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條騰飛的小龍
盧麒元
約略十五年前,筆者曾經著文《第五條騰飛的小龍》,內容是建議建立深圳政治特區。此文因涉及敏感內容,終于未能正式發表。光陰荏苒,深圳等曾經的經濟特區已經特無可特了,改革出現了停頓甚至開始倒退了。都說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其實改革一直徘徊在沙灘上。筆者以為,中國開放有余,改革嚴重不足;或者說,破舊有余,立新嚴重不足。我們早就應該認真地審視所謂的改革了。改革就完整意義而言,不僅僅在于破舊,更重要的在于立新。
習仲勛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確實是具有戰略眼光和政治勇氣的政治家。他們為了解決中國極度缺乏資本和市場的現實問題,勇敢地打破了思想和制度上的僵局,通過建立深圳經濟特區另辟蹊徑,打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突破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為中國經濟實現三十年高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不過,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們當然要看到功利,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問題。歷史地看,老一輩的改革者,功在開放,過在改革,利在市場突破,弊在制度配套。事實上,開放有余,改革不足,經濟先進了,政治落后了。
改革就是創新,創新意味著突破,突破就難免進行破壞。打破了舊制度的約束,建立了新市場的自由,釋放出來生產力的潛力。但與此同時,也一同破解了舊制度對權力的約束,也一同瓦解了舊法律對資本的壓制。資本會反過來控制了權力,權力會反過來扭曲了市場,資本和權力最終吃掉了公平正義。改革當然有功,改革也確實有過。只懂破,不懂立,終歸是不行的。共產黨人不僅僅是優秀的革命者,也應該成為偉大的建設者。會破而不會立,那就不是良性的改革。我們必須重建適合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我們必須將權力和資本放回籠子里去,我們必須維護市場秩序,我們必須捍衛人民利益。唯能補其過,方能益其功。
真的想要學習習仲勛等同志改革開放的精神實質,肯定不是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英文: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中國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開放不夠或不充分的問題,而是過度開放導致喪失主權的問題,是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嚴重失衡的問題。為了解決當前的主要問題,應當勇敢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試驗,可以考慮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政治試驗區。偉大的政治家,不應當刻舟求劍,歷史絕不會簡單地重復。再說一遍,是建立政治特區,而不是再搞新型的經濟特區。政治特區的意義,套用當今流行的術語說,就是建立精干、小巧、廉潔、高效的政府。建立真正意義的法制政府,就必須自覺地去除不必要的行政權力,就必須約束資本的絕對自由。用法律代替權力是極端困難的,這是靈魂深處鬧革命,這是向著自己開炮,這是放棄既得利益,這才是壯士斷腕。由此觀之,立新比破舊更難,改革不亞于一場革命。
既然,同志們都非常希望三中全會有所突破,為什么不能夠大膽地解放思想,完成一次歷史性的創新呢?既然,在政治上存在諸多爭議,為什么不先進行可控制的區域性試驗呢?既然,市場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為什么不能在經濟特區基礎上搞政治特區配套試驗呢?既然,大家都認同為人民服務,為什么不敢壯士斷腕,犧牲一些個人利益呢?真正的改革意味著制度創新,制度的創新當然包含政治體制。我國當前面臨的現實問題已經不是資本和市場的稀缺問題了,我國當前的現實問題是喪失國家主權和喪失人民主權的問題。換句話說,改革必須進入深水區了,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配套的改革已經是刻不容緩了。
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等同志一定是主張共同富裕的。他們臨終時的痛苦,證明了他們還沒有喪失共產黨人的理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性,他們已經盡力了。筆者認為,政治配套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提高市場的效率,也是為了更好地體現公平正義的原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就應該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依歸,義無反顧地犧牲個人和集團的既得利益。筆者以為,中國當前并不需要“以開放促改革”,外國人解決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相反,中國當前需要“以改革規范開放”,改革就是要解決開放帶來的弊端,改革就是要約束權力和資本的無序擴張。簡單地說,就是要通過政治改革,建立起來規范權力和資本的法律制度,并以此重建共和國的國家主權和人民主權。
對先行者最好的紀念,不是為尊者諱,更不是將他們的語言和行為教條化甚至神話;而應該是將他們的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將他們未竟的理想進一步發展完善,創造出符合人民利益和適應歷史潮流的嶄新的政治經濟模式。敢不敢進行政治特區試驗,是對新一代領導集體道德水平和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其實,歲月如梭,春秋大義已經寫在百姓的心中了。
我們真誠地希望,深圳特區再一次躍起,成為第五條騰飛的小龍。當然,我們更加希望,改革的火炬永不熄滅,放射出新時代的光芒!
原標題:第五條騰飛的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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