彩、品種眾多的出版物當中,專為20萬波蘭人出版的只有一份《紅旗報》,沒有任何其他的文化教育刊物。
遺憾得很,時至今日,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仍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這一點。上個世紀80年代,當?shù)貛讉€共和國已明晰可辨地顯露出改革口號向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轉化的傾向,“納粹”意識形態(tài)在擴散。在這種緊張的形勢下,莫斯科卻以其行動主張的前后不一和態(tài)度的模棱兩可使人震驚。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領袖雅科夫列夫、梅德維杰夫等人卻給政治局和國家總統(tǒng)吃寬心丸,斷言“過程”正確無誤,言稱并沒有出現(xiàn)什么問題,僅為改革的深入和發(fā)展而已。
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有些活動家發(fā)出比任何人都更為高分貝的呼喊:他們叫嚷蘇聯(lián)“破壞人權”??墒钦沁@些人,一旦掌握政權之后,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浪潮中,不僅最粗暴地迫害自己的政治對手,踐踏俄羅斯居民的人權,而且還制定種族隔離制度。幾十萬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共和國生活了幾十年的人,親手在當?shù)亟⒘爽F(xiàn)代經濟,可是轉瞬之間,他們的政治權利卻喪失殆盡,其原因僅在于他們的母語是俄語,而他們的祖根在俄羅斯。
如前所說,在踐踏俄語居民權利方面起帶頭作用的,乃是拉脫維亞。由此產生了好多問題:其一是:為什么這種事竟發(fā)生在俄羅斯人在居民中占50%的國家?根據自己的經驗,我知道過去拉脫維亞領導人為了討好莫斯科,一向表現(xiàn)得非常恭順,總是唯命是從。里加被非正式認定為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首府,由此它也占盡了便宜。
可是在拉脫維亞,卻通過了最歧視俄羅斯人的法律,特別是在解決取得公民權的問題上。例如,非公民必須從自己極其微薄的收入中拿出50美元來,這僅僅是繳納手續(xù)費,接踵而來的花費還要多出5倍。
規(guī)定還必須通過考試,科目是:國語——包括書面敘述;歷史——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例如,按照這部歷史,對于拉脫維亞來說,戰(zhàn)爭的結束是在……1991年;還有拉脫維亞憲法。此外,必須宣誓,以表忠誠。主持考試的是以民族主義為導向的官員,不能指望他們會發(fā)善心。
人們會理所當然想到一個問題:干嘛要接受一些科目的考試?在這里顯然出現(xiàn)了概念的偷換:對待新入籍的人是一回事;而對待長期居民,在這片領土上生活多年的人,是另一回事。對于后者,全世界都有一個不成文的做法:當國家出現(xiàn)分裂或合并時,長期居民就自動成為在這片領土上確立了法權的國家的公民。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瓦解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時,兩德聯(lián)合時,都是這個辦法。
難道當初拉脫維亞加入蘇聯(lián)時,拉脫維亞人被迫參加俄語和蘇聯(lián)歷史考試了嗎?當然沒有:掌握俄語的程度如何,乃是每個人的私事。蘇聯(lián)公民護照無須任何條件就應發(fā)放給所有的人??墒牵麄儗Υ砹_斯人,持的卻完全是相反的態(tài)度。
在拉脫維亞沒有少數(shù)民族的定義。在這里有三類居住在該國的法人:公民、外國公民和非公民。根據1995年頒布的公民地位法,屬非公民一類的就是原蘇聯(lián)公民,他們是沒有取得公民權法律依據的拉脫維亞長期居民。依法可以取得公民權的,必須符合兩個原則:繼承原則(如果你是戰(zhàn)前的拉脫維亞公民的直系后裔)和按普通歸化過程走的原則。如前所說,歸化必須先通過拉脫維亞語、歷史和憲法等科目的考試,而且還要經由議會批準。
非公民在大選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無權在國家部門擔任高級職務;有權但沒有義務在軍隊服役和在警察局任職。非公民在購買土地作為私產時,手續(xù)極為復雜煩瑣。
自然,許多俄羅斯人對自己同胞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首先是在拉脫維亞的命運都不能無動于衷,他們在問:這是什么——報復嗎?
為什么報復?為了俄羅斯人拯救拉脫維亞人免遭日耳曼化和完全喪失民族文化?為了在1918年向拉脫維亞和其他兩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提供了獨立國家的地位?為了在1940年事先向他們發(fā)出德國法西斯即將入侵的警告?為了在1945年解放了他們,并為此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土地上犧牲了14萬紅軍官兵?為了戰(zhàn)后傾全蘇之努力和資金,在拉脫維亞造起幾十座、幾百座工廠和橋梁,建起了成千上萬棟設備一應俱全的住宅樓,各種醫(yī)院、療養(yǎng)院、學校、幼兒園?實際上在所謂的“占領”期間,是重新又建起了一個拉脫維亞。
在這里理應提醒,在蘇維埃年代,拉脫維亞人從來不曾受過任何歧視。不僅如此,而且他們甚至還被提拔到蘇聯(lián)最有威望、最重要的崗位上——執(zhí)行監(jiān)察職能,指揮強力機關的崗位(在眾多的人當中,我只想提兩個名字——阿•佩爾謝和鮑•普戈)。在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一直非常尊重拉脫維亞民族傳統(tǒng)、風俗習慣。看來,俄羅斯人似乎應該有權希望拉脫維亞人同樣回報吧?
拉脫維亞的非公民,人人都有一份奇怪的證件,他們的地位就被這份證件固定下來。在這份證件上,他們被定為“外來族群”,就像是一種具有節(jié)肢的外星人,一類碩大無朋的蜘蛛,應該被消滅……
該國的某些代表證實了這種意圖,他們宣稱:必須盡快清除非公民。怎么清除?難道還要建一個新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嗎?
俄羅斯人是具有強烈正義感的人,把他人的尊重看得比物質福利還要重,因此,卑微的地位使他們極其難過。盡管他們不會因為痛苦而到處去大喊大叫,但他們痛在心上。不過,此時此刻他們的心中所想很難猜測。有一句很好的諺語,叫做“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人們之間,各族人民之間的正常關系,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至少要做到平等、忍讓。這個盡人皆知的道理,政治活動家們應該永遠記住。但是,遺憾得很,拉脫維亞當局在對待我們的同胞方面,卻絕對無視這個道理。
我不禁要把“民主的”拉脫維亞同不久以前還是不民主的南非共和國作一個比較。迄今為止,拉脫維亞的長期居民中,有1/3(約為70萬人)沒有被承認為該國公民,盡管他們從前與該國其他居民處于同等地位。俄羅斯人從 1666年開始,就大批定居拉脫維亞,因為當時在俄羅斯發(fā)生了教會分裂,在拉脫維亞有許多古老的信徒派教徒定居。及至18世紀,整個拉脫維亞納入俄羅斯版圖,所以俄語在那里得到了廣泛普及。
1991年拉脫維亞議會作出決議,只承認 1947年 6月 17日以前擁有拉脫維亞國籍的居民及其后裔為拉脫維亞共和國公民。40—50年代出生于拉脫維亞和終身居住在拉脫維亞的“非公民”,有權申請授予只到 2000年為止的公民權。
這樣,拉脫維亞長期居民中,有1/3的人被剝奪了所有政治權利和進入國家職能部門工作的可能——確而言之,和1994年以前南非共和國的黑膚色居民一樣。
被剝奪拉脫維亞居民登記權的人(即所謂“圓戳人”——他們首先是少數(shù)族群代表),同時也被剝奪了一系列自然的和生活必需的權利,如勞動就業(yè)、獲得各種社會補貼——包括兒童補貼——的權利。
由于短時間離開過拉脫維亞,成千上萬的人不能重新取得在該國國內定居的合法權利。他們成了必須驅逐出境的“非法人士”,盡管其中往往有出生于拉脫維亞和在當?shù)厣盍舜蟀胼呑拥娜?。這種狀況就是1996年發(fā)生眾所周知的拉維里•雅古金在陶格夫匹爾斯自焚事件的原因。
政府當局拒絕給由少數(shù)族群代表組成的社會團體注冊登記。拉脫維亞的公民與非公民在享有權利方面的差別,舉凡由法律及受法律約束的法令所規(guī)定的,就有68條之多。這些條款直接禁止非公民從事多種職業(yè),也是從前南非共和國推行過的《工位備用法》(只為白人備用)一類種族隔離法的翻版。
例如,非公民無權經營藥店(難道政府當局擔心可怕的俄羅斯人毒害可憐的拉脫維亞人?),禁止充當消防員,不許做私家偵探、武裝警衛(wèi)、律師及助理律師、國家官吏,不準經營和維修飛機等等。除了這些職業(yè)禁令之外,還須加上由法律和受法律約束的法令所支配的對非公民的經濟和社會權利的侵害。至于土地私有權、議會和地方自治機關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就更是無從談起了。
歧視非拉脫維亞人的基本手段,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就是掌握(或不掌握)拉脫維亞語。對掌握語言、歷史知識和該國基本法律知識的要求提高了,這就構成了獲得公民權以及獲得相應的政治和其他權利的主要障礙。我不認為1918—1922年內戰(zhàn)期間在俄羅斯占有特殊地位的拉脫維亞人會精通俄語。據歷史學家謝•彼•梅利古諾夫的資料,在莫斯科全俄契卡機關的 2000人中,有 3/4是拉脫維亞人。
根據拉脫維亞內閣的決議,能夠獲得失業(yè)者地位(有獲得生活補助和社會援助的相應權利)的,只有受過拉脫維亞語教育或擁有掌握拉脫維亞語證明的人。
俄羅斯國家杜馬不止一次研究過俄羅斯人在拉脫維亞的地位問題,向該國發(fā)出過聲明和呼吁,甚至討論過對這個國家實行經濟制裁的法案。俄聯(lián)邦政府不支持這一法案,因為不希望與鄰居產生齟齬不和。然而拉脫維亞政府當局卻把俄羅斯國家杜馬發(fā)去的呼吁和聲明,像對待討厭的蒼蠅一樣丟到一邊。
2005年5月,拉脫維亞議會緊急批準了歐洲委員會的《關于保護少數(shù)族群》的框架公約。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把這次批準行動,稱之為庸俗的褻瀆行為。全部問題在于拉脫維亞政府提出的兩點修正意見:不許在街道名稱標牌上和地圖上使用少數(shù)民族語言;不許在國家和市政機構工作中使用少數(shù)族群語言,盡管在框架公約第10和11款中,清楚指明少數(shù)民族有這些權利。
此外,拉脫維亞議會批準了含有“少數(shù)族群”這個術語概念的解釋性宣言。在脫維亞,他們甚至把在該國生活了幾代人的那些公民,也歸入少數(shù)族群之列。
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維什尼亞科夫在莫斯科“圓桌會議”上發(fā)言,在評價上述批準公約的鬧劇時說,拉脫維亞當局行事時所遵循的,“不是歷史復仇的想法——要為純潔主體民族而斗爭,就是地方利益”。
在愛沙尼亞,俄語居民實際上究竟生活得怎樣呢?
