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行的全球化傳教士——托馬斯·弗里德曼

安替

在我心中，有兩個托馬斯·弗里德曼。前一個是資深中東問題專家、三屆普利策獎得主，曾是我學習的榜樣，并以認識他為自己新聞事業的追求之一；另一個是不知疲倦的全球化傳教士，我佩服他的熱情和演講能力，但卻越來越少看他的文章。

即便在低頭就能撞見普利策獎得主的紐約時報社內，弗里德曼也著實是個人物。他的本科專業是地中海研究，碩士專業是中東研究。畢業后參加UPI的倫敦分社，被派往貝魯特。后被《紐約時報》雇用，成功報道了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這立刻使他獲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國際報道獎。接著他駐站耶路撒冷，又因為報道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義，榮獲了第二次普利策國際報道獎。這些中東經歷讓他寫就了《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也奠定了其中東報道在報社內的崇高地位。

他的文章很好看，我至今能背誦幾段他寫的中東問題專欄文章。除了專業之外，他文章的特點就是非常善于用一些故事、一些語言的雙關和押韻來吸引讀者注意，而且對復雜問題的簡化論述有其天才之處，常常從他文章中迸出一些可以立刻成為引語辭典、或者雜志每周金言摘錄的優秀句子。例如在一篇談以色列前總理拉賓的文章弗里德曼是這么開頭的：

"拉賓（Rabin）被暗殺后不久，我收到一封來自一位以色列女人的信，她群發給朋友以表達她的感傷。她說她坐在電腦旁寫下自己的思念，把文件名命名為Rabin，寫完之后當她要保存文件的時候，程序自動詢問是否'Save Rabin？'她對我們說，當時是多么想按一個鍵就能'Save Rabin'啊！這也讓我希望有一個回車鍵，可以在點擊后，帶我們返回這所有的狂熱之前。"

這樣魔幻般的文字技巧加上他對中東政治的熟悉，使得閱讀他的文章有一種知性加上感性的快感。更重要的是，他文章所選取的英文單詞，控制在任何一個美國高中生就能完全掌握的詞匯量范圍內，如同口語演講稿，這讓他的文章和《紐約客》的知識分子寫作，以及紐時其他作者如Maureen
Dowd等更加重視文采的人的作品不同，使得即便沒有受過文科教育的中產階級、商業和技術專業人士、甚至初通英語的外國人，都能從頭到尾朗誦無礙，這也是他的書現在在所有英語專欄作家中賣得最好的原因了。

現在回想起來，這也是我當初瘋狂迷戀弗里德曼的原因。因為我即便能努力讀懂罵布什罵得精采絕倫的Maureen Dowd，我也無法能像美國人那樣立刻捧腹大笑。更重要的背景是，中文評論界正逐步從雜文風格中掙扎走出來，應該寫成什么樣評論專欄，大家都在摸索。當時很多中文寫者開始模仿紐約客文體，連說中國三農問題都要追述到16世紀法國、不確定的全球化、以及約翰和約瑟夫。而弗里德曼給國人的鼓勵是：世界上這么的大牌專欄作家，都在深入淺出地對大眾說著最簡單的句子，那我們就別裝孫子把簡單事情繞成復雜命題嚇人嚇自己了。

在經歷了駐外、獲獎經歷之后，他被調回總部，后來成為白宮記者，1995年成為紐時對欄評論"Op-ed"的國際事務專欄作家。不過，專攻中東政治的弗里德曼突然覺得世界有一件事情比中東要更重要，那就是全球化問題。于是有了他的《凌志和橄欖樹》。顯然轉向有點過早，因為很快911事件發生。弗里德曼立刻停止了全部的關于全球化的思考，回到他自己的本行，去阿拉伯和以色列去采訪，想知道為什么"他們恨我們"。關于911的反思評論，直接導致他第三次獲得普利策獎。

2004年，他覺得是時候再次轉向全球化問題了，特別是他訪問了印度軟件基地班加羅爾和中國的北京、大連之后。他向紐時老總請假寫書，也就是目前長銷不衰、多獎齊得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這本書目前終于被刪節翻譯成了中文版，引起了新的一波弗里德曼熱潮。11月，他來北京、上海演講和推銷自己的中文版書，收到了跨國大公司和媒體的熱烈歡迎。

但此次弗里德曼來華推銷，讓自己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大大提高的同時，卻遭到了很多評論者不客氣的質疑。《中國日報》主筆周黎明認為該書寫作行文羅唆，一句話可以在兩三頁里重復十來遍，而且對中國理解不準確。《經濟觀察報》的編輯飛豬在聽過弗里德曼的演講之后，幽默地認為當天他最大的收獲是知道了"Oh, My God"有多少種講法。

怎么神近了，神話就消失了？其實這樣的感覺我也體驗過。因為工作的緣故，我和弗里德曼接觸得比較早，去年他來華演講和訪問時，我作為助手全程作陪。他在清華和北大分別做了兩場演講，非常精彩，但和世界上他關于他這本書所做的所有演講一樣，也非常雷同。這倒不需要苛責，大概商業演講都這樣。他的確是個天才的演說家，甚至我今天都能大段背誦他當天演講的內容：因為太戲劇、太對稱、太雙關、太押韻。

