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韋斯去世動搖拉美左派陣營》，埃菲社波哥大3月5日電，《日本經濟新聞》3月7日報道，法新社哈瓦那3月6日電。以查韋斯去世為標志，拉美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即將遭受重大打擊。當然，拉美之所以能夠掀起左翼運動，除了拉美本身的階級矛盾非常嚴重這個內因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外因在于美國的全球戰略使得美國長期無暇顧及其“后院”的變故。

　　由于美帝國主義最早的戰略重心是在歐洲，因此，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實際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處于在歐洲和中東進行收割利益的進程中，并且以第二次伊拉克戰爭為高潮。可是，美國在歐洲和中東所獲得的利益越大，實際上也意味著美國對歐洲和中東的剝削和壓迫的力度也越大，因而，導致美國在歐洲和中東遭到的反抗力度也隨之增大，而美國為了維護其在歐洲和中東的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將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放在歐洲和中東事物上，再加之，基于同樣的原因，美國也日益深入地介入到東亞的事務中，更不要說美國自“911”后深陷阿富汗戰爭泥潭這件事情了。由此，美國的這個“兩頭在外、中間空虛”的狀態就給拉美地區的人民掀起左翼革命運動的高潮創造出了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

　　當然，使得拉美能夠掀起左翼運動的一個關鍵在于古巴革命政權的存在。古巴革命政權在美帝長期壓迫下屹立不倒的這個事實使拉美人民感到走社會主義革命這條路是行得通的。因此，當拉美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本國資產階級的剝削深惡痛絕的時候，左翼運動的興起也就無法阻擋了。

　　可是，歷史的軌跡總是曲折和反復的。隨著美國稱霸歐亞大陸的圖謀破產，危機無可避免地自美國國內爆發了出來，而這件事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因為，當危機從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引爆出來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將再一次走下坡路，由此也就意味著剛剛被消滅掉20年的社會主義運動又將開始走上坡路了。不過，在這一歷史性的轉換過程中，存在著一個政治軍事危機集中爆發的時期，并且由于戰爭手段因生產力的提高而導致的巨大變化將使得戰爭的樣式、規模和時間都較之以往大不相同，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黑暗的(正如股市在底部或頂部呈現出“底背離”或“頂背離”的現象那樣)。

　　也正因為世界變得更加黑暗了，因此讓很多人都產生了幻覺，在帝國主義勢力看來，眼下正在世界各國發生的變化似乎是非常有利于它們的，但它們不知道，這實際上只是回光返照罷了;同樣的，在廣大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看來，前途更加暗淡了，特別是在這個階段，最容易出現叛徒，投機分子大批地棄明投暗(正如小股民們總是在股市底部集中割肉、在股市頂部集中進場買入股票一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目標因此幾乎完全實現了。不過，月滿則虧，當意識形態矛盾不復存在之后，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也就無法再被遮掩了。在此，還不只是指階級矛盾的激化，因為在此之前，至少還有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政治軍事沖突。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美國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碰壁后，被迫調整戰略。由此，美國從戰略擴張轉入戰略收縮，由全面進攻轉為重點進攻，特別是“巧實力戰略”充分表現出美國試圖將政治軍事斗爭也進行金融化(杠桿化)操作的意圖。也正因為美國越來越趨向回到孤立主義的狀態中，因此，美國將戰略重點從“遠方”移回“身邊”也就不足為怪了。也正因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這一根本性轉變，拉美地區左翼運動的外部環境也就日益惡化甚至不復存在了，因而，拉美地區左翼運動得以繼續下去的保障就越來越依仗拉美人民自己的革命意愿和意志了。而查韋斯的去世以及在將來必然會發生的更加嚴重的政治變故都將極大考驗著拉美人民的革命意愿和意志。并且，無論拉美人民自己的選擇如何，美國基于它目前的戰略規劃勢必要加大清除拉美左翼力量的力度的。因而，拉美陷入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低潮期也是無法避免的。

　　盡管馬克思主義者也承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但是，就唯物史觀而言，只要歷史需要，具有同樣作用的個人就會重新誕生出來。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在革命低潮期，抓緊時間學習和普及革命理論，培養和積蓄革命力量是最重要的事情，革命群眾的革命理論素養越高，階級意識越濃，革命高潮就會越早的到來，革命也就會越早的取得勝利。

