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的海外炫富、明星們的吸毒，被查貪官多與性相聯，一些人大代表招集人打人，一些強勢部門非法收費蠻橫對待媒體監督，許多媒體錯失本位追腥逐臭等等，在現代信息技術條件及國家加大管理或打擊力度下逐漸曝光在人們面前，再加上民眾生活的艱辛，引發著人們的諸多思考：為什么這樣?原因當然多多，現在我只從一個角度來說說：這說明存在著全社會范圍的平均主義、兩個大鍋飯。

　　一鍋稠飯：對于占人口極少數的集團來說來錢太容易了，他們已經失去了進一步努力奮斗的動力了，僅憑已有的權、錢、名就可以讓他們輕易的大有收獲，進一步樂趣何在?性、賭、毒成了他們重要的渲泄、排解方式。想想中國的基尼系數就可以理解，少數人手里集中了太多的錢讓他們怎么花?于是發展中國家的腐朽程度遠遠超過了發達國家，這在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是以眾多人的合法利益(尊嚴、幸福)被剝奪、國內大市場被打壓為代價的。其間的名利場是個瓜分利益的饕餮盛筵，其特點一是勞動大眾作為被侵害者是缺席的、是結果的接受者;二是入門檻極高，所以形成了掌握鑰匙的人肆意占有想入門者的身體及命運的潛規則。一句話，鷹飽了不拿兔。

　　一鍋稀飯：看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下層民眾，長工時、低安全保障、高強度、還有隨時被解雇的危險，改革中我國公有制的比例不斷下降，私有成份日益提高，大有反客為主之勢，我們承認了資本的權利，也就不得不看看由此造成的問題：“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象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像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看看富士康的十幾連跳，塵肺病等職業病，礦難不斷等，“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在資本統治下)“自然力和科學，直接變成了一種武器，這種武器部分是用來把工人拋向街頭，把他變成是多余的人，部分是用來剝奪工人的專業和消除以專業為基礎的各種要求，部分是用來使工人服從工廠中精心建立的資本的君主專制和軍事紀律。”這是失業大軍存在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因此在缺少政府強勢介入的情況，資本專權下的分配結果只能是勞動者勤勞不能致富。

　　深入到兩個大鍋、兩大集團內部觀察會發現，兩大集團的報酬是由各自的地位所決定的，基本與貢獻無關，袁隆平貢獻大，可是作為勞動者他有多富嗎?有人圈了一塊地蓋了幾幢樓，貢獻大嗎?可是幾年過去可以賺上幾億、幾十億，馬克思在《資本論》已經清楚地闡述了地租問題，對資本主義條件土地的所有權及使用權的收益給予了明確的說明，可是以馬克思為老祖宗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何卻把應該由國家收取土地升值心甘情愿地讓給私人，那些私人與自己的關系比國家更親?還是只顧學習西方連老祖宗都忘了?概括地說，在兩個大鍋內都實行著平均主義，在稠鍋里你總是富得流油，在稀鍋里你必然貧得可憐，富是貧的原因，貧是富的依據。如何理解二者的差異，看看一個小例子，朱之文成名前后他的唱歌水平有沒有質的變化，我認為沒有，提高甚至較大的提高是有的，這與自信心的增強及眼界的提高有關，但是，收入的差別卻是難以比較的，也許有人說是因為受眾多了的原因，真實的原因是只有有了名聲才有那么多的受眾，換句話說還有很多的同樣有才能的人是沒有這樣機會的。兩者之間通口就是名利口，在這個千軍萬馬爭過的獨木橋也是名利奈何橋上，潛規則必然盛行，主宰者就是那些大佬，他們笑看眾生的喜怒表演，按照自己的欲求決定著競爭者的命運。靜下心來想想，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正常現象嗎?我們不是一直反對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嗎?為什么對涵蓋了幾乎所有人口的兩口大鍋中的平均主義卻視而不見嗎?因為政策的制定與輿論的掌控在既得利益集團手中。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共同為改革想招 一起為改革發力。響應號召，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說說自己的想法。

　　1、不存在一私就靈，私有化的好處是吹噓出來的而不是實踐驗證的。國企中存在的問題不是國企的原罪，而是因為改掉了民主管理制度、由領導個人獨斷專行所造成的，對國企的管理分兩個層面，首先明確所有制性質、它是國企，國家必須履行所有者的職責及取得相應收益權，其次在國企內部，民主管理是我們的傳統法寶，是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體現及勞動積極性的重要來源;第三才是收入分配的問題，領導與工人可以也應該有差別，但不應該過大，區分經營所得與勞動之外所得。

　　2、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決主導作用的前提，對非公有經濟決不能放手、放任資本對勞動的專制，而應該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以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現在有個論調，政府下放權力就象征著開明，是不是說它完全放棄權力了就是最開明了，胡扯淡。我們必須弄清政府擔負著怎樣的職責從而應該有怎樣的權力，該有的一點也不能少，不該有的一點也不能要，以責定權、以職定權。少談讓市場起決定作用，多想想自己對工農的義務，如果保障勞動權力、資金只是一個生產要素不是主宰因素。

　　3、地方基層的存在著絕對的一把手責任制，他們集人、財、物權利于一身。小事開大會折騰群眾，擺形式、走過場，從來都不是讓大家討論問題，而是宣布他們的決定;大事開小會，對于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利益分配的問題，由幾個核心領導參與平衡、利益均沾、重點傾斜，群眾沒有過程參與權;最重要的事不開會，暗箱操作，權錢交易。針對這一問題，僅僅停留在公開、公正、公平的口號上顯然不夠，必須明確決策權究竟應該掌握在誰手里的問題，人民群眾在其中的地位是什么?

　　4、工作原則上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與工作負責是統一的。對人民負責就是對黨負責，損害人民的利益就是損害黨的利益，不存在對黨負責需要以損害人民利益為代價的情況，把黨與人民群眾對立起來，理論上錯誤，實踐上有害;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統一于對工作負責，只有扎扎實實做好工作，才是對黨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具體表現。不作為、亂作為既辜負黨，更辜負人民。

　　5、當前的整黨、整風中必須區分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只適合于人民內部，對敵我矛盾必須用專政的方法解決。已往的整風活動之所以成效有限、甚至淪為笑柄，就是因為混淆了這兩類矛盾，如胡長青、萬慶良他們不是在整風會表現很積極嗎?他們真沒有問題嗎?他們的問題通過什么方式揭露出來的?整風會上有人敢提嗎?

　　6、對領導人個人的工作提意見是群眾的權利，是負責的表現，與反對黨的領導沒有絲毫的關系，扣帽子、打棍子、打擊報復是黨性缺失的體現、是做官當老爺的作派。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他失去領導職位的直接的、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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