1991年愛沙尼亞獲得獨立后,它在內政和國家建設方面毫無疑問的優(yōu)先任務,就是建立單一民族社會,從國內把俄語居民“擠出去”。而對于那些盡管擠壓和歧視也不肯從愛沙尼亞遷出,把愛沙尼亞當成自己祖國的俄語居民,則要實行同化。
當前,在人口總數(shù)為147萬人的愛沙尼亞,生活著大約60萬俄語公民。其中只有不足8萬名俄羅斯人獲得了愛沙尼亞國籍,11.5萬人是俄羅斯聯(lián)邦公民。剩余的30多萬人根本沒有國籍。
1995年1月,愛沙尼亞議會通過了國籍法,實質上獲得國籍的條件變得更加嚴格,甚至比愛沙尼亞在1992一1995年間施行的法律更加嚴苛。根據這個法令,愛沙尼亞長期居民,只有憑臨時戶口居住3到5年,憑長期戶口居住5年之后,才能有權申請國籍。只有在此之后,提出的國籍申請才會得到受理和審議,而且仍要辦理極其復雜的歸化手續(xù),其形式是通過語言和憲法知識考試。就連同愛沙尼亞公民(女公民)有婚姻關系,在共和國領土上工作和置有不動產等條件,如今在獲取國籍一事上都沒有任何照顧。實際上,這一法令的實施剝奪了相當大一部分愛沙尼亞居民恢復所喪失國籍的可能,封住了他們參與國內政治和社會經濟生活的道路。
這樣,愛沙尼亞就建立了獨一無二的歧視性法律體系,根據這套法律,有1/3的長期居民被粗暴地剝奪了公民權,被宣布為自己國家的外國人,他們最基本的政治、公民、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遭到了踐踏。根據愛沙尼亞法律規(guī)定,國內公民和非公民在權利方面的原則差異,多達40條以上。
針對長期居住愛沙尼亞的非公民,1993年7月通過了一個外國人法,該法令規(guī)定了所謂的“外國人”身份證明的發(fā)放辦法。這種身份證明發(fā)給申請居住證明的人。領到這種身份證明的人,其所享有的權利范圍,不僅比愛沙尼亞公民要小了許多,就連跟居住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國家的公民相比,也遠遠不如。在外國人身份證明上,按規(guī)定要注明一個專門的名稱:“原蘇聯(lián)公民”,這就把身份證明持有者歸入到不存在國家的公民一類,從而實質上剝奪了他們的所有權利,包括在任何一個外國領土上受法律保護和領事保護的權利。外國人身份證明不是沒有期限的,按要求,該證明應與戶籍同時延長有效期限,這就給它的使用造成了困難。
然而,即使這樣對待長期居住在該國的居民,發(fā)放外國人身份證明的過程到1996年7月12日還沒有完成(這是愛沙尼亞共和國政府規(guī)定的期限)。在申請外國人身份證明的11萬多人當中,得到的僅有約兩萬人??墒菗孪裙烙嫞枰C明的不下于20萬人。
審批臨時戶口的截止日期為1996年7月12日。這導致愛沙尼亞30多萬居民自身法律地位的改變。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這些人獲得了在愛沙尼亞領土上合法居留的權利,但這樣一來,他們卻由長期居民又變成了臨時居民,從而被剝奪了一系列權利。例如,其中就包括這樣的權利:根據1993年頒布的私有化法,有權把當時占有的住房面積私有化的只是共和國的長期居民。能獲得住房長期使用權的,也只能是長期居住在愛沙尼亞的人。按照1994年頒布的失業(yè)人員社會保障法,只有長期居民才有利用勞動介紹所和領取失業(yè)補貼的資格。
愛沙尼亞當局拖延落實俄愛協(xié)定中關于在愛沙尼亞領土上俄羅斯聯(lián)邦武裝力量退休人員社會保障問題的很多條款。愛沙尼亞當局給這類人員發(fā)放的,是為期2—5年的,甚至僅6個月的居住證,從而破壞了該協(xié)定,況且辦理這種證件的手續(xù)極為繁復,而此類人員全都年事已高,所以實際上就是把他們置于極端困難的境地。
拒絕和拖延發(fā)放居住證的根據,可能是借口這些退休軍人過去所從事的活動,其中包括他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國家政治保安局(格別烏),甚至在邊防軍服過役。
盡管對地方自治機關選舉法作過修訂,但其中仍保留著很多歧視條款。對長期居住在愛沙尼亞的非公民,其自由表達意志的權利受到一些人為的限制。例如,只有那些個人親自提出申請參選的人,才能作為選舉人向專門設立的網點進行登記,而且登記期限極其短暫。如果是愛沙尼亞的公民,就完全不需要通過類似的手續(xù)。
我想在此提醒讀者,愛沙尼亞曾是蘇聯(lián)的一個共和國,但其領導人卻一有機會就大喊大叫,說該國處于“帝國占領之下”,它的人民遭受俄羅斯人的壓迫。這居然引起了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極大同情。我們這部分知識分子在聽到這樣的論調時,競驚奇地翻著白眼,為他人如此評價俄羅斯同胞在一個社會環(huán)境最安全、福利條件最好的加盟共和國所起的作用而發(fā)出滿意的尖叫聲。但是,為現(xiàn)代愛沙尼亞人受教育創(chuàng)造機會、給予他們榮譽稱號的,難道不是俄羅斯?為愛沙尼亞人開辟道路走向世界的,難道不是俄羅斯?如果沒有蘇聯(lián)絕對權威的保護,有些愛沙尼亞人和該國公民,真不知會淪落到什么地步。
不久之前,愛沙尼亞內政成了聯(lián)合國討論的議題:在愛沙尼亞,至今仍然毫無道理地保留著公民和“非公民”之間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方面的差異。愛沙尼亞方面在報告中企圖證明,這一討論的合法性值得懷疑。
愛沙尼亞上層人士認為,他們國家在這方面完全井然有序。可是,聯(lián)合國種族歧視委員會對這種論斷不贊同,駁斥了愛沙尼亞方面誤導國際社會輿論的企圖。委員會對愛沙尼亞方面提出的關于履行消滅一切形式歧視的國際公約的報告,提出了結論性意見,其中表明對愛沙尼亞處理少數(shù)族群語言問題的情況給予負面評價,尤其是對愛沙尼亞當局甚至意欲在少數(shù)族群聚居地區(qū)限制他們學習自己民族語言的做法表示反對。此外,委員會對于1993年愛沙尼亞頒發(fā)的民族文化自治法只適用于國內公民這一點表示擔心,認為它“縮小了愛沙尼亞大肆宣揚的一體化綱領的范圍,從而也證實了委員會的結論”。
俄羅斯外交部針對這次討論作出結論說:委員會就此問題進行的辯論及其提出的總結文件再次證實,愛沙尼亞在保障非主體族群權利方面——而這主要涉及俄羅斯民族,局勢引起了不具成見的觀察家們的嚴重擔心。
此外,俄羅斯外交部在其專門聲明中指責了愛沙尼亞外交部長托馬斯•伊里維斯,認為他在對莫斯科關系中所執(zhí)行的路線帶有挑唆性質。應該說,托馬斯•伊里維斯以前發(fā)表的幾次聲明,都沒有能給這位政治家和外交家?guī)砹己寐曌u,反而給俄愛關系造成了傷害。這位外交部長可能受到了一些影響:他長期生活在美國,完全忘記了俄羅斯和愛沙尼亞所擁有的共同歷史。而這一歷史,不管他個人如何希望,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從一些俄羅斯人和愛沙尼亞人的意識中抹掉,因為這些人與他完全不同,并不認為他們共同生活的半個世紀是“蘇聯(lián)占領時期”,他們記得當代俄羅斯在重建愛沙尼亞國家體制中所起的作用。
愛沙尼亞政治活動家的言論超越了理智的起碼要求。他們病態(tài)地仇視俄羅斯人和俄羅斯,甚至準備為恐怖主義罪行辯護,包括為車臣匪徒辯護。譬如說,下面我就要引用一段致杜達耶夫先生的慰問信中的文字:
值此薩勒曼•拉杜耶夫將軍遇害之際,愛沙尼亞國會的支持車臣小組特向車臣人民和您本人表示深切同情。這位杰出的自由斗士慘遭殺害,使我們深感震驚。愛沙尼亞議會的支持車臣小組與車臣人民一道為薩勒曼•拉杜耶夫表示哀悼。
在這份信件上簽名的有愛沙尼亞共和國議會的63位代表(代表總數(shù)為101人)。只有瘋狂的反俄政策才能允許作出這種聲朗,它乃是愛沙尼亞對俄羅斯內政的粗暴干涉,是激進反俄情緒的表露,而這種情緒已構成愛沙尼亞內外政策的主要路線。同時,這份信件也是對國際社會輿論自卑鄙無恥的挑釁,因為國際社會輿論認為,政治恐怖主義是極其危險的現(xiàn)象,在反對恐怖主義的斗爭中,國際共同體應該一致努力。
由于特殊的社會經濟政策,由于天主教不容忍異族人的那種心靈主義,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當代立陶宛成了種族單一的共和國。1991年,當蘇聯(lián)解體時,立陶宛人在立陶宛占居民總數(shù)的 81.6%,而與此同時,愛沙尼亞人占愛沙尼亞居民總數(shù)的63.5%,拉脫維亞人在拉脫維亞僅稍許超過居民總數(shù)的一半——占51.8%。而實際促成這種情況的,是上世紀 50年代中期立陶宛當局通過的一項專門決定:只準許在共和國的某些城市建設企業(yè),而在許多居民點都不許建設。這一決定斷然限制了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進入立陶宛工業(yè)企業(yè)。
乍看上去,我們的同胞在立陶宛的處境比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要好得多。但這不過是最初印象。實際上,同化俄語居民是立陶宛政府推行的既定政策。我們的同胞在立陶宛的法律地位,取決于當?shù)卣w通過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占極小比重的俄立兩國關系條約。而且,當問題涉及俄羅斯同胞,特別是涉及俄羅斯公民時,就會看到法律運用過程中相當獨特的實踐操作。