　　《癌癥能夠植入人體嗎?》阿根廷《文摘報》3月6日報道。我們在昨天已經討論過美國在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要點在于通過轉基因技術使對象更易患上癌癥，而至于這個目的是否能夠最終達到，當然還有其他別的因素，但是，絕不能因為還存在別的因素就想當然地否定掉相關生物武器的存在。阿根廷的這個媒體試圖用偷換概念的方式來使讀者產生“不存在人為使人得癌技術”的印象，我們不知道這個媒體和這篇報道的背景，但是，我們從該報道根本站不住腳的論證過程中就能明白，要么該報道是由一個毫無邏輯思維能力和科學素養的記者寫的，要么寫這篇文章的人是為美國統治集團服務的。盡管該報道也承認能夠通過輻射的辦法來使人患上癌癥，但是，該報道卻斷言“很難或幾乎不可能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使用這種攻擊手段?？墒?，眾所周知，俄羅斯叛逃到英國的特工特維年科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食用了含有放射性物質的飲食，最后死于非命。另外，根據阿拉法特的病癥，也基本可以斷定他是中了輻射而患病致死的，相關問題依然還處于調查階段。因此，阿根廷媒體罔顧事實的做法使人不得不懷疑其做這篇報道的真實意圖。

　　《中國需力避“中等收入陷阱”》，德國《世界報》3月7日報道，英國《金融時報》3月7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7日文章。首先一個問題，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強盜和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為什么那么擔心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它們為什么那么好心地給中國出各種避開“中等收入陷阱”的主意呢?如果我們只看它們所給的建議，而不先從世界形勢消長這方面予以總體把握的話，那么如此“注重細節”的做法只會讓我們誤入歧途。

　　現在很多人都講“細節決定成敗”，然而，辯證法告訴我們，使得“細節決定成敗”這件事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我們對總體以及前進方向的把握是正確的。如果大方向就錯了，那么無論如何死扣細節，最終依然擺脫不了失敗的命運。同樣的，無論新舊殖民主義勢力如何強調中國改革應該注意的細節，但，只要它們所主張的這一改革本身的方向就是錯誤的話，那么無論中國改革如何注重細節，最后這種改革只會給中國帶來無盡的災難。

　　那么這些“友邦”究竟給中國的改革定下了何種方向呢?實際上很簡單，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因此，無論中國的改革教如何變換改革的名目、掩飾改革的意圖、偽裝改革的內容，都改變不了中國改革是私有化改革的這個本質，因而，中國改革的進程實質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復辟的進程。也正因為改革的手段是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資產階級專政，因此，中國必然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使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一點也是新舊殖民勢力得以掠奪中國財富、消滅中華民族的物質前提之一。

　　林毅夫說：“一旦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趕不上成本增速，出口下降而內需又無法足夠快地被拉動，這個陷阱就會張開。”

　　我們來分析一下林毅夫的這句話。林毅夫認為有兩個危險，一個是勞動生產率趕不上成本增速，另一個是出口下降而內需又無法足夠快地被拉動。

　　我們很清楚，成本上漲有兩塊，一塊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就是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另一塊是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在此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既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換言之，也就是為了避免兩極分化，既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工人工資增長的前提，那么，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又怎么會成為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呢?當然，林毅夫之流可能會為此辯解到他所指的成本上漲不是指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而是指生產資料價格的上升。可是，勞動力的成本也就是勞動者將自己的勞動能力再生產出來所需要的耗費，而這些耗費對勞動者而言就是再生產勞動者所需要的生產資料，通常將這部分專門用于再生產人類自己的生產資料稱之為生活資料，既然這些生活資料的價格上漲了，那么勞動力成本也必然提高，否則勞動者就無法再生產出自己。由此，我們又回到了之前所指出的那個矛盾，也就是說，當生活資料的成本上升后，勞動力成本必然是要上升的。

　　另一方面，如果生產資料的成本上升的話，那么其所對應的就是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而不是提高了，由此也就導致了第二個矛盾，也就是說，林毅夫自己所講的第一個條件本身就存在一個自相矛盾的問題。不過，也正因為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東西，所以這也就成為我們認識林毅夫所持的真正立場的切入點。換言之，我們必須認為，這個在我們看來是自相矛盾的東西在林毅夫那里反倒是能夠自圓其說的，因而，這也就表明，林毅夫所持的立場和我們所持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由此，我們進一步反思林毅夫的邏輯，就能發現，要使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生產資料的價格上升同時發生的話，那么只有將工人的工資下降到一般勞動力價格之下才能實現(如果工人工資保持不變的話，那么失業率就必然上升。正如美國目前所經歷的以失業率的增加為代價的再工業化，一方面通過應用大量的先進制造業裝備來提升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在維持既有工資水平的前提下大規模削減用工數量，從而增加大批的失業人口)。換言之，林毅夫所提的第一個條件隱含著的一個前提就是工人的工資必須不斷下降(或者是失業人口必須不斷增加)，由此才能使得在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升的過程中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緊接著，我們就發現，在林毅夫的這句話里實際上還隱含著第二個前提，這就是，之所以勞動生產率需要在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的前提下實現提升，而且是更快速的提升，就是因為生產資料的價格不是由產業資本家決定的，相反，而是由金融資本家決定的，因此，這里不僅隱含著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這一前提，而且還隱含著金融資本家剝削產業資本家的這一前提，也正因為生產資料的價格由金融資本家決定，因此，產業資本家必須使得勞動生產率的增速高于生產資料價格的增速，以便使得自己在被金融資本家拿走大部分剩余價值之后還能為自己留下一部分剩余價值，并且，當產業資本家在足額支付工人工資的情況下所得的剩余價值不足以維持其資本的再生產循環的話，那么產業資本家勢必只能通過壓低工人工資的辦法來確保資本的再生產循環得以按原有規模進行下去(如果要縮小生產規模的話，那么勢必增加失業率)。

