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和世上的窮人一起，

　　迎著命運闖蕩……

　　—— 何塞·馬蒂《樸素的詩句》

　　2013年3月5日，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病逝。這不僅在委內瑞拉國內造成了極大的悲哀與震動，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重大的影響。聯合國大會為他全體默哀一分鐘， 55個國家首腦及政府代表出席了他的葬禮。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巴西前總統盧拉、烏拉圭總統穆希卡、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等人，紛紛著文或發言加以悼念。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在致委內瑞拉大使館的信中說，“查韋斯總統已逝，玻利瓦爾革命仍然繼續。我們的兄弟兼戰友査韋斯總統的逝世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對委內瑞拉人民，以及世界范圍內與在查韋斯領導下的玻利瓦爾革命有著一致目標并一起戰斗的人們而言，無疑是一記重創。……我們期待在建設未來的社會主義的大道上一同前進，邁向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它建立在自由、平等與團結的基礎上，三者不可分離;同時這種文明意味著我們從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壟斷所形成的操控性市場專制下解放出來。”

　　在我看來，查韋斯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影響，首先在于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僅改變了委內瑞拉的面目，而且改變了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格局，進而改變了世界政治的整體格局;其次在于他是一位革命者，在“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甚囂塵上的1990年代，查韋斯始終站在底層民眾的立場上，不僅打破了新自由主義的迷夢，而且讓傳統的社會主義理想煥發出了新的光彩;再次則在于查韋斯所具有的個人魅力，不畏強權的個性，桀驁不遜的語言，以及傳奇般的人生經歷，都使查韋斯突破了一個政治領袖的簡單形象，而具備一種super star的氣質。這三者緊密結合在一起，讓查韋斯成為一個無可替代的政治形象。

　　1、 從貧民子弟到總統

　　1954年7月28日，查韋斯生于巴里納斯州的薩瓦內塔。他的父母都是小學校教師，他是第二個兒子。查韋斯和他的5名兄弟姐妹在一棟茅草屋里長大。年幼時，查韋斯與他的哥哥一同被送至薩巴內塔與他們的祖母居住。“我是一個來自委內瑞拉南方的農家子弟，”查韋斯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時說，“小時候，我住在用棕櫚樹搭建的房子里，房間的地板就是泥土地，……貧苦使我們尋找一切可以謀生的途徑!”在那里，查韋斯學會了種植玉米，幫祖母打掃庭院，還與他的兄弟一起采摘水果，拿去叫賣，那時他們生活的目標就是擺脫貧困。在查韋斯的童年和少年時期，這些艱辛生活在他的內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幸運的是，查韋斯上了當地唯一一所小學，而當時委內瑞拉的文盲率為23%，一些落后地區甚至達到40%，公共教育系統極為落后。

　　在17歲時，查韋斯進入委內瑞拉軍事學院，在1975年獲得軍事學和工程學的學位，以候補中尉的身份服兵役，此后查韋斯被批準前往卡拉卡斯的西蒙·玻利瓦爾大學研讀政治學，但最后并沒有獲得文憑。在結束學習后，查韋斯進入軍中正式服役。

　　委內瑞拉盛產石油，是世界第五大石油出口國，擁有西半球最大的石油儲量。但是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長期掌握在美國及其扶持的精英分子控制的政府中。對于美國來說，委內瑞拉是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的第四大石油進口國，相對于中東地區，來自委內瑞拉的石油既便捷，也較少受到戰事的影響，于是通過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形式加以控制。對于委內瑞拉來說，雖然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但其底層民眾卻生活在貧困的生活中。可以說這一問題構成了委內瑞拉社會最根本的矛盾。

　　1988年當選的委內瑞拉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曾于1973年當選總統，當時他批評美國貪得無厭，大膽推行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并將殼牌石油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等外國公司收歸國有，1988年大選時，他也以民族主義經濟政策相號召，并順利當選總統。但此時委內瑞拉正處于經濟衰退之中，佩雷斯上任后，發現自己面臨著嚴重的財政與債務危機，于是他的政治立場與經濟政策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他制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計劃，削減福利，放開物價，委內瑞拉窮人的利益受到了更大的損害。這一改革激起了委內瑞拉社會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甚至軍隊內部也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