有關外國人在立陶宛法律地位的法律條文,對于俄羅斯公民具有特殊意義。如果對文字上的某些粗糙之處忽略不計(因為這可以解釋為立法者經驗不足),那么,對這項法律的嚴格法律評估應該是肯定的,因為一方面它對外國人實行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宣布外國人在立陶宛享有與該國公民同等的權利。但該國憲法、此項法律及其他法律和國際條約,又全都另有補充說明。
當談到此項法律各條應如何適用于俄羅斯公民,俄羅斯公民如何行使立陶宛公民所享有的某些權利時,卻遭到了官員們的斷然拒絕。盡管并沒有限制外國人行使這些權利(包括參與米爾大會、參加社會團體的權利)的禁令,但官員們的實際做法就是這樣。
有關少數(shù)族群的法律也使人惶惑不解。這項在相當程度上是裝點門面的失敗的法律,從來也沒有實施過。不久前又試圖用族群村社法來取代它。族群村社法的草案曾在報刊上公布過,這就讓我們有可能對它的反動性質予以評說。法案的起草人對如何向少數(shù)族群社會生活施加更多限制表現(xiàn)出極大的關心??墒窃S多立陶宛議員覺得這個法律草案還不夠勁,因此又草擬了一份“保護少數(shù)族群文化和族群特性”的法律草案以供選擇。這個草案就連最起碼的臉面也置之不顧了。
再者,立陶宛共和國憲法不允許長期居住立陶宛的俄羅斯公民在該國領土上購置和擁有土地。當前,立陶宛議會正在審查憲法修正案,目的在于允許外國公民購買土地,但這一點不適用于俄羅斯公民,因為預定這種權力只賦予北約和歐盟各成員國的公民。在國家基本法層面上如此提出問題,是絕對帶有歧視性的和不可容忍的。
還應該特殊研究一下我們的同胞建立和利用社會團體的問題。依我看,在這里存在著兩個問題——法律的和社團內部的。
立陶宛司法部長斷言,不允許俄羅斯公民在該共和國建立自己的組織,因為立陶宛憲法規(guī)定:“保障公民享有……”,但這句話似乎又排除了該條款適用于非立陶宛共和國公民的可能。公開抗議合法權利受到損害的可能被消除了,因為該國有關解釋表明,立陶宛的集會法甚至連外國人純和平目的的集會行動都在禁止之列。
立陶宛的俄羅斯人如何聯(lián)合起來,建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國外社團的問題,非常值得關注。當前,立陶宛存在著近 20個俄羅斯社團??墒沁@些社團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只能聽任當?shù)卣瘟α侩S意擺布,已全被解散,喪失了他們在當?shù)囟砹_斯基本群眾中的廣泛影響。
在維爾紐斯成立的俄羅斯信息文化中心,為解決俄羅斯同胞團結的問題帶來了希望。俄羅斯公民應占多數(shù)這一條得到了硬性規(guī)定。在這種情況下,當?shù)囟砹_斯社區(qū)的成員本可以積極參與該中心的活動,可是遺憾得很,盡管俄羅斯和立陶宛政府就這個問題已經簽有協(xié)議,但離實際解決問題還有一段距離。
幾年之前,立陶宛總統(tǒng)瓦里達斯•亞當庫斯曾就選舉新議會一事向該國公民發(fā)表講話。我仔細閱讀了這篇演說。講話涉及共和國內部生活和對外政策的許多方面。甚至提到了每個公民的福祉權利。但他一個字也沒有說到俄羅斯人的權利,而俄羅斯人在這個國家的居民中,占有相當大的分量。
看來,同愛沙尼亞一樣,在立陶宛也沒有俄羅斯問題!
眾所周知,立陶宛在上世紀90年代獲得主權后,國內掀起了一陣審訊持不同政見者和二戰(zhàn)老戰(zhàn)士的浪潮。瞧,這就是“民主”立陶宛的自由!凡此種種,跟不久之前在篝火上焚燒書籍的那個年代何其相似乃爾!
此外,我們有根據懷疑立陶宛司法的獨立性,證據俯拾即是。據報刊報道,蘭茨別爾基斯當時宣稱,布羅克亞維丘斯和他的同志們受審,并不是因為他們現(xiàn)在或過去有什么政治信念,而是具體因為他們組織了大規(guī)模的謀殺,據說他們是作為最普通意義的刑事犯受審的。這至少引起了迷惑不解:怎么能在開庭之前就得出這種結論呢?
可就在當時,當年維爾紐斯的法西斯警察總監(jiān)列萊基斯,卻能夠自由自在地待在立陶宛。他可是由于被指控犯有大批殺害猶太人和本國其他民族愛國者的罪行,而被美國驅逐出境的。
這一切同在俄羅斯審判國家非常委員會一案的初始階段何其相似。什么樣的罪名沒有往受審者身上加,什么樣的帽子沒有往他們頭上扣??!當時的俄聯(lián)邦部長會議主席西拉耶夫,甚至要求不經調查和審訊就將他們立即正法??墒?,最終那批人全都獲得了大赦,而瓦連尼科夫大將不肯接受大赦,爭取到把審訊進行到底。正如所知,法庭最終宣布他無罪。
立陶宛當局,特別是它的議會,直到今天還不肯善罷甘休,以令人羨慕的充沛精力挖地三尺,搜尋“敵人”。例如,前不久通過了“評估蘇聯(lián)克格勃(包括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及該組織骨干人員現(xiàn)實活動的法令”。根據該法令,這一世界知名的專門組織連同它在立陶宛的分支機構被宣布為“罪惡”組織。自該法令生效之日起,原克格勃骨干工作人員在10年之內不得“在立陶宛擔任國家公職人員,在政府管理機構、自治機構、邊區(qū)保衛(wèi)機構、國家安全部門、警察局、檢察院、法院、外事部門、海關、國家監(jiān)察機關以及國家監(jiān)督和檢察機構工作;不得擔任律師、公證員職務;不得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工作”。這不禁使人想起一部老片子,那里有個年輕的革命者馬克西姆,他被禁止在任何省份居住,除了……薩哈林島。立陶宛也是如此:看來只允許這些人當個挖土工,或者干些不需要什么技術的體力活了。
與此同時,政府又承諾:此法令生效三個月內,“凡前往立陶宛國家安全部門登記,交代此前所有工作秘密及同事和特務等關系者”,可以“安心”生活。
就其結構系統(tǒng)而言,蘇聯(lián)的所有機構中均設有克格勃。該組織解體后多年來,任何一個在原蘇聯(lián)加盟共和國基礎上建立的新國家,也不曾通過立法程序,把原蘇聯(lián)的克格勃和共產黨宣布為“犯罪”組織。立陶宛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國家。
文明世界遵守一個普遍的規(guī)則:凡宣布一個人或一個組織為罪犯,一定要通過法庭。其他所有“判決”都沒有法律效力,不得執(zhí)行。應該提醒一句,1945年底1946年初,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主要納粹分子的過程中,除了對個人作出判決以外,也判定法西斯德國的一些機構為犯罪組織。
上面提到的關于克格勃的法案,出自立陶宛議會議長蘭茨別爾基斯的手筆。此人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呼吁議會“對犯有戰(zhàn)爭罪行、在被蘇聯(lián)占領的立陶宛領土上殺害平民,從事過鎮(zhèn)壓活動、恐怖活動、政治迫害的組織,作出法律評估?!彼K于達到了目的。蘭茨別爾基斯不是個法學家。他是個音樂人和政客,大概正因如此,他所領導的議會作出的決定,才散發(fā)出一股外行和政棍的氣味。同時,議會也完全無視立陶宛總統(tǒng)瓦•亞當庫斯的否定態(tài)度。
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問題:這個“民主”共和國的特工部門,又是如何以高度彬彬有禮的方式行動的呢?不久前立陶宛總統(tǒng)亞當庫斯責成檢察院調查一項舉報,據稱,內務部領導人員保衛(wèi)局議會處的工作人員似乎在秘密跟蹤高級領導人,甚至跟蹤總統(tǒng)本人。而所獲情報最終似乎都送到了議長蘭茨別爾基斯手上。引起這次調查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由于前總統(tǒng)布拉扎烏斯卡斯宣稱,他的私人談話內容竟然被其他官方人士得知??墒?,這些破壞立陶宛憲法的法律又是由誰來通過的呢?
鏟除俄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俄語很快就獲得了國際語言的性質。這無疑是蘇聯(lián)威信的標志之一。甚至還成立了一個俄羅斯語言和文學教師國際聯(lián)合會,團結了世界上76個國家的 6萬多位俄羅斯語文研究者。2003年召開了該國際聯(lián)合會第 10次會議?,F(xiàn)在,在任何國家,總能遇到或多或少掌握俄語的人。然而,有的國家卻在起勁地排擠俄語。盡管俄語在全世界科學、文化、政治領域里的作用日益增長,這些國家還是要這樣做!眾所周知,聯(lián)合國已經宣布,俄語是世界性官方語言之一。
但是,在民族關系惡化的條件下,俄語卻被推上了政治問題的風口浪尖。目前正有兩種傾向愈演愈烈。第一種傾向——人們希望提高本民族語言的地位,提高它在建立國家、形成民族自覺和民族精神過程中的作用。可是與此同時,又出現(xiàn)了另一種傾向,而這恰恰與第一種傾向相反:增長了“語言的不可兼容性”。這一在改革中出現(xiàn)的罕見現(xiàn)象,成了民族關系發(fā)展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使之蒙上了一層極其惡劣的民族主義色彩。語言因素開始被用來確定一個人是“公民”還是“移民”,是“原住民”抑或不是。在獲得完整主權之后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各國,這種現(xiàn)象是現(xiàn)實存在。語言問題從小學開始,甚至從幼兒園開始,就波及了兒童的心靈。
當前,俄語在后蘇聯(lián)時代所處的地位又如何呢?