　　可是，到此，我們就看得很清楚了，盡管林毅夫認為勞動生產率超過成本增速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條件，可是，經過我們的分析可知，勞動生產率超過成本增速恰恰是以金融資本對產業資本的剝削以及產業資本對工人的剝削力度不斷加大為前提的，因而是以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大為前提的，換言之，在林毅夫看來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這個條件恰恰是一個必然導致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林毅夫所指的另一個條件是“出口下降而內需又法足夠快地被拉動”。拉動內需這句話已經被主流媒體和改革教徒們講了很多遍了。但是，它們始終講不出口的就是靠什么來拉動內需?!由于生產過剩導致的所謂的內需不足實際上還伴隨著失業人口增加(或工資水平下降)，因此，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前提下，是根本無法同時消除生產過剩和失業人口增加(或工資水平下降)這兩個問題的?，F在林毅夫之流所主張的拉動內需的改革實際上就是想用消費金融來滿足產業資本維持甚至擴大再生產規模的要求，但是，消費金融也就是讓勞動階級過上舉債度日的生活，因此，實際上也就意味著中國將爆發美國那樣的金融危機。有人或許以美國搞金融消費已經幾十年了為由試圖論證中國也能如此過上幾十年，可是，要知道，一方面，中國用20年的時間走完了美國200年的道路，因此，盡管消費金融在美國持續了幾十年后才引爆了危機，而中國則恐怕只要幾年就會引爆危機;另一方面，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其承受危機的能力最大，尚且遭到如此嚴重的危機，中國這么一個還沒有完全統一的后發的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具備美國那樣的應對、化解、轉嫁危機的能力和手段。因此，無論是消費金融還是利率市場化等消耗甚至掠奪人民群眾存款的金融改革舉措都是不可能讓中國過上美國那樣舒服的日子的。

　　也正因為林毅夫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其思考一切問題的前提，因此，出口下降必然導致工人失業或工資下降，因而才會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進一步加劇。相反，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前提下，出口下降根本不可能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更不要說是加劇這一狀況了。

　　其二，林毅夫將出口與內需對立起來的做法實際上也意味著中國外向型經濟的這個特質，因而也就意味著在中國從事生產的企業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存在的，相反，只是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而存在的。由此也就引出了更大的一個自相矛盾的事情。也就是，中國的黨和政府每年總是要在工作報告中強調，甚至在憲法中強調，“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然而，中國黨和政府所推動的各項改革所導致的結果卻是使得那些旨在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單位越來越少了，相反，那種只以賺取更多利潤為唯一目的的單位卻越來越多了。由此，中國的改革不僅沒有緩解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相反還使得這一矛盾的主要地位更加鞏固了。如果改革而來的單位是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主旨的話，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生產過剩這一問題，相反，只會產生生產不足的問題?？墒牵F在中國面臨的不是生產不足，而是所謂的消費不足，實際上卻是人民群眾根本沒錢消費。由此證明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本身取向的錯誤性，尤其要注意的是，這一錯誤的性質是違憲。

　　也正因為林毅夫所主張的改革并不是真正增加勞動階級的收入，而只是用杠桿化的手段使得勞動階級無錢消費的這一問題被暫時掩蓋了而已，因此，這實際上也就根本不可能達到縮小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目的，相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兩極分化問題會更加嚴重。

　　如此一來，林毅夫所提的兩個“旨在避免”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實際上卻是使得中國加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

　　當然，厲以寧與林毅夫的看法不同，但是，這種不同只是表面上的，他們所主張的改革的前提和實質完全一樣，只是改革的借口不同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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