　　1992年2月4日深夜，查韋斯中校發動政變，他指揮6000名士兵進入首都加拉加斯市區，攻擊并占領市內的主要軍事和通訊設施。剛剛入睡的總統佩雷斯被國防部長的電話驚醒，得知發生政變后，迅速通過一條秘密通道趕到總統府。此時政變的部隊正在攻擊總統府，查韋斯在位于一家歷史博物館的總部指揮戰斗。佩雷斯在電視臺發表演講，呼吁全國人民的支持。查韋斯未能占領總統府，在政變12小時后，他答應投降，條件是允許他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查韋斯出現在千家萬戶的電視上，他頭戴具有標志性的傘兵貝雷帽，呼吁同伴停止戰斗，“我們無法實現事先制定的軍事目標”，但他強調，他們只是“暫時地”失敗了。這次講話讓他成為許多貧窮的委內瑞拉人心目中的英雄，越來越受到窮人的歡迎，他也成為委內瑞拉最具號召力的政治人物。

　　政變失敗后，查韋斯隨即被投入監獄，經過兩年的監禁，查韋斯于1994年被新任總統拉斐爾·卡爾德拉特赦。被釋放后，查韋斯先是創建了他的政黨“第五共和國運動”，后又去古巴會見卡斯特羅，并在墨西哥宣布將參加委內瑞拉大選。對于查韋斯來說，會見卡斯特羅，前往墨西哥，不僅具有政治意義，而且具有象征意義。卡斯特羅和古巴是拉丁美洲社會主義的堡壘和象征，也是對抗美國經濟控制的重要政治力量。而墨西哥，此時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以印第安原住民為主的薩帕塔解放軍發動起義，反對墨西哥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反對美國倡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要求實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薩帕塔游擊隊未能擊垮政府軍與新自由主義，卻贏得了極高的國際聲譽，他們的發言人是神秘的副司令馬科斯。應馬科斯的邀請，查韋斯參加了薩帕塔印第安人從恰帕斯州到墨西哥城的長途游行，并發表演講，他表示自己當選總統后將會反對新自由主義。

　　赦免查韋斯的總統卡爾德拉，也和前總統佩雷斯一樣，開始時力圖推行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是當經濟出現危機，資本紛紛外逃時，他不得不背棄競選宣言，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談判，與國內的精英集團合作，推行私有化的政策，削減公共福利，他的政策同樣遭到了民眾的強烈反對，群眾走向街頭抗議，暴力沖突不斷。與此同時，查韋斯提出了一整套反腐敗、反貧困的競選綱領，他以獨特的魅力和出眾的口才，贏得了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支持。與查韋斯同時參加競選的，一位是伊雷內·賽斯，她曾當選環球小姐，后當選為查考市市長，但不被人們看好，另一位是曾就讀于耶魯大學的企業家恩里克·薩拉斯·羅梅爾，他在擔任卡拉沃沃州州長期間曾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受到中上階層的一致支持，也受到傳統政黨民主行動黨與基督教社會黨的聯手支持。

　　1998年12月6日，委內瑞拉大選揭曉，查韋斯以56.2%的得票率獲勝，當選委內瑞拉歷史上最年青的總統，這也是委內瑞拉歷史上最高的總統候選人得票率。

　　2、穿越重重危機

　　在1999年就職總統后，查韋斯便開始了政策上的轉變。在查韋斯執政下的委內瑞拉社會，從自由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原則，迅速轉變為準社會主義的收入重新分配和社會福利計劃。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石油企業的轉變。在查韋斯之前，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大多控制在美國及本國上層精英手中，該國的石油政策是在為美國利益而不是在為委內瑞拉的利益服務，是在為本國的少數精英階層及大資本服務，而不是在為全國大多數的民眾服務。

　　在石油問題上，最關鍵的問題是兩個，一個是產量與價格，一個是石油企業的所有權問題。在傾向于美國及本國資本階層的人看來，石油企業應該加大產量，壓低價格，以便為美國輸送大量便宜的石油資源，也為本國資本家賺取更多利潤，在所有權問題上，他們則重視企業的“私有化”——允許本國及外國資本進入。而在更注重民族利益與民眾利益的人看來，石油企業應當控制產量，抬高價格，在所有權問題上，則強調石油產業的“國有化”，以便為本國民眾謀取根本與長遠的利益。圍繞石油企業的權力爭奪，既是美國與委內瑞拉的博弈，也是委內瑞拉國內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的博弈。