在大多數(shù)國家——原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除白俄羅斯以外,都通過了有關語言的法令,宣布只有“主體”民族的語言才能作為國語。在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俄語可以當做官方語言,與國語平等使用。在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烏克蘭,俄語或者被歸入外語,或者作為少數(shù)民族語言,或者簡單地作為一種不相干的語言。在很多國家,俄語被排除在官方公文用語和社會生活以外。正如我們以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為例所看到的那樣,沒有掌握當?shù)卣Z言的居民,只好自動喪失一系列重要的經濟、財產和政治權利。
某些國家大批關閉了俄羅斯幼兒園、學校、文化機構,在用俄語教學的高等院校里削減了班級、系和分院。現(xiàn)在,俄羅斯人和俄語居民難以企及的,不僅是高等教育、中等職業(yè)技術教育,甚至還包括普通教育,因為實際上教學已經全面轉為使用“主體”民族語言了。
教科書對大多數(shù)歷史事件作出的不符合實際的評價,令人深感不安。這些評價往往帶有公開的反俄傾向。俄羅斯人和俄羅斯文化在如今這些主權國家的發(fā)展上所起過的作用遭到貶低。正在成長的一代人,心目中對自己精神文化的根源出現(xiàn)了扭曲的認識。俄羅斯劇院和圖書館遇到了巨大的困難。
還是讓我們再回到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首先是回到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共和國已經開始施行強制同化非主體族群的計劃。議會討論了旨在排除俄語和其他語言的教育法??墒嵌碚Z乃至其他語言,乃是相當一部分居民的母語。非拉脫維亞的國立學校數(shù)量不斷減少。到以非拉脫維亞語授課的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已成為絕不可能。即使在私立學校,政府當局也要求一部分課程只用國語教授。這樣一來,建立在雙語原則基礎上的教育體系遭到了破壞?,F(xiàn)在推行的教學制度是典型的單一民族國家的制度。應該指出,這些歧視措施得到了一系列國際組織,其中包括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歐洲委員會等的發(fā)展規(guī)劃的支持。
國語法把俄語宣布為外語,規(guī)定在勞動、公共信息等領域,以及在任何國家機關辦事,只能用拉脫維亞語。
自從 2004年 4月拉脫維亞共和國議會通過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修正案以來,這一領域的事態(tài)每況愈下,因為該修正案排除了在各級立法和政府機關、國家組織和地方自治機關,其中也包括少數(shù)族群聚居地區(qū)使用俄語的可能性。這意味著正在對非拉脫維亞居民施行強制同化。
我想提醒讀者,在與拉脫維亞毗鄰的芬蘭,就存在著兩種國語——瑞典語和芬蘭語,盡管瑞典人只占該國總人口的 8%。
2004年2月,拉脫維亞共和國議會通過了對1999年6月頒布的教育法的修正案。把俄語排擠出教育領域本來就是該教育法的宗旨。而修正案則更進了一步:完全消滅俄語——2月修正案實際上就是在學校里徹底清除俄語。
從2004年9月1日起,根據修正后的教育法,在俄羅斯學校確定了“按60%比40%”的比例安排課程,即60%的課程用拉脫維亞語講授,剩下的40%用俄語。屬于用拉脫維亞語講授的科目有數(shù)學、地理、經濟學基礎,甚至還有體育課。與此同時,一年級用于講授俄語和文學的課時,每周只有4小時。用4個小時怎能教會7歲孩子讀和寫?
拉脫維亞當局的政策旨在根除俄語,這一政策的結果,就是2003—2004年在共和國內一次次爆發(fā)“學校暴動”。幾萬名中學生、家長和教師涌上里加和其他城市的廣場,要求為他們保留母語——俄語。“斬斷伸向俄羅斯學校的魔爪!”“大家在一起就是力量!”“拉脫維亞是歐洲的恥辱!”“改革完蛋了!”諸如此類的口號表達了他們的立場??磥?,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已經被折磨得忍無可忍了。難道這還不足以讓我們回憶起1976年在南非共和國發(fā)生的最強大的起義——索埃托“中學生起義”嗎?而起因不就是剝奪了黑人受中等教育時選擇語言的權利嗎?
2005年8月,議會的20名反對派議員向拉脫維亞憲法法院起訴,控告所推行的中等教育改革不符合國家基本法。同年5月,憲法法院駁回了這次起訴。
拉脫維亞當局企圖把這些反對學校改革的抗議行動說成是某種外來勢力反對該國的陰謀。在里加,當局擔心,以推遲改革的形式向抗議者讓步將會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俄羅斯直到今天仍能左右拉脫維亞的政局。然而當局拒絕就改革進行談判的主要原因,根本與此無關。問題的原因是:統(tǒng)治集團手中沒有推行這種改革的有力的理由。拉脫維亞人承認,改革的主要理由就是為“占領”拉脫維亞而向俄羅斯人報復。其他的理由看來更加蒼白無力。
里加杜馬安全和法制委員會意欲向議會呼吁修改刑法。據該委員會的意見,因舉行社會活動而破壞法制,其組織者應受到嚴厲懲罰——監(jiān)禁,刑期可定在10年以下。該委員會領導人維勒克斯向記者宣稱,是俄羅斯中學生的群眾抗議行動促使議員們通過了這一決定。一位保衛(wèi)俄羅斯學校運動積極分子說,局勢迫使人們得出結論:原來拉脫維亞的教育改革早已劃歸內務部掌管了。
為了消滅“俄羅斯精神”,這個“民主”國家的政府走得更遠。近幾天拉脫維亞內務部煞有介事地宣布,說歐洲人權法院駁回了國內那些試圖對自己姓氏“拉脫維亞化”表示異議的居民提出的起訴。類似的案例在拉脫維亞真是舉不勝舉。俄國詩人普希金在拉脫維亞被改稱為“普斯金斯”??墒?,要知道,俄國人是絕不會,比方說,把萊蒙德•保爾斯改名為“保爾索夫”,把萊姆•瓦伊庫勒改名為“瓦伊庫列夫”……
順便說一句,拉脫維亞總統(tǒng)瓦伊拉•維凱—弗列別爾加宣稱,她的共和國,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都不希望繼續(xù)使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這個帶有“蘇聯(lián)”烙印的說法。據她說,這散發(fā)著1939年的氣味,那一年“蘇聯(lián)威脅我們,要求建立他們的基地”。
拉脫維亞肆無忌憚地瘋狂攻擊俄語,將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如果明天俄語在這里消失,那么在可預見的未來,拉脫維亞語也會在地球上消失,而生活在現(xiàn)在所謂拉脫維亞共和國領土上的居民,將會說上一口支離破碎的當?shù)貥邮降挠⒄Z。到那時將不會有人挺身保護拉脫維亞文學——誰也不會再想起它來。
禁止孩子們學習父母的語言——這是對國際法準則最粗暴的破壞,拉脫維亞向建立種族隔離制又邁進了一步。在南非共和國消滅了這一被聯(lián)合國宣布為“可恥的反人類罪行和可憎的體制”以后,全世界都以為這種體制似乎再也不會復活了。然而在歐盟的默許之下,種族隔離制卻正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繼續(xù)生長發(fā)展。
還有一個決定足以說明拉脫維亞當局對待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的態(tài)度。眾所周知,在里加有一座彼得大帝的行宮。這座行宮是在拉脫維亞加入俄羅斯之后,由該市贈送給沙皇的。彼得大帝以及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于訪問該市時曾不止一次在該處駐蹕。在較晚時期對這個建筑進行改建時,偉大的拉斯特雷利②也曾參與過這項工作。
從1991年到1998年,占據這座宮殿的是拉脫維亞的俄羅斯社團。當時計劃把宮殿作為俄羅斯文化中心和俄羅斯人在拉脫維亞的歷史博物館使用。然而,宮殿被拍賣了,社團和圖書館被趕到了街頭。這樣一座歷史古跡被改造成了居民住宅大樓:在里加老城區(qū)住宅是很值錢的。
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我國的數(shù)十萬同胞成了按種族特征受到歧視的犧牲品。其結果是俄羅斯本身受到貶損——在俄羅斯國家杜馬向拉脫維亞議會發(fā)出不要邁出這一步的呼吁之后,這個反俄的法令竟立即出籠了。在北約武力保護傘下,在歐盟政治庇護下,拉脫維亞沙文主義者厚顏無恥地拒絕了莫斯科的呼吁。俄羅斯議會挨了拉脫維亞“同行”一記響亮的耳光。對氣焰囂張的反俄分子實行勸說政策只會徒然助長他們的放肆無禮。這個法令通過以后,一個拉脫維亞政客公開把我國數(shù)十萬同胞稱之為“白癡”,他侮辱的不只是我們在拉脫維亞的同胞,而且是整個俄羅斯。
立陶宛 該共和國人口總數(shù)約為 350萬,其中立陶宛人占 80%,俄羅斯人占 8%,波蘭人 8%,白俄羅斯人 1.5%,此外,當?shù)剡€有一些烏克蘭人和猶太人。非立陶宛居民主要集中在該國東南部,日常使用俄語和波蘭語。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單方面宣布獨立,該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于1990年11月29日通過了“關于實現(xiàn)國語地位限期的決議”。從1995年1月起,該國全體居民必須轉而使用國語(即立陶宛語)。然而,行政當局并沒有承擔任何向居民教授立陶宛語的義務,而是把此事完全承包給一些首先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私人和商業(yè)機構。所有這一切竟然都發(fā)生在立陶宛還是蘇聯(lián)的一個加盟共和國的時期!