例如他說，"500年前，哥倫布向西去印度，發現了世界是圓的；今天我向東去印度，發現了世界是平的"。"幾十年前，我的父母教育我們，快吃飯，因為中國印度孩子在挨餓（Starve）；現在，我對自己的女兒說，要學習，因為中國印度人在搶奪（Starve for）你的工作。"

但是在被他的幽默打動之余，我也靜靜地觀察這位偉大的專欄作家——我曾經的神話。世界本來就不是平的，世界當然有一些地方被拉平的趨勢，但無論如何，"世界是平的"這樣的極端宣稱，和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一樣，注定是不可能深刻和現實的。難道為了暢銷，就必然犧牲起碼的深度的嗎？

弗里德曼是個很專注的人，在車里和他聊天，主題都是他驅動的——他不是一個充滿好奇的記者，他好像只想知道他的問題的答案、甚至比較符合他的全球化3.0理論的答案。印度我沒發言權，但如果國人要仔細讀《世界是平的》關于中國的部分，也許都會覺得弗里德曼眼中的中國，和我們熟悉的中國，真的一點都沒關系。

我陪他采訪教育部的一個英語很好的女副部長，陪同領導的是幾個剛才美國考察回來的助手，人人拿著英文版的《世界是平的》讓弗里德曼簽名。這場采訪是愉悅的，副部長告訴了他所關心的中國數學教育問題，也客觀地指出了這種教育模式的問題。弗里德曼后來就在書中寫到，美國的數學教育這樣下去，是會敗給中國的。然后我又陪他采訪了北京市分管環保的年輕副市長，副市長如實和弗里德曼講述了北京遇到了環保大問題，弗里德曼后來就在書中寫到，中國人終于開始注重環保問題了。

他在采訪別人的時候，一直打開寬大的Dell筆記本電腦，同時鍵入對方的回答，不時點點頭。也許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大牌記者是這么采訪的，因為這樣顯然留給自己傾聽對方、思考對應的時間不夠了。不過弗里德曼也不需要記清楚全部采訪，因為他需要的是眼前這位官員或者CEO的一個精彩引語，可以適時地出現在早已構思好的專欄段落中。

但是，無容置疑的是，《世界是平的》在西方世界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書。中國、印度，就好像普契尼歌劇中的東方國家一樣，只是一個他者符號而已。弗里德曼是個真正的美國人，他的讀者，也是普通美國人和一些西方人。美國的興衰、美國人是否能在下一代依然保持世界優勢，才是他最最在意的事情。《世界是平的》是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的一個警訊，他通過一篇篇口語演講反復告訴美國人和西方人，全球化是給予中國和印度難得的一次追趕機會，如果不應對準確，美國有可能在大國競爭中衰落下去，如同昔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和英格蘭。

簡而言之，東方有獅來，請大家做好準備。至于獅子到底是紅獅子還是黃獅子，或者干脆其實是偽裝的大象，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小心總比不小心好。

弗里德曼神話在我心中被置換成了一個西方文明的警報信使。很高興，在中國，似乎沒有太多的人認真在乎弗里德曼對中國潛力的過度贊美。雖然新華書店《世界是平的》旁邊就是CCTV的《大國崛起》，但這次大規模的關于大國崛起的熱議，其實本質上是對之前9個世界大國興衰的檢討，你甚至可以把這個片子看作是中國版《世界是平的》——一個繼《河殤》之后對民族命運的焦慮。

問題是，這樣的寫作已經簡化到和真實沒什么關系了，弗里德曼現在更像一個自己書的推銷者，出沒無平民，往來CEO，那三屆普利策獎得主的弗里德曼，也落在了我的美好記憶中。現在再看他寫的專欄，我會發現，簡單有的時候竟然讓人那么刺眼、那么抗拒。過份追求流行和戲劇化，對寫作帶來的傷害也很大。我現在寧愿愿意讀《紐約客》和《大西洋月刊》艱深的文字，因為這些寫者并不那么追求讀者眾多，因此反而有心態寫出或者專業、或者真實、或者深刻的文字來。

寫到最后，我不妨說說好消息：畢竟不愧是普利策獎得主。報社內部的通信獲知，弗里德曼開始大幅度修正在《世界是平的》中對中國和印度過于樂觀的評估，他開始傾向認為，由于中國和印度一些本質上的問題，不會成為超過美國的超強，至少這個世紀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放心做世界老大。最近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中，弗里德曼一改昔日對中國的贊美，大幅批評中國的環保問題，認為甚至這比人權更加是個全球問題。

當西方媒體攻擊中國的時候，所有的中國人都習慣了，第一因為這是媒體"妖魔化"一切問題的本質，第二也是面對批評中國理應有則改之，無則加冕。但當西方媒體表揚中國的時候，肯定是哪里有問題了，弗里德曼的轉變就告訴我們，這往往不是變相的"中國威脅"的變奏，就是他們對中國的"他者"誤讀。只有不自信的小國，才那么在乎外電的贊美報道，來增強自己的民族自豪感。

只不過，對中國稍微不走樣的認識，弗里德曼竟然花了整整2年才達到，而一個普通的紐約時報記者，2個月就能指出他現在終于開始想通的問題。也許真的，偉大的弗里德曼，還是應該回到自己的中東專業中去。

瞭望東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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