　　查韋斯在擔任總統后不久，頒布了一份新憲法草案，并得到了公眾的認可。該憲法的一項關鍵條款就是禁止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私有化，同時查韋斯努力加強歐佩克的團結，目的是提高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到2005年，國際市場的原油已達至59美元的高位。查韋斯的改革獲得了大量的稱贊，也招致大量的批評。許多委內瑞拉人也對他抱持著反感，尤其是社會的上層和中上階級。查韋斯與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對抗也在不斷升級。2011年12月，委內瑞拉的企業因為反對《碳氫化合物法》而發動了一場停工斗爭，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總裁伊凱普羅·拉梅達徹底否定政府的能源政策，因而被查韋斯解除職務，拉梅達也批評查韋斯試圖將公司政治化，公司的經理層對這一人事變動極為不滿，查韋斯采取了對抗性的政策，解雇了那些反對自己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雇員。

　　企業家的停工，政治反對派的推波助瀾，以及美國及精英人物的幕后策劃，終于在2012年4月釀成了一場反對查韋斯的政變。4月11日，反對派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抗議游行，有10萬到20萬人涌向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總部，繼而又奔向總統府。游行基本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但曾把加拉加斯的主要街道封鎖幾小時之久。約翰·皮爾格在他拍攝的紀錄片《是誰在與民主為敵》中，揭示了反對派的伎倆，他們組織的游行隊伍向支持查韋斯的游行者開槍，后者立即還擊。可在當時的電視畫面上，人們只看到支持查韋斯的隊伍在向橋下開槍(橋下其實并無人群)，而并沒有展示占據制高點向橋上射擊的反查韋斯的人員。這一蒙蔽真相的畫面為反對派制造了借口，也掀起了反查韋斯的更大聲浪。在一片混亂之中，一群高級軍官宣稱必須阻止更大的傷亡，他們拒絕接受查韋斯繼續擔任總統，很快軍方宣布查韋斯已經辭職，任命佩雷羅·卡莫納擔任過渡政府的首腦。

　　查韋斯的政治生涯面臨空前的危機，但正是在這個時刻，顯示出了他巨大的政治能量，成千上萬的查韋斯支持者從貧民區趕來，將總統府圍得水泄不通，另一部分高級軍官發表宣言支持查韋斯。更為重要的是，查韋斯在事前得知了可能發生政變的情報，他將一支忠于自己的傘兵部隊藏匿在總統府的地下室。在政變時，部隊的指揮官何塞·巴杜艾爾給卡莫納打去電話，說士兵們“實際上就藏在你的椅子下面。你根本就是查韋斯先生的人質。”他要求在24小時之內釋放查韋斯。此時查韋斯被囚禁在一座小島上，在支持者的抗爭下，反對查韋斯的政變很快失敗，4月14日，查韋斯重返總統府。

　　如果說查韋斯在最初執掌政權時，對美國及委內瑞拉上層在政治上尚不無妥協，以致有的美國觀察家指出，“不要看他說什么，要看他做什么”，那么在“四月政變”之后，查韋斯開始更堅定地推行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面對仍在發酵的停工風波，他毫不猶豫地解雇了一大批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經理層，最終查韋斯獲得了勝利，停工在2003年2月終止。查韋斯也開始將石油收入中的更大份額用來資助社會項目，以改善貧窮人群的醫療、教育等各方面的條件。

　　在拉丁美洲，以政變的方式更換領導人，以推行更有利于本國的政策，是美國慣用的方式，智利總統阿連德就是一位被推翻的左翼領導人。查韋斯之所以能夠在政變中奇跡般地扭轉局勢，既來自于他的政策受到普通民眾的擁護與支持，也是由于他在政府與軍隊中有一批堅定的支持者，還由于他本人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勇氣與技巧，在與強大的境內外敵人斗爭的過程中，他必須不斷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查韋斯的第二任總統任期本應在2007年結束，但是反對派并不甘心失敗，在2004年他們又掀起一場罷免查韋斯總統職務的國民公投。委內瑞拉的憲法條款要求，必須收集20%選民的簽名才能發起罷免公投。2003年11月，反對派收集了一次連署，在短短4天內收集了高達360萬份簽名。反對派指控查韋斯政府借由給予非法移民和難民們公民權，來提升連署的門檻，選民注冊人數在公民投票前提升了200萬人，使得發起罷免公投所需的門檻大幅提升。許多報道也指稱查韋斯政府對公開郵寄連署簽名的人施加懲罰。最后，反對派的領導人向國家選舉委員會遞交2,436,830份有效的簽署后，國家選舉委員會在2004年6月8日宣布召開罷免公投。查韋斯和其政治聯盟也開始動員選民投下“否”的選項。