1992年4月,立陶宛共和國政府通過決定,其中劃定了在國家機關擔任這種或那種職位所需掌握立陶宛語的三個級別。由于這個決定,實際上所有非主體民族都只能被迫放棄在國家機關的工作,原因就是他們的立陶宛語掌握得不夠好。
用主體民族語言教學的時間和質量、立陶宛語語法的復雜性(這是最古老的歐洲語言之一),使得在極短的限期內掌握它成為不可能。盡管這一決議首先涉及的是俄語公民,但國語委員會的領導人也不得不承認,即使是立陶宛人,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通過母語的高級別考試。
畢業(yè)于非立陶宛人學校的考生必須先通過立陶宛語面試,為此還要交納費用。只有經過這道手續(xù),他們才有權把證件交到學校。這種行動,除了評價為按照民族特征搞公開歧視外,不可能再有其他解釋。
1995年立陶宛頒布的國語法規(guī)定,任何反對國語地位的活動都是不允許的。為了監(jiān)督這一法令的執(zhí)行,建立了一個擁有極大特權的專門機關——直屬議會的立陶宛共和國國語監(jiān)察局。
俄語被徹底排除在官方公文應用和社會生活之外,在立陶宛共和國領土上開展活動的國家機關、商務機構及其他機構一律不得使用俄語。只有在日常生活和少數(shù)族群社團舉辦的活動中,才不禁止使用俄語。在立陶宛,對違法者要廣泛課以行政處罰,其方式為向相關領導人和負責人處以罰金。
對使用國語的硬性要求導致的后果是,甚至在俄羅斯學校,連各辦公室的標牌、直觀教具、教學文件、教學日志、學生日記,都一概要用立陶宛語書寫。此外,還必須以立陶宛的方式書寫學生姓名。這自然引起家長的憤慨。
在立陶宛允許用俄語教學的,實際上只限于普通中學。如想受到用俄語教學的高等教育,只能夠到師范大學的斯拉夫語文系,可那里總共只有一個班,收納20個學生(僅僅 20個人啊?。?,而在其他高等院校根本不用俄語教學。
可以預見,在最近一段時間內,俄羅斯人的學齡前和適齡教育機構,以及文化性設施,數(shù)量將急劇縮減。在各級立法和行政機構受過教育的人和知識分子當中,將不會有俄語居民的代表。
在保障我國同胞的信息空間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政府通過媒體提供的俄語信息,極其貧乏而片面。該國電視臺用俄語播放的節(jié)目,只有每天一次的“新聞”(每次10—15分鐘)。民族廣播電臺給俄語的廣播時間也只有一小時。
在立陶宛,白天只有國家廣播電臺——“俄羅斯之聲”¬——一家播送節(jié)目。不錯,那些較比富有的人,擁有有線電視和衛(wèi)星電視的人,可以看到俄羅斯的所有主要電視頻道。但基本的俄羅斯群眾卻很少能有人充分就業(yè),即使能有活兒干,也是輔助工作,因此他們對看這類節(jié)目連想也不敢想。
俄文報刊的出版也有類似情況。最容易讀到的便是《Etyboc Ptac》、《立陶宛信使報》、《述評》、《共和國報》等幾份周刊,但它們出版的數(shù)量不多??墒?,第一,這些報道談的不是俄羅斯人在立陶宛的生活,而是用俄語講述立陶宛的生活;第二,整個材料最好的部分是“昨天的”俄羅斯報刊文摘。在報刊亭里花費商業(yè)高價可以買得到個別的俄羅斯出版物,可是它們缺乏針對性和及時性。
由此觀之,立陶宛當局的政策從不考慮俄語居民在立陶宛居住的歷史條件,他們學習立陶宛語的困難,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和經濟困難。立陶宛當局實際上是在推行對這些居民的強制同化政策。
立陶宛政府文件中只字不提俄羅斯學校中俄羅斯文學課時急劇減少的狀況,在教學大綱中,除了作為獨立學科的俄羅斯歷史地理,這些課程目前都放到世界史和世界地理中去講授。
立陶宛官方材料斷然說,為學習國語創(chuàng)設了良好條件。但卻只字不提這種為居民開設的短訓班是收費的。
存與鄰國拉脫維亞對比的情況下,乍看上去,立陶宛的俄羅斯學校和俄語教學等問題,狀況要好得多。可實際上立陶宛的一些事態(tài)進程——其中包括俄羅斯學校的“改組”——同樣令人擔憂。
各級官員中都有一些人對不民主的國語法隨意加以解釋,在執(zhí)行中隨意性也很大;少數(shù)族群的民族文化空間遭到急劇壓縮;加之他們所執(zhí)行的學習和教育體制——這一切無疑都促進了“非主體民族”正在成長的一代人加速同化。在這種條件下,許多家長也認為自己的孩子在俄羅斯學校學習已無前途可言,于是把孩子轉入立陶宛學校。社會學抽樣調查表明,在10所維爾紐斯立陶宛學校的低年級,有25%—30%是非立陶宛學生。俄羅斯學校的生源已經呈現(xiàn)萎縮傾向,人數(shù)大為減少,學校的最后關閉指日可待。
據生活在立陶宛的專家的看法,必須通過一項比較民主的國語法,擴大立陶宛非主體族群的信息文化空間,制定少數(shù)族群學校章程,方能保留少數(shù)族群的民族同一性,和諧地達致與立陶宛社會生活的一體化。
從道德和政治的觀點來看,立陶宛既不應該允許以損害某些族群學校的利益來解決另一些族群學校的問題,也不應該允許行政當局在這個問題上倉促行事。政治家和專業(yè)人士在解決這類微妙敏感的問題時,作為出發(fā)點的設想應該有足夠的根據。在當前的政治條件下,應以其他文明國家為榜樣,必須放棄在熔爐中“熔化”立陶宛少數(shù)族群的思想。只有每個民族都保持自我,都能珍視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各民族有機團結一致的局面才能出現(xiàn)。
愛沙尼亞 在愛沙尼亞,俄語的處境同其兩個南部鄰國一樣令人擔憂??磥?,對發(fā)展愛沙尼亞文化和愛沙尼亞語言的必要性未必有人會持有異議。但是,這不應該靠傷害俄語族群來實現(xiàn)。任何人都不能根據護照封皮和族屬來隨意“理解”國際法和人的自由權利。
必須特別強調俄羅斯人和俄語居民傳媒手段的景況不容樂觀。如果說在拉脫維亞盡管要通過有線電視,但總算還能看到俄羅斯電視節(jié)目的話,那么在愛沙尼亞,全共和國規(guī)模的俄語電視節(jié)目就根本沒有。這種節(jié)目只能靠幾個現(xiàn)有的愛沙尼亞頻道來轉播。而這一切卻發(fā)生在居民有1/3是俄羅斯人的國家里!所有的電視節(jié)目都主要定位在宣傳鼓動單一民族國家,以及對非本土居民開展同化的意識形態(tài)改造。
上世紀80年代末,拉脫維亞出現(xiàn)了一個新詞——“阿特莫達”,翻譯成俄語的意思是“覺醒”——當然是民族的覺醒。如果“阿特莫達”這個詞的始作俑者不是雅•彼特斯,那么我本來不會去注意它。
我們清楚地記得,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俄羅斯居民同拉脫維亞人一道參加“覺醒”群眾大會,喊出的口號是:“為了你們的和我們的自由”?,F(xiàn)在自由了。可是,接著就出現(xiàn)了最初的懷疑:“怎么會這樣呢,在一起并肩戰(zhàn)斗過,而現(xiàn)在我們卻成了二等公民?”“你們根本連公民也不是,”——“民族意識蘇醒后的”往日同志回答他們說。于是,不得不與這種新生活妥協(xié)。更有甚者,他們居然又成了“占領者”,而且,那些反法西斯老戰(zhàn)士還要受到審判,在他們的個人護照上還要注明是“非公民”。
隨著北約一道,又來了一些身著軍裝、佩戴星條小旗的先生。他們到此并不是為了欣賞多姆斯克大教堂的管風琴,也不打算把里加電影制片廠變成一個新的好萊塢,更沒有在寒冷、荒涼的沿海地區(qū)為他們建造創(chuàng)作之家,沒有把安•烏皮特、雅•萊尼斯的作品翻譯成“莎士比亞的語言”。甚至連我們說過的“覺醒”的教父雅•彼特斯的作品也同樣遭致冷落。這些新來的先生蔑視民族天才,若是新修建一些妓院,新開張一些麥當勞嘛,他們倒是會感到需要的。
在結束評論我們的同胞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幾個“民主”國家的遭遇、他們的公民權利和語言問題時,我不禁想起一句英明的箴言:“政府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保護少數(shù)派的權利”。然而,這些國家當局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這句箴言。
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幾個共和國宣布自己擁有主權之后,已經過去了許多年。遺憾的是在這些年里,問題的狀況已經變得“穩(wěn)定”了。俄羅斯強國被人吐了滿身口水,可是這個強國卻裝模作樣,說這是上帝施予的甘露。據說,今后還要表現(xiàn)出克制力,要等待里加、塔林和其他的“政治家們”成熟起來,等待他們學會國際上的禮貌。等著瞧吧,一旦它們成為北約和歐盟的成員,那里的成年叔叔一定會罰他們站在墻角反省的,因為他們侮辱了最可敬最可愛的伙伴俄羅斯,要知道,這個伙伴已經是“八國”成員之一,是與北大西洋公約、歐盟等合作的各種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了。毋庸置疑,北約和歐盟暗中是支持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國家對俄語居民的歧視和對俄語的排斥的。否則的話,他們早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波羅的海的家伙揍個鼻青臉腫了。只需歐盟的主要和平締造者索拉納(下令轟炸南斯拉夫的正是此人)眉毛一揚,那里的一切就都會得到調整。
如果把各種“開心事”(如俄羅斯加入了“文明國家”俱樂部,與這些國家簽訂了無數(shù)的伙伴和合作條約等等)拋在一邊,那么歐盟和北約不顧俄羅斯外交部的抗議、說服和痛苦呻吟,執(zhí)意東擴,便是赤裸裸的地緣政治的余波了。我們這些親愛的伙伴連續(xù)不斷地強化蘇聯(lián)解體的成果,造成不可逆轉的態(tài)勢,迫使俄羅斯為了民族利益從彼得大帝時期就占領的陣地撤出,向東方后退。
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納入北約和歐盟,這為改變歐洲政治領土地圖又向前跨進了一步。這一步是有意識邁出的,具有挑釁性。長期以來,北約和歐盟一直未敢邁出這一步,直到確實認定,不必把我國對北約集團提出的不得越過“紅線”的警告認真對待,才有了這個動作。
說到這兒如何能教人不想到里賓特洛甫—莫洛托夫協(xié)定的“分界線”呢!難道北約和俄羅斯地理上劃定的“紅線”,不就是1939年劃過的那條線嗎?為什么如今的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幾個主權國家卻一言不發(fā),默不作聲呢?答案很簡單,今天的新主子——歐盟和美國使他們稱心如意。可是歷史證明,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這些朋友朝三暮四,瞬息多變,這不會嚇退新伙伴嗎?或者新伙伴需要的只是這些國家今天針對俄羅斯的政治決定?其實,所有這一切,世界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都經歷過!