　　罷免投票在2004年8月15日舉行，查韋斯的支持者從他們的貧民區趕來支持他們的總統。索薩在《彼岸潮涌》中描述了民眾踴躍投票的情景：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些投票點上，兩公里長的選民隊伍秩序井然，有人半夜起身等候，有人排隊達4小時至12小時之久。為保證投票的公正廉潔，每一個選民都必須留下指紋，投票工作不得不延續至深夜。在首都加拉加斯，當一位排隊的選民被采訪時，他興奮地說：“一個總統有能力喚起人民清晨三點起床等候投票，這是頭一次，我們要給布什一點顏色看看!”在西南部圣克利斯托瓦爾市，一位排隊等候的婦女快活地說：“今天早晨連石頭都會起床去投票，連石頭都會的!”八十歲的老人馬爾馬·克羅埃斯也拄著拐杖耐心等候表達屬于自己的莊嚴權利：“我不到6點就來了，這是為祖國做的犧牲。”

　　在此次公投之前，查韋斯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阿根廷著名球星馬拉多納在致查韋斯的信中說，“在委內瑞拉人民正經歷的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我謹以此信表達我對您最深刻的敬意和最真誠的支持，毫無疑問，貴國人民將對您在關乎祖國命運的斗爭中所表現出的愛國者的勇氣和膽量表示支持。……總統先生，對您在抵抗帝國主義威脅、旨在使委內瑞拉人民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尊嚴的斗爭中所表現出的驚人力量和所做出的巨大推動，我只能以作為一個拉丁美洲兄弟的深深自豪作答。”

　　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等幾十位世界著名知識分子、藝術家也聯名發表宣言支持查韋斯，其中寫道：“烏戈·查韋斯已經成為占這個國家大多數的窮人利益的捍衛者……正因為如此，我們再次聲明：假如我們是委內瑞拉人，我們將在8月15日投票支持烏戈·查韋斯。”

　　這次公投的結果是，有59%的選票投下了“否”的選項。卡特中心的觀察則認為這次選舉是公正的，查韋斯獲得了勝利。此后，2006年12月3日，查韋斯以63%的得票率再次當選總統，成功連任。2012年10月8日，查韋斯在大選中擊敗反對黨候選人恩里克·卡普利萊斯·拉東斯基，第四次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但是他尚未來得及宣誓就職，便因患病住進了醫院，直至逝世。

　　3、挑戰“華盛頓共識”

　　查韋斯在執掌政權后，不僅在國內執行傾向于窮苦民眾的政策，而且在國際上也顛覆了委內瑞拉原有的外交傳統，由親美轉變為反美，奉行一種更加獨立自主的政策。他反對“華盛頓共識”，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區”，而主張拉美國家之間的聯合，擴大拉美國家的自主權。

　　在這方面，最關鍵的是查韋斯與古巴卡斯特羅的合作。古巴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遭到美國的制裁與禁運，查韋斯與卡斯特羅的合作，不禁打破了美國孤立古巴的政策，而且與古巴一道倡導拉美國家的獨立，在政治上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查韋斯掌握了政權后，很快與古巴達成了協議，委內瑞拉以較低的價格向古巴出口石油，換取古巴派遣醫生、教師等人員奔赴委內瑞拉貧苦地區，提高當地人民的醫療與教育水平。

　　石油是查韋斯手中的戰略武器，他不僅與古巴合作，也和巴西、烏拉圭、哥倫比亞等國合作，查韋斯希望與拉美諸國共同創建一家“南方石油公司”，這一公司將打破跨國資本對拉美地區石油工業的控制，同時石油創造出來的財富將被用于社會項目，促進公共事業的發展，擴大群眾的就業。在2002年10月的巴西大選中，盧拉作為勞工黨候選人參加競選并獲勝，查韋斯立刻向盧拉表示祝賀，并向盧拉贈送了一份特殊的禮物——西蒙·玻利瓦爾佩劍的復制品。盧拉同樣出身于底層家庭，很小的時候他就上街給人擦皮鞋或賣花生，經歷過艱難的生活，后來他曾長期從事工會的組織斗爭，他當選總統后并不像查韋斯那樣咄咄逼人，但也改變了此前政府施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并致力于為窮國謀求更好的貿易條件，加強南方國家的政治與經濟聯系，這讓他成為查韋斯的天然盟友。