對于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這些北約和歐盟的新成員來說,為了鞏固蘇聯(lián)解體后形成的政治領土新格局并使之具有進一步的穩(wěn)定性,一個要素就是從這些國家排擠出當?shù)囟碚Z居民的主要部分,并強制同化剩余部分。這一政策具有長期、整體的性質,絕非無足輕重。這里講的是針對受歧視的非主體族群采取的極其廣泛的措施。問題的實質在于,對生于斯、長于斯的相當大一部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原住民,實行的是按民族特征劃分的民族歧視。
如果認為北約和歐盟似乎看不到和不明白這一點,這種想法是愚蠢的。他們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默默地鼓勵贊許,不過又在一旁監(jiān)視,使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各國在國內以及與俄羅斯的關系方面,事態(tài)不至發(fā)展到嚴重過火的程度。時至今日,這種嚴重過火的行動還沒有發(fā)生,于是,大規(guī)模歧視俄語居民的政策便得以繼續(xù)順利進行,并不斷完善。
波羅的海三國與東正教
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東正教的特點是這樣的:幾個世紀以來,當?shù)貣|正教一直處于與天主教和新教的直接接觸和斗爭之中。無疑,這不能不在整體上影響到當?shù)鼐用竦纳钜约巴渌麌业恼侮P系,特別是同俄羅斯的關系。
當?shù)卦S多人對俄羅斯東正教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把它看成一個使該地區(qū)俄羅斯化,向本土居民傳播他們所不熟悉的“野蠻東方”文化和信仰的工具。與此同時,特別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德國人,以及某些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在長達近兩個世紀的過程中,一直都在系統(tǒng)地為日耳曼騎士團和西方宗教在該地區(qū)歷史上起到的丑惡作用進行辯解。
天主教和路德派新教在很多方面促進了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各族人民的長達幾個世紀的壓迫和奴役。為了使這些民族馴服,天主教神甫和牧師放下十字架,拿起了皮鞭和長劍。然而直到今天,歷史學家仍然企圖把天主教和新教描繪成促進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各族人民接近西方文化的一股力量。
而東正教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歷史,尤其是在愛沙尼亞的歷史,證明東正教的學說在各個時代都是主張和平友好的宗教信仰。它不以強制和恐怖手段強加于人。東正教宗教促進教育,支持民族利益,抵制隨天主教和新教來到該地區(qū)的奴役者。
近年來,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獲得主權以后,采取了許多史無前例的做法,肆意歪曲國內各族群宗教生活的實際情景,千方百計在信仰東正教人民的生活中排斥傳統(tǒng)的宗教信仰。我用以寫作本節(jié)的材料說明,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東正教,無論其起源還是生存發(fā)展,都與俄羅斯、與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密不可分。這種聯(lián)系是政治家們用任何辦法也無法破壞的。
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的基本宗教信仰并不單一,這種情況由來已久,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些國家過去幾個世紀的歷史。在愛沙尼亞,路德派新教信徒占居民的 70%,東正教教徒——20%;在拉脫維亞,路德派新教教徒占 40%,東正教教徒——35%,天主教教徒——25%;在立陶宛,天主教教徒占90%,東正教教徒只占4%。
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三國中,態(tài)勢對東正教最不利的是愛沙尼亞。這個國家對東正教的勢不兩立看來有其歷史根源。正如我們所知,早在13世紀該地區(qū)就被條頓騎士團所征服,因此受到日耳曼人的影響比其他地方更深,不過這種影響卻遠非時時都能起促進作用。
在愛沙尼亞,教會和國家在人們生活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尤其明顯的是一些政治活動家希望利用宗教信仰來挑唆對俄羅斯人和俄羅斯的仇恨。
在20世紀90年代,愛沙尼亞成了東正教最熱的“熱點”。愛沙尼亞的東正教教會陷入了困境,嘗到了蘇聯(lián)解體以后民族主義崛起的苦果。1999年5月,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寫給愛沙尼亞教區(qū)委員會的致敬信里說:“從民族聯(lián)系和民族文化聯(lián)系的觀點來看,獲得獨立的過程和愛沙尼亞公民民族意識成長的過程并非時時一帆風順,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
愛沙尼亞政府當局實際上并沒有制止對俄語居民——幾萬名東正教耶穌信徒——信仰自由的傷害。愛沙尼亞東正教教區(qū)的神職人員和信徒受到壓力,他們被要求自發(fā)地切斷由教規(guī)所規(guī)定的與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的聯(lián)系。
愛沙尼亞的東正教教會被徹底分裂了。這不可避免地導致非單一民族、非單一宗教信仰的愛沙尼亞社會內部出現(xiàn)嚴重不和。但有一個事實卻很引人注目,就是無論天主教徒,還是路德派新教教徒,都沒有遭遇分裂的悲慘命運,因為天主教的精神中心在愛沙尼亞境外,而路德派新教,和東正教一樣,在蘇聯(lián)時期有著平行的國外教會。
為了讓讀者對各教會之間的矛盾沖突以及世俗國家不應介入這一沖突的憲法規(guī)定有一個完整的概念,有必要大致介紹一下愛沙尼亞教會沖突的歷史。
1992年4月,按照愛沙尼亞東正教教區(qū)的決定,科爾尼里大主教向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提出報告,要求恢復愛沙尼亞東正教教區(qū)于1920年由大牧首吉洪授予的獨立地位(自治地位)。與此同時,全體與會者一致表示,希望保持與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的合乎教規(guī)的從屬關系。
這個要求得到了滿足,科爾尼里大主教收到了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決定,其中重申了1920年神圣大牧首吉洪授予愛沙尼亞東正教獨立地位的決定。該決定認定,愛沙尼亞東正教是在一個獨立主權國家開展活動。這一決定還任命科爾尼里主教為教區(qū)住持主教,授“塔林及全愛沙尼亞”主教銜。
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神圣宗教事務管理局的決議在愛沙尼亞宗教人士中引起的反響不一:有些人高興,有些人憤慨。愛沙尼亞東正教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上反映出與會各方還完全沒有準備好開展建設性的對話。
1993年4月,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召開了地區(qū)宗教大會。會議由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主持。大會的總結文件中反映了教會對繼承權問題的意見:“大會認為,愛沙尼亞東正教教會是愛沙尼亞東正教遺產的繼承者”。
與地區(qū)宗教大會同時,在塔林的主顯圣容大教堂,也召開了一個與之唱對臺戲的會議,名叫“愛沙尼亞東正教主教教區(qū)宗教事務管理局擴大會議”。1993年4月29日,該會議向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巴特羅繆發(fā)出呼吁書,把自己稱為“愛沙尼亞共和國公民東正教主教教區(qū)信徒會”。正如所見,取得這種信徒資格的標準,乃是愛沙尼亞共和國的國籍。
合法的愛沙尼亞東正教教會代表雖經多次向政府當局呼吁,但他們獲得繼承權的要求卻遭到拒絕。國外的“宗教事務管理局”及其在愛沙尼亞的追隨者掀起宣傳攻勢,宣布合法教會組織為“占領者的教會”、“第五縱隊”、“莫斯科的爪牙”。而所謂“流亡”機構反倒成了愛沙尼亞東正教主教區(qū)的合法代表。
通過媒體發(fā)動的兇狠攻勢,超出了倫理道德所允許的范圍。謊言連篇累牘,給科爾尼里主教和神圣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畫了一些下流的漫畫,而阿列克西二世是一位出生在愛沙尼亞,為這個國家東正教教會服務近 40年的長者。
以科爾尼里主教為首的愛沙尼亞東正教主教教區(qū)力爭進行合法注冊,但始終沒有結果。1995年 10月 5日召開的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神圣宗教事務管理局會議表示,決不同意愛沙尼亞政府針對當?shù)匾婪ǔ闪⒌臇|正教主教教區(qū)所闡明的立場,并為此深表悲哀,因為這一立場破壞了基本人權,與全歐信仰自由的標準相悖。宗教事務管理局人員決定,要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羅繆就這個問題舉行談判,希望對“流亡的宗教事務管理局”擁有審判權的君士坦丁堡教會的神職上司能作出英明決定,以防愛沙尼亞東正教教會遭到毀滅。
1995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羅繆訪問芬蘭,在此期間他對鄰國愛沙尼亞的“親愛的孩子們”發(fā)出呼吁。在呼吁書中大牧首號召信徒們“盡快復興愛沙尼亞自治的東正教教會,直接與普世大牧首教區(qū)發(fā)生關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闡釋這一想法時寫道:“……即使將來能把對蘇聯(lián)時期的記憶從頭腦中抹去,我們仍清楚地知道,俄國巨人的塊頭和力量依舊會使愛沙尼亞感到威脅。因此我們理解某些擔心:如果你們這些信奉東正教的愛沙尼亞人繼續(xù)受到俄羅斯大牧首教區(qū)的制約,你們就會被認為是與愛沙尼亞社會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是危險鄰國的幫手”。
呼吁書里有對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直接攻訐,把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在愛沙尼亞的存在稱做“斯大林暴政的最后殘余”。給人留下格外不快印象的是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竟公然在這些國家和人民之間散布敵意和不信任,把俄羅斯稱做是愛沙尼亞的“危險鄰國”,認為愛沙尼亞居民把不愿改變俄羅斯教區(qū)管轄關系的愛沙尼亞東正教公民看成“與愛沙尼亞社會格格不入的人”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況。
這個步驟使國內宗教生活中的對抗更加尖銳。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的多次規(guī)勸對于大牧首巴特羅繆不起絲毫作用。不能不指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區(qū)有一種明顯不符合東正教大會精神的傾向,就是把在當?shù)赜薪堂竦母鹘虆^(qū)完全排除在決策之外,獨斷專行地解決教會問題。
莫斯科大牧首意識到業(yè)已形成的危險局勢在威脅著宗教界,于是三次派正式代表到君士坦丁堡去談判,同時又在莫斯科接待了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區(qū)的代表團。
盡管如此,1996年2月20日,君士坦丁堡依然秘密決定,成立在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區(qū)管轄下的愛沙尼亞東正教主教教區(qū)。俄國教會只是在愛沙尼亞和芬蘭的媒體上,才得知了這一消息。
在1996年2月22日會議上,俄國東正教大牧首教區(qū)神圣宗教事務管理局通過決議:“認為君士坦丁堡大牧首教區(qū)針對愛沙尼亞東正教社團所策劃的行動,乃是反教規(guī)的舉動,它可能導致我們兩個教會中斷圣餐祈禱儀式的交往……”在拍發(fā)給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巴特羅繆的緊急電報中,會議對類似行動表示了堅決的抗議。
在俄羅斯教會和君士坦丁堡教會交往中斷后不久,東正教教會的許多首領和宗教活動家紛紛向兩教會領導人提出請求,希望盡快停止這種分裂行動。
1996年5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達成協(xié)議,兩個東正教教會都可以在愛沙尼亞繼續(xù)開展活動,并各自分屬自己的大牧首教區(qū)。據當時的資料顯示,在愛沙尼亞共和國共有84個東正教教堂,其中有54個隸屬君士坦丁堡,6個動搖不定,其余的隸屬莫斯科。
1996年8月,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和莫斯科大牧首各派代表團進行新一輪談判。三天談判的結果,兩位大牧首達成協(xié)議。他們宣布意欲同愛沙尼亞執(zhí)政者談判,公開決定下屬各教堂的合法地位及財產問題。
1996年末,東正教教會歷史上這場被媒體多次稱為“分裂”的最嚴重的沖突,終于通過妥協(xié)得到部分解決。俄羅斯和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教會一致認為,分屬兩大牧首教區(qū)管轄的各個教堂在愛沙尼亞領土上都可以存在。嚴格說來,這種決定既不符合宗教法規(guī)定,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并不公正。
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教會財產的所有權應該屬于誰?過去幾年,莫斯科大牧首和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不止一次會晤商談,“共同努力調解財產問題”,但都無果而終。
莫斯科大牧首教會不得不與愛沙尼亞政府當局達成妥協(xié)。例如,塔林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曾獲準進行民事注冊。該教堂獲得了法人權,并得到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的特殊庇護,成為直屬東正教事務管理局即直屬莫斯科大牧首管轄的大教堂。該教堂合乎教規(guī)地成為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在愛沙尼亞領土上的具有自治權(獨立權)的一部分。
直到2002年4月,在愛沙尼亞新總統(tǒng)阿•呂特爾就職以后,在愛沙尼亞議員和商人們的壓力之下,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愛沙尼亞教會才按章得以注冊,在長達9年的過程中,該教會居然一直沒有合法的地位。
在獲準注冊以后,前面提及的財產問題就突出到了第一位。愛沙尼亞內務部向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愛沙尼亞教會提議,要該教會租賃18幢教會用房,為期50年,每月象征性付租金一克朗(合50美分)。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一直不同意租賃這些它認為本來就屬于自己的合法私產,但最后還是接受了這些條件。于是,在2002年 10月,都主教科爾尼里和愛沙尼亞內務部部長簽訂了相應的文件。剩下的只有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愛沙尼亞就沒有任何人想到讓路德派新教教區(qū)租賃房屋呢?
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之間就愛沙尼亞教會一事產生的爭論,乃是兩個大牧首教區(qū)相互關系中的一個典型插曲。在幾乎整個20世紀期間,君士坦丁堡教區(qū)受到敵視蘇聯(lián)以及后來敵視俄羅斯的一些國家支持,一直不斷企圖削弱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的地位,并且在愛沙尼亞、烏克蘭、摩爾多瓦推行這一政策。
其結果便是,東正教教會在愛沙尼亞陷入嚴重分裂:擁有 7000教民的 50個教區(qū)選擇了君士坦丁堡的管轄;30個教區(qū)和皮尤赫季茨克修道院,教民總計約5萬名到10萬名,依然忠于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愛沙尼亞發(fā)生的這些戲劇性事件,既反映了東正教教會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反映了俄羅斯東正教教會與國家機構的相互關系。
在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兩個問題。首先,就今日而言,顯然俄羅斯東正教教會乃是原蘇聯(lián)領土上唯一不曾解體的機構,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僅能夠團結俄羅斯社會,而且能夠團結生活在原蘇聯(lián)各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其次,必須指出,與俄羅斯有著共同邊界的愛沙尼亞,所處乃俄聯(lián)邦最直接的利益范圍以內,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要取向之一。考慮到這兩個情況,可以得出結論:君士坦丁堡大牧首在愛沙尼亞推行的擴張政策,不可能不受到敵視俄羅斯的政治集團的強有力的支持。
2005年1月,如前所述,愛沙尼亞總統(tǒng)阿•呂特爾訪問莫斯科,這次訪問得以成行,全靠莫斯科及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從中斡旋。是他邀請愛沙尼亞元首前來參加頒發(fā)“東正教各族人民團結”國際基金會獎金的隆重儀式。受阿列克西二世庇護的基金會授予呂特爾“鞏固東正教各族人民團結杰出貢獻”最高勛章。
正如俄羅斯報刊報道的那樣,大牧首對俄羅斯和愛沙尼亞之間的關系正?;憩F(xiàn)的關切之情,還有其純人性的一面。要知道,后來成為大牧首的阿列克西二世1929年2月23日生于塔林,成長在愛沙尼亞。他在當?shù)刈鳛榻虆^(qū)神甫開始擔任神職,后來又擔任過莫斯科大牧首教區(qū)塔林主教區(qū)的主教。
1990年阿列克西二世成為俄羅斯東正教教會首腦,是俄羅斯最有威信的人物之一。這位大牧首過去和現(xiàn)在都在盡他的一切努力,以求調整俄羅斯和愛沙尼亞共和國的相互關系,因為最近15年來,兩國關系相當復雜。
阿列克西二世積極參與莫斯科和塔林之間的對話。這種參與鞏固了俄羅斯東正教教會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而且是影響愛沙尼亞共和國國內宗教政治態(tài)度,促使俄愛兩國接近的重要因素。
在結束這段有關東正教在當代非常“民主”的愛沙尼亞的狀況的文字時,我想引用大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一段話:“只有同母親——俄羅斯教會團結一致,東正教在愛沙尼亞才能獲得安定、繁榮和精神上的成長。東正教在愛沙尼亞的全部歷史,以及我在愛沙尼亞主教教區(qū)擔任都主教職務近30年的經驗,都證實了這一點?!?/p>
政治犬儒主義
近年來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三國當局,以及它們的西方庇護者,特別是美國,他們的所有行動,都可以稱之為政治上的犬儒主義。在2005年5月的節(jié)慶日子里,當莫斯科紀念這一對于我們和全世界都堪稱神圣的日子時,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卻表現(xiàn)得格外地露骨無恥。
我已經提到過,布什此行是這樣安排的:在到莫斯科訪問之前,先在拉脫維亞著陸,向那里剛剛誕生的民主致以應有的敬意。據他說,那種民主可以讓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羨慕不已。他甚至許諾,一旦遇到有“大國”威脅,美國將提供幫助:不必心明眼亮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這里指的是俄羅斯。
此次出行前夕,布什曾接受立陶宛電視臺記者專訪。他感謝立陶宛總統(tǒng)為向鄰國擴大民主所作的努力(這里指的是在烏克蘭發(fā)生所謂“橙色革命”時,亞當庫斯所起的中介作用,以及他對白俄羅斯內政的經常干涉)。記者向布什問道:立陶宛人在這個地區(qū)里還能做些什么?