　　阿根廷也曾經歷過將國有石油公司私有化的進程，2003年新任職的總統基什內爾在立場上與查韋斯有較大的差異，但經濟形勢也迫使他采取措施干預市場，向查韋斯的能源政策靠攏，并展開了積極的合作。在烏拉圭，2004年，出身于工人階級社區的巴斯克斯當選總統，而曾組織工人運動的何塞·穆希卡則當選參議院議長，他們也開始遠離美國，采取一種中左的政治與經濟立場。此外，在厄瓜多爾、哥倫比亞，查韋斯也通過印第安人運動與當地保持了一種友好的關系，而在玻利維亞，查韋斯則擁有一位重要的盟友——2005年12月當選的總統莫拉萊斯，他是玻利維亞歷史上第一位當選總統的印第安人，他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提出激烈的批評，他指出，“人類的最大敵人就是資本主義”，而玻利維亞將加入“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斗爭之中!”

　　查韋斯不僅在拉美建立了一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同盟，而且在國際舞臺上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他在2005年聯合國的世界高峰會上指責新自由主義，指出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移除貿易障礙和“私有化”是造成發展中國家貧窮的原因。他同時宣傳他所創立的貿易模式——“美洲玻利瓦爾國家替代”計劃，該計劃旨在建立一個類似于歐盟的組織，實現拉美、加勒比地區國家經貿合作一體化，并對美國主導下的美洲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抵制。

　　查韋斯毫不掩飾他對美國政策的批評，不斷譴責美國對于伊拉克、海地的外交政策和“美洲自由貿易區”計劃，他描述他的目標是要對抗新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但是2005年底卡特里娜颶風摧殘了美國的墨西哥灣沿岸地區后，查韋斯政府是第一個表示愿意提供援助的外國政府，布什政府拒絕了他的援助。

　　由于查韋斯毫無顧忌地挑戰美國和委內瑞拉精英的利益，一些公共人物甚至呼吁對查韋斯進行刺殺。最值得注意的美國福音派牧師帕特·羅伯遜，他在電視節目中公開聲稱，“認定我們要刺殺他，我認為咱們不如干脆就這么干”他認為查韋斯是美國的“巨大威脅”，有可能變成“共產主義滲透和穆斯林極端主義蔓延的踏板”，他說刺殺“可比打一仗便宜許多!”，其他曾呼吁刺殺查韋斯的，還有委內瑞拉演員奧蘭多·烏達內塔，以及委內瑞拉前總統佩雷斯。查韋斯也說，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曾提醒他小心美國，“菲德爾常對我說，‘查韋斯，要當心。這些人研制出了技術。你又粗心大意。當心自己的飲食……用一個小針頭給你注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兒’。”

　　2013年3月5日，委內瑞拉副總統馬杜羅向全世界宣布查韋斯去世的消息時，也宣布將對查韋斯的死因進行調查，“馬杜羅在當天上午召開的政府成員和軍隊高層會議上說，查韋斯所患的癌癥很可能是美國發動的‘科技攻擊’引起的，政府將成立專門科學委員會調查查韋斯的病因。查韋斯2011年曾表示，拉美多位左翼領導人身患癌癥，很有可能是美國利用其掌握的先進生化技術向這些領導人下了毒手。”

　　現在我們尚無法得知查韋斯的真實死因，但查韋斯無疑犧牲在了與不義斗爭的最前線。查韋斯雖然逝去了，但他的名字作為一種象征與精神力量，將會永遠鼓勵著人們為公平正義而斗爭，正如拉美歷史上偉大的英雄玻利瓦爾、何塞·馬蒂、切·格瓦拉一樣，也正如卡斯特羅在紀念文章《我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中所說的：

　　“無人會懷疑他是多么的偉大。

　　直到最后的勝利，無法忘懷的朋友。”

　　(本文主要參考和直接引用了尼古拉斯·科茲洛夫著、李致用譯《烏戈·查韋斯——石油、政治以及對美國的挑戰》、索薩《彼岸潮涌》、約翰·皮爾格的紀錄片《是誰在與民主為敵》，以及網絡上的相關資料，未一一注明，特此一并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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