布什的回答很能說明問題:
首先,我真心感謝總統(tǒng)在烏克蘭所做的出色的工作。我認為,當立陶宛領導人號召全世界注意烏克蘭的自由運動時,這是個重要的時刻。的確,第二輪選舉,在自由運動中是重要關頭。為此,我由衷地感謝總統(tǒng)。
立陶宛是一個經過多年暴力后能夠達到目的的極好范例,立陶宛人現(xiàn)在自由了,能夠表明他們正在提高經濟,自由表現(xiàn)自己的意志,而且,解放以后社會變得活躍了。有一段時間很困難。從共產主義向自由民主的過度是困難的。因此,立陶宛政府要把自己的經驗介紹給經歷過同樣遭遇的其他國家,這一點很重要。我為立陶宛驕傲,把立陶宛稱為友好國家。
記者又提出一個問題:“您打算與普京會晤。您會向他重復自己說過的話,即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帶來了蘇聯(lián)對波羅的海各國的占領嗎?”布什是這樣回答的,他的回答說出了心里話:
是的,當然要說。我在斯洛伐克對他說過,據我的看法,他必須明白:我的朋友們,波羅的海各國的元首,心里很悲傷。他們不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是值得慶祝的重大理由。這一點有其原因。當時他注意地聽了我的這些話。
你們的總統(tǒng)決定不到莫斯科去。為這個決定,我尊敬他。波羅的海的每位國家元首都應該采取他自己感到滿意的決定。這是一個困難的時候,因此決定也是困難的。我尊重所有這三位領導人的決定。我也是這樣對普京總統(tǒng)說的:可以感覺到有一種極大的不安。人們不認為這是解放的時刻。我希望他能與波羅的海國家合作。如果周邊都是自由民主國家,這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國境周邊的民主越多,國家就越是和平。因此對于很多出身于波羅的海國家的美國人來說,這一天既甜蜜,又苦澀。順便說一句,許多立陶宛出身的美國人一方面對于美國戰(zhàn)勝納粹感到滿意,可是另一方面,他們也看到,他們的祖國淪入了搞迫害的共產主義制度之手。
這次答記者問再次清楚表明,在當今世界,不論是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新獨立的國家,還是老牌民主國家,美國到處都在把自己的民主概念強加于人。例如,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各國領導人是第一批對伊拉克大選表示歡迎的領導人。而這次大選,卻是在外國軍隊的槍口下進行的,其中美國軍隊竟有10多萬。美國軍隊與自己的盟軍一道,完全是由于進行赤裸裸地侵略和軍事占領,才到了那個國家。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三國領導人不承認1940年他們三國在一定數(shù)量紅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選舉具有合法性,而紅軍當時卻是經過這些國家政府同意,才在那里駐防的??偠灾@些領導人行事的原則,完全是“用目的來證明手段的正確”。
看到這樣一些聲明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俄羅斯可能將不得不面對一系列重大的新事件。盡管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各國領導人曾對克里姆林宮下過保證,但在這些國家的領土上北約基地正在猖狂活動,它們武裝的毒矛正直接指向俄羅斯的心臟。如果俄羅斯在經濟上雖得到了加強,但與此同時它的敵人卻由于世界觀的愚蠢和政治野心失控而把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地搞得血流成河,那俄羅斯人的這種行為是得不到寬恕的。
最近時期反俄行動愈演愈烈了。抓住任何因由——不論是國家領導人講話,還是國家通過一個什么必要的法令,或者車臣出了什么事,都會導致到處發(fā)表聲明,而世界上相當有影響的一些媒體,則立即會來一個仇視力量總動員,展開全線出擊。
2006年 1月 27日在斯特拉斯堡(法國)召開了歐盟議會全會的例會。盡管俄羅斯代表團和一些歐洲國家提出反對,全會還是將“關于對極權共產主義制度所犯罪行進行國際譴責的必要性”問題列入了議程。
當這個問題在斯特拉斯堡進行審議的前夕,舉行了一次抗議歐盟議會反共行動的群眾示威游行。約有二十幾個歐洲共產黨和左派工人黨來到歐洲宮墻下,高舉“不要麥卡錫主義,不許反共”的口號。俄羅斯共產黨領袖久加諾夫和希臘共產黨的代表以世界上73個共產黨、左派工人黨的名義,向歐盟議會的代表荷蘭人列奈•林丹遞交了正式抗議書,表示反對審議反共的決議草案。
在平靜、祥和的斯特拉斯堡出現(xiàn)幾百名高舉紅旗的人包圍歐洲宮,這一事實本身在當?shù)鼐用裰幸鹆诵菘诵?。?5年來,歐洲報刊,當然也包括俄羅斯報刊,是那樣地一直在處心積慮地要埋葬共產主義,故而斯特拉斯堡的一月事件才會搞得歐洲時至今日仍不能從驚恐中蘇醒過來。
事態(tài)的發(fā)展后來是這樣的。在就瑞典議員約•林德布拉德的報告進行辯論之前,俄羅斯代表團和歐盟議會的“聯(lián)合左派”小組建議把問題退回去進一步加以研究。70名議員支持了這個倡議。但建議卻被大會以微弱多數(shù)(81票)凍結了。
不過這一事實表明,在歐盟議會決定這個問題時,意見并不一致。該組織的許多成員都明白這個問題的赤裸裸的挑釁性質,他們希望把問題向后拖。
但是,操縱這場可恥鬧劇的幕后木偶提線者卻堅決要把計劃進行到底。他們提供了相應的文件草案,而且開始了辯論。報名發(fā)言者多達60人??墒沁h非所有人都能得到發(fā)言的機會。歐盟議會主席的辯論安排,使得反對決議的人們不能暢所欲言。報告人歇斯底里地向聽眾灌輸一種思想:共產主義制度——“這是地球上的劇毒”。
主張通過這一決議的人當中,積極性最高的是我們的東歐鄰居。尤其熱心的是來自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匈牙利、格魯吉亞和保加利亞的歐盟議會成員。這種熱心永遠是“新信徒”——皈依新信仰者——所固有的。他們拼命想要證明自己對新主子的忠誠,宣示自己與過去的決裂。他們的話語里根本聽不到任何能聽得明白的論據,只有仇恨、狂妄和蠱惑宣傳的混合物。
然而,問題在于今天誰是他們的主子?!袄吓啤蔽鳉W表現(xiàn)得相當克制。那些曾經遭受過法西斯主義荼毒的或者曾經比較積極參加過同法西斯主義斗爭的國家,它們的代表實際上并沒有參與辯論。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的歐盟議會成員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積極性。
有些議員來自曾經加入過希特勒同盟的國家,這些國家曾在自己的領土上建立過黨衛(wèi)軍軍團或者別的懲罰部隊(還是匈牙利、保加利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這些國家)。這些議員使盡了渾身解數(shù)。他們目前在國際分裂問題上所處的位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們是美國公開的傀儡,對于讓他們在歐洲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中扮演挑撥者的角色,他們十分滿意。要知道,美國并不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順利發(fā)展的,因而獨立的歐洲。正如我們所見,他們新的東歐附庸國正在極盡其力地起著瓦解穩(wěn)定的作用。
這樣,歐盟議會中的東歐成員在不遺余力地鼓動,而西歐成員卻一聲不吭,然而也不阻止。因此,表決這個反共文件時,共有99名歐盟議會成員同意,而反對者為42名。不過,緊接著卻要讓這些右派和俄羅斯的敵人大失所望了,因為他們提出的提案——與共產主義斗爭的具體措施,卻未能得到歐盟委員會部長會議通過。當該提議付諸表決時,有85位代表支持,50位反對,11位棄權。同意者少于規(guī)定投票總數(shù)的2/3。
不難發(fā)現(xiàn),在這件事情里頭,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面——財政問題,盡管這個問題被精心遮掩著。事情在于對“極權共產主義”的譴責,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向“制度的犧牲者”賠償?shù)膯栴}。歐盟議會主席堅持說,賠償問題只能以個案的程序提出。
實際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早已準備停當,要對我國提出超出限度的要求,讓我國支付“占領”賠償金。務實的愛沙尼亞人甚至已經想好了償付的機制。他們都是謙謙君子,可以不要現(xiàn)金,建議只要把新西伯利亞州的森林交給他們,讓他們砍伐10年即可。在此之后,他們就不會對俄羅斯再有任何要求。當然,新西伯利亞州的森林也就不復存在了。
這樣看來,我們的東歐鄰國之所以下力氣,完全有著物質的誘因。繼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之后,一定還會有其他國家也提出賠償要求。他們會說,把我們從法西斯主義之下解放出來不對,賠錢吧。相應的要求在歐洲議會初期的決議草案中已經露出過苗頭了。當時,這些要求之所以被刪除掉,是因為俄羅斯的強硬反對。但這并不意味頑固的波羅的海人不想在最近的未來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意味著再次試圖對俄羅斯提出審判。而這一切竟然發(fā)生在慶祝勝利60周年的日子里!原來事隔60年之后他們才弄清楚,在這場最殘酷的戰(zhàn)爭中,他們竟不是勝利者,而蒙受了無與倫比的最大犧牲的,竟也不是蘇聯(lián)人民。恰恰是現(xiàn)在,當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中碩果僅存的老戰(zhàn)士們即將辭世之際,居然往他們頭上潑開了臟水;同時又在往青年人腦袋里灌輸:蘇聯(lián)可不是勝利者,而是罪惡的極權國家,它一度占領過東歐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qū)!
歐盟議會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審判”,就是對共產主義思想本身的審判。但共產主義思想是無法禁止的,它不會死亡。它可以被驅趕到地下,它的擁護者可以受到迫害,但是它卻不可能被殺滅。誰的思想同人民的希望離得更近,誰就能取得勝利。而執(zhí)行者的所作所為,既可能使思想變得更崇高,也可能使思想遭到貶低。
蘇聯(lián)共產黨和國家對法制的破壞,已經在黨的20大上遭到了譴責。現(xiàn)在,半個世紀已經過去,居然又要來審判我們,而且與此同時還要作出非常出格的結論。如果蘇聯(lián)是一個罪惡的極權制國家,那么它為什么還會參與創(chuàng)建聯(lián)合國,而且還是為數(shù)不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呢?
通過我國共產黨走過來的人有4000萬。他們是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中各方面軍的司令,是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是具有世界聲譽的學者,是著名作家、演員和許許多多值得尊敬的人物。我從林丹、林德布拉德之流人物的口中,是不可能得到客觀答案的。但即使沒有他們的答案也清楚:西方不需要一個強大的、獨立的俄羅斯,為此才必須徹底敗壞它的聲譽,把它妖魔化,在它的前身蘇聯(lián)和納粹德國之間畫上等號。當戈爾巴喬夫說,是他同里根一道在雷克雅未克和馬耳他埋葬了“冷戰(zhàn)”時,他大錯特錯了。冷戰(zhàn),今天仍在繼續(xù),只不過用的已經是別的方法、別的手段。
在苦難深重的20世紀,歐洲政治地圖遭到了無情的隨意更改。西方在上個世紀中葉曾受到過嚴重的教訓,對此切不可忘記。而西方的朋友——美國——還沒有真正嘗到過戰(zhàn)爭的全部可怕的滋味,所以應該制止它,不許它發(fā)瘋。還有一點:如果受到委屈就像波羅的海三國那樣突然蜂擁而起,紛紛互提要求,那么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xiàn)重新瓜分歐洲的局面。而歷史教導我們,只要出現(xiàn)這種重新瓜分的局面,世界上就不會有真正的贏家。
(《環(huán)球視野》摘